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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两人一问一答，妙语连篇。
还有一次，苏轼想借一个“鸟”字开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声）’，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夜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很显然，苏轼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苏轼哭笑不得。
其实，这都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无从考察。至于苏轼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妹妹苏小妹，许配给秦观，新婚之夜拒绝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给出的一副对联才给他开门，由于上联出得很难对，秦观搜肠刮肚就是对不出来，苏轼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对出下联的故事，实属是虚无之说，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妹妹，更没有秦观这个妹夫，苏轼与秦观虽然是好友，但并没有郎舅关系。
3、狐假虎威
苏轼携眷离京去了杭州，欧阳修退隐于安徽富阳，张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阳，司马光和吕公著隐居在西京洛阳，富弼也贬出了京城。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净尽。朝廷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
苏轼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暴乱。
前年冬天，保甲法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要离开家乡，调到北方去与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城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游行。骚乱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官府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乡民们认为这是要远征了，父子、兄弟相拥而泣，有的人甚至断腕以躲避征调。
乡民的暴乱，实际上是抵抗离乡背井到边境去打仗，但表现出来的是反对新法，而且是以这种过激的方式。
韩维当时是开封府知府，在他的辖区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难逃。他立即将暴乱的经过向朝廷作了汇报，并请求将军训推延到冬天进行，因为那时是农闲季节。
王安石岂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韩维就因为这一份奏折，遭到罢免。
韩维是王安石的追随者，当年赵顼为太子的时候，韩维在他的面前替王安石说了不少的好话，从这种意义上说，韩维有恩于王安石。罢免了韩维，王安石也失去了他最后一个朋友。
宁州通判邓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极力赞颂新法，对王安石的吹捧也是用尽了溢美之词，大得王安石的欢心，被推荐为御史，并兼管农业。
邓绾是因拍王安石的马屁而升官，他的一些成都同乡瞧不起他，有骂他是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人讥讽他是一名投机的政客。邓绾对此却怡然自得，不以为然地对人说：“笑骂由他人去，好官我自为之。”
王安石在邓绾与曾布的协助下，继续做着“毁”人不倦的工作。
老宰相富弼因不满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辞去宰相之职，降职为博州太守之后，仍然极力反对青苗法，置上司对他推销青苗贷款不力的指责于不顾，给皇上上了一本，他在奏折中说：“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邓绾见这是个讨好王安石的好机会，便向王安石建议，以阻碍新法之罪，把富弼宰相级别的待遇全部剥夺。王安石却欲置富弼于死地。幸亏赵顼念及富弼是位老臣，不忍加罪，才使富弼逃过一劫。
御史中丞杨绘，上本请求废止免役法，并奏请重新起用吕诲、范镇、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吕陶等一批有能力而遭贬的大臣。杨绘被邓绾弹劾，逐出京城，下放到郑州去做了知州。
监察御史刘挚，上表陈述免役法有十害，也被谪为监衡州盐仓。
王安石命知谏院张璪撰文驳斥刘挚的建议，张璪不肯从命，也被逐出了京城。
在这段时期内，继被贬至邓州的吕诲病逝之后，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也客死颍州。
吕诲，开封人，是已故宰相吕端的孙子。
欧阳修本籍庐陵，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一生经历了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朝代，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苏轼作序时对他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初号醉翁，后号六一居士。死后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王安石的儿子名叫王雱，从小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十五六岁时就写有数万言的著作，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旌德尉，睥睨自傲，不可一世。他做官不久，便因官职太小、俸禄太薄而辞官不做。在家里闲来无事，写了二十多篇策论，纵论天下大事。还写了数万字的老子训解佛书义解。
王雱虽然才华出众，议论惊人，但倜傥不羁、风流自赏，平时寻花问柳、选色征声，所有秦楼楚馆、诗妓舞女没有不知道王公子大名的。王安石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事事也容他三分。
王安石为参政时，一天，程灏拜访王安石，两人正在谈论时政，互相辩论，王安石的儿子头发散乱，手拿女人的头巾出现在客厅，他一直走到父亲面前，见了程灏也不打招呼，便问他们在议论什么。王安石说他们正在谈论新政，并说他们的新政总是受到其他大臣的批评。
“这也有必要多议论吗？”王雱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大声说道“将韩绛、富弼两人推出去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反对新法。”
程灏是个道学先生，见王雱如此不懂礼节，大人说话还随便插嘴，有些不高兴地说：“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王雱听后气得青筋陡胀，双拳紧握，几乎要冲上去揍程灏一顿。幸巧王安石以目制止，他才怏怏退出。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任用了很多年轻的官吏。为了提拔儿子，特地让人把他写的老子训解刻印成书，廉价出售。经过一番安排，书流入宫中，流到皇上眼前。
赵顼看了老子训解，大为赞赏。邓绾、王曾乘机在皇上面前推荐王雱。赵顼便召见了王雱，王雱在皇上面前大谈新法。这样的话题很合赵顼的口味，当即便命他为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说书。
王雱崇尚法家，特别崇拜先秦的法家人物商鞅，言谈举止常有一些法家的观点，他常说，如果不诛除异己，新法就不能顺利推行。因此，当他在崇政殿讲解经书时，也常将自己的观点渗透进去。
赵顼受到他的启发，便在京城设立京城巡卒。
京城巡卒，实际上是新政权的一个特务机构，这些巡卒，就是朝廷派到坊间的密探，只要发现有人谤议新政，不问贵贱，一律拘禁。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说话都特别小心。
王安石奏请推行市易法，委任户部判官吕嘉问为提举。接着又推行保马法，让曾布确定具体条款，颁布各路实行。继而又推行方田均税法。
新法都是先在京东路试行，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
反对新法的人仍然很多，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上言说保马法不便施行，王安石并没有理会。
枢密都承旨李评，极力诋毁免役法，并奏罢閤门官吏。王安石上书，说他抵御新法，要求追究他的罪责。赵顼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一直没有下文。利州判官鲜于侁上书指陈时事，批评青苗法，影射王安石扰乱朝政，竟提拔为转运副使。
王安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是皇上对新法的兴趣在减退。于是他递上一份辞呈，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离开京师。其实，这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赵顼虽然对新法有所动摇，但还没有到否定新法的那一步，他当然不会放走王安石。经过一番劝慰，打消了王安石辞职的念头。
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两人一问一答，妙语连篇。
还有一次，苏轼想借一个“鸟”字开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声）’，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夜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很显然，苏轼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苏轼哭笑不得。
其实，这都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无从考察。至于苏轼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妹妹苏小妹，许配给秦观，新婚之夜拒绝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给出的一副对联才给他开门，由于上联出得很难对，秦观搜肠刮肚就是对不出来，苏轼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对出下联的故事，实属是虚无之说，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妹妹，更没有秦观这个妹夫，苏轼与秦观虽然是好友，但并没有郎舅关系。
3、狐假虎威
苏轼携眷离京去了杭州，欧阳修退隐于安徽富阳，张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阳，司马光和吕公著隐居在西京洛阳，富弼也贬出了京城。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净尽。朝廷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
苏轼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暴乱。
前年冬天，保甲法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要离开家乡，调到北方去与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城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游行。骚乱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官府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乡民们认为这是要远征了，父子、兄弟相拥而泣，有的人甚至断腕以躲避征调。
乡民的暴乱，实际上是抵抗离乡背井到边境去打仗，但表现出来的是反对新法，而且是以这种过激的方式。
韩维当时是开封府知府，在他的辖区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难逃。他立即将暴乱的经过向朝廷作了汇报，并请求将军训推延到冬天进行，因为那时是农闲季节。
王安石岂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韩维就因为这一份奏折，遭到罢免。
韩维是王安石的追随者，当年赵顼为太子的时候，韩维在他的面前替王安石说了不少的好话，从这种意义上说，韩维有恩于王安石。罢免了韩维，王安石也失去了他最后一个朋友。
宁州通判邓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极力赞颂新法，对王安石的吹捧也是用尽了溢美之词，大得王安石的欢心，被推荐为御史，并兼管农业。
邓绾是因拍王安石的马屁而升官，他的一些成都同乡瞧不起他，有骂他是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人讥讽他是一名投机的政客。邓绾对此却怡然自得，不以为然地对人说：“笑骂由他人去，好官我自为之。”
王安石在邓绾与曾布的协助下，继续做着“毁”人不倦的工作。
老宰相富弼因不满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辞去宰相之职，降职为博州太守之后，仍然极力反对青苗法，置上司对他推销青苗贷款不力的指责于不顾，给皇上上了一本，他在奏折中说：“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邓绾见这是个讨好王安石的好机会，便向王安石建议，以阻碍新法之罪，把富弼宰相级别的待遇全部剥夺。王安石却欲置富弼于死地。幸亏赵顼念及富弼是位老臣，不忍加罪，才使富弼逃过一劫。
御史中丞杨绘，上本请求废止免役法，并奏请重新起用吕诲、范镇、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吕陶等一批有能力而遭贬的大臣。杨绘被邓绾弹劾，逐出京城，下放到郑州去做了知州。
监察御史刘挚，上表陈述免役法有十害，也被谪为监衡州盐仓。
王安石命知谏院张璪撰文驳斥刘挚的建议，张璪不肯从命，也被逐出了京城。
在这段时期内，继被贬至邓州的吕诲病逝之后，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也客死颍州。
吕诲，开封人，是已故宰相吕端的孙子。
欧阳修本籍庐陵，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一生经历了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朝代，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苏轼作序时对他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初号醉翁，后号六一居士。死后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王安石的儿子名叫王雱，从小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十五六岁时就写有数万言的著作，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旌德尉，睥睨自傲，不可一世。他做官不久，便因官职太小、俸禄太薄而辞官不做。在家里闲来无事，写了二十多篇策论，纵论天下大事。还写了数万字的老子训解佛书义解。
王雱虽然才华出众，议论惊人，但倜傥不羁、风流自赏，平时寻花问柳、选色征声，所有秦楼楚馆、诗妓舞女没有不知道王公子大名的。王安石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事事也容他三分。
王安石为参政时，一天，程灏拜访王安石，两人正在谈论时政，互相辩论，王安石的儿子头发散乱，手拿女人的头巾出现在客厅，他一直走到父亲面前，见了程灏也不打招呼，便问他们在议论什么。王安石说他们正在谈论新政，并说他们的新政总是受到其他大臣的批评。
“这也有必要多议论吗？”王雱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大声说道“将韩绛、富弼两人推出去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反对新法。”
程灏是个道学先生，见王雱如此不懂礼节，大人说话还随便插嘴，有些不高兴地说：“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王雱听后气得青筋陡胀，双拳紧握，几乎要冲上去揍程灏一顿。幸巧王安石以目制止，他才怏怏退出。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任用了很多年轻的官吏。为了提拔儿子，特地让人把他写的老子训解刻印成书，廉价出售。经过一番安排，书流入宫中，流到皇上眼前。
赵顼看了老子训解，大为赞赏。邓绾、王曾乘机在皇上面前推荐王雱。赵顼便召见了王雱，王雱在皇上面前大谈新法。这样的话题很合赵顼的口味，当即便命他为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说书。
王雱崇尚法家，特别崇拜先秦的法家人物商鞅，言谈举止常有一些法家的观点，他常说，如果不诛除异己，新法就不能顺利推行。因此，当他在崇政殿讲解经书时，也常将自己的观点渗透进去。
赵顼受到他的启发，便在京城设立京城巡卒。
京城巡卒，实际上是新政权的一个特务机构，这些巡卒，就是朝廷派到坊间的密探，只要发现有人谤议新政，不问贵贱，一律拘禁。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说话都特别小心。
王安石奏请推行市易法，委任户部判官吕嘉问为提举。接着又推行保马法，让曾布确定具体条款，颁布各路实行。继而又推行方田均税法。
新法都是先在京东路试行，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
反对新法的人仍然很多，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上言说保马法不便施行，王安石并没有理会。
枢密都承旨李评，极力诋毁免役法，并奏罢閤门官吏。王安石上书，说他抵御新法，要求追究他的罪责。赵顼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一直没有下文。利州判官鲜于侁上书指陈时事，批评青苗法，影射王安石扰乱朝政，竟提拔为转运副使。
王安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是皇上对新法的兴趣在减退。于是他递上一份辞呈，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离开京师。其实，这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赵顼虽然对新法有所动摇，但还没有到否定新法的那一步，他当然不会放走王安石。经过一番劝慰，打消了王安石辞职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