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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是奇怪的东西。拿差别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些特殊的词汇。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我认识毛先生还是三年前的事。我们俩初次见面的光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懂他的话，所以十分注意地听他自己解释，因而附带地也记住了当时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话，可不是因为他不会说国语。他的国语就是经国语推行委员会考试也得公公道道的给八十分。我听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话写一篇小说，极精美的印出来，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那正是个晴美的秋天，树叶刚有些黄的；蝴蝶们还和不少的秋花游戏着。这是那种特别的天气：在屋里吧，作不下工去，外边好象有点什么向你招手；出来吧，也并没什么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觉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这么进退两难，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飞到那蓝色的空中去；继而一想，飞到那里又干什么呢？立起来，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边的小蝴蝶那样飞起去又落下来。秋光把人与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样好了。
最后，我决定出去看个朋友，仿佛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谅自己似的。来到街上，我还没有决定去找哪个朋友。天气给了我个建议。这样晴爽的天，当然是到空旷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学去找老梅，因为大学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园。
从楼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里呢：他屋子的窗户都开着，窗台上还晒着两条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声，他登时探出头来，头发在阳光下闪出个白圈儿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连蹦带跳地上了楼。不仅是他的屋子，楼上各处的门与窗都开着呢，一块块的阳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觉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门口迎接我。他蹋拉着鞋片，穿着短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没有功课。
“好天气？！”我们俩不约而同的问出来，同时也都带出赞美的意思。
屋里敢情还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认识。
老梅的手在我与那位的中间一拉线，我们立刻郑重地带出笑容，而后彼此点头，牙都露出点来，预备问“贵姓”可是老梅都替我们说了：“——君；毛博士。”我们又彼此嗞了嗞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着窗，斜向屋门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们俩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这位博士，我想。
一边和老梅闲扯，我一边端详这位博士。这个人有点特别。他“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该怎样的就全怎样，例如手绢是在胸袋里掖着，领带上别着个针，表链在背心的下部横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过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显然是曾经换过掌儿。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为谁许下了愿，发誓洋装三年似的；手绢必放在这儿，领带的针必别在那儿，都是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条律。他不使人觉到穿西服的洋味儿，而令人联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强劲儿。
他的脸斜对着屋门，原来门旁的墙上有一面不小的镜子，他是照镜子玩呢。他的脸是两头翘，中间洼，象个元宝筐儿，鼻子好象是睡摇篮呢。眼睛因地势的关系——在元宝翅的溜坡上——也显着很深，象两个小圆槽，槽底上有点黑水；下巴往起翘着，因而下齿特别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齿顶得你出不来我进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说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责任洋服，可又不怎么带劲。脖子上安着那个元宝脑袋，脑袋上很负责地长着一大堆黑头发，过度负责地梳得光滑。
他照着镜子，照得有来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赏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别。他是背着阳光，所以脸的中部有点黑暗，因为那块十分的低洼。一看这点洼而暗的地方，我就赶紧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阴了天。这位博士把那么晴好的天气都带累得使人怀疑它了。这个人别扭。
他似乎没心听我们俩说什么，同时他又舍不得走开；非常地无聊，因为无聊所以特别注意他自己。他让我想到：这个人的穿洋服与生活着都是一种责任。
我不记得我们是正说什么呢，他忽然转过脸来，低洼的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仿佛向心里找点什么。及至眼又睁开，他的嘴刚要笑就又改变了计划，改为微声叹了口气，大概是表示他并没在心中找到什么。他的心里也许完全是空的。“怎样，博士？”老梅的口气带出来他确是对博士有点不敬重。
博士似乎没感觉到这个。利用叹气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仿佛天气很热似的。“牺牲太大了！”他说，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脚伸出很远去。
“哈佛的博士，受这个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开心呢。
“真哪！”博士的语声差不多是颤着：“真哪！一个人不该受这个罪！没有女朋友，没有电影看，”他停了会儿，好象再也想不起他还需要什么——使我当时很纳闷，于是总而言之来了一句：“什么也没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样洼，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泪来；他千真万确地是很难过。
“要是在美国？”老梅又帮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电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电影，大概他心里没什么了。我想。我试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戏好啊，倒可以看看。”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来：“听外国朋友说，中国戏野蛮！”
我们都没了话。我有点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议去洗澡；城里新开了一家澡堂，据说设备得很不错。我本是约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声，他既是在这儿，况且又那么寂寞。
博士摇了摇头：“危险哪！”
我又胡涂了；一向在外边洗澡，还没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里多么脏！”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国，只有上海。
“此地与上海不同，”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些。
“可是中国还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他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顺眼——嘴差点碰到脑门，鼻子完全陷进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国？”老梅是有点故意开玩笑。“真哪！”博士又郑重起来：“美国家家有澡盆，美国的旅馆间间房子有澡盆！要洗，哗——一放水：凉的热的，随意对；要换一盆，哗——把陈水放了，从新换一盆，哗——”他一气说完，每个“哗”字都带着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国的自来水龙头。最后他找补了一小句：“中国人脏得很！”
老梅乘博士“哗哗”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博士先走出去，说了一声“再见哪”说得非常地难听，好象心里满蓄着眼泪似的。他是舍不得我们，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国”澡堂去，无论是多么干净！
等到我们下了楼，走到院中，我看见博士在一个楼窗里面望着我们呢。阳光斜射在他的头上，鼻子的影儿给脸上印了一小块黑；他的上身前后地微动，那个小黑块也忽长忽短地动。我们快走到校门了，我回了回头，他还在那儿立着；独自和阳光反抗呢，仿佛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里，老梅有几次要提说毛博士，我都没接碴儿。他对博士有点不敬，我不愿意被他的意见给我对那个人的印象染上什么颜色，虽然毛博士给我的印象并不甚好。我还不大明白他，我只觉得他象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不完全象中国人，也不完全象外国人。他好象是没有根儿。我的观察不见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来帮忙；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觉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龙生九种，种种各别”的那种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个机会。老梅托我给代课。老梅是这么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怎样布置的，每学期中他总得请上至少两三个礼拜的假。这一回是，据他说，因为他的大侄子被疯狗咬了，非回家几天不可。
老梅把钥匙交给了我，我虽不在他那儿睡，可是在那里休息和预备功课。
过了两天，我觉出来，我并不能在那儿休息和预备功课。只要我一到那儿，毛博士就象毛儿似的飞了来。这个人寂寞。有时候他的眼角还带着点泪，仿佛是正在屋里哭，听见我到了，赶紧跑过来，连泪也没顾得擦。因此，我老给他个笑脸，虽然他不叫我安安顿顿地休息会儿。
虽然是菊花时节了，可是北方的秋晴还不至于使健康的人长吁短叹地悲秋。毛博士可还是那么忧郁。我一看见他，就得望望天色。他仿佛会自己制造一种苦雨凄风的境界，能把屋里的阳光给赶了出去。
几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语了。他有这个好处：他能满不理会别人怎么向他发楞。谁爱发楞谁发楞，他说他的。他不管言语本是要彼此传达心意的；跟他谈话，我得设想着：我是个留声机，他也是个留声机；说就是了，不用管谁明白谁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开玩笑呢，谁能和个留声机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样吧，我总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该这样。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与听戏。出去走走总该行了。“怎能一个人走呢？真！”博士又叹了口气。
“一个人怎就不能走呢？”我问。
“你总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没这么胡涂过。
“一个人去走！”他的眼睛，虽然那么洼，冒出些火来。“我陪着你，那么？”
“你又不是女人，”他叹了口长气。
我这才明白过来。
过了半天，他又找补了一句：“中国人太脏，街上也没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转了弯。“找朋友吃小馆去，打网球去；或是独自看点小说，练练字”我把销磨光阴的办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责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他的回答倒还一致，一句话抄百宗：没有女人，什么也不能干。
“那么，找女人去好啦！”我看准阵式，总攻击了。“那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牺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胡涂炮。
“嗯？”也好，我倒有机会练习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阵。
“你得给她买东西吧？你得请她看电影，吃饭吧？”他好象是审我呢。
我心里说：“我管你呢！”
“当然得买，当然得请。这是美国规矩，必定要这样。可是中国人穷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个月拿二百块洋钱——我得要求加薪！——哪里省得出这一笔费用？”他显然是说开了头，我很注意地听。“要是花了这么一笔钱，就顺当地订婚、结婚，也倒好喽，虽然订婚要花许多钱，还能不买俩金戒指么？金价这么贵！结婚要花许多钱，蜜月必须到别处玩去，美国的规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钢丝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发是必要的，钢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国地毯还好，连美国人也喜爱它！这得用几多钱？这还是顺当的话，假如你花了许多钱买东西，请看电影，她不要你呢？钱不是空花了？美国常有这种事呀，可是美国人富哇。拿哈佛说，男女的交际，单讲吃冰激凌的钱，中国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没有往下说，大概是把话头忘了；也许是被“中国”气迷糊了。
我对这个人没办法。他只好苦闷他的吧。
在老梅回来以前，我天天听到些美国的规矩，与中国的野蛮。还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还有许多中国人，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对于上海，他有点害怕：野鸡、强盗、杀人放火的事，什么危险都有，都是因为有中国人——而不是因为有租界。他眼中的中国人，完全和美国电影中的一样。“你必须用美国的精神作事，必须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谈到高兴的时候——还算好，他能因为谈讲美国而偶尔地笑一笑——老这样嘱咐我。什么是美国精神呢？他不能简单地告诉我。他得慢慢地讲述事实，例如家中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园，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里的温度在七十以上，女人们好看，客厅必有地毯我把这些事都串在一处，还是不大明白美国精神。
老梅回来了，我觉得有点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气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来，我不能天天见他了。这也不能怨老梅。本来吗，咬他的侄子的狗并不是疯的，他还能不回来吗？
把功课教到哪里交待明白了，我约老梅去吃饭。就手儿请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国”式的交际呢，还是他舍不得钱。
他不去。可是善意地辞谢：“我们年青的人应当省点钱，何必出去吃饭呢，我们将来必须有个小家庭，象美国那样的。钢丝床、澡盆、电炉，”说到这儿，他似乎看出一个理想的小乐园：一对儿现代的亚当夏娃在电灯下低语。“沙发，两人读着结婚的爱，那是真正的快乐，真哪！现在得省着点”
我没等他说完，扯着他就走。对于不肯花钱，是他有他的计划与目的，假如他的话是可信的；好了，我看看他享受一顿可口的饭不享受。
到了饭馆，我才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点菜，他不懂中国菜。“美国也有很多中国饭铺，真哪。可是，中国菜到底是不卫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约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个！”
我真有心告诉他，把他的姓改为“毛尔”或“毛利司”岂不很那个？可是没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来了，毛博士吃得确不带劲。他的洼脸上好象要滴下水来，时时的向着桌上发楞。老梅又开玩笑了：“要是有两三个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地醒过来：“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
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两个人炖一只鸡吃吃，真惬意！”“也永远不请客？”老梅是能板着脸装傻的。
“美国人不象中国人这样乱交朋友，中国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爱惜时间，不行的！”毛博士指着脸子教训老梅。
我和老梅都没挂气；这位博士确是真诚，他真不喜欢中国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国，最大的牺牲，可是没法儿改善。他只能厌恶中国人，而想用全力组织个美国式的小家庭，给生命与中国增点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国精神就象是他所形容的那样，但是他所看见的那些，他都虔诚地信奉，澡盆和沙发是他的神。我也想到，设若他在美国就象他在中国这样，大概他也是没看见什么。可是他的确看见了美国的电影园，的确看见了中国人不干净，那就没法办了。
因此，我更对他注意了。我决不会治好他的苦闷，也不想分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
虽然不给老梅代课了，可还不断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时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里坐坐。
博士的屋里没有多少东西。一张小床，旁边放着一大一小两个铁箱。一张小桌，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点文具，都是美国货。两把椅子，一张为坐人，一张永远坐着架打字机。另有一张摇椅，放着个为卖给洋人的团龙绣枕。他没事儿便在这张椅上摇，大概是想把光阴摇得无可奈何了，也许能快一点使他达到那个目的。窗台上放着几本洋书。墙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几张在美国照的像片。屋里最带中国味的东西便是毛博士自己，虽然他也许不愿这么承认。
到他屋里去过不是一次了，始终没看见他摆过一盆鲜花，或是贴上一张风景画或照片。有时候他在校园里偷折一朵小花，那只为插在他的洋服上。这个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创造一个人为的，美国式的，暖洁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设若这个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实现了，他必定放着窗帘，就是外面的天色变成紫的，或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他也没那么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与他那点美国精神，宇宙一切并不存在。
在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个。我们的谈话限于金钱、洋服、女人、结婚、美国电影。有时候我提到政治，社会的情形、文艺，和其他的我偶尔想起或哄动一时的事，他都不接碴儿。不过，设若这些事与美国有关系，他还肯敷衍几句，可是他另有个说法。比如谈到美国政治，他便告诉我一件事实：美国某议员结婚的时候，新夫妇怎样的坐着汽车到某礼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维持秩序，因为教堂外观者如山如海！对别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术、和无论什么，都是结婚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光华方面的附属物。至于中国，中国还有政治、艺术、社会问题等等？他最恨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不好，当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对中国电影最不满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搂紧了热吻。
几年的哈佛生活，使他得到那点美国精神，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难道他不是生在中国？他的家庭不是中国的？他没在中国——在上美国以前——至少活了二十来岁？为什么这样不明白不关心中国呢？
我试探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学与作事的经验哼！他的嘴比石头子儿还结实！这就奇怪了，他永远赶着别人来闲扯，可是他又不肯说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点来：这位博士并不象我所想的那么简单。即使他是简单，他的简单必是另一种。他必是有一种什么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简单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松了嘴，我只好从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问到他个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脸。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他的脸并没完全闲着。他一定不是个坏人，他的脸出卖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没能完全胜过他的简单，可是他必须要深密。或者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为毛博士了；要不然，还有什么活头呢。人必须有点什么抓得住自己的东西。有的人把这点东西永远放在嘴边上，有的人把它永远埋在心里头。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国精神与理想的小家庭是挂在嘴边上的，可是在这后面，必是在这“后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脸，在我试问他的时候，好象特别的洼了。从那最洼的地方发出一点黑晦，慢慢地布满了全脸，象片雾影。他的眼，本来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时便更往深处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远挤着的牙轻轻咬那么几下，耳根有点动，似乎是把心中的事严严地关住，唯恐走了一点风。然后，他的眼忽然发出些光，脸上那层黑影渐渐地卷起，都卷入头发里去。“真哪！”他不定说什么呢，与我所问的没有万分之一的关系。他胜利了，过了半天还用眼角撩我几下。只设想他一生下来便是美国博士，虽然是简截的办法，但是太不成话。问是问不出来，只好等着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张椅上摇着玩，而一点别的不干。
光阴会把人事筛出来。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见着老梅，我当然希望也见到那位苦闷的象征。可是博士并没露面。
我向外边一歪头“那位呢？”
“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老梅说。
“怎么了？”
“据别人说，他要辞职，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晓得，他不和别人谈私事。”
“别人都怎说来？”我确是很热心的打听。
“他们说，他和学校订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几年？”
“我们都没合同，学校只给我们一年的聘书。”“怎么单单他有呢？”
“美国精神，不订合同他不干。”
整象毛博士！
老梅接着说：“他们说，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虽然学校是中国人办的。博士大概对中国文字不十分信任。他们说，合同订得是三年之内两方面谁也不能辞谁，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减薪。双方签字，美国精神。可是，干了一年——这不是快到暑假了吗——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假后就不来了。”
“呕，”我的脑子转了个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时候是美国精神，不守合同的时候便是中国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于刻薄。
可是他这句话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来。老梅也许是顺口地这么一说，可是正说到我的心坎上。“学校呢？”我问。“据他们说，学校拒绝了他的请求；当然，有合同嘛。”“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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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是奇怪的东西。拿差别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些特殊的词汇。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我认识毛先生还是三年前的事。我们俩初次见面的光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懂他的话，所以十分注意地听他自己解释，因而附带地也记住了当时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话，可不是因为他不会说国语。他的国语就是经国语推行委员会考试也得公公道道的给八十分。我听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话写一篇小说，极精美的印出来，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那正是个晴美的秋天，树叶刚有些黄的；蝴蝶们还和不少的秋花游戏着。这是那种特别的天气：在屋里吧，作不下工去，外边好象有点什么向你招手；出来吧，也并没什么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觉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这么进退两难，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飞到那蓝色的空中去；继而一想，飞到那里又干什么呢？立起来，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边的小蝴蝶那样飞起去又落下来。秋光把人与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样好了。
最后，我决定出去看个朋友，仿佛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谅自己似的。来到街上，我还没有决定去找哪个朋友。天气给了我个建议。这样晴爽的天，当然是到空旷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学去找老梅，因为大学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园。
从楼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里呢：他屋子的窗户都开着，窗台上还晒着两条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声，他登时探出头来，头发在阳光下闪出个白圈儿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连蹦带跳地上了楼。不仅是他的屋子，楼上各处的门与窗都开着呢，一块块的阳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觉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门口迎接我。他蹋拉着鞋片，穿着短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没有功课。
“好天气？！”我们俩不约而同的问出来，同时也都带出赞美的意思。
屋里敢情还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认识。
老梅的手在我与那位的中间一拉线，我们立刻郑重地带出笑容，而后彼此点头，牙都露出点来，预备问“贵姓”可是老梅都替我们说了：“——君；毛博士。”我们又彼此嗞了嗞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着窗，斜向屋门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们俩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这位博士，我想。
一边和老梅闲扯，我一边端详这位博士。这个人有点特别。他“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该怎样的就全怎样，例如手绢是在胸袋里掖着，领带上别着个针，表链在背心的下部横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过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显然是曾经换过掌儿。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为谁许下了愿，发誓洋装三年似的；手绢必放在这儿，领带的针必别在那儿，都是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条律。他不使人觉到穿西服的洋味儿，而令人联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强劲儿。
他的脸斜对着屋门，原来门旁的墙上有一面不小的镜子，他是照镜子玩呢。他的脸是两头翘，中间洼，象个元宝筐儿，鼻子好象是睡摇篮呢。眼睛因地势的关系——在元宝翅的溜坡上——也显着很深，象两个小圆槽，槽底上有点黑水；下巴往起翘着，因而下齿特别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齿顶得你出不来我进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说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责任洋服，可又不怎么带劲。脖子上安着那个元宝脑袋，脑袋上很负责地长着一大堆黑头发，过度负责地梳得光滑。
他照着镜子，照得有来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赏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别。他是背着阳光，所以脸的中部有点黑暗，因为那块十分的低洼。一看这点洼而暗的地方，我就赶紧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阴了天。这位博士把那么晴好的天气都带累得使人怀疑它了。这个人别扭。
他似乎没心听我们俩说什么，同时他又舍不得走开；非常地无聊，因为无聊所以特别注意他自己。他让我想到：这个人的穿洋服与生活着都是一种责任。
我不记得我们是正说什么呢，他忽然转过脸来，低洼的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仿佛向心里找点什么。及至眼又睁开，他的嘴刚要笑就又改变了计划，改为微声叹了口气，大概是表示他并没在心中找到什么。他的心里也许完全是空的。“怎样，博士？”老梅的口气带出来他确是对博士有点不敬重。
博士似乎没感觉到这个。利用叹气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仿佛天气很热似的。“牺牲太大了！”他说，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脚伸出很远去。
“哈佛的博士，受这个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开心呢。
“真哪！”博士的语声差不多是颤着：“真哪！一个人不该受这个罪！没有女朋友，没有电影看，”他停了会儿，好象再也想不起他还需要什么——使我当时很纳闷，于是总而言之来了一句：“什么也没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样洼，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泪来；他千真万确地是很难过。
“要是在美国？”老梅又帮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电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电影，大概他心里没什么了。我想。我试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戏好啊，倒可以看看。”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来：“听外国朋友说，中国戏野蛮！”
我们都没了话。我有点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议去洗澡；城里新开了一家澡堂，据说设备得很不错。我本是约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声，他既是在这儿，况且又那么寂寞。
博士摇了摇头：“危险哪！”
我又胡涂了；一向在外边洗澡，还没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里多么脏！”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国，只有上海。
“此地与上海不同，”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些。
“可是中国还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他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顺眼——嘴差点碰到脑门，鼻子完全陷进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国？”老梅是有点故意开玩笑。“真哪！”博士又郑重起来：“美国家家有澡盆，美国的旅馆间间房子有澡盆！要洗，哗——一放水：凉的热的，随意对；要换一盆，哗——把陈水放了，从新换一盆，哗——”他一气说完，每个“哗”字都带着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国的自来水龙头。最后他找补了一小句：“中国人脏得很！”
老梅乘博士“哗哗”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博士先走出去，说了一声“再见哪”说得非常地难听，好象心里满蓄着眼泪似的。他是舍不得我们，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国”澡堂去，无论是多么干净！
等到我们下了楼，走到院中，我看见博士在一个楼窗里面望着我们呢。阳光斜射在他的头上，鼻子的影儿给脸上印了一小块黑；他的上身前后地微动，那个小黑块也忽长忽短地动。我们快走到校门了，我回了回头，他还在那儿立着；独自和阳光反抗呢，仿佛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里，老梅有几次要提说毛博士，我都没接碴儿。他对博士有点不敬，我不愿意被他的意见给我对那个人的印象染上什么颜色，虽然毛博士给我的印象并不甚好。我还不大明白他，我只觉得他象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不完全象中国人，也不完全象外国人。他好象是没有根儿。我的观察不见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来帮忙；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觉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龙生九种，种种各别”的那种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个机会。老梅托我给代课。老梅是这么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怎样布置的，每学期中他总得请上至少两三个礼拜的假。这一回是，据他说，因为他的大侄子被疯狗咬了，非回家几天不可。
老梅把钥匙交给了我，我虽不在他那儿睡，可是在那里休息和预备功课。
过了两天，我觉出来，我并不能在那儿休息和预备功课。只要我一到那儿，毛博士就象毛儿似的飞了来。这个人寂寞。有时候他的眼角还带着点泪，仿佛是正在屋里哭，听见我到了，赶紧跑过来，连泪也没顾得擦。因此，我老给他个笑脸，虽然他不叫我安安顿顿地休息会儿。
虽然是菊花时节了，可是北方的秋晴还不至于使健康的人长吁短叹地悲秋。毛博士可还是那么忧郁。我一看见他，就得望望天色。他仿佛会自己制造一种苦雨凄风的境界，能把屋里的阳光给赶了出去。
几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语了。他有这个好处：他能满不理会别人怎么向他发楞。谁爱发楞谁发楞，他说他的。他不管言语本是要彼此传达心意的；跟他谈话，我得设想着：我是个留声机，他也是个留声机；说就是了，不用管谁明白谁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开玩笑呢，谁能和个留声机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样吧，我总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该这样。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与听戏。出去走走总该行了。“怎能一个人走呢？真！”博士又叹了口气。
“一个人怎就不能走呢？”我问。
“你总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没这么胡涂过。
“一个人去走！”他的眼睛，虽然那么洼，冒出些火来。“我陪着你，那么？”
“你又不是女人，”他叹了口长气。
我这才明白过来。
过了半天，他又找补了一句：“中国人太脏，街上也没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转了弯。“找朋友吃小馆去，打网球去；或是独自看点小说，练练字”我把销磨光阴的办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责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他的回答倒还一致，一句话抄百宗：没有女人，什么也不能干。
“那么，找女人去好啦！”我看准阵式，总攻击了。“那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牺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胡涂炮。
“嗯？”也好，我倒有机会练习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阵。
“你得给她买东西吧？你得请她看电影，吃饭吧？”他好象是审我呢。
我心里说：“我管你呢！”
“当然得买，当然得请。这是美国规矩，必定要这样。可是中国人穷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个月拿二百块洋钱——我得要求加薪！——哪里省得出这一笔费用？”他显然是说开了头，我很注意地听。“要是花了这么一笔钱，就顺当地订婚、结婚，也倒好喽，虽然订婚要花许多钱，还能不买俩金戒指么？金价这么贵！结婚要花许多钱，蜜月必须到别处玩去，美国的规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钢丝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发是必要的，钢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国地毯还好，连美国人也喜爱它！这得用几多钱？这还是顺当的话，假如你花了许多钱买东西，请看电影，她不要你呢？钱不是空花了？美国常有这种事呀，可是美国人富哇。拿哈佛说，男女的交际，单讲吃冰激凌的钱，中国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没有往下说，大概是把话头忘了；也许是被“中国”气迷糊了。
我对这个人没办法。他只好苦闷他的吧。
在老梅回来以前，我天天听到些美国的规矩，与中国的野蛮。还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还有许多中国人，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对于上海，他有点害怕：野鸡、强盗、杀人放火的事，什么危险都有，都是因为有中国人——而不是因为有租界。他眼中的中国人，完全和美国电影中的一样。“你必须用美国的精神作事，必须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谈到高兴的时候——还算好，他能因为谈讲美国而偶尔地笑一笑——老这样嘱咐我。什么是美国精神呢？他不能简单地告诉我。他得慢慢地讲述事实，例如家中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园，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里的温度在七十以上，女人们好看，客厅必有地毯我把这些事都串在一处，还是不大明白美国精神。
老梅回来了，我觉得有点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气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来，我不能天天见他了。这也不能怨老梅。本来吗，咬他的侄子的狗并不是疯的，他还能不回来吗？
把功课教到哪里交待明白了，我约老梅去吃饭。就手儿请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国”式的交际呢，还是他舍不得钱。
他不去。可是善意地辞谢：“我们年青的人应当省点钱，何必出去吃饭呢，我们将来必须有个小家庭，象美国那样的。钢丝床、澡盆、电炉，”说到这儿，他似乎看出一个理想的小乐园：一对儿现代的亚当夏娃在电灯下低语。“沙发，两人读着结婚的爱，那是真正的快乐，真哪！现在得省着点”
我没等他说完，扯着他就走。对于不肯花钱，是他有他的计划与目的，假如他的话是可信的；好了，我看看他享受一顿可口的饭不享受。
到了饭馆，我才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点菜，他不懂中国菜。“美国也有很多中国饭铺，真哪。可是，中国菜到底是不卫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约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个！”
我真有心告诉他，把他的姓改为“毛尔”或“毛利司”岂不很那个？可是没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来了，毛博士吃得确不带劲。他的洼脸上好象要滴下水来，时时的向着桌上发楞。老梅又开玩笑了：“要是有两三个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地醒过来：“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
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两个人炖一只鸡吃吃，真惬意！”“也永远不请客？”老梅是能板着脸装傻的。
“美国人不象中国人这样乱交朋友，中国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爱惜时间，不行的！”毛博士指着脸子教训老梅。
我和老梅都没挂气；这位博士确是真诚，他真不喜欢中国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国，最大的牺牲，可是没法儿改善。他只能厌恶中国人，而想用全力组织个美国式的小家庭，给生命与中国增点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国精神就象是他所形容的那样，但是他所看见的那些，他都虔诚地信奉，澡盆和沙发是他的神。我也想到，设若他在美国就象他在中国这样，大概他也是没看见什么。可是他的确看见了美国的电影园，的确看见了中国人不干净，那就没法办了。
因此，我更对他注意了。我决不会治好他的苦闷，也不想分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
虽然不给老梅代课了，可还不断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时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里坐坐。
博士的屋里没有多少东西。一张小床，旁边放着一大一小两个铁箱。一张小桌，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点文具，都是美国货。两把椅子，一张为坐人，一张永远坐着架打字机。另有一张摇椅，放着个为卖给洋人的团龙绣枕。他没事儿便在这张椅上摇，大概是想把光阴摇得无可奈何了，也许能快一点使他达到那个目的。窗台上放着几本洋书。墙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几张在美国照的像片。屋里最带中国味的东西便是毛博士自己，虽然他也许不愿这么承认。
到他屋里去过不是一次了，始终没看见他摆过一盆鲜花，或是贴上一张风景画或照片。有时候他在校园里偷折一朵小花，那只为插在他的洋服上。这个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创造一个人为的，美国式的，暖洁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设若这个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实现了，他必定放着窗帘，就是外面的天色变成紫的，或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他也没那么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与他那点美国精神，宇宙一切并不存在。
在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个。我们的谈话限于金钱、洋服、女人、结婚、美国电影。有时候我提到政治，社会的情形、文艺，和其他的我偶尔想起或哄动一时的事，他都不接碴儿。不过，设若这些事与美国有关系，他还肯敷衍几句，可是他另有个说法。比如谈到美国政治，他便告诉我一件事实：美国某议员结婚的时候，新夫妇怎样的坐着汽车到某礼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维持秩序，因为教堂外观者如山如海！对别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术、和无论什么，都是结婚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光华方面的附属物。至于中国，中国还有政治、艺术、社会问题等等？他最恨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不好，当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对中国电影最不满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搂紧了热吻。
几年的哈佛生活，使他得到那点美国精神，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难道他不是生在中国？他的家庭不是中国的？他没在中国——在上美国以前——至少活了二十来岁？为什么这样不明白不关心中国呢？
我试探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学与作事的经验哼！他的嘴比石头子儿还结实！这就奇怪了，他永远赶着别人来闲扯，可是他又不肯说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点来：这位博士并不象我所想的那么简单。即使他是简单，他的简单必是另一种。他必是有一种什么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简单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松了嘴，我只好从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问到他个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脸。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他的脸并没完全闲着。他一定不是个坏人，他的脸出卖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没能完全胜过他的简单，可是他必须要深密。或者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为毛博士了；要不然，还有什么活头呢。人必须有点什么抓得住自己的东西。有的人把这点东西永远放在嘴边上，有的人把它永远埋在心里头。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国精神与理想的小家庭是挂在嘴边上的，可是在这后面，必是在这“后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脸，在我试问他的时候，好象特别的洼了。从那最洼的地方发出一点黑晦，慢慢地布满了全脸，象片雾影。他的眼，本来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时便更往深处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远挤着的牙轻轻咬那么几下，耳根有点动，似乎是把心中的事严严地关住，唯恐走了一点风。然后，他的眼忽然发出些光，脸上那层黑影渐渐地卷起，都卷入头发里去。“真哪！”他不定说什么呢，与我所问的没有万分之一的关系。他胜利了，过了半天还用眼角撩我几下。只设想他一生下来便是美国博士，虽然是简截的办法，但是太不成话。问是问不出来，只好等着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张椅上摇着玩，而一点别的不干。
光阴会把人事筛出来。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见着老梅，我当然希望也见到那位苦闷的象征。可是博士并没露面。
我向外边一歪头“那位呢？”
“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老梅说。
“怎么了？”
“据别人说，他要辞职，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晓得，他不和别人谈私事。”
“别人都怎说来？”我确是很热心的打听。
“他们说，他和学校订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几年？”
“我们都没合同，学校只给我们一年的聘书。”“怎么单单他有呢？”
“美国精神，不订合同他不干。”
整象毛博士！
老梅接着说：“他们说，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虽然学校是中国人办的。博士大概对中国文字不十分信任。他们说，合同订得是三年之内两方面谁也不能辞谁，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减薪。双方签字，美国精神。可是，干了一年——这不是快到暑假了吗——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假后就不来了。”
“呕，”我的脑子转了个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时候是美国精神，不守合同的时候便是中国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于刻薄。
可是他这句话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来。老梅也许是顺口地这么一说，可是正说到我的心坎上。“学校呢？”我问。“据他们说，学校拒绝了他的请求；当然，有合同嘛。”“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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