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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没有给杜瑞尔盖带来什么损失。当然，有的人家女人们为她们的丈夫而痛苦。有的女人耐不住寂寞，或者想找点花样出去和别的男人相好，怀着不同程度的负罪感和情欲，跟他们睡觉。有的女人听到丈夫被打死的消息之后，就像空蛋壳似地垮了下来。有的吃着她们自己种的土豆。要不是有这些东西和从长着角的老母牛身上挤出的奶水，她们准得挨饿。不过总的来说，杜瑞尔盖没受到什么破坏。因为这儿离前线太远。除此而外，在这些地区，支配人的是土地。草仍然生长着，在风的吹拂下弯着腰。热风仍然从西边吹来，冷风从南边吹来。潮湿的微风从东面、从海洋上懒洋洋地吹来。有时候，在暴风雨天气，海鸥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在黑乎乎的金合欢树上盘旋着，猛地俯冲下来，发出阴冷的、饥饿的叫声。
有一次，雷帕克打死一只海鸥，赶快拣起来藏好，因为母亲看见会生气的。他把那只海鸥开膛剖肚，看过之后，埋进一条溪沟。他爱做些难忘的、有英雄气的事儿，但又想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力所能及的大事，这天下午他开枪打了海鸥。那以后好些日子，他手上有一股鸟的腥味儿，心里很有几分得意。
“爸爸回家以后，我能出去工作吗？”男孩问。
“我想可以吧，”母亲说。“你不能总这么晃来晃去。你想干啥活儿？”
“我不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
他用他的刀子在空中乱砍着，因为不知道自个儿到底想干啥。他在牧场东游西逛，把自个儿的名字刻在绿色的树干上，在河边打水漂，把手伸进好像是深不可测的鸟窝里，偷那些宝石似的鸟蛋。
他并不怎么希罕这些。他希罕父亲要给他带回来的从德国兵尸体上弄来的纪念品。他想戴着钢盔，在暮色中冲锋，向陌生人进攻。
“雷，”母亲喊道，因为到她维护母亲权威的时候了。她站在那儿，在围裙上擦着双手。“你就不能别这么胡闹，做点有用的事儿，劈点木柴吗？”
他一声不吭，劈柴去了。
等他脸上毫无表情，给她抱来一捆木柴的时候，使她想起了丈夫。他的信她都用一截绳子捆着，塞在一个放茶叶的罐子后面。有时候，她竭力想在这样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想起丈夫，似乎这样就能使他站在眼前。但是事实上她无法做到这一点。除了她对他真实的、渗透了每一个细胞的爱，到这时他已经变得那样模糊。她最常记起来的，是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抬起一条腿，从大车的一侧迈过去，爬进马车，背朝她坐在欧达乌德身旁。
“过来，”她说。男孩已经把木柴扔进炉子旁边那个盒子里。
“干啥？”他有点疑惑地问。
“亲亲我，”她笑着说，就好像那是一只红苹果。
“哦，为啥？”这矮胖的男孩嘀嘀咕咕地说。
他把自己凉凉的面颊从她脸上挪开，咬着嘴唇，看起来浑身燥热。
“这有什么好，”他说。
“是呀，”她说“我想是没有多少好处。”
她开始整理她洗过的衣服，用水喷过之后，又一包一包地卷好。
她也到牧场去。那是在傍晚，做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常有这样的情形，就在她要体味这种安宁的时候，一种突发的负罪感会使她从那安宁中惊醒，强迫自己进入一种新的不安，并且用这种方式表示对离家在外的丈夫的崇敬。她最终获得了既有农场又有孩子的自我满足的安宁，他却不在身边了。但是在她那踩着青草穿行的焦躁不安的脚步声中，在草浪间滚动的充满忧虑的风声之中，在海鸥悲凉的叫声中，在寸步不让的黑色铁丝网上，他却总是存在的。她折磨折磨自己这也无可非议。尽管有时候，甚至这种折磨也是为了她自己的快乐。痛苦的岁月会带来一种痛苦的情欲。
大约中午，孩子们都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她常到路边去，站在初秋灼热但并非不堪忍受的阳光下面，等着瞧谁会从这儿走过。过来的人们就跟路旁站着的这个女人说说话，把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情形、他们的病痛、饲养的牲畜，甚至家里的丧事都告诉她。他们会把这个女人当作知心人，因为她脸上的表情就要求他们这样做。有时候，他们甚至把脑子里刚刚闪过的念头告诉她，告诉这个他们再也不会见到的女人，而这些念头大概对家里人也不会说起。女人想着人家告诉她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填充了她本来会是一片空白的心。她闯人那些陌生人的生活，犹如日后在花园里散步，掐掉花儿已经死去的花柱头。她闯入他们的生活，构成一种充溢着同情、甚至是情欲的关系。然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有人出其不意地使她承认这种关系。就这样，丈夫的远去逐渐变成一种隐隐的沉闷的不快，这种不快确实存在。但是有时候，她并不停下来想出个究竟。她周围的景物、阳光、斑斑驳驳的树皮，她与那些早已离去的、陌生人们的关系太生动了。实际上比那些陌生人本身或者周围的自然景物还要生动得多。
有一天，她站在路边，盼望着发生什么事情，或者看见什么人的面孔。她手搭凉棚，好让他们进入视线。这时，一个年轻士兵歪戴着帽子走了过来。他走过来的时候先是低着头。他是个厚脸皮，不过皮还没厚到太过分的地步，因为周围的环境对于他还很生疏。他就这样走了过来，看见有人盯着他，就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把脸扭过去，朝对面的牧场张望着。他尽管浑身是劲，脸皮挺厚，在眼前的情况下看起来却像个姑娘。
正在凝望又似乎不是在凝望他的这个女人看出，他也许不屑于跟她谈话就会扬长而去。她满脸通红，由于内心的软弱差点儿哭出声来。因为她完全可能趴在篱笆上对他说；我在等你跟我说点儿什么，谈谈战争、死亡和爱情。
可是小伙子径自走了过去。他瞅着他那双红靴子。路上的尘土已经把靴子变白了。他的一双眼睛无视她的存在。后来，他突然朝她转过脸来，就好像只是这时才想起这样做。他歪戴着帽予，趾高气扬地转过头来，但并不看她，或者只是翻了翻他那好像是半透明的眼皮儿，稍微瞥了她一眼，说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这条路上住着个叫霍诺的人？”
“霍诺？”她重复了一句，吓了一跳，就好像刚看见这个陌生的年轻人。现在她既然已经把他“尽收眼底”便看见他把帽子上的皮带扣在下嘴唇上。
“啊，不知道，”她说，镇定了一下，把一缕散乱的头发拢到左耳朵后面。“我没听说过有个叫霍诺的人。反正这条路上没有。不过这条路长着呢！你要去的那头，人们住得又很分散。”
“哦，”他说“这事儿听起来可不怎么妙。”
他向她走过来，走到路边。她正站在她家的篱笆旁边。花园里长满参差不齐的荒草。地太硬太早，除了草什么也不长。
“他们是我妈的亲戚，”他一边扔着一枚硬币玩，一边说。“杰克有几亩地。他得了肺病。妈妈让我来这儿瞧瞧他们，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不大喜欢霍诺家。杰克总是坐在那儿吐痰。这种病人你瞧着都恶心。他们在厨房里面给他放了个铁桶，专门供他吐痰。人们说他一叶肺已经烂光了。他是个剪羊毛的，是从布巴拉过来的。”
“哦，”她说。
逢着这样的场合，从语言的角度看，她不是给予，而是一味地接纳。可是人们看起来仍然很喜欢她。他们信任这个沉静的女人那双眼睛，信任她那棕黄色的皮肤。因此，这位年轻士兵打算在她这种静默的“庇荫”之下诉说一番了。他自己明朗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可以暴露的东西。
“我几个星期前才从前方回来，”他说。“他们从我的腿上炸掉一块肉，那些该死的王八蛋！瞧，”他边说边卷起一条裤腿“那是在迪克布什附近。医生给我植了一块皮。”
“一定很痛吧，”她说。她看那伤口的时候，既不觉得讨厌，也没有那种油然而生的同情，几乎像是察看一只罕见的昆虫被弄断或者被揪下来的腿。
然而，她并非真的冷淡，这一点当兵的心里也清楚。她的这种距离不过是他们站在大路旁边白草中共享的那场阳光与尘土交织而成的梦的一部分。
“腿痛了，痛是自然的，”年轻的士兵说。“要是他们允许，我还要回去，再跟那些婊子养的拼杀一番。或者等到下一场战争。我喜欢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他说。
“我的丈夫也在前方，”她用她那超然的，同时又是温暖的、犹豫不决的声音对他说。
“他在什么部队？”年轻人问。
她告诉了他部队的番号，这使她的谈话无形中增加了几分严肃和神秘的色彩。
“他也受过一次伤。医生从他身上取出些弹片或者别的什么。他把那些东西放在一个盘于里，给我们留着呢。他得了一枚勋章，”她说。
“哦，”当兵的自言自语地说“勋章也有各式各样的呢！”
他对尚未遭到损害的自我，以及他那健壮的身体、结实的肌肉更感兴趣。
“各式各样呢，”他说。
“但是我敢肯定，他得的这枚是那种很不错的，”得了勋章的男人的妻子脸红脖子粗地说。
“事情有时候很滑稽，”士兵说，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倚靠在篱笆上。于是她无法避免地看见了他那绷紧了的脖子上的喉结。“我在那边差点儿跟一位姑娘订了婚。她是比利时人，长得还算不错。当然，他们长得跟我们多少有点儿不一样。她父亲做生意，开了一家肉铺，卖些小玩意儿。明自吗？腊肠和各种熟肉。”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他身体的重量压弯了算笆。他靠在铁丝上，慢慢地晃荡着，倾吐心里的话。她一双眼睛直盯盯地望着他，等他说话。她望着他的太阳穴，意识到自己已经年岁大了。
“你没待下去跟那家内铺的姑娘订婚？”她问道。
“没有，”他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好像我也管不了啦，”他简单地说。
他不再晃荡了。霎时间，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都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同样的恐惧。现在那女人站在那儿，也面临着什么也管不了的可能。
“我还会再被派回去的，”士兵说，更像是自言自语。“住院的时候，我本来打算这么给她写，信纸都拿出来了，可又没写。现在就更不能写了，”他说。“我写不下去。”
女人搓着胳膊上的皮肤。
“我这儿有她一张照片，我给你瞧瞧，”他说“这就是她。照得不太好。不过，当然，你还是看得出她的模样。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长得不大一样。你看得出来，她是个正经姑娘。”
女人现在站在一个很有景深的苍白的世界里，毫不留情地暴露在人生经验的光芒之下，打量着那位肉铺娇娘的面庞。那张脸充满了希望，满怀着对爱情的信心，渴望把爱可能拥有的任何深度都表露出来。那脸还没尝过拳头的滋味呢！
“她叫什么名宇？”艾米帕克问。
“瓦旺妮，”士兵爽快地说。“别的我就没记住了。”
文米帕克很镇静，尽管一看见被踩死的、或者肢体不全的鸟她就浑身发抖。她继续凝视士兵打满老茧的手指间捏着的那张棕黄色照片，凝视这个男人长满古铜色汗毛的粗壮的手腕。
“他们在那个铺子一边，”士兵说“摆了两张大理石做的小桌子。人们可以坐在那儿喝上一杯。我常去那儿。他们有各种酒，各种颜色的。还有那么多的幽默和笑话。她就站在那儿。小伙子们在桌子上胡写乱画，可她就像什么也没注意到似的。过一会儿，就走过来坐下。她常跟我一块儿坐，渐渐地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得说，这不完全是我的错。”
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不像他那张嘴那么坚决。艾米帕克凝视着那位肉铺的娇娘，或者这男人的手腕，给不了他什么帮助。她自己正需要别人帮助。她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情好像都在她眼前颤动。她那可怜的身体等待着给她以自信的抚摸。
“你这地方真好，”他边说边把照片装进口袋，把扣子扣好。因为眼前的事情总是更重要些。
“也没什么太好的，”她说，往大丽花的荫凉下退了退。“我们开垦了这块土地。我大半辈子都是在这儿度过的。”
她看见这个并不惹人讨厌的年轻人一双清澈的、动物的眼睛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企图看到她不愿意向他敞开的生活的内幕。
“说下去，”他说道，越发重重地倚在篱笆上面，望着她脸上那神秘的绿色的肉。那大朵大朵的沉甸甸的洋红色大雨花在她身边摇曳着，把她挤进它们那蒙蒙绿雾之中。
在那深沉的绿色所形成的可怕的窒息中，她喘不过气，只得走到阳光下，向大路张望着，嘴里念叨着她的孩子们。
“你还有孩子？”他翕动着双唇，沉思默想。
等树荫从她脸上挪开的时候，他才又意识到，她不过是大街上跟他擦肩而过的那种陌生人，或者是有轨电车上拿着包袱坐在他对面的同路人。这样的人，他连想都不愿意多想。他们的年龄好像差不多。
“我有两个孩子，”她轻声说“他们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很顶用。”
她意识到这个年轻人马上就要走了。当她系着浆洗得挺硬的围裙时，她是一副强者的样子；只是当她以一个陌生人解除一个陌生人更进一步倾吐衷肠的义务的那种超脱的目光看着他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眼睛里那种冷漠，看见了他那丰润的嘴唇上某种经常惹得她抱住狂吻的、难以言传的东西，在这种时候她就变得软弱了。
“我得走了，”士兵说。“去找我母亲的那些亲戚。”
“祝你走运，”她用清脆的声音说。不过，她显然不习惯使用这种辞令。
他走了以后，她回到房间，屋里摆着丈夫那张对人家给他照相不无讥消的照片。他很不自然地对她笑着。她没脱那条浆硬了的围裙便在床上躺下。两条胳膊在钩针编织的被子上面来回蹭着，脖颈枕在枕头上，一种巨大的悲哀压迫着这间木屋。苍蝇在屋里营营嗡嗡，一只个头挺大的、灰颜色的绒一动不动地趴在墙上，就像死了一样。直到她放声哭.了起来。不知道是为那位肉铺的娇娘，为她的丈夫，还是为这个让人感到痛苦的下午。反正这一哭，她觉得松快多了。
孩子们回来之后，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坐起来，衣服弄得皱巴巴，说她头痛。他们信了她的话。她看见儿子的眼睛里并没有她曾经疑惑会有的那种冷漠。那简直是丈夫的一双眼睛。于是，一种新的柔情和希望又充溢了她的心。
斯坦帕克终于按时回来了。因为邮件耽搁，家里人事先不知道。他背着背包和给男孩带回来的钢盔，沿着那条大路走回来。差不多在年轻士兵路过这里的那个时间——刚过晌午，进了家门，说：“啊，我回来了，艾米，终于回来了。”
因为没想到他会回来，妻子正干着一两样脱不开手、还挺重要的事情。她只是轻轻吻了他一下。这和她先前想象的、甚至“排演”过的情形可大不相同。而且还差不多立刻就告诉他，门上有个铰链松了，她费了好大力气也没拧紧，弄得好不心烦。
“好吧，”他说。“我们瞧瞧。不过一会儿再说，现在有的是时间，干啥也可以。”
这天下午，看起来时间确实有的是。房门大敞着，金色的阳光像一块大地毯铺在地板上。蜜蜂从窗口飞进来，又从这所安谧恬静的房子另外一边飞出去。屋子里，男人和女人面对面坐着，相互凝视着。
他坐在那儿，喝她给他泡的茶，因为茶水挺烫，喝的时候弄出嘘嘘的声音。“你得把那儿的事情都告诉我，”她羞羞答答地说。
他的嘴朝下撇着，不想马上回答。“有机会再谈，”他说。
她也并不是非让他讲那些事情。
事实上，她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她只相信他们一起过的生活；只相信等她已经习惯了她的丈夫——一个和从前不同的人之后，又要开始的生活。她又要细瞅他脸上新添的皱纹，还经常摸一摸，好使自己确信，他就是自己的男人。不过，这个时候，他的一双眼睛似乎把他们俩隔开了。
“我写的那些信，”他说“都应该扔掉。纯粹是浪费时间。不过不写信又干什么呢？”
“那些信我保存着哪！”她边说边用指尖拉着桌布。“我喜欢它们。”
“保存旧信没有用处，”他说。“那是一种病态。总是读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忘记你已经又前进了。我母亲特别爱于这事儿。她有满满一抽屉旧信，纸的颜色都变了。”
由于向他的妻子——这位皮肤黝黑、反应迟钝的女人倾吐了一点点心中的隐秘，就好像在夜色中袒露了心怀，他现在觉得很不自在。由于他剖白了自己，便觉得她简直是个陌生人。她把一切隐秘都包了起来，独自坐在桌布旁边微笑。你没法说出她在想什么。她的头发颜色不那么深了，可她那张脸还在闪闪发光。那脸是漂亮还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眼下他还很难说清楚。
他又搅了搅他的茶。一种满足开始从那红褐色的、圆圆的涡流扩散开来。她坐在他的对面，身上散发着一股烤饼的味道，让人觉得悠长而安谧。把她熟记心间的机会随时都存在。
“孩子们怎么样？”他问道，只是为了打破沉默。
“他们都挺好，”她说。“都长得又细又高。塞尔玛有时候把头发盘在头顶上玩，那模样看起来可真的长大了。但她总是自怨自艾。她得了哮喘病。哦，我想总会好的。她迟早得离开这地方。还有雷。他俩都得走。雷已经是个壮小伙子。有时候挺暴躁。他有点儿坏脾气。雷这孩子，只要愿意，啥事儿都敢于。发起脾气，他甚至可以放火把房子烧了。他不喜欢受人指使，连碰都不让人碰一下。要是他愿意让我爱，我当然能爱他，斯坦。我能把他培养成个样子。可是他总觉得温顺使他难堪。”
这位父亲已经不再相信人为的干预能起什么作用。但他没有表露出这一点。相反，他带着一种预感，听妻子讲还没跟他见面的孩子们的情况。茶水烫了一下嘴。他望着对面的妻子，被她对孩子们的爱唤起一种激情。他意识到，由于她对他们的了解，她比自己更有力。他期望她能做点什么事情。她将沟通他和他们的感情。于是他觉得心情好了一点儿。
下午就这样过去了，孩子们就要回来了。还有那群列队而归的奶牛。男人和女人互相凝视着，少了几分紧张，多了几分感情。现在，既然已经打开心灵深处的秘密“橱柜”把里面的东西都让人看了，他感到很高兴。女人抚摸丈夫那只这阵子她一直就想抚摸的手时，不再感到羞怯了。现在，她把那只手拿过来，放在掌心里看，用自己滚烫的手摩挲着，又用她那硬硬的手指紧握着，贴在胸口。于是，他们终于重新融合在一起了。他们的嘴巴和他们的灵魂都向对方张开，他们紧紧拥抱着，紧到不能再紧的地步。他们紧闭着眼睛承认，没有肉体上的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这种全身心的结合。
这天晚上，在经历了最初的羞涩和生疏之后，他们都在灯光明亮的厨房里欢笑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和欢乐。笑声从这所房子飘逸而出，在那个月光和雕塑般的景物组成的世界里飘荡，这个世界由一轮巨大的月亮固定在这里的白马、枝叶浓密的树、贮水罐，以及看不见脑袋的鸟所组成。孩子们和父亲渐渐熟了起来。他们因为一些傻事大笑着。有时候也仅仅是为了欢乐的笑声而大笑。到这时，他们已经真的精疲力竭了。可是兴奋还支撑着他们不去睡觉。那个壮实的小男孩的脑袋几乎全部扣在德国兵的钢盔下面。他心里思忖着，还能不能再胡闹一会儿而不受母亲的指责。那个削瘦的小姑娘站在那儿，不时把两条碍事的辫子甩到身后，同时转动着一个赛璐璐臂环。这个臂环是她拿一枚狗头胸针和一个小姑娘换来的。
斯坦帕克差点儿开口就问孩子们的岁数，后来意识到，他原本不应该忘记他们多大年纪。小姑娘有时候看起来很庄重，显得已经成熟了。
“塞尔大概没等我们明白过来就会交上男朋友了，”他说，像是自言自语。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呢？”母亲说。“他们连学还没上完呢！”
“我恨男孩子，”小姑娘扭着细脖子说。“我永远都不会结婚。”
“永远都不会，”男孩一板一眼地说。他两腿分开，坐在椅子上。这样便可以把脑袋放在椅背上休息，看起来还不太显眼。“我就不结婚。我想干点事情。我想去赛马，或者徒步横跨澳大利亚。你们知道吗？有的树根部有水。如果你知道哪些树有，就可以把树根拔起来，吸那里面的水。黑人就这么于。也许我还能当个探险家，或者拳击家。我可以用拳头去打。有个叫汤姆库德林的男孩就让我揍了一顿。因为不给我那个玻璃球。他说过，要是我赢了，就给我。而我赢了。所以就把玻璃球夺了过来。是一个绿颜色的石头蛋子。”
“又说傻话了，”母亲说。“该上床睡觉了。”
“呵！为什么？”男孩一边嘟哝一边摩挲了几下伏在椅背上的睡意朦胧的脑袋。
“我说过为什么了。”
“男孩子都是些傻瓜蛋！”小姑娘说。
她站在一个墙角，一只胳膊肘放在背后，苍白的皮肤现出菜色。她形容憔悴，内心却可能刻薄狠毒。她喜欢秘密，也喜欢跟别的女孩儿说悄悄话。她甚至把这些悄悄话记在一个本子上，把本子锁进一个装小玩意儿的匣子里，再把钥匙藏起来。她希望有架钢琴，好练习从女邮政局长那儿学来的曲子。可是家里没琴，她从邮政局带回来的那些重浊、刺耳的“主旋律”便只好留在脑子里萦回了。有时候，她会带着淡淡的、高傲而又有几分神秘的神色，对自己哼这些曲子。
“男孩子都是些糊涂虫，”她边说边左右摇晃着身子。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好像非得在父亲面前再次挑明这个观点，好让它永远“有案可查”
“瞧我踢你！”男孩怒目而视，加强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他们怎样才能很够？由于这一点还不明显，他们被仇恨所困惑，除开在无所谓或者睡觉的时候。
“行了，这事儿说够了吧，”父亲说。他非得做点什么了。他们是他的孩子，他怀着疑虑又一次这样告诉自己。“这是和平的一天，不是吗？”
他们满腹狐疑地望着他，望着这位是他们父亲的陌生人，做出一副孝顺的样子，不声不响地睡觉去了。事实上，夜的静谧已经开始潜人这所房子。那静溢愈来愈浓，比父亲的话更使他们困顿。男孩努起嘴朝母亲靠过去。她那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的吻，连自己都开始纳闷，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不知羞耻了。吻完妈妈，他就走出去，关好门。小姑娘向窗外眺望了一会儿，并没有注意夜色的美丽。因为她被自己的问题困扰着。她拿出爸爸带给她的一小瓶法国香水，闻了几次。只是这时，安温与美才充溢了她的心。当她修长的手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放在胸前祈祷时，她那像花一样的脸在镜子里面闪烁着光彩。她照别人教给她的办法祈祷着，把一切关系都归纳到爱的范畴。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她就上床睡觉，梦见自己在焦躁不安的音乐和睡乡的长廊漫步。
在杜瑞尔盖，战后的日子就这样缓慢而又令人激动地开始了。斯坦帕克又开始忙自己的活儿。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有的人觉得他回不回无所谓，有的人则已经忘记这人是谁了。有几个人头一回见他，很为他“侵人”他们新近得到的土地而气恼。但他对所有这些都置之不理。只是于自己的事儿。他有时候垂着脑袋，就好像和平的日子太沉重了。他当然已经变老、开始发福，成了个笨重的人，肌肉也很快就要变得疙疙瘩瘩。不过他还处于壮年时期，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口袋饲料甩到肩上，让口袋蹭着灼热的脖颈上灰色的头发茬儿扛走。
他现在已经是个很成熟的人了，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巨大的柔情，一双眼睛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他观察过蚂蚁的辛劳，鹰隼的翱翔，看见过母腹中骚动的牛犊，以及计算着钱财又想象着死亡的人们。他极其精确地观察这些事物的每一个细节，但又是从一个睡觉人的梦境观察的。他在那梦境中慢慢地蠕动，也许哪天就会望出去，看到生活的真谛。他就这样忙忙碌碌，四处走动着，眼前竟有点不知所措。清晨，露水打湿的裤脚裹着他的两条腿。雾霭笼罩着原野，比较高的草上结着的蜘蛛网就像牧场竖起来的靶子，把视线搞得模糊不清。这时，现实和前景，梦幻和客观事物，都溶化在同一个洪荒的世界。就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开始还显得有点儿粗糙。但是通红。然后冲破雾霭织成的网，把阳光尽情地泼洒在大地上，树木在耀眼的阳光下屹立着——让斯坦帕克看起来完全信心十足，也还是困难的。在这和平、安宁的日子里，他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那些实实在在的、千真万确的，或者被称之为永恒不变的事物。许多事情还需要得到证明。只有他才能去证明。
他回来不久，多尔奎克莱依就来了。除了那些在她还是个骨瘦如柴的小姑娘时就认识她的人，大伙儿现在都叫她奎克莱依小姐。她为了舒服，光着脚丫没有穿鞋。多尔没怎么变。她生来就是小孩儿长了一副老相。或者说，长大以后是大人长了一副小孩相。她的举止就像身上那件灰裙子一样朴实无华。那是一件挺括的长裙子，至于是什么质地、或者有什么装饰，谁也不曾注意。大家只知道，衣裙包裹着她，而且是一件还算体面的衣服。她也戴着一枚胸针，也许是珐琅的，那个小图案永远不会惹人细看。她把它别在长脖子下面。那黄中带红的皮肤已经显得甲状腺肥大了。不过即使这样，除了那些被她迷住的孩子们，谁也不会注意到这点，大家要看的只是多尔那张脸。
“我带来一些这个，”她说，抬起一只瘦长的、黄中带红的大手遮着太阳。
盒子里装着些黄颜色的、表面粗硬的糕点。
“换换口味，”她说，或许心里希望这样。
沙糖粒在多尔那些制作粗糙的糕点上闪闪烁烁。她用另外一只细长的手把糕点送过来。手上粘着的面粉已经干了。这只手少了一个手指，是让切草机切掉的。
“谢谢，多尔。做得挺好，”他边说边接过那盘让人尴尬的黄颜色的糕点。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站在阳光下面交接这盒糕点，并且互致问候的时候，都显得很不自在。她的一只手依然举在眼前，遮挡着阳光。她那慢吞吞、干巴巴的话语在时间的长河上掠过，仿佛把他带到乌龙雅的河岸旁边。年轻时许多平静的、不可思议的、相当完美的事件，又从他眼前闪过。这就是多尔奎克莱依把糕点放到他手里的这个早晨。她带来了完美。
“哦，”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在这儿站着干嘛！你不进来坐坐？”
“不，”她说。“再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了。”
她不像别人那样，问他受伤和得勋章的事儿。
“不，”她说“鸡鸭正下蛋呢。我现在养火鸡呢，你知道吗？挺好的小火鸡。”
她微笑着；她有一双还分辨不出善恶的十分清澈的淡蓝色的眼睛。
“好，”她说“我高兴你回来了，斯坦。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为此祈祷过。”
他纳闷他可能和这个女人共享的秘密会是什么呢？他们的灵魂和生命几乎溶合在一起。
但是糕点就堆在他的手里，堆在她把它们放进去的那个挺不结实的盒子里。因此，他又不自在起来。他谢过她为他做的祈祷，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时，艾米帕克快快活活地从屋里走了出来。这天早晨，她看起来特别漂亮。他本来应该夸夸她才对，可是眼下，他心里很乱，似乎有某种东西，他非得出来保护不可。
多尔奎克莱依很快道别，回到她的弟弟、她的火鸡、她的鸡鸭那儿去了。
“这是什么？”艾米帕克盯着糕点问道。
“她送来的，”他说，被迫展示这些奉献给他的糕点。
“哦，我可从来不吃多尔做的那种破石头似的糕点，”妻子说。“我敢打赌，那简直是一团发起来的细糠做的。”
她看见那糕点了，却没看见他受到的伤害。要是看见，她可能会高兴的。他像站在后门台阶上的一个小男孩，等待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
艾米帕克接过糕点——这当然是她份内的事——他听见她倒进一个铁盒里，倒得又快又重。
“可怜的多尔，”妻子说。“她是个好人。居然想起给你烤点心。她不敢对我说这事儿。我看她是爱上你了，斯坦，就像追求某个男人的那些老处女一样。”
他听见她搓着一双手，把沾在手上的粗沙糖弄掉。
斯坦帕克还在想着多尔奎克莱依。她那副平静的、纯洁无瑕的样子，并没有因为艰难的、充满泥泞的岁月的流逝而变化。这也许是因为愚昧无知的缘故。否则，上帝该怎样对这些老女人、尼姑以及白痴，说清楚自己创造他们的目的呢？有时候，斯坦帕克在自己那四大惑不解的迷雾之中显得相当呆笨。可是他也有茅塞顿开的时候。譬如，多尔奎克莱依瞥他一眼，他就会突然大彻大悟。然后，他就开始看自己那双正在做事的手，或者想起在那座破烂不堪的教堂见过的那张老太太的脸。要嘛就想起一株被摧毁的大树，又生出尖尖的新叶。
斯坦帕克回来之后，阿姆斯特朗一家来过杜瑞尔盖一两次。他们显然心绪十分烦乱。他们坐着汽车来，高高在上，不和碰见的人们打招呼。倒不是因为骄傲，而是因为他们在哪儿都不愿意多待。自从小汤姆阿姆斯特朗战死——他是个中尉，新闻电讯稿上曾经提到过，而且被授过勋。那时候，各地的报纸尽登这种事情——老头子中了一次风。因此，半个脸往下抽着，谁看了都会为老阿姆斯特朗感到难过。他坐在他那辆绿车里头，车身上盘着一条吓人的铜蛇。他戴一顶平顶帽子，穿着很高级的英格兰花呢外套，目不斜视地坐在那儿，望着前方。只是在妻子用胳膊肘轻轻碰他，叫他看还能认出来的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的时候，才抬起胳膊，在空中朝愿意接受他的问候的任何人轻轻地招招手。老阿姆斯特朗自己已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他那只瘫了的手，手指的皮肤皱在一起，冷冰冰的。
不过，他的妻子还有点儿活气，宛若摇晃着的玉蜀黍。她的头发垂下来，就像玉蜀黍的须，和她那干巴巴但很得体的姿态相比，显得潮乎乎的，呆板而单调。她做出他早已熟知的微笑，也许想在石竹和葡萄树的环绕下谈论那种短暂的、让人高兴的小毛病或者小手术。
阿姆斯特朗一家到杜瑞尔盖的时候，总要开着车到格兰斯顿伯里看看。他们再也没能在那儿居住，因为那所房子压根儿就没能盖完。小汤姆的死讯传来，他们就把工人都撤走了。因此，楼梯至今还是露天的，灰泥在原先搅拌的地方凝固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没砌上去的砖在黑夜被人偷得精光。老阿姆斯特朗夫妇总去已经荒芜的花园里转一转。他们把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好像这样就能把自己伪装起来。阿姆斯特朗太太还在寻找那场可怕的大火留下的痕迹。她站在从前是花坛.现在却长满蕨草和牛癣草的地方，怀着负疚从花丛中大把大把地采玫瑰。可是她不能摘得太多、太快，就好像她想摘，可那不是她家的花。这之后，阿姆斯特朗老夫妇俩就回到汽车里。因为在格兰斯顿伯里的山坡上，下午的风吹起来也挺厉害。他们坐下之后，裹着苏格兰方格呢的腿感到很不舒服。玫瑰花在老太太的膝盖上枯萎了。有时候，她把它们扔到路边z自己也不明白于嘛要摘这些耷拉着脑袋的玫瑰花。
有一次，俾坦帕克去追那只个头挺大的马斯克维鸭，一直追到格兰斯顿伯里。那只鸭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剪掉它的翅膀，从围栏里飞走的。尽管他们经常说要剪。鸭子直奔格兰斯顿伯里，大摇大摆地跑着，藏进荒草之中，为了保护它幻想中的自由，任凭你千呼万唤，威吓“利诱”就是不出来。斯坦帕克一直追到山坡上，分开长得很高的野草寻找。草籽籁籁落下，暮色宛若细软的羽绒在空中飘浮。有棵白菜长得乱蓬蓬的，脚踩上去，升起一股难闻的臭气。那种爱尔兰苜蓿的茎秆抽出让人讨厌的枝条，一直攀援到先前是桅子树林的地方。那些桅子树现在还在，只是一副生病的样子，很难辨认出先前的模样。灰白的树叶和花苞纠缠在一起，腐烂成一团团纸张似的东西。斯坦帕克弯腰从苜蓿中间拣起一捆旧信。这捆信早已发霉，也是苍白的颜色。这些信看起来是某个男人把他的钢笔蘸上墨水，写下了他想说的话。可是那刚劲的字迹已经褪色，不可辨认，先前的秘密就更秘密了。
斯坦帕克多么希望能在这令人窒息的小树林里读一读这些潮乎乎的、发了霉的信，发现一些他不曾知道的事情。但是冥冥之中，那位不知名的写信人总让人心里生出负疚之感而双手发抖。要不是想起汤姆阿姆斯特朗——不管这些信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笔——斯坦帕克会陷入内疚与对某种秘密的了解之中。他扔掉那捆信，走进那所盖了一半的房子。那房子谁也不曾想到要关门闻窗，因为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
愚蠢、荒唐充溢了这片与被烧掉的房子“孪生兄弟”似的废墟。有某位徒步旅行的人曾经在那间与挂壁毯的房子完全一样的屋子里露宿，在与先前一样的壁炉里生火，把他的粪便涂抹在空心的墙上。有人用显示了肉体急迫要求的词汇写下他的爱。斯坦帕克走进那个多年前“烟火”齐放的夜晚——因为他后来意识到，那并非大火，那是大火之前施放的烟火——他的脚后跟碰了竖琴的那个房间。他在房间里面走动着，浮现在眼前的还是小汤姆阿姆斯特朗那张很有理智的脸。汤姆阿姆斯特朗穿着硬领衬衫，亮光薄呢外套，收抬得干净利索，充满了有钱人的自信。只有马德琳跪在地下，待在那座正燃烧的房子外面，或者他的脸最后被炸掉的时候，才不再是那样，
斯坦帕克走过那所房子。事实上，这所房子已经不属于阿姆斯特朗家了。建造了一半的楼梯爬满了藤蔓，很难说清烟是从什么样的缝隙钻进来，蔓延开，又缠绕在一起。这男人爬上他能上去的最高处，站在那儿，踩着藤蔓，向远处眺望，想起了汤姆阿姆斯特朗的未婚妻。人们一直没有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结婚了，还是仍在跳舞。马德琳消失了。如果没有楼梯口那一幕，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俾坦，帕克把头靠在尚未完成的砖墙上，相当清楚地想象着如果那天真有机会，他会怎样结束那场对妻子的不忠。现在，平静的黄昏不允许他生出负罪之感。辽阔的天空下面，夜色愈来愈浓。站在这座被遗弃、被亵读了的房子的房顶上，藤蔓宛若滑润的肌肤在他手里扭动着，散发出一股柔和的肉体的香味儿。遗憾的是他能想起来的太有限了。他尽管努力，却想不起她皮肤上面的毛孔，眼球上细微的血管，以及她紧贴他脖颈的呼吸。他头脑里贮藏的每一个不同的细节似乎都消失了。就像楼上这些房间和这幢楼房最有意义的那些部分。他曾经在这所房子里面迎着那场熊熊大人奔跑。他找到了她，头脑十分清醒。由于年轻、羞怯，未曾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
现在，这个中年男子站在这座丑陋的房子的顶部，扭弯了手中的藤蔓，脸上现出使人不快的皱纹，这是些几乎达到了很高境界的皱纹。不过，当然啦，没有人看得见，因为这儿完全是荒凉之所在。除了那只鸭子。它正在灌木丛中吃力地蹒跚着，露出一双黄黄的眼睛。哦，他揉搓着手里那根热烘烘的藤蔓，似乎这才意识到他是来这儿找那只鸭子的，而且很为有个理由而高兴。
他咒骂那只鸭子。“我一定要抓到这个杂种！”他说。
鸭子继续瞒珊着。男人跑下去，跑到房子后面。当他从往事的回忆中挣脱出来，他那魁梧的身躯变得十分可笑。然后，他镇定下来，也喘过气来。他看见地上扔着一根风刮下来的长树枝，便拣起来，朝那只懊恼的、拚命挣扎的鸭子冲过去，用那根树枝前面的一个树权使劲儿按住鸭子，就好像要把它在泥土地里压碎压死，而不是生擒活捉。
“抓住这个杂种了！”他大声说。
鸭子呱呱地叫着，拍打着一双翅膀，扭动着挺壮的长脖子。它那副丑陋的、执拗的样子和那张扁嘴根部的突起变得让人可怜。可是眼下，这男人对它还是恨不够。
直到他猛然朝树枝那头扑过去，手没有松开，弯下腰从树杈下面抓住那只鸭子。鸭子呱呱地叫了几声，沉甸甸地倒提在他的手里。
男人转过身，开始向山下走去。谁也没看见这一幕。他踩着刚才留下的足迹，穿过倒伏了的野草走着。谁也不知道这个傍晚，他心中那种欲望的冲动。这种欲望已经冷却。现在是秋天了。
斯坦帕克提着那只抓回来的鸭子向家里走去。他觉得一丝凉意开始钻进衣服下面汗津津的脊背，一个肩膀由于用劲过猛也怪不舒服。倘若把某件事情看作是有失检点，那么它的一点点好处也会被认为是不可弥补的过失。因此，他又变得闷闷不乐。他怀着一种渴望，想起他的妻子，想起他们在那间小窝棚里刚住下时她烤得未透的面包。他爱她。他还想起多尔奎克莱依，想起她那纯洁的禀性。这种禀性他已经意会，但尚不能言传。他拖着沉重的靴子，从酸模草和锦葵中间走过。那靴子因为潮湿，粘着泥土而愈嫌沉重。他总是习惯于把想起来的只言片语用祈祷词的形式堆砌到一起。这样一来，通常至少能够引导他朝安全的方向爬去。然而，在这个欲念已经冷却的黄昏，这样的机会却是减少了。
回家之后，他从妻子的针线盒里拿出一把剪刀，把那只鸭子一个翅膀上光滑但又粗糙的羽毛大剪一番。
“这下它就跑不了了，”她说，从那副眼镜上面平静地抬起头来——做细活儿时，她已经戴眼镜了。
他只是哼了一声，便走向蒙蒙夜色，把鸭子扔到围栏里面。
艾米帕克很灵巧地继续织补袜子。这是在这个傍晚她加诸于自己头上的一种责任。她看见丈夫朝格兰斯顿伯里的方向走了，去抓那只鸭子。走之前，他特意告诉了她这件事，还望着她的一双眼睛。她想起自已那次去格兰斯顿伯里的差事。很早以前那个傍晚，也是为了鸭子。她心里纳闷，他会在那儿发现些什么。可是斯坦不同。他并没有变得疑虑重重，或者烦躁不安。他把篱笆绷紧，把木头刨平，在许多事情上给人们以决定性的意见。就这样，艾米帕克把那块整齐干净、四四方方的补丁织到男人厚厚的袜子上。斯坦帕克也一定能很快找到那只鸭子，那怕它钻进灌木丛里。这灌木丛她最近还去看过，完全是为了满足对那片人们大讲特讲的废墟的好奇心。她织补完把线剪断。她有自个儿一套巧妙、精确的方法。她织出来的活儿很耐磨。现在她已经是个稳健、和蔼的妇人了。人们都喜欢她，喜欢瞧她那叫人感到愉快的皮肤，喜欢在果酱不结冻或者母鸡技自痢时跟她讨主意。
后来，斯坦就回来了，正如她心里希望的那样：他很快就能回来。还剪掉了那只鸭子翅膀上的羽毛。
她总爱评头品足。并不是因为这种评论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结为夫妻，这些并无实际意义的话能把他们联结得更紧密，相互之间更加信任。这种老生常谈的丝线编织着、连接着他们之间的感情。或者只是一种缝缝补补？
艾米帕克剪断这天夜里她用来织补的最后一根毛线。在眼下这个场合，她并不想干多少事儿，也不想对任何事情深究。可是，如果她能放下那只袜子，提上一盏防风灯，走到漆黑的院子里，挑灯看丈夫那张脸的话，她倒真要细细地探究一番。她愿意消除疑虑，使自.己放下心来。
现在，情形不同了。斯坦帕克在和平之后回到家里时，他们这样说。情形不同了。他们嘴上这样说，心里想的却是，还和以前一样。可惜，什么事都不会永远一个样儿。她不能常盯着他那张胆去捉摸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变化。她总是找借口盯着他看，叫他换一个垫圈，或者提一件重物。她甚至要找理由抚摸他。看看他的皮肤是不是太粗糙了，或者脸上是不是抹了脏东西。然后，她就笑一笑，表示道歉。有时候，他会皱皱眉头。但是在他们一起发生的那些必要的行为以及说的那些话所织成的网络之下，所有这一切对于他思想深处的变化并不能提供什么线索。不管是因为他对她提防了，还是因为她已经落后了。
于是，这位妇人开始纳闷，是不是他们俩的生活对于他太舒服了，或者是不是他已经在心中熟记了她习惯于表达的所有那些思想和看法。当然，有些思想她也是隐藏着的。这是很... -->>
战争没有给杜瑞尔盖带来什么损失。当然，有的人家女人们为她们的丈夫而痛苦。有的女人耐不住寂寞，或者想找点花样出去和别的男人相好，怀着不同程度的负罪感和情欲，跟他们睡觉。有的女人听到丈夫被打死的消息之后，就像空蛋壳似地垮了下来。有的吃着她们自己种的土豆。要不是有这些东西和从长着角的老母牛身上挤出的奶水，她们准得挨饿。不过总的来说，杜瑞尔盖没受到什么破坏。因为这儿离前线太远。除此而外，在这些地区，支配人的是土地。草仍然生长着，在风的吹拂下弯着腰。热风仍然从西边吹来，冷风从南边吹来。潮湿的微风从东面、从海洋上懒洋洋地吹来。有时候，在暴风雨天气，海鸥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在黑乎乎的金合欢树上盘旋着，猛地俯冲下来，发出阴冷的、饥饿的叫声。
有一次，雷帕克打死一只海鸥，赶快拣起来藏好，因为母亲看见会生气的。他把那只海鸥开膛剖肚，看过之后，埋进一条溪沟。他爱做些难忘的、有英雄气的事儿，但又想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力所能及的大事，这天下午他开枪打了海鸥。那以后好些日子，他手上有一股鸟的腥味儿，心里很有几分得意。
“爸爸回家以后，我能出去工作吗？”男孩问。
“我想可以吧，”母亲说。“你不能总这么晃来晃去。你想干啥活儿？”
“我不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
他用他的刀子在空中乱砍着，因为不知道自个儿到底想干啥。他在牧场东游西逛，把自个儿的名字刻在绿色的树干上，在河边打水漂，把手伸进好像是深不可测的鸟窝里，偷那些宝石似的鸟蛋。
他并不怎么希罕这些。他希罕父亲要给他带回来的从德国兵尸体上弄来的纪念品。他想戴着钢盔，在暮色中冲锋，向陌生人进攻。
“雷，”母亲喊道，因为到她维护母亲权威的时候了。她站在那儿，在围裙上擦着双手。“你就不能别这么胡闹，做点有用的事儿，劈点木柴吗？”
他一声不吭，劈柴去了。
等他脸上毫无表情，给她抱来一捆木柴的时候，使她想起了丈夫。他的信她都用一截绳子捆着，塞在一个放茶叶的罐子后面。有时候，她竭力想在这样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想起丈夫，似乎这样就能使他站在眼前。但是事实上她无法做到这一点。除了她对他真实的、渗透了每一个细胞的爱，到这时他已经变得那样模糊。她最常记起来的，是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抬起一条腿，从大车的一侧迈过去，爬进马车，背朝她坐在欧达乌德身旁。
“过来，”她说。男孩已经把木柴扔进炉子旁边那个盒子里。
“干啥？”他有点疑惑地问。
“亲亲我，”她笑着说，就好像那是一只红苹果。
“哦，为啥？”这矮胖的男孩嘀嘀咕咕地说。
他把自己凉凉的面颊从她脸上挪开，咬着嘴唇，看起来浑身燥热。
“这有什么好，”他说。
“是呀，”她说“我想是没有多少好处。”
她开始整理她洗过的衣服，用水喷过之后，又一包一包地卷好。
她也到牧场去。那是在傍晚，做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常有这样的情形，就在她要体味这种安宁的时候，一种突发的负罪感会使她从那安宁中惊醒，强迫自己进入一种新的不安，并且用这种方式表示对离家在外的丈夫的崇敬。她最终获得了既有农场又有孩子的自我满足的安宁，他却不在身边了。但是在她那踩着青草穿行的焦躁不安的脚步声中，在草浪间滚动的充满忧虑的风声之中，在海鸥悲凉的叫声中，在寸步不让的黑色铁丝网上，他却总是存在的。她折磨折磨自己这也无可非议。尽管有时候，甚至这种折磨也是为了她自己的快乐。痛苦的岁月会带来一种痛苦的情欲。
大约中午，孩子们都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她常到路边去，站在初秋灼热但并非不堪忍受的阳光下面，等着瞧谁会从这儿走过。过来的人们就跟路旁站着的这个女人说说话，把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情形、他们的病痛、饲养的牲畜，甚至家里的丧事都告诉她。他们会把这个女人当作知心人，因为她脸上的表情就要求他们这样做。有时候，他们甚至把脑子里刚刚闪过的念头告诉她，告诉这个他们再也不会见到的女人，而这些念头大概对家里人也不会说起。女人想着人家告诉她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填充了她本来会是一片空白的心。她闯人那些陌生人的生活，犹如日后在花园里散步，掐掉花儿已经死去的花柱头。她闯入他们的生活，构成一种充溢着同情、甚至是情欲的关系。然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有人出其不意地使她承认这种关系。就这样，丈夫的远去逐渐变成一种隐隐的沉闷的不快，这种不快确实存在。但是有时候，她并不停下来想出个究竟。她周围的景物、阳光、斑斑驳驳的树皮，她与那些早已离去的、陌生人们的关系太生动了。实际上比那些陌生人本身或者周围的自然景物还要生动得多。
有一天，她站在路边，盼望着发生什么事情，或者看见什么人的面孔。她手搭凉棚，好让他们进入视线。这时，一个年轻士兵歪戴着帽子走了过来。他走过来的时候先是低着头。他是个厚脸皮，不过皮还没厚到太过分的地步，因为周围的环境对于他还很生疏。他就这样走了过来，看见有人盯着他，就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把脸扭过去，朝对面的牧场张望着。他尽管浑身是劲，脸皮挺厚，在眼前的情况下看起来却像个姑娘。
正在凝望又似乎不是在凝望他的这个女人看出，他也许不屑于跟她谈话就会扬长而去。她满脸通红，由于内心的软弱差点儿哭出声来。因为她完全可能趴在篱笆上对他说；我在等你跟我说点儿什么，谈谈战争、死亡和爱情。
可是小伙子径自走了过去。他瞅着他那双红靴子。路上的尘土已经把靴子变白了。他的一双眼睛无视她的存在。后来，他突然朝她转过脸来，就好像只是这时才想起这样做。他歪戴着帽予，趾高气扬地转过头来，但并不看她，或者只是翻了翻他那好像是半透明的眼皮儿，稍微瞥了她一眼，说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这条路上住着个叫霍诺的人？”
“霍诺？”她重复了一句，吓了一跳，就好像刚看见这个陌生的年轻人。现在她既然已经把他“尽收眼底”便看见他把帽子上的皮带扣在下嘴唇上。
“啊，不知道，”她说，镇定了一下，把一缕散乱的头发拢到左耳朵后面。“我没听说过有个叫霍诺的人。反正这条路上没有。不过这条路长着呢！你要去的那头，人们住得又很分散。”
“哦，”他说“这事儿听起来可不怎么妙。”
他向她走过来，走到路边。她正站在她家的篱笆旁边。花园里长满参差不齐的荒草。地太硬太早，除了草什么也不长。
“他们是我妈的亲戚，”他一边扔着一枚硬币玩，一边说。“杰克有几亩地。他得了肺病。妈妈让我来这儿瞧瞧他们，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不大喜欢霍诺家。杰克总是坐在那儿吐痰。这种病人你瞧着都恶心。他们在厨房里面给他放了个铁桶，专门供他吐痰。人们说他一叶肺已经烂光了。他是个剪羊毛的，是从布巴拉过来的。”
“哦，”她说。
逢着这样的场合，从语言的角度看，她不是给予，而是一味地接纳。可是人们看起来仍然很喜欢她。他们信任这个沉静的女人那双眼睛，信任她那棕黄色的皮肤。因此，这位年轻士兵打算在她这种静默的“庇荫”之下诉说一番了。他自己明朗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可以暴露的东西。
“我几个星期前才从前方回来，”他说。“他们从我的腿上炸掉一块肉，那些该死的王八蛋！瞧，”他边说边卷起一条裤腿“那是在迪克布什附近。医生给我植了一块皮。”
“一定很痛吧，”她说。她看那伤口的时候，既不觉得讨厌，也没有那种油然而生的同情，几乎像是察看一只罕见的昆虫被弄断或者被揪下来的腿。
然而，她并非真的冷淡，这一点当兵的心里也清楚。她的这种距离不过是他们站在大路旁边白草中共享的那场阳光与尘土交织而成的梦的一部分。
“腿痛了，痛是自然的，”年轻的士兵说。“要是他们允许，我还要回去，再跟那些婊子养的拼杀一番。或者等到下一场战争。我喜欢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他说。
“我的丈夫也在前方，”她用她那超然的，同时又是温暖的、犹豫不决的声音对他说。
“他在什么部队？”年轻人问。
她告诉了他部队的番号，这使她的谈话无形中增加了几分严肃和神秘的色彩。
“他也受过一次伤。医生从他身上取出些弹片或者别的什么。他把那些东西放在一个盘于里，给我们留着呢。他得了一枚勋章，”她说。
“哦，”当兵的自言自语地说“勋章也有各式各样的呢！”
他对尚未遭到损害的自我，以及他那健壮的身体、结实的肌肉更感兴趣。
“各式各样呢，”他说。
“但是我敢肯定，他得的这枚是那种很不错的，”得了勋章的男人的妻子脸红脖子粗地说。
“事情有时候很滑稽，”士兵说，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倚靠在篱笆上。于是她无法避免地看见了他那绷紧了的脖子上的喉结。“我在那边差点儿跟一位姑娘订了婚。她是比利时人，长得还算不错。当然，他们长得跟我们多少有点儿不一样。她父亲做生意，开了一家肉铺，卖些小玩意儿。明自吗？腊肠和各种熟肉。”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他身体的重量压弯了算笆。他靠在铁丝上，慢慢地晃荡着，倾吐心里的话。她一双眼睛直盯盯地望着他，等他说话。她望着他的太阳穴，意识到自己已经年岁大了。
“你没待下去跟那家内铺的姑娘订婚？”她问道。
“没有，”他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好像我也管不了啦，”他简单地说。
他不再晃荡了。霎时间，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都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同样的恐惧。现在那女人站在那儿，也面临着什么也管不了的可能。
“我还会再被派回去的，”士兵说，更像是自言自语。“住院的时候，我本来打算这么给她写，信纸都拿出来了，可又没写。现在就更不能写了，”他说。“我写不下去。”
女人搓着胳膊上的皮肤。
“我这儿有她一张照片，我给你瞧瞧，”他说“这就是她。照得不太好。不过，当然，你还是看得出她的模样。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长得不大一样。你看得出来，她是个正经姑娘。”
女人现在站在一个很有景深的苍白的世界里，毫不留情地暴露在人生经验的光芒之下，打量着那位肉铺娇娘的面庞。那张脸充满了希望，满怀着对爱情的信心，渴望把爱可能拥有的任何深度都表露出来。那脸还没尝过拳头的滋味呢！
“她叫什么名宇？”艾米帕克问。
“瓦旺妮，”士兵爽快地说。“别的我就没记住了。”
文米帕克很镇静，尽管一看见被踩死的、或者肢体不全的鸟她就浑身发抖。她继续凝视士兵打满老茧的手指间捏着的那张棕黄色照片，凝视这个男人长满古铜色汗毛的粗壮的手腕。
“他们在那个铺子一边，”士兵说“摆了两张大理石做的小桌子。人们可以坐在那儿喝上一杯。我常去那儿。他们有各种酒，各种颜色的。还有那么多的幽默和笑话。她就站在那儿。小伙子们在桌子上胡写乱画，可她就像什么也没注意到似的。过一会儿，就走过来坐下。她常跟我一块儿坐，渐渐地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得说，这不完全是我的错。”
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不像他那张嘴那么坚决。艾米帕克凝视着那位肉铺的娇娘，或者这男人的手腕，给不了他什么帮助。她自己正需要别人帮助。她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情好像都在她眼前颤动。她那可怜的身体等待着给她以自信的抚摸。
“你这地方真好，”他边说边把照片装进口袋，把扣子扣好。因为眼前的事情总是更重要些。
“也没什么太好的，”她说，往大丽花的荫凉下退了退。“我们开垦了这块土地。我大半辈子都是在这儿度过的。”
她看见这个并不惹人讨厌的年轻人一双清澈的、动物的眼睛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企图看到她不愿意向他敞开的生活的内幕。
“说下去，”他说道，越发重重地倚在篱笆上面，望着她脸上那神秘的绿色的肉。那大朵大朵的沉甸甸的洋红色大雨花在她身边摇曳着，把她挤进它们那蒙蒙绿雾之中。
在那深沉的绿色所形成的可怕的窒息中，她喘不过气，只得走到阳光下，向大路张望着，嘴里念叨着她的孩子们。
“你还有孩子？”他翕动着双唇，沉思默想。
等树荫从她脸上挪开的时候，他才又意识到，她不过是大街上跟他擦肩而过的那种陌生人，或者是有轨电车上拿着包袱坐在他对面的同路人。这样的人，他连想都不愿意多想。他们的年龄好像差不多。
“我有两个孩子，”她轻声说“他们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很顶用。”
她意识到这个年轻人马上就要走了。当她系着浆洗得挺硬的围裙时，她是一副强者的样子；只是当她以一个陌生人解除一个陌生人更进一步倾吐衷肠的义务的那种超脱的目光看着他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眼睛里那种冷漠，看见了他那丰润的嘴唇上某种经常惹得她抱住狂吻的、难以言传的东西，在这种时候她就变得软弱了。
“我得走了，”士兵说。“去找我母亲的那些亲戚。”
“祝你走运，”她用清脆的声音说。不过，她显然不习惯使用这种辞令。
他走了以后，她回到房间，屋里摆着丈夫那张对人家给他照相不无讥消的照片。他很不自然地对她笑着。她没脱那条浆硬了的围裙便在床上躺下。两条胳膊在钩针编织的被子上面来回蹭着，脖颈枕在枕头上，一种巨大的悲哀压迫着这间木屋。苍蝇在屋里营营嗡嗡，一只个头挺大的、灰颜色的绒一动不动地趴在墙上，就像死了一样。直到她放声哭.了起来。不知道是为那位肉铺的娇娘，为她的丈夫，还是为这个让人感到痛苦的下午。反正这一哭，她觉得松快多了。
孩子们回来之后，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坐起来，衣服弄得皱巴巴，说她头痛。他们信了她的话。她看见儿子的眼睛里并没有她曾经疑惑会有的那种冷漠。那简直是丈夫的一双眼睛。于是，一种新的柔情和希望又充溢了她的心。
斯坦帕克终于按时回来了。因为邮件耽搁，家里人事先不知道。他背着背包和给男孩带回来的钢盔，沿着那条大路走回来。差不多在年轻士兵路过这里的那个时间——刚过晌午，进了家门，说：“啊，我回来了，艾米，终于回来了。”
因为没想到他会回来，妻子正干着一两样脱不开手、还挺重要的事情。她只是轻轻吻了他一下。这和她先前想象的、甚至“排演”过的情形可大不相同。而且还差不多立刻就告诉他，门上有个铰链松了，她费了好大力气也没拧紧，弄得好不心烦。
“好吧，”他说。“我们瞧瞧。不过一会儿再说，现在有的是时间，干啥也可以。”
这天下午，看起来时间确实有的是。房门大敞着，金色的阳光像一块大地毯铺在地板上。蜜蜂从窗口飞进来，又从这所安谧恬静的房子另外一边飞出去。屋子里，男人和女人面对面坐着，相互凝视着。
他坐在那儿，喝她给他泡的茶，因为茶水挺烫，喝的时候弄出嘘嘘的声音。“你得把那儿的事情都告诉我，”她羞羞答答地说。
他的嘴朝下撇着，不想马上回答。“有机会再谈，”他说。
她也并不是非让他讲那些事情。
事实上，她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她只相信他们一起过的生活；只相信等她已经习惯了她的丈夫——一个和从前不同的人之后，又要开始的生活。她又要细瞅他脸上新添的皱纹，还经常摸一摸，好使自己确信，他就是自己的男人。不过，这个时候，他的一双眼睛似乎把他们俩隔开了。
“我写的那些信，”他说“都应该扔掉。纯粹是浪费时间。不过不写信又干什么呢？”
“那些信我保存着哪！”她边说边用指尖拉着桌布。“我喜欢它们。”
“保存旧信没有用处，”他说。“那是一种病态。总是读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忘记你已经又前进了。我母亲特别爱于这事儿。她有满满一抽屉旧信，纸的颜色都变了。”
由于向他的妻子——这位皮肤黝黑、反应迟钝的女人倾吐了一点点心中的隐秘，就好像在夜色中袒露了心怀，他现在觉得很不自在。由于他剖白了自己，便觉得她简直是个陌生人。她把一切隐秘都包了起来，独自坐在桌布旁边微笑。你没法说出她在想什么。她的头发颜色不那么深了，可她那张脸还在闪闪发光。那脸是漂亮还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眼下他还很难说清楚。
他又搅了搅他的茶。一种满足开始从那红褐色的、圆圆的涡流扩散开来。她坐在他的对面，身上散发着一股烤饼的味道，让人觉得悠长而安谧。把她熟记心间的机会随时都存在。
“孩子们怎么样？”他问道，只是为了打破沉默。
“他们都挺好，”她说。“都长得又细又高。塞尔玛有时候把头发盘在头顶上玩，那模样看起来可真的长大了。但她总是自怨自艾。她得了哮喘病。哦，我想总会好的。她迟早得离开这地方。还有雷。他俩都得走。雷已经是个壮小伙子。有时候挺暴躁。他有点儿坏脾气。雷这孩子，只要愿意，啥事儿都敢于。发起脾气，他甚至可以放火把房子烧了。他不喜欢受人指使，连碰都不让人碰一下。要是他愿意让我爱，我当然能爱他，斯坦。我能把他培养成个样子。可是他总觉得温顺使他难堪。”
这位父亲已经不再相信人为的干预能起什么作用。但他没有表露出这一点。相反，他带着一种预感，听妻子讲还没跟他见面的孩子们的情况。茶水烫了一下嘴。他望着对面的妻子，被她对孩子们的爱唤起一种激情。他意识到，由于她对他们的了解，她比自己更有力。他期望她能做点什么事情。她将沟通他和他们的感情。于是他觉得心情好了一点儿。
下午就这样过去了，孩子们就要回来了。还有那群列队而归的奶牛。男人和女人互相凝视着，少了几分紧张，多了几分感情。现在，既然已经打开心灵深处的秘密“橱柜”把里面的东西都让人看了，他感到很高兴。女人抚摸丈夫那只这阵子她一直就想抚摸的手时，不再感到羞怯了。现在，她把那只手拿过来，放在掌心里看，用自己滚烫的手摩挲着，又用她那硬硬的手指紧握着，贴在胸口。于是，他们终于重新融合在一起了。他们的嘴巴和他们的灵魂都向对方张开，他们紧紧拥抱着，紧到不能再紧的地步。他们紧闭着眼睛承认，没有肉体上的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这种全身心的结合。
这天晚上，在经历了最初的羞涩和生疏之后，他们都在灯光明亮的厨房里欢笑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和欢乐。笑声从这所房子飘逸而出，在那个月光和雕塑般的景物组成的世界里飘荡，这个世界由一轮巨大的月亮固定在这里的白马、枝叶浓密的树、贮水罐，以及看不见脑袋的鸟所组成。孩子们和父亲渐渐熟了起来。他们因为一些傻事大笑着。有时候也仅仅是为了欢乐的笑声而大笑。到这时，他们已经真的精疲力竭了。可是兴奋还支撑着他们不去睡觉。那个壮实的小男孩的脑袋几乎全部扣在德国兵的钢盔下面。他心里思忖着，还能不能再胡闹一会儿而不受母亲的指责。那个削瘦的小姑娘站在那儿，不时把两条碍事的辫子甩到身后，同时转动着一个赛璐璐臂环。这个臂环是她拿一枚狗头胸针和一个小姑娘换来的。
斯坦帕克差点儿开口就问孩子们的岁数，后来意识到，他原本不应该忘记他们多大年纪。小姑娘有时候看起来很庄重，显得已经成熟了。
“塞尔大概没等我们明白过来就会交上男朋友了，”他说，像是自言自语。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呢？”母亲说。“他们连学还没上完呢！”
“我恨男孩子，”小姑娘扭着细脖子说。“我永远都不会结婚。”
“永远都不会，”男孩一板一眼地说。他两腿分开，坐在椅子上。这样便可以把脑袋放在椅背上休息，看起来还不太显眼。“我就不结婚。我想干点事情。我想去赛马，或者徒步横跨澳大利亚。你们知道吗？有的树根部有水。如果你知道哪些树有，就可以把树根拔起来，吸那里面的水。黑人就这么于。也许我还能当个探险家，或者拳击家。我可以用拳头去打。有个叫汤姆库德林的男孩就让我揍了一顿。因为不给我那个玻璃球。他说过，要是我赢了，就给我。而我赢了。所以就把玻璃球夺了过来。是一个绿颜色的石头蛋子。”
“又说傻话了，”母亲说。“该上床睡觉了。”
“呵！为什么？”男孩一边嘟哝一边摩挲了几下伏在椅背上的睡意朦胧的脑袋。
“我说过为什么了。”
“男孩子都是些傻瓜蛋！”小姑娘说。
她站在一个墙角，一只胳膊肘放在背后，苍白的皮肤现出菜色。她形容憔悴，内心却可能刻薄狠毒。她喜欢秘密，也喜欢跟别的女孩儿说悄悄话。她甚至把这些悄悄话记在一个本子上，把本子锁进一个装小玩意儿的匣子里，再把钥匙藏起来。她希望有架钢琴，好练习从女邮政局长那儿学来的曲子。可是家里没琴，她从邮政局带回来的那些重浊、刺耳的“主旋律”便只好留在脑子里萦回了。有时候，她会带着淡淡的、高傲而又有几分神秘的神色，对自己哼这些曲子。
“男孩子都是些糊涂虫，”她边说边左右摇晃着身子。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好像非得在父亲面前再次挑明这个观点，好让它永远“有案可查”
“瞧我踢你！”男孩怒目而视，加强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他们怎样才能很够？由于这一点还不明显，他们被仇恨所困惑，除开在无所谓或者睡觉的时候。
“行了，这事儿说够了吧，”父亲说。他非得做点什么了。他们是他的孩子，他怀着疑虑又一次这样告诉自己。“这是和平的一天，不是吗？”
他们满腹狐疑地望着他，望着这位是他们父亲的陌生人，做出一副孝顺的样子，不声不响地睡觉去了。事实上，夜的静谧已经开始潜人这所房子。那静溢愈来愈浓，比父亲的话更使他们困顿。男孩努起嘴朝母亲靠过去。她那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的吻，连自己都开始纳闷，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不知羞耻了。吻完妈妈，他就走出去，关好门。小姑娘向窗外眺望了一会儿，并没有注意夜色的美丽。因为她被自己的问题困扰着。她拿出爸爸带给她的一小瓶法国香水，闻了几次。只是这时，安温与美才充溢了她的心。当她修长的手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放在胸前祈祷时，她那像花一样的脸在镜子里面闪烁着光彩。她照别人教给她的办法祈祷着，把一切关系都归纳到爱的范畴。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她就上床睡觉，梦见自己在焦躁不安的音乐和睡乡的长廊漫步。
在杜瑞尔盖，战后的日子就这样缓慢而又令人激动地开始了。斯坦帕克又开始忙自己的活儿。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有的人觉得他回不回无所谓，有的人则已经忘记这人是谁了。有几个人头一回见他，很为他“侵人”他们新近得到的土地而气恼。但他对所有这些都置之不理。只是于自己的事儿。他有时候垂着脑袋，就好像和平的日子太沉重了。他当然已经变老、开始发福，成了个笨重的人，肌肉也很快就要变得疙疙瘩瘩。不过他还处于壮年时期，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口袋饲料甩到肩上，让口袋蹭着灼热的脖颈上灰色的头发茬儿扛走。
他现在已经是个很成熟的人了，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巨大的柔情，一双眼睛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他观察过蚂蚁的辛劳，鹰隼的翱翔，看见过母腹中骚动的牛犊，以及计算着钱财又想象着死亡的人们。他极其精确地观察这些事物的每一个细节，但又是从一个睡觉人的梦境观察的。他在那梦境中慢慢地蠕动，也许哪天就会望出去，看到生活的真谛。他就这样忙忙碌碌，四处走动着，眼前竟有点不知所措。清晨，露水打湿的裤脚裹着他的两条腿。雾霭笼罩着原野，比较高的草上结着的蜘蛛网就像牧场竖起来的靶子，把视线搞得模糊不清。这时，现实和前景，梦幻和客观事物，都溶化在同一个洪荒的世界。就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开始还显得有点儿粗糙。但是通红。然后冲破雾霭织成的网，把阳光尽情地泼洒在大地上，树木在耀眼的阳光下屹立着——让斯坦帕克看起来完全信心十足，也还是困难的。在这和平、安宁的日子里，他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那些实实在在的、千真万确的，或者被称之为永恒不变的事物。许多事情还需要得到证明。只有他才能去证明。
他回来不久，多尔奎克莱依就来了。除了那些在她还是个骨瘦如柴的小姑娘时就认识她的人，大伙儿现在都叫她奎克莱依小姐。她为了舒服，光着脚丫没有穿鞋。多尔没怎么变。她生来就是小孩儿长了一副老相。或者说，长大以后是大人长了一副小孩相。她的举止就像身上那件灰裙子一样朴实无华。那是一件挺括的长裙子，至于是什么质地、或者有什么装饰，谁也不曾注意。大家只知道，衣裙包裹着她，而且是一件还算体面的衣服。她也戴着一枚胸针，也许是珐琅的，那个小图案永远不会惹人细看。她把它别在长脖子下面。那黄中带红的皮肤已经显得甲状腺肥大了。不过即使这样，除了那些被她迷住的孩子们，谁也不会注意到这点，大家要看的只是多尔那张脸。
“我带来一些这个，”她说，抬起一只瘦长的、黄中带红的大手遮着太阳。
盒子里装着些黄颜色的、表面粗硬的糕点。
“换换口味，”她说，或许心里希望这样。
沙糖粒在多尔那些制作粗糙的糕点上闪闪烁烁。她用另外一只细长的手把糕点送过来。手上粘着的面粉已经干了。这只手少了一个手指，是让切草机切掉的。
“谢谢，多尔。做得挺好，”他边说边接过那盘让人尴尬的黄颜色的糕点。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站在阳光下面交接这盒糕点，并且互致问候的时候，都显得很不自在。她的一只手依然举在眼前，遮挡着阳光。她那慢吞吞、干巴巴的话语在时间的长河上掠过，仿佛把他带到乌龙雅的河岸旁边。年轻时许多平静的、不可思议的、相当完美的事件，又从他眼前闪过。这就是多尔奎克莱依把糕点放到他手里的这个早晨。她带来了完美。
“哦，”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在这儿站着干嘛！你不进来坐坐？”
“不，”她说。“再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了。”
她不像别人那样，问他受伤和得勋章的事儿。
“不，”她说“鸡鸭正下蛋呢。我现在养火鸡呢，你知道吗？挺好的小火鸡。”
她微笑着；她有一双还分辨不出善恶的十分清澈的淡蓝色的眼睛。
“好，”她说“我高兴你回来了，斯坦。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为此祈祷过。”
他纳闷他可能和这个女人共享的秘密会是什么呢？他们的灵魂和生命几乎溶合在一起。
但是糕点就堆在他的手里，堆在她把它们放进去的那个挺不结实的盒子里。因此，他又不自在起来。他谢过她为他做的祈祷，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时，艾米帕克快快活活地从屋里走了出来。这天早晨，她看起来特别漂亮。他本来应该夸夸她才对，可是眼下，他心里很乱，似乎有某种东西，他非得出来保护不可。
多尔奎克莱依很快道别，回到她的弟弟、她的火鸡、她的鸡鸭那儿去了。
“这是什么？”艾米帕克盯着糕点问道。
“她送来的，”他说，被迫展示这些奉献给他的糕点。
“哦，我可从来不吃多尔做的那种破石头似的糕点，”妻子说。“我敢打赌，那简直是一团发起来的细糠做的。”
她看见那糕点了，却没看见他受到的伤害。要是看见，她可能会高兴的。他像站在后门台阶上的一个小男孩，等待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
艾米帕克接过糕点——这当然是她份内的事——他听见她倒进一个铁盒里，倒得又快又重。
“可怜的多尔，”妻子说。“她是个好人。居然想起给你烤点心。她不敢对我说这事儿。我看她是爱上你了，斯坦，就像追求某个男人的那些老处女一样。”
他听见她搓着一双手，把沾在手上的粗沙糖弄掉。
斯坦帕克还在想着多尔奎克莱依。她那副平静的、纯洁无瑕的样子，并没有因为艰难的、充满泥泞的岁月的流逝而变化。这也许是因为愚昧无知的缘故。否则，上帝该怎样对这些老女人、尼姑以及白痴，说清楚自己创造他们的目的呢？有时候，斯坦帕克在自己那四大惑不解的迷雾之中显得相当呆笨。可是他也有茅塞顿开的时候。譬如，多尔奎克莱依瞥他一眼，他就会突然大彻大悟。然后，他就开始看自己那双正在做事的手，或者想起在那座破烂不堪的教堂见过的那张老太太的脸。要嘛就想起一株被摧毁的大树，又生出尖尖的新叶。
斯坦帕克回来之后，阿姆斯特朗一家来过杜瑞尔盖一两次。他们显然心绪十分烦乱。他们坐着汽车来，高高在上，不和碰见的人们打招呼。倒不是因为骄傲，而是因为他们在哪儿都不愿意多待。自从小汤姆阿姆斯特朗战死——他是个中尉，新闻电讯稿上曾经提到过，而且被授过勋。那时候，各地的报纸尽登这种事情——老头子中了一次风。因此，半个脸往下抽着，谁看了都会为老阿姆斯特朗感到难过。他坐在他那辆绿车里头，车身上盘着一条吓人的铜蛇。他戴一顶平顶帽子，穿着很高级的英格兰花呢外套，目不斜视地坐在那儿，望着前方。只是在妻子用胳膊肘轻轻碰他，叫他看还能认出来的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的时候，才抬起胳膊，在空中朝愿意接受他的问候的任何人轻轻地招招手。老阿姆斯特朗自己已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他那只瘫了的手，手指的皮肤皱在一起，冷冰冰的。
不过，他的妻子还有点儿活气，宛若摇晃着的玉蜀黍。她的头发垂下来，就像玉蜀黍的须，和她那干巴巴但很得体的姿态相比，显得潮乎乎的，呆板而单调。她做出他早已熟知的微笑，也许想在石竹和葡萄树的环绕下谈论那种短暂的、让人高兴的小毛病或者小手术。
阿姆斯特朗一家到杜瑞尔盖的时候，总要开着车到格兰斯顿伯里看看。他们再也没能在那儿居住，因为那所房子压根儿就没能盖完。小汤姆的死讯传来，他们就把工人都撤走了。因此，楼梯至今还是露天的，灰泥在原先搅拌的地方凝固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没砌上去的砖在黑夜被人偷得精光。老阿姆斯特朗夫妇总去已经荒芜的花园里转一转。他们把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好像这样就能把自己伪装起来。阿姆斯特朗太太还在寻找那场可怕的大火留下的痕迹。她站在从前是花坛.现在却长满蕨草和牛癣草的地方，怀着负疚从花丛中大把大把地采玫瑰。可是她不能摘得太多、太快，就好像她想摘，可那不是她家的花。这之后，阿姆斯特朗老夫妇俩就回到汽车里。因为在格兰斯顿伯里的山坡上，下午的风吹起来也挺厉害。他们坐下之后，裹着苏格兰方格呢的腿感到很不舒服。玫瑰花在老太太的膝盖上枯萎了。有时候，她把它们扔到路边z自己也不明白于嘛要摘这些耷拉着脑袋的玫瑰花。
有一次，俾坦帕克去追那只个头挺大的马斯克维鸭，一直追到格兰斯顿伯里。那只鸭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剪掉它的翅膀，从围栏里飞走的。尽管他们经常说要剪。鸭子直奔格兰斯顿伯里，大摇大摆地跑着，藏进荒草之中，为了保护它幻想中的自由，任凭你千呼万唤，威吓“利诱”就是不出来。斯坦帕克一直追到山坡上，分开长得很高的野草寻找。草籽籁籁落下，暮色宛若细软的羽绒在空中飘浮。有棵白菜长得乱蓬蓬的，脚踩上去，升起一股难闻的臭气。那种爱尔兰苜蓿的茎秆抽出让人讨厌的枝条，一直攀援到先前是桅子树林的地方。那些桅子树现在还在，只是一副生病的样子，很难辨认出先前的模样。灰白的树叶和花苞纠缠在一起，腐烂成一团团纸张似的东西。斯坦帕克弯腰从苜蓿中间拣起一捆旧信。这捆信早已发霉，也是苍白的颜色。这些信看起来是某个男人把他的钢笔蘸上墨水，写下了他想说的话。可是那刚劲的字迹已经褪色，不可辨认，先前的秘密就更秘密了。
斯坦帕克多么希望能在这令人窒息的小树林里读一读这些潮乎乎的、发了霉的信，发现一些他不曾知道的事情。但是冥冥之中，那位不知名的写信人总让人心里生出负疚之感而双手发抖。要不是想起汤姆阿姆斯特朗——不管这些信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笔——斯坦帕克会陷入内疚与对某种秘密的了解之中。他扔掉那捆信，走进那所盖了一半的房子。那房子谁也不曾想到要关门闻窗，因为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
愚蠢、荒唐充溢了这片与被烧掉的房子“孪生兄弟”似的废墟。有某位徒步旅行的人曾经在那间与挂壁毯的房子完全一样的屋子里露宿，在与先前一样的壁炉里生火，把他的粪便涂抹在空心的墙上。有人用显示了肉体急迫要求的词汇写下他的爱。斯坦帕克走进那个多年前“烟火”齐放的夜晚——因为他后来意识到，那并非大火，那是大火之前施放的烟火——他的脚后跟碰了竖琴的那个房间。他在房间里面走动着，浮现在眼前的还是小汤姆阿姆斯特朗那张很有理智的脸。汤姆阿姆斯特朗穿着硬领衬衫，亮光薄呢外套，收抬得干净利索，充满了有钱人的自信。只有马德琳跪在地下，待在那座正燃烧的房子外面，或者他的脸最后被炸掉的时候，才不再是那样，
斯坦帕克走过那所房子。事实上，这所房子已经不属于阿姆斯特朗家了。建造了一半的楼梯爬满了藤蔓，很难说清烟是从什么样的缝隙钻进来，蔓延开，又缠绕在一起。这男人爬上他能上去的最高处，站在那儿，踩着藤蔓，向远处眺望，想起了汤姆阿姆斯特朗的未婚妻。人们一直没有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结婚了，还是仍在跳舞。马德琳消失了。如果没有楼梯口那一幕，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俾坦，帕克把头靠在尚未完成的砖墙上，相当清楚地想象着如果那天真有机会，他会怎样结束那场对妻子的不忠。现在，平静的黄昏不允许他生出负罪之感。辽阔的天空下面，夜色愈来愈浓。站在这座被遗弃、被亵读了的房子的房顶上，藤蔓宛若滑润的肌肤在他手里扭动着，散发出一股柔和的肉体的香味儿。遗憾的是他能想起来的太有限了。他尽管努力，却想不起她皮肤上面的毛孔，眼球上细微的血管，以及她紧贴他脖颈的呼吸。他头脑里贮藏的每一个不同的细节似乎都消失了。就像楼上这些房间和这幢楼房最有意义的那些部分。他曾经在这所房子里面迎着那场熊熊大人奔跑。他找到了她，头脑十分清醒。由于年轻、羞怯，未曾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
现在，这个中年男子站在这座丑陋的房子的顶部，扭弯了手中的藤蔓，脸上现出使人不快的皱纹，这是些几乎达到了很高境界的皱纹。不过，当然啦，没有人看得见，因为这儿完全是荒凉之所在。除了那只鸭子。它正在灌木丛中吃力地蹒跚着，露出一双黄黄的眼睛。哦，他揉搓着手里那根热烘烘的藤蔓，似乎这才意识到他是来这儿找那只鸭子的，而且很为有个理由而高兴。
他咒骂那只鸭子。“我一定要抓到这个杂种！”他说。
鸭子继续瞒珊着。男人跑下去，跑到房子后面。当他从往事的回忆中挣脱出来，他那魁梧的身躯变得十分可笑。然后，他镇定下来，也喘过气来。他看见地上扔着一根风刮下来的长树枝，便拣起来，朝那只懊恼的、拚命挣扎的鸭子冲过去，用那根树枝前面的一个树权使劲儿按住鸭子，就好像要把它在泥土地里压碎压死，而不是生擒活捉。
“抓住这个杂种了！”他大声说。
鸭子呱呱地叫着，拍打着一双翅膀，扭动着挺壮的长脖子。它那副丑陋的、执拗的样子和那张扁嘴根部的突起变得让人可怜。可是眼下，这男人对它还是恨不够。
直到他猛然朝树枝那头扑过去，手没有松开，弯下腰从树杈下面抓住那只鸭子。鸭子呱呱地叫了几声，沉甸甸地倒提在他的手里。
男人转过身，开始向山下走去。谁也没看见这一幕。他踩着刚才留下的足迹，穿过倒伏了的野草走着。谁也不知道这个傍晚，他心中那种欲望的冲动。这种欲望已经冷却。现在是秋天了。
斯坦帕克提着那只抓回来的鸭子向家里走去。他觉得一丝凉意开始钻进衣服下面汗津津的脊背，一个肩膀由于用劲过猛也怪不舒服。倘若把某件事情看作是有失检点，那么它的一点点好处也会被认为是不可弥补的过失。因此，他又变得闷闷不乐。他怀着一种渴望，想起他的妻子，想起他们在那间小窝棚里刚住下时她烤得未透的面包。他爱她。他还想起多尔奎克莱依，想起她那纯洁的禀性。这种禀性他已经意会，但尚不能言传。他拖着沉重的靴子，从酸模草和锦葵中间走过。那靴子因为潮湿，粘着泥土而愈嫌沉重。他总是习惯于把想起来的只言片语用祈祷词的形式堆砌到一起。这样一来，通常至少能够引导他朝安全的方向爬去。然而，在这个欲念已经冷却的黄昏，这样的机会却是减少了。
回家之后，他从妻子的针线盒里拿出一把剪刀，把那只鸭子一个翅膀上光滑但又粗糙的羽毛大剪一番。
“这下它就跑不了了，”她说，从那副眼镜上面平静地抬起头来——做细活儿时，她已经戴眼镜了。
他只是哼了一声，便走向蒙蒙夜色，把鸭子扔到围栏里面。
艾米帕克很灵巧地继续织补袜子。这是在这个傍晚她加诸于自己头上的一种责任。她看见丈夫朝格兰斯顿伯里的方向走了，去抓那只鸭子。走之前，他特意告诉了她这件事，还望着她的一双眼睛。她想起自已那次去格兰斯顿伯里的差事。很早以前那个傍晚，也是为了鸭子。她心里纳闷，他会在那儿发现些什么。可是斯坦不同。他并没有变得疑虑重重，或者烦躁不安。他把篱笆绷紧，把木头刨平，在许多事情上给人们以决定性的意见。就这样，艾米帕克把那块整齐干净、四四方方的补丁织到男人厚厚的袜子上。斯坦帕克也一定能很快找到那只鸭子，那怕它钻进灌木丛里。这灌木丛她最近还去看过，完全是为了满足对那片人们大讲特讲的废墟的好奇心。她织补完把线剪断。她有自个儿一套巧妙、精确的方法。她织出来的活儿很耐磨。现在她已经是个稳健、和蔼的妇人了。人们都喜欢她，喜欢瞧她那叫人感到愉快的皮肤，喜欢在果酱不结冻或者母鸡技自痢时跟她讨主意。
后来，斯坦就回来了，正如她心里希望的那样：他很快就能回来。还剪掉了那只鸭子翅膀上的羽毛。
她总爱评头品足。并不是因为这种评论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结为夫妻，这些并无实际意义的话能把他们联结得更紧密，相互之间更加信任。这种老生常谈的丝线编织着、连接着他们之间的感情。或者只是一种缝缝补补？
艾米帕克剪断这天夜里她用来织补的最后一根毛线。在眼下这个场合，她并不想干多少事儿，也不想对任何事情深究。可是，如果她能放下那只袜子，提上一盏防风灯，走到漆黑的院子里，挑灯看丈夫那张脸的话，她倒真要细细地探究一番。她愿意消除疑虑，使自.己放下心来。
现在，情形不同了。斯坦帕克在和平之后回到家里时，他们这样说。情形不同了。他们嘴上这样说，心里想的却是，还和以前一样。可惜，什么事都不会永远一个样儿。她不能常盯着他那张胆去捉摸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变化。她总是找借口盯着他看，叫他换一个垫圈，或者提一件重物。她甚至要找理由抚摸他。看看他的皮肤是不是太粗糙了，或者脸上是不是抹了脏东西。然后，她就笑一笑，表示道歉。有时候，他会皱皱眉头。但是在他们一起发生的那些必要的行为以及说的那些话所织成的网络之下，所有这一切对于他思想深处的变化并不能提供什么线索。不管是因为他对她提防了，还是因为她已经落后了。
于是，这位妇人开始纳闷，是不是他们俩的生活对于他太舒服了，或者是不是他已经在心中熟记了她习惯于表达的所有那些思想和看法。当然，有些思想她也是隐藏着的。这是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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