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四章怎么会忍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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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xdx潮中，从流放地回来（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立即毫无阻碍地展开了他作为工程师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如果他能在农机站当个钳工就算走运了！）
虽然文学百科全书没有把克雷连科作为一个条目收进去，但既然说到用“区”字母起头的名字，提一提克雷连科总是公正的吧。他曾经热情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三次“幸运地逃脱了逮捕”而其余的六次逮捕总共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个反动年头！）他被控在军队中从事煽动并参加军事组织，结果被军区（！）法庭宣告无罪释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连科被控“逃避服军役”（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而且他是军官呀），可是他这个未来的军事统帅（和想“谋杀”另一位军事统帅的凶手）受到的惩处是把他派往前线部队（可绝非惩戒营！）去了！（沙皇政府指望这样既可以战胜德国人，又可以扑灭革命）就这样，在他那未被剪断的检察官羽翼的保护下，在多次审判中许多应该被判脑后吃一颗子弹的人竟然能够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xdx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欲，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户头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身领取沙皇政府的高额抚恤金。对她们进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入。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可是，现代物理学家却把地表解释为几乎好像是一个多孔的筛状物。放在一百公尺见方的空旷处的一小粒霰弹——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们又发现了奇异的所谓“核填装”：就是把这些霰弹的孩从一切空旷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驱赶到一起去。这样填装起来的顶针那么小的东西就会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是，即使这样的填装也还是很像一根绒毛那么松的，因为由于阳质子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核完全压实。而如果能单纯地把中子压缩在一起的话，那么像一枚邮票大小的这种“中子填装”就会有五百万吨重！
不，当局甚至根本无须借助什么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进行了压缩。
他们通过斯大林的口，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永不更改的号召：不要发善心！可是“善心”这个词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辞典里的解释却是：“心地的良善、心灵的友爱本性、仁慈、对共同福利的关注。”看吧！这就是斯大林号召我们必须丢掉的东西，我们确实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丢掉了：丢掉了对共同福利的关注！我们变得只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饲料槽。
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舆论曾经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专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发出二月怒吼的时候，而是比这早得多！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见，认为：勾画一个宪兵或警士的形象时多少带一点点同情，就等于是黑帮分子的阿谀奉承。早在这种定见形成的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已被无可挽回地推翻了。当人们认为不仅同宪兵和警察握手、和他们相识、在街上向他们点头致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们擦一下都是耻辱的那个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国，那些失业的刽子手们竟被特别委派来领导文学和文化工作了！他们下令歌颂他们自己，把他们歌颂成传奇式的英雄。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在我们这里竟称为爱国主义！
社会舆论！我不知道社会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够自由地表达、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见左右的、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人意见所组成。
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能使无缘无故消灭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使这类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个夜里，不在今天白昼过后的第一个夜里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先进学说”并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瘟疫。
不过，我已经看见我的论敌在朝着我撇嘴、使眼色、并连连摇头了：第一，当心你的话会被敌人听见！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辞呢？！要知道，问题的范围本来是窄得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把你们抓进了监牢？也不在于为什么外界人士竟会容忍这种违法行为。人所共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相到公布这种事，他们不过是相信党的话啊（这是二十大以后的惯用语）；他们不过是听话而已。既然说要把整个民族在二十四小时内迁到边远地区，那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个个有罪喽！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你们这些人已经身处劳改营内的时候，你们总该想到这些了吧？！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在那里忍饥挨饿，弯腰折背，忍气吞声，而不进行斗争呢？！他们，那些没有被武装士兵押解的、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们，没有进行斗争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总不能把家庭、社会地位、薪金、稿费等统统牺牲掉嘛！是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今天才有可能发表批评性文章，指责我们，怪我们当时处在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情况下为什么竟会抱住自己那份口粮不放，而不进行斗争。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劳改营里忍受，就是因为外界没有舆论。
一个囚犯要想反抗强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办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l）抗议；
2）绝食；
3）逃跑；
4）暴动。
可是，正像那个死人常说的那样“谁都晓得”（如果不晓得，那也能够想法使你晓得）前两种办法只是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才有力量（监狱官才怕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人们对于囚犯的抗议和绝食只会报以嘲笑！
像捷尔任斯基那样在监狱长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衬衣，从而争取达到自己的要求，当然是很有戏剧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行。没有舆论支持，人们就会用个什么东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还得叫你赔偿公家的衬衣！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末期在卡里苦役地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局向政治犯们宣布：从今以后对政治犯可以施行体罚，而政治犯娜杰日达-谢格达要第一个受到笞刑（因为她打了警卫队长一记耳光，想以此来逼他退休）。于是娜杰日达-谢格达立即服毒自杀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狱吏的树条抽打！继她之后，另外三名妇女也服毒自杀！男监里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杀，有些人自杀未遂产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完全、永远地废除了对犯人的体罚。当时政治犯们的想法是：恐吓监狱当局。因为他们相信关于卡里苦役营里的悲剧终究会传遍俄国，真象会大白于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让我们这些囚犯来衡量一下这个事件，我们只会洒下几滴轻蔑的眼泪。打自由人警卫队长一记耳光？何况还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两脚，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总可以活下去嘛！为什么几位女伴也要跟着她服毒呢？为什么还有十四个男人也跟着干？生命不是只给予我们一次吗？重要的不是结果吗？我们有吃的、有喝的，为什么要和生命诀别？也许会赶上大赦呢！说不定会被提前释放呢！
看！我们已经从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么地方！跌落到了什么地步！
同时，我们那些狱吏们却上升到了什么高度啊！不，他们可不比卡里苦役营的那些笨蛋！即使我们现在挺起腰杆来，想要升天（四个妇女再加上十四个男人），他们也会在我们弄到毒药之前把我们全部枪毙掉。（何况，在苏维埃的监狱里上哪儿去弄毒药呢？）如果有谁真的服毒自杀死了，那也不过只是减轻监狱当局的负担而已，同时，其他犯人则会因为没有告发而受到鞭刑。而且，当然；关于这事的消息甚至传不到狱墙外面。
问题就在这里。这帮人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就因为消息传不出去！即或传了出去，也传不远，它会是一个微弱、暗哑的声音，得不到报纸的证实，眼线们会到处追根；因此，等于什么也没有。绝不会出现什么社会舆论的愤慨！既然如此，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因犯的抗议？谁想服毒吗，那你就服毒好啦！
、关于我们的每次绝食都遭到失败的情况，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谈过了。
那么，逃跑呢？历史为我们记载了沙皇时代的几次越狱逃跑的严重事件。我们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许多细节上还得到了广大同情者的帮助。不论逃出监狱本身，还是逃出后隐藏或偷渡的过程，都得有许多人从旁协助。（“噢，对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绽了。“那是因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嘛！”“可是，”恕我反驳一句：“是不是也还因为那样做只是一种不会承担罪责的有趣游戏呢？从窗口向逃跑者挥动几下手帕，让他在你的卧室里过夜，替他化装，这算什么？那个时代并不会为此受到审判呀！彼得-拉夫罗夫从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达的省长（霍明斯基）还给拉夫罗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发了证件，允许她去追赶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代，甚至伪造护照的人也不过被‘流放’回自己的家乡去。当时人们并不害怕什么。您凭亲身经验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顺便问一句：“您怎么会没蹲过监狱呢？”“噢，这个嘛，也算运气吧”
不过，也有另一方面的证明。我们大家在中学时都不得不读高尔基的母亲。可能有人还记得那里所描写的尼日戈罗德监狱的生活吧：看守们的手枪都生锈了，他们用手枪当锤子往墙上钉钉子。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梯子倚在墙上，安安稳稳地到狱外去。再看看一个叫拉塔耶夫的高级警察官员是怎么写的吧：“流放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监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监狱制度下，落到狱中的革命者可以毫无阻碍地继续他原先的活动基辅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被关在基辅监狱里，可他们照样在领导着基辅市的罢工斗争，并且还从狱里发出呼吁书。”
目前，我没有可能搜集有关沙皇时代主要苦役营地警卫情况的资料，不过，我倒也没有听说那时曾发生过像我们这里那样的只有十万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绝望的逃跑。显然，当时的政治苦役犯并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险：他们没有受到由于繁重劳动体力衰竭以致过早死亡的威胁，也没有无缘无故延长刑期的威胁，服过一半刑期后，他们还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后一半刑期，他们打算逃跑的话，推迟到那个时候再跑也不迟。
看来，只有那些懒得逃跑的人才没有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显然，警察局也并不要求经常去汇报，监视并不严格，路途上没有设行动人员哨所，劳动地点也并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寄来钱），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远。还有，在那时帮助逃犯的人并不冒任何危险，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会像我们这里似的被枪决、被毒打；也没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险。那时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旧。如此而已。这是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赌博。法斯坚科逃往国外（见第一部第五章），就是这类情况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乌兰诺夫斯基从图鲁汉斯克边区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辅，随便走进大学生的阅览室，声称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一书，于是大学生们立即招呼他吃饭、留他住宿，还给了他路费。他逃出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随便登上一艘外国轮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里并没有内务部的哨兵在守卫嘛！）上船后他就在锅炉房里一蹲。不过，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又自愿回到俄国，回到了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把他当作外国派回来的间谍了吧？枪毙？“快坦白吧，败类！他被什么人收买啦？”都没有。调解法官对他的判决是：由于逃跑到国外三年，判罚款三卢布或拘留一天！当时，对乌兰诺夫斯基来说三个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他选择了一天拘留。
格尔丰德-帕尔武斯，毁灭性的财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实际指导者被五马分尸了吗？没有，他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区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就曾有机会跑掉（放犯人们进城购买食品，列夫-杰伊奇一去不回，帕尔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叶尼塞斯克，在那里才把唯一的一个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换上庄稼人的衣裳，沿叶尼塞河多走一段回头路，庄稼汉的环境，肮脏，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后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后到了国外。
而我们的逃跑——从乘破旧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货舱里逃出索洛维茨群岛开始，到豁出性命。丧失理智、毫无希望地冲出斯大林晚期劳改营（本书有几章专讲这些事）为止，——我们的逃跑是巨人们的行动，但这是必遭灭亡的巨人们的行动。革命前的逃跑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们的逃跑则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是因为你们的逃跑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就是反动的！”
一个不愿再当奴隶、不愿再当牲畜的人振臂奋起，企图逃跑，难道他的这种激情竟会是反动的吗？
逃跑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逃跑过程的后几个阶段的成败取决于普通居民对此所抱的态度。而今天我国的居民是不敢帮助逃亡者的，甚至（出于自私动机或者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还要出卖逃亡者。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舆论！
至于囚犯的暴动，像劳改营里那样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参加的暴动，在我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先例。
而我们却有过。
可是，还是由于同样的邪恶力量的作用，我们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牺牲所带来的只是显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劳改营里的暴动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因此，对于我们“怎么会忍受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连我们也并没有忍受！读者下面就会看到：我们绝对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们确实在特种劳改营里举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实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犯！
的最高xdx潮中，从流放地回来（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立即毫无阻碍地展开了他作为工程师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如果他能在农机站当个钳工就算走运了！）
虽然文学百科全书没有把克雷连科作为一个条目收进去，但既然说到用“区”字母起头的名字，提一提克雷连科总是公正的吧。他曾经热情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三次“幸运地逃脱了逮捕”而其余的六次逮捕总共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个反动年头！）他被控在军队中从事煽动并参加军事组织，结果被军区（！）法庭宣告无罪释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连科被控“逃避服军役”（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而且他是军官呀），可是他这个未来的军事统帅（和想“谋杀”另一位军事统帅的凶手）受到的惩处是把他派往前线部队（可绝非惩戒营！）去了！（沙皇政府指望这样既可以战胜德国人，又可以扑灭革命）就这样，在他那未被剪断的检察官羽翼的保护下，在多次审判中许多应该被判脑后吃一颗子弹的人竟然能够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xdx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欲，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户头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身领取沙皇政府的高额抚恤金。对她们进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入。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可是，现代物理学家却把地表解释为几乎好像是一个多孔的筛状物。放在一百公尺见方的空旷处的一小粒霰弹——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们又发现了奇异的所谓“核填装”：就是把这些霰弹的孩从一切空旷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驱赶到一起去。这样填装起来的顶针那么小的东西就会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是，即使这样的填装也还是很像一根绒毛那么松的，因为由于阳质子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核完全压实。而如果能单纯地把中子压缩在一起的话，那么像一枚邮票大小的这种“中子填装”就会有五百万吨重！
不，当局甚至根本无须借助什么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进行了压缩。
他们通过斯大林的口，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永不更改的号召：不要发善心！可是“善心”这个词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辞典里的解释却是：“心地的良善、心灵的友爱本性、仁慈、对共同福利的关注。”看吧！这就是斯大林号召我们必须丢掉的东西，我们确实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丢掉了：丢掉了对共同福利的关注！我们变得只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饲料槽。
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舆论曾经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专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发出二月怒吼的时候，而是比这早得多！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见，认为：勾画一个宪兵或警士的形象时多少带一点点同情，就等于是黑帮分子的阿谀奉承。早在这种定见形成的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已被无可挽回地推翻了。当人们认为不仅同宪兵和警察握手、和他们相识、在街上向他们点头致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们擦一下都是耻辱的那个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国，那些失业的刽子手们竟被特别委派来领导文学和文化工作了！他们下令歌颂他们自己，把他们歌颂成传奇式的英雄。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在我们这里竟称为爱国主义！
社会舆论！我不知道社会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够自由地表达、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见左右的、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人意见所组成。
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能使无缘无故消灭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使这类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个夜里，不在今天白昼过后的第一个夜里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先进学说”并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瘟疫。
不过，我已经看见我的论敌在朝着我撇嘴、使眼色、并连连摇头了：第一，当心你的话会被敌人听见！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辞呢？！要知道，问题的范围本来是窄得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把你们抓进了监牢？也不在于为什么外界人士竟会容忍这种违法行为。人所共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相到公布这种事，他们不过是相信党的话啊（这是二十大以后的惯用语）；他们不过是听话而已。既然说要把整个民族在二十四小时内迁到边远地区，那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个个有罪喽！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你们这些人已经身处劳改营内的时候，你们总该想到这些了吧？！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在那里忍饥挨饿，弯腰折背，忍气吞声，而不进行斗争呢？！他们，那些没有被武装士兵押解的、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们，没有进行斗争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总不能把家庭、社会地位、薪金、稿费等统统牺牲掉嘛！是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今天才有可能发表批评性文章，指责我们，怪我们当时处在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情况下为什么竟会抱住自己那份口粮不放，而不进行斗争。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劳改营里忍受，就是因为外界没有舆论。
一个囚犯要想反抗强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办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l）抗议；
2）绝食；
3）逃跑；
4）暴动。
可是，正像那个死人常说的那样“谁都晓得”（如果不晓得，那也能够想法使你晓得）前两种办法只是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才有力量（监狱官才怕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人们对于囚犯的抗议和绝食只会报以嘲笑！
像捷尔任斯基那样在监狱长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衬衣，从而争取达到自己的要求，当然是很有戏剧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行。没有舆论支持，人们就会用个什么东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还得叫你赔偿公家的衬衣！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末期在卡里苦役地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局向政治犯们宣布：从今以后对政治犯可以施行体罚，而政治犯娜杰日达-谢格达要第一个受到笞刑（因为她打了警卫队长一记耳光，想以此来逼他退休）。于是娜杰日达-谢格达立即服毒自杀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狱吏的树条抽打！继她之后，另外三名妇女也服毒自杀！男监里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杀，有些人自杀未遂产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完全、永远地废除了对犯人的体罚。当时政治犯们的想法是：恐吓监狱当局。因为他们相信关于卡里苦役营里的悲剧终究会传遍俄国，真象会大白于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让我们这些囚犯来衡量一下这个事件，我们只会洒下几滴轻蔑的眼泪。打自由人警卫队长一记耳光？何况还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两脚，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总可以活下去嘛！为什么几位女伴也要跟着她服毒呢？为什么还有十四个男人也跟着干？生命不是只给予我们一次吗？重要的不是结果吗？我们有吃的、有喝的，为什么要和生命诀别？也许会赶上大赦呢！说不定会被提前释放呢！
看！我们已经从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么地方！跌落到了什么地步！
同时，我们那些狱吏们却上升到了什么高度啊！不，他们可不比卡里苦役营的那些笨蛋！即使我们现在挺起腰杆来，想要升天（四个妇女再加上十四个男人），他们也会在我们弄到毒药之前把我们全部枪毙掉。（何况，在苏维埃的监狱里上哪儿去弄毒药呢？）如果有谁真的服毒自杀死了，那也不过只是减轻监狱当局的负担而已，同时，其他犯人则会因为没有告发而受到鞭刑。而且，当然；关于这事的消息甚至传不到狱墙外面。
问题就在这里。这帮人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就因为消息传不出去！即或传了出去，也传不远，它会是一个微弱、暗哑的声音，得不到报纸的证实，眼线们会到处追根；因此，等于什么也没有。绝不会出现什么社会舆论的愤慨！既然如此，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因犯的抗议？谁想服毒吗，那你就服毒好啦！
、关于我们的每次绝食都遭到失败的情况，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谈过了。
那么，逃跑呢？历史为我们记载了沙皇时代的几次越狱逃跑的严重事件。我们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许多细节上还得到了广大同情者的帮助。不论逃出监狱本身，还是逃出后隐藏或偷渡的过程，都得有许多人从旁协助。（“噢，对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绽了。“那是因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嘛！”“可是，”恕我反驳一句：“是不是也还因为那样做只是一种不会承担罪责的有趣游戏呢？从窗口向逃跑者挥动几下手帕，让他在你的卧室里过夜，替他化装，这算什么？那个时代并不会为此受到审判呀！彼得-拉夫罗夫从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达的省长（霍明斯基）还给拉夫罗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发了证件，允许她去追赶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代，甚至伪造护照的人也不过被‘流放’回自己的家乡去。当时人们并不害怕什么。您凭亲身经验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顺便问一句：“您怎么会没蹲过监狱呢？”“噢，这个嘛，也算运气吧”
不过，也有另一方面的证明。我们大家在中学时都不得不读高尔基的母亲。可能有人还记得那里所描写的尼日戈罗德监狱的生活吧：看守们的手枪都生锈了，他们用手枪当锤子往墙上钉钉子。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梯子倚在墙上，安安稳稳地到狱外去。再看看一个叫拉塔耶夫的高级警察官员是怎么写的吧：“流放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监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监狱制度下，落到狱中的革命者可以毫无阻碍地继续他原先的活动基辅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被关在基辅监狱里，可他们照样在领导着基辅市的罢工斗争，并且还从狱里发出呼吁书。”
目前，我没有可能搜集有关沙皇时代主要苦役营地警卫情况的资料，不过，我倒也没有听说那时曾发生过像我们这里那样的只有十万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绝望的逃跑。显然，当时的政治苦役犯并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险：他们没有受到由于繁重劳动体力衰竭以致过早死亡的威胁，也没有无缘无故延长刑期的威胁，服过一半刑期后，他们还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后一半刑期，他们打算逃跑的话，推迟到那个时候再跑也不迟。
看来，只有那些懒得逃跑的人才没有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显然，警察局也并不要求经常去汇报，监视并不严格，路途上没有设行动人员哨所，劳动地点也并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寄来钱），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远。还有，在那时帮助逃犯的人并不冒任何危险，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会像我们这里似的被枪决、被毒打；也没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险。那时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旧。如此而已。这是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赌博。法斯坚科逃往国外（见第一部第五章），就是这类情况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乌兰诺夫斯基从图鲁汉斯克边区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辅，随便走进大学生的阅览室，声称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一书，于是大学生们立即招呼他吃饭、留他住宿，还给了他路费。他逃出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随便登上一艘外国轮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里并没有内务部的哨兵在守卫嘛！）上船后他就在锅炉房里一蹲。不过，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又自愿回到俄国，回到了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把他当作外国派回来的间谍了吧？枪毙？“快坦白吧，败类！他被什么人收买啦？”都没有。调解法官对他的判决是：由于逃跑到国外三年，判罚款三卢布或拘留一天！当时，对乌兰诺夫斯基来说三个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他选择了一天拘留。
格尔丰德-帕尔武斯，毁灭性的财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实际指导者被五马分尸了吗？没有，他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区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就曾有机会跑掉（放犯人们进城购买食品，列夫-杰伊奇一去不回，帕尔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叶尼塞斯克，在那里才把唯一的一个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换上庄稼人的衣裳，沿叶尼塞河多走一段回头路，庄稼汉的环境，肮脏，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后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后到了国外。
而我们的逃跑——从乘破旧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货舱里逃出索洛维茨群岛开始，到豁出性命。丧失理智、毫无希望地冲出斯大林晚期劳改营（本书有几章专讲这些事）为止，——我们的逃跑是巨人们的行动，但这是必遭灭亡的巨人们的行动。革命前的逃跑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们的逃跑则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是因为你们的逃跑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就是反动的！”
一个不愿再当奴隶、不愿再当牲畜的人振臂奋起，企图逃跑，难道他的这种激情竟会是反动的吗？
逃跑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逃跑过程的后几个阶段的成败取决于普通居民对此所抱的态度。而今天我国的居民是不敢帮助逃亡者的，甚至（出于自私动机或者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还要出卖逃亡者。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舆论！
至于囚犯的暴动，像劳改营里那样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参加的暴动，在我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先例。
而我们却有过。
可是，还是由于同样的邪恶力量的作用，我们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牺牲所带来的只是显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劳改营里的暴动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因此，对于我们“怎么会忍受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连我们也并没有忍受！读者下面就会看到：我们绝对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们确实在特种劳改营里举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实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