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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镇的第一天，远处传来绿袖子的乐曲，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在举办什么活动，苍凉的音乐正好与我当时的心境契合。负责向我介绍小镇的工厂女工告诉我，这是报时用的，中午是雪绒花，傍晚六点是绿袖子，是公民馆的广播播放的。她还说，有警报或者发生异常时，镇上就会放广播，所以要注意听。联系全镇居民，仅仅一台广播就足够了，竟然是如此小的镇子，我的确感到有些悲哀。
不过，有报时音乐还是方便些。即使戴着手表，有时候也会因为玩的入迷忘记看，这时音乐就会起到提醒的作用。惠美理每次出去玩，我都会叮嘱一句：“音乐响了就回来。”这几乎已经成了口头禅。
那天，我正在准备晚饭时传来了绿袖子的乐曲。盂兰盆节期间工厂有一部分车间仍然正常运转，丈夫也去上班，家里只有我一人。这时门铃响了，我心想，肯定是惠美理回来了，打开门一看，晶子站在那里。
惠美理死了。
一定是恶作剧。大概两个月之前，惠美理动不动就说：“我死了怎么办？”“一旦有痛苦，是不是死后转世就好了？”我以为她是和朋友一起预谋好，自己藏在门背后，想试试我有什么反应。“死之类的话题，即使开玩笑也不准说！”这话我以前说过好多次。我有些生气。
可是，惠美理没有躲在门后。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故？在哪儿？小学的游泳池？
那孩子会游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惠美理？
我脑中一片空白，这时，眼前忽然浮现出秋惠的脸我发疯似地跑出去。不要带走惠美理！
到了泳池，传来孩子哭喊的声音。是纱英。她抱着脑袋，蹲在更衣室前。我问：“惠美理呢？”她头也不抬，用手指了指背后。
更衣室？不是掉进了泳池吗？我看向昏暗的更衣室。惠美理倒在那里。她头朝外，仰躺在浴垫上，身上没有湿，看样子也没有受伤，脸上盖着一块手绢，上面印着可爱的动漫小猫图案。唉，果然还是恶作剧。我浑身发软。
我已经没有力气生气，弯身取下盖在惠美理脸上的手绢。她两眼圆睁。“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我用指尖按了按她的鼻头，冰凉，我赶紧把手掌放在她的鼻子和嘴上试试，没有呼吸。我抱起孩子，一直在她耳边叫她的名字，她眼睛都不眨一下。我摇她的肩，呼喊，她还是没有醒。
我难以置信。葬礼过后，我仍不能接受惠美理已死的事实，我认为这事和我无关，甚至希望死掉的是自己。
漫长的日日夜夜，我屡次问丈夫：“惠美理在哪儿？”丈夫总是平静地回答：“惠美理已经不在了。”终于有一次，我看到从来没有哭过的丈夫掉下了眼泪，这才明白惠美理真的死了。紧接着我又开始频繁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必须是惠美理死？为什么会被掐死？为什么会被杀？我希望杀人犯亲口回答，我希望尽早逮捕凶手。
我以为凶手很快就会被捕，因为目击者至少有四个人。
可是，你们都不约而同地反复说：“想不起罪犯的长相。”我真想扇你们耳光，把你们打倒在地。如果真想不起来也没办法，可是你们根本没有表现出努力要想起的样子。不仅仅想不起长相，你们任由惠美理独自被陌生男人带走，过了一个多小时也不管不问，尽管这样，作证时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歉意。朋友死了，却不流一滴眼泪。
是因为不感到伤心吧？
你们的表现令我不禁认为，你们尽管知道发生了大事，但是并不觉得惠美理可怜。如果带走的不是惠美理而是你们中的一个，说不定你们不会让她一个人去，说不定你们会很担心，然后早早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会很悲伤，并且会为了那个孩子拼命回忆嫌疑人的长相。
不仅仅是你们这些孩子，你们的父母也一样。我和丈夫去各家拜访，说：“希望能讲一讲事发当天的详细经过。”有的父母不满地嘟囔：“凭什么，你们又不是警察。”还有父母怒吼：“别再伤害我家孩子。”如果是他们的旧相识遇到同样的事情，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待遇呢？
整个镇上的人都表现冷漠。那天，很多人去看热闹，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我去超市买卡门培尔干酪的事可以传的尽人皆知，有关罪犯的线索收集却如此之难。如果是这个镇上的孩子被杀，是不是立即就会有人站出来举报有犯罪嫌疑的坏人呢？
还有那镇上的广播。事后不久，每天一到早晚上学放学时间，广播里就会传来这样的话：“各位听话的孩子，请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有事请和家长或朋友一起行动。”“即使有陌生人打招呼，也不要随便跟他一起走。”为什么没有播：“了解情况的人，哪怕是细微的线索，也请向警察报告。”
没有任何人对惠美理的死感到悲伤，也没有任何人理解失去孩子的我们的痛苦。
由于几乎没有收集到关于嫌疑人的线索，我曾经怀疑是你们杀了惠美理。你们杀死惠美理，然后四个人统一口径，捏造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犯罪嫌疑人。你们生怕露出破绽，于是都说记不起罪犯的长相。镇上的人都了解事实真相，却袒护你们，保持沉默，蒙在鼓里的只有我，只有我孤身一人。
每天晚上你们都出现在我梦里，四个人轮流绞杀惠美理。你们杀了惠美理，还发出卑鄙的笑声，并且以同一副面孔转向我，异口同声地反复说：“记不起长相了。”
当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拿着刀冲到外面。
时值三更半夜，丈夫追出来，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替惠美理报仇。”丈夫说：“嫌疑人还没有找到。”我喊着：“罪犯就是那几个孩子。”“怎么可能是那些孩子，因为”丈夫欲言又止，我想他是不想说出惠美理受到了性侵犯。
我不管，就是那些孩子！
我吼着，叫着后面的事情就没有记忆了。也许是晕倒了，也许是被社区的人架回去，给我服了镇静剂。
我已经离不开镇静剂，丈夫对我说：“你可以回你父母家休养一段时间。”我拒绝了。不来这个镇子，惠美理就不会被杀，惠美理是在这个镇上被杀害的。我恨这个小镇，可是我不打算离开，因为我一旦离开这里，事情就会被淡忘，那样就永远也找不到嫌疑人了。
况且，我对你们还抱有一丝希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我意识到你们只是十岁的孩子，逼着这样的孩子回忆嫌疑人长相似乎有些勉强，你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凶案的阴影。等以后平静下来或许会想起点什么线索，也许会为惠美理伤心，也许有人会在惠美理的忌日点上一炷香，哪怕只有一个人这么做。
可是，三年过去了，你们依然在重复几乎同样的话。所以我说是你们杀了惠美理。
你们是杀人犯。你们要么找到嫌疑人，要么就赎罪，不然我会报仇。
对初中一年级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也许我是最差劲的大人，可是，如果我不这样说，你们就会忘记惠美理的事情。目击证人只有你们几个。
而且，我认为即使我这样说，我离开这个镇子的第二天，你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虽然我片刻都不可能忘记惠美理，最后还是选择彻底忘记在那个小镇发生的一切。
回到东京，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他们都很体贴我，我还可以去很多地方散心。可是，其中最给我安慰的应该是孝博。可能除了纱英之外，你们都不知他是谁。
在小镇的时候，他是唯一关心我的孩子。
丈夫的堂兄夫妇也在足立制造厂工作，他们和我们在同一时期去了那个小镇。
虽说是亲戚，由于堂嫂也上班，而且夫妻关系好像不太好，所以几乎没什么来往。孝博也一样，听说他很聪明，但眼神总是冷冷的，即便迎头撞上，也不打招呼。案发之后不久，他一个人来到我家。
他说：“由于回到了东京，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却帮不上什么忙，实在对不起。我想问问学校那帮家伙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线索，婶婶，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事发那天的情况... -->>
到小镇的第一天，远处传来绿袖子的乐曲，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在举办什么活动，苍凉的音乐正好与我当时的心境契合。负责向我介绍小镇的工厂女工告诉我，这是报时用的，中午是雪绒花，傍晚六点是绿袖子，是公民馆的广播播放的。她还说，有警报或者发生异常时，镇上就会放广播，所以要注意听。联系全镇居民，仅仅一台广播就足够了，竟然是如此小的镇子，我的确感到有些悲哀。
不过，有报时音乐还是方便些。即使戴着手表，有时候也会因为玩的入迷忘记看，这时音乐就会起到提醒的作用。惠美理每次出去玩，我都会叮嘱一句：“音乐响了就回来。”这几乎已经成了口头禅。
那天，我正在准备晚饭时传来了绿袖子的乐曲。盂兰盆节期间工厂有一部分车间仍然正常运转，丈夫也去上班，家里只有我一人。这时门铃响了，我心想，肯定是惠美理回来了，打开门一看，晶子站在那里。
惠美理死了。
一定是恶作剧。大概两个月之前，惠美理动不动就说：“我死了怎么办？”“一旦有痛苦，是不是死后转世就好了？”我以为她是和朋友一起预谋好，自己藏在门背后，想试试我有什么反应。“死之类的话题，即使开玩笑也不准说！”这话我以前说过好多次。我有些生气。
可是，惠美理没有躲在门后。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故？在哪儿？小学的游泳池？
那孩子会游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惠美理？
我脑中一片空白，这时，眼前忽然浮现出秋惠的脸我发疯似地跑出去。不要带走惠美理！
到了泳池，传来孩子哭喊的声音。是纱英。她抱着脑袋，蹲在更衣室前。我问：“惠美理呢？”她头也不抬，用手指了指背后。
更衣室？不是掉进了泳池吗？我看向昏暗的更衣室。惠美理倒在那里。她头朝外，仰躺在浴垫上，身上没有湿，看样子也没有受伤，脸上盖着一块手绢，上面印着可爱的动漫小猫图案。唉，果然还是恶作剧。我浑身发软。
我已经没有力气生气，弯身取下盖在惠美理脸上的手绢。她两眼圆睁。“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我用指尖按了按她的鼻头，冰凉，我赶紧把手掌放在她的鼻子和嘴上试试，没有呼吸。我抱起孩子，一直在她耳边叫她的名字，她眼睛都不眨一下。我摇她的肩，呼喊，她还是没有醒。
我难以置信。葬礼过后，我仍不能接受惠美理已死的事实，我认为这事和我无关，甚至希望死掉的是自己。
漫长的日日夜夜，我屡次问丈夫：“惠美理在哪儿？”丈夫总是平静地回答：“惠美理已经不在了。”终于有一次，我看到从来没有哭过的丈夫掉下了眼泪，这才明白惠美理真的死了。紧接着我又开始频繁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必须是惠美理死？为什么会被掐死？为什么会被杀？我希望杀人犯亲口回答，我希望尽早逮捕凶手。
我以为凶手很快就会被捕，因为目击者至少有四个人。
可是，你们都不约而同地反复说：“想不起罪犯的长相。”我真想扇你们耳光，把你们打倒在地。如果真想不起来也没办法，可是你们根本没有表现出努力要想起的样子。不仅仅想不起长相，你们任由惠美理独自被陌生男人带走，过了一个多小时也不管不问，尽管这样，作证时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歉意。朋友死了，却不流一滴眼泪。
是因为不感到伤心吧？
你们的表现令我不禁认为，你们尽管知道发生了大事，但是并不觉得惠美理可怜。如果带走的不是惠美理而是你们中的一个，说不定你们不会让她一个人去，说不定你们会很担心，然后早早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会很悲伤，并且会为了那个孩子拼命回忆嫌疑人的长相。
不仅仅是你们这些孩子，你们的父母也一样。我和丈夫去各家拜访，说：“希望能讲一讲事发当天的详细经过。”有的父母不满地嘟囔：“凭什么，你们又不是警察。”还有父母怒吼：“别再伤害我家孩子。”如果是他们的旧相识遇到同样的事情，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待遇呢？
整个镇上的人都表现冷漠。那天，很多人去看热闹，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我去超市买卡门培尔干酪的事可以传的尽人皆知，有关罪犯的线索收集却如此之难。如果是这个镇上的孩子被杀，是不是立即就会有人站出来举报有犯罪嫌疑的坏人呢？
还有那镇上的广播。事后不久，每天一到早晚上学放学时间，广播里就会传来这样的话：“各位听话的孩子，请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有事请和家长或朋友一起行动。”“即使有陌生人打招呼，也不要随便跟他一起走。”为什么没有播：“了解情况的人，哪怕是细微的线索，也请向警察报告。”
没有任何人对惠美理的死感到悲伤，也没有任何人理解失去孩子的我们的痛苦。
由于几乎没有收集到关于嫌疑人的线索，我曾经怀疑是你们杀了惠美理。你们杀死惠美理，然后四个人统一口径，捏造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犯罪嫌疑人。你们生怕露出破绽，于是都说记不起罪犯的长相。镇上的人都了解事实真相，却袒护你们，保持沉默，蒙在鼓里的只有我，只有我孤身一人。
每天晚上你们都出现在我梦里，四个人轮流绞杀惠美理。你们杀了惠美理，还发出卑鄙的笑声，并且以同一副面孔转向我，异口同声地反复说：“记不起长相了。”
当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拿着刀冲到外面。
时值三更半夜，丈夫追出来，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替惠美理报仇。”丈夫说：“嫌疑人还没有找到。”我喊着：“罪犯就是那几个孩子。”“怎么可能是那些孩子，因为”丈夫欲言又止，我想他是不想说出惠美理受到了性侵犯。
我不管，就是那些孩子！
我吼着，叫着后面的事情就没有记忆了。也许是晕倒了，也许是被社区的人架回去，给我服了镇静剂。
我已经离不开镇静剂，丈夫对我说：“你可以回你父母家休养一段时间。”我拒绝了。不来这个镇子，惠美理就不会被杀，惠美理是在这个镇上被杀害的。我恨这个小镇，可是我不打算离开，因为我一旦离开这里，事情就会被淡忘，那样就永远也找不到嫌疑人了。
况且，我对你们还抱有一丝希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我意识到你们只是十岁的孩子，逼着这样的孩子回忆嫌疑人长相似乎有些勉强，你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凶案的阴影。等以后平静下来或许会想起点什么线索，也许会为惠美理伤心，也许有人会在惠美理的忌日点上一炷香，哪怕只有一个人这么做。
可是，三年过去了，你们依然在重复几乎同样的话。所以我说是你们杀了惠美理。
你们是杀人犯。你们要么找到嫌疑人，要么就赎罪，不然我会报仇。
对初中一年级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也许我是最差劲的大人，可是，如果我不这样说，你们就会忘记惠美理的事情。目击证人只有你们几个。
而且，我认为即使我这样说，我离开这个镇子的第二天，你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虽然我片刻都不可能忘记惠美理，最后还是选择彻底忘记在那个小镇发生的一切。
回到东京，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他们都很体贴我，我还可以去很多地方散心。可是，其中最给我安慰的应该是孝博。可能除了纱英之外，你们都不知他是谁。
在小镇的时候，他是唯一关心我的孩子。
丈夫的堂兄夫妇也在足立制造厂工作，他们和我们在同一时期去了那个小镇。
虽说是亲戚，由于堂嫂也上班，而且夫妻关系好像不太好，所以几乎没什么来往。孝博也一样，听说他很聪明，但眼神总是冷冷的，即便迎头撞上，也不打招呼。案发之后不久，他一个人来到我家。
他说：“由于回到了东京，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却帮不上什么忙，实在对不起。我想问问学校那帮家伙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线索，婶婶，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事发那天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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