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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垂帘听政
赵祯即位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皇帝没有长大，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军国大事。刘太后便成了宋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刘太后的垂帘听政，是从争吵中开始的。在起草遗诏时，宰相丁谓和参知政事王曾为了遗诏中的一个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赵恒驾崩之后，刘太后召丁谓、王曾进宫商议先皇遗诏，并说奉大行皇帝之命，由皇后处分军国重事，辅太子听政。命王曾入殿庐起草遗诏。
王曾起草诏书，于“皇后处分军国事”一句，在“处分”二字前面加了个“权”字，这句话就变成了“皇后权处分军国事”意为“权且”由皇太后处理朝政。
丁谓为了讨好皇太后，看了诏书后说“刚才太后懿旨，明明是说‘处分军国事’，你怎么随意增加一个字，改为‘权处分军国事’呢？这个‘权’字必须删去。”
王曾显然是有备而来，正色说道：“我朝从来就没有母后垂帘听政的先例，如今皇帝年幼，太后临朝，这已经是国运不佳了；加入个‘权’字，是为了昭示后人，况且，增减制书内容，是相臣分内之事，这也是祖制特许的。你身为首辅，难道不知道这个吗？”
丁谓见王曾拿祖制压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言词来进行反驳。王曾似乎是得理不让人，继续追问道：“难道你是想扰乱祖宗家法吗？”
王曾说得理直气壮，丁谓也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诏书送进宫里，刘太后虽然有些不满足，但并没有生气，她觉得王曾是自己人，考虑问题很周到，没有提出异议，便将诏书颁发中外，昭示天下。
诏书颁发之后，即在赵恒灵柩奉太子赵祯即皇帝位，就是仁宗皇帝。
赵祯即位后，葬先考大行皇帝赵恒于永定陵，尊庙号真宗。
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
太后垂帘听政，在宋朝是第一次，中书、枢密两府在辅政形式上又发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将中书、枢密两个部门的官员召集在一起，集体议定仪制。
会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王曾说要像东汉太后辅政那样，皇帝坐在大殿的左面，请太后坐在右面垂帘听政，五天召见一次大臣。
丁谓却主张皇帝每月只要初一、十五两天接见群臣，意思一下就行了，要是有了重大事件，就由太后召集宰辅们解决，一般的事就由太监首领传奏转达就行了。
王曾不同意，他说这样做是取祸之道。因为皇帝和太后不在一起议事，平时太监上传下达，很容易使宦官弄虚作假、操纵朝政，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丁谓却不以为然，群臣也是议论纷纷，终因中书省、枢密院两个部门的头头意见相持不下，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散会之后，丁谓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不等第二次复议，避开王曾，暗中与太监雷允恭商定，将按他的意见拟定的一个仪制秘密送进宫里，交给刘太后。
雷允恭是赵恒身边的太监首领，因为揭发周怀政而得宠。他与刘皇后、丁谓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两人之间的联络人。
刘太后没有觉察到丁谓是因为自己要弄权，还以为他对自己很忠心。收到雷允恭递上来的仪制，看了后觉得很满意，就依丁谓私拟的仪制，下了一道手谕，昭示群臣遵照执行。她在手敕中说：
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禁中，划可以下。
王曾知道又是丁谓从中捣鬼，无奈地说，两宫不在一处，把权柄归宿在一个宦官手里，祸患无穷啊！于是他暗中戒备，防止丁谓一伙宦官、佞臣扰乱朝纲。
群臣见了太后的手谕，更是不敢反对。
丁谓见自己的阴谋得逞，当然是得意得很。他早已和太监首领雷允恭串通一气，这样，今后不论什么事，都得经过他们两个人的手，上下其手，实在是太方便了。别说是擅权谋私，就算架空小皇帝和太后也是有可能的。
丁谓有些飘飘然起来，追求了多年的目标似乎已经到手。雷允恭也是恃势专恣，两人的气焰格外嚣张，幸亏有刚直不阿的王曾位居枢密使，时刻监督着宦官、佞臣的一举一动，两人还有所忌惮，才使朝廷没有出现大的事件。
2、雷允恭事件
接着，加封皇族，封太宗第八子、泾王元俨为定王。元俨性情严整，刚毅不可犯，内外崇惮丰采，称他为八大王，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俗小说中称德昭为八大王，那只是一种误传。
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赵恒在病逝前最后一刻，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又伸出三个指头，以示意叩榻问疾的各位大臣。后来有人臆测，当时赵恒是想让自己的弟弟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皇后就此事派人向大臣们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
元俨听说此事后，发现自己成为刘皇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受刘皇后残酷的政治迫害，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皇后去世、赵祯亲政为止。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实际的情况是，赵恒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赵恒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皇位的准备，臣等一定会尽心辅佐幼主。更何况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顺服，臣等如果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是朝廷的罪人。这实际上是向赵恒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赵恒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点点头，表示满意。
事实上，赵恒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赵恒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赵恒临终时留下遗诏，要“皇太后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接着又命丁谓为司徒，兼侍中尚书左仆射；冯拯为司空，兼侍中枢密尚书右仆射；曹利用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三人朋比为奸，继续扰乱朝纲，其中丁谓最为猖狂。
赵恒临终的时候，曾对刘皇后说，唯寇准、李迪两人可托大事。刘皇后当时只是含糊答应。垂帘听政之后，刘太后由于对李迪当日谏阻赵恒不要立她为后之事怀恨在心，丁谓对寇准在赵恒面前说他是佞臣之事也是耿耿于怀，所以，她不但没有遵从赵恒的遗命重用寇准、李迪两人，反而与丁谓合谋，诬陷两人是朋党，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连曹玮也谪知莱州。
王曾实在有些看不过去了，对丁谓说，罪轻罚重，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丁谓手捻胡须，微笑着说：“居停主人，恐怕也不能幸免吧！”
原来，寇准在京的时候曾借住在王曾家里，故此，丁谓就称他为居停主人。实际是暗示王曾，如果继续保寇准，恐怕自己也要套进去。
王曾见丁谓说出这样的话，强压住一腔怒火，也不再争。
朝中虽然有很多人替寇准、李迪两人呼冤，但事实无法挽回。京城百姓也为寇准鸣不平，因而迁怒丁谓，编了四句俚语：
欲得天下宁，须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
丁谓并不畏人言，他怕二人东山再起，又使了一个阴招，收买了传旨的太监，让他在马前悬挂一个装着宝剑的锦囊，还故意让剑显露在外，造成是降旨赐死的阵势。
李迪是个质朴君子，一见这个架势，以为是圣上赐死，真的不想活了，幸亏他的儿子和追随他的幕僚赶紧救护，他才没有糊里糊涂地冤死。
寇准正在道州衙门与郡官宴饮，忽听衙役来报，说朝廷的使臣到了，马悬锦囊、宝剑外露，悬剑示威，情况恐不大好。郡官不禁大惊失色，寇准却很冷静，明白地向传旨的太监要赐死的诏书，太监傻眼了，他哪有这样的诏书？寇准冷笑一声，跪拜接过贬职诏书，又和同事官员喝酒去了，至... -->>
1、垂帘听政
赵祯即位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皇帝没有长大，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军国大事。刘太后便成了宋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刘太后的垂帘听政，是从争吵中开始的。在起草遗诏时，宰相丁谓和参知政事王曾为了遗诏中的一个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赵恒驾崩之后，刘太后召丁谓、王曾进宫商议先皇遗诏，并说奉大行皇帝之命，由皇后处分军国重事，辅太子听政。命王曾入殿庐起草遗诏。
王曾起草诏书，于“皇后处分军国事”一句，在“处分”二字前面加了个“权”字，这句话就变成了“皇后权处分军国事”意为“权且”由皇太后处理朝政。
丁谓为了讨好皇太后，看了诏书后说“刚才太后懿旨，明明是说‘处分军国事’，你怎么随意增加一个字，改为‘权处分军国事’呢？这个‘权’字必须删去。”
王曾显然是有备而来，正色说道：“我朝从来就没有母后垂帘听政的先例，如今皇帝年幼，太后临朝，这已经是国运不佳了；加入个‘权’字，是为了昭示后人，况且，增减制书内容，是相臣分内之事，这也是祖制特许的。你身为首辅，难道不知道这个吗？”
丁谓见王曾拿祖制压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言词来进行反驳。王曾似乎是得理不让人，继续追问道：“难道你是想扰乱祖宗家法吗？”
王曾说得理直气壮，丁谓也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诏书送进宫里，刘太后虽然有些不满足，但并没有生气，她觉得王曾是自己人，考虑问题很周到，没有提出异议，便将诏书颁发中外，昭示天下。
诏书颁发之后，即在赵恒灵柩奉太子赵祯即皇帝位，就是仁宗皇帝。
赵祯即位后，葬先考大行皇帝赵恒于永定陵，尊庙号真宗。
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
太后垂帘听政，在宋朝是第一次，中书、枢密两府在辅政形式上又发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将中书、枢密两个部门的官员召集在一起，集体议定仪制。
会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王曾说要像东汉太后辅政那样，皇帝坐在大殿的左面，请太后坐在右面垂帘听政，五天召见一次大臣。
丁谓却主张皇帝每月只要初一、十五两天接见群臣，意思一下就行了，要是有了重大事件，就由太后召集宰辅们解决，一般的事就由太监首领传奏转达就行了。
王曾不同意，他说这样做是取祸之道。因为皇帝和太后不在一起议事，平时太监上传下达，很容易使宦官弄虚作假、操纵朝政，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丁谓却不以为然，群臣也是议论纷纷，终因中书省、枢密院两个部门的头头意见相持不下，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散会之后，丁谓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不等第二次复议，避开王曾，暗中与太监雷允恭商定，将按他的意见拟定的一个仪制秘密送进宫里，交给刘太后。
雷允恭是赵恒身边的太监首领，因为揭发周怀政而得宠。他与刘皇后、丁谓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两人之间的联络人。
刘太后没有觉察到丁谓是因为自己要弄权，还以为他对自己很忠心。收到雷允恭递上来的仪制，看了后觉得很满意，就依丁谓私拟的仪制，下了一道手谕，昭示群臣遵照执行。她在手敕中说：
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禁中，划可以下。
王曾知道又是丁谓从中捣鬼，无奈地说，两宫不在一处，把权柄归宿在一个宦官手里，祸患无穷啊！于是他暗中戒备，防止丁谓一伙宦官、佞臣扰乱朝纲。
群臣见了太后的手谕，更是不敢反对。
丁谓见自己的阴谋得逞，当然是得意得很。他早已和太监首领雷允恭串通一气，这样，今后不论什么事，都得经过他们两个人的手，上下其手，实在是太方便了。别说是擅权谋私，就算架空小皇帝和太后也是有可能的。
丁谓有些飘飘然起来，追求了多年的目标似乎已经到手。雷允恭也是恃势专恣，两人的气焰格外嚣张，幸亏有刚直不阿的王曾位居枢密使，时刻监督着宦官、佞臣的一举一动，两人还有所忌惮，才使朝廷没有出现大的事件。
2、雷允恭事件
接着，加封皇族，封太宗第八子、泾王元俨为定王。元俨性情严整，刚毅不可犯，内外崇惮丰采，称他为八大王，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俗小说中称德昭为八大王，那只是一种误传。
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赵恒在病逝前最后一刻，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又伸出三个指头，以示意叩榻问疾的各位大臣。后来有人臆测，当时赵恒是想让自己的弟弟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皇后就此事派人向大臣们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
元俨听说此事后，发现自己成为刘皇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受刘皇后残酷的政治迫害，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皇后去世、赵祯亲政为止。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实际的情况是，赵恒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赵恒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皇位的准备，臣等一定会尽心辅佐幼主。更何况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顺服，臣等如果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是朝廷的罪人。这实际上是向赵恒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赵恒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点点头，表示满意。
事实上，赵恒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赵恒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赵恒临终时留下遗诏，要“皇太后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接着又命丁谓为司徒，兼侍中尚书左仆射；冯拯为司空，兼侍中枢密尚书右仆射；曹利用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三人朋比为奸，继续扰乱朝纲，其中丁谓最为猖狂。
赵恒临终的时候，曾对刘皇后说，唯寇准、李迪两人可托大事。刘皇后当时只是含糊答应。垂帘听政之后，刘太后由于对李迪当日谏阻赵恒不要立她为后之事怀恨在心，丁谓对寇准在赵恒面前说他是佞臣之事也是耿耿于怀，所以，她不但没有遵从赵恒的遗命重用寇准、李迪两人，反而与丁谓合谋，诬陷两人是朋党，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连曹玮也谪知莱州。
王曾实在有些看不过去了，对丁谓说，罪轻罚重，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丁谓手捻胡须，微笑着说：“居停主人，恐怕也不能幸免吧！”
原来，寇准在京的时候曾借住在王曾家里，故此，丁谓就称他为居停主人。实际是暗示王曾，如果继续保寇准，恐怕自己也要套进去。
王曾见丁谓说出这样的话，强压住一腔怒火，也不再争。
朝中虽然有很多人替寇准、李迪两人呼冤，但事实无法挽回。京城百姓也为寇准鸣不平，因而迁怒丁谓，编了四句俚语：
欲得天下宁，须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
丁谓并不畏人言，他怕二人东山再起，又使了一个阴招，收买了传旨的太监，让他在马前悬挂一个装着宝剑的锦囊，还故意让剑显露在外，造成是降旨赐死的阵势。
李迪是个质朴君子，一见这个架势，以为是圣上赐死，真的不想活了，幸亏他的儿子和追随他的幕僚赶紧救护，他才没有糊里糊涂地冤死。
寇准正在道州衙门与郡官宴饮，忽听衙役来报，说朝廷的使臣到了，马悬锦囊、宝剑外露，悬剑示威，情况恐不大好。郡官不禁大惊失色，寇准却很冷静，明白地向传旨的太监要赐死的诏书，太监傻眼了，他哪有这样的诏书？寇准冷笑一声，跪拜接过贬职诏书，又和同事官员喝酒去了，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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