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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危急的时候，陆牧生家随着机关迁移到万县。这是一个军事机关。陆牧生在接事的当天就看到了于他不利的各种东西，他觉得他是受了他底朋友们底欺骗：他们曾经允诺他一个独当一面的差事和一个远大的前途，但现在实际的情形完全相反。他在万县留了一个月，接受了王定和底邀请，辞去了职务。
王定和建立了他底纱厂，需要一个亲信的负责营业的人。陆牧生家到重庆的时候，蒋家底人们都已经在重庆住下，并且确定了他们底生活了。武汉沦陷的第二天，陆牧生会到了王定和，傅蒲生和蒋秀菊夫妇。陆牧生对自己底事情深深地考虑过；一切都以现实的利害来考虑，为了他底家庭和他底儿女，他和社会战斗。
王定和是每次总抓住实力的、冷酷的人。陆牧生底友谊的努力总不能感动他。王定和只谈事务，只在他底利益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他才提到理想，国家，以及工业底前途。和他相处是很不愉快的。前些年，他底鲜明的目标和强烈的个性感动过蒋少祖；现在他变得沉默、枯燥、贫乏了。好像青春的力量突然地离去了；好像是，对于权力，他不再发生兴味了，他底生活是愈来愈沉重，愈来愈单调了。他对待别人简单而残忍。在他底身上，那些官僚的作风，只是往昔的时代底一种遗产，或一种纪念，他渐渐地不再注意它们，并且渐渐地不再注意酬酢和礼仪。其次，他觉得物质的享受是没有意义的：他除了抽烟再无别的嗜好。他没有理论，并且不再有任何幻想。他记得，在往昔，在一二八前是放荡过的；他是以强烈的意志进行了他底放荡的。在上海，围绕着物质的享乐，是有一种感伤主义在统治着那些企业家们的：整个的民族工业，在他们，常常是一篇感伤的诗歌。这个诗歌现在是过去了。
王定和所走的，是一条严肃的道路。在那些放荡的日子里，和那种感伤的诗歌同时，他心里常常有理想的热情；他曾经信奉过西欧，并短促地接近过基督教。他底外表慎重而冷淡言指卦辞、爻辞。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认为：“意以象尽，，在他底周围，没有人知道他底心灵底历史。他底教条是：永不接近官僚。
现在他颓唐下来了。他不信任中国能够从事这样的战争，他不信任中国能有出路。经过了那些风险，经历了这种失望，他底热情消失了。他承认他只是为了赚钱才工作：为了他底老年，他必须赚更多的钱。现在确切地信奉起家庭伦常和中国底一切固有道德来了。他只是自己信奉；他很明白要在目前的社会里实现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蒋淑媛崇拜他；他底这一切开始给蒋淑缓带来了和谐的快乐。肥胖的、喜欢排场的、小气的蒋淑媛，她底终生的理想是享福：这个社会底最高的善。离开南京的时候她异常悲痛；现在，重新安定了下来，她是，照她自己底说法，想透了人生了。中国底中上层社会的妇女，带着旧家庭的情操，在她们底一切建设里，有着一种中庸的气度：她们不过于奢华，也不过于清淡。蒋淑缓想透了人生之后，比从前稍微享受得多一点了；从前她是出名的吝啬。
有很多人在这一次的战争里想透了他们底人生了。陆牧生向大家说，他以后决不在政府机关做事。大家因广州和武汉底沦陷而有阴郁的，同时又是兴奋的心情。傅蒲生，在他底朋友们里面被称为坏消息专家：重要的是这些坏消息常常是令人愉快的。在这个社会阶层里，悲观主义是那样的一种愉快的调剂品。
大家是在王伦家里会见的。王伦和蒋秀菊到重庆才只四天；王伦请大家，主要的是请王定和吃饭。王伦觉得，在亲戚里面，王定和是和蒋少祖同样重要的。但今天蒋少祖没有来。蒋秀菊向他说了亲戚间的争吵的故事，他觉得异常遗憾。
从结婚到现在，过去了半年的时间。年青的夫妇，在他们底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里面，是很难确切，并老练起来的；蒋秀菊就是如此。她装作老练，但谁都看得出她底羞怯和不安来；她常常觉得别人把他们底一切秘密都看透了。王伦底情形则和她相反。他愉快地采撷了这个社会底果实，就是说，他愉快地觉得这个社会底家庭制度是最善的理想；他毫不否认，这种家庭制度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保障了男子们底优越的权利。他随处表现蒋秀菊是他底妻子，就是说，是这个社会规定给他的，和他相爱的，他底美丽的奴隶。他好像生来就懂得怎样在这个社会里做丈夫，他显得胜任而愉快。他是这样的自信，以致于蒋秀菊不敢向他表白她底在这一方面的苦恼。
他底进入外交界的希望快要实现了。他亟于接近王定和，因为他觉得外交官应该接近工业界，他觉得中国底前途是异常光明的，广州和武汉的沦陷不曾影响到他底愉快的心境。所以，当这些人发表了他们底悲观，表露了他们底无望的时候——当生活底沉重和痛苦在他底眼前暴露了出来的时候，他感到吃惊了；虽然他原先就知道这一切。
这个他所欢迎的社会这样沉重地冲到他底愉快的房间里来。大家谈到蒋少祖，王定和不满地沉默着。为了打断这个谈话，王定和向傅蒲生问起了傅钟芬底事。事情是这样的：在武汉的时候，傅钟芬从家里逃走了，半个月后又逃了回来。傅钟芬无论如何不肯说她在外面遇到了一些什么事。傅蒲生偷拆了她底信，发现了一些恋爱的纠纷。今天早晨，发现了父亲在偷看她底信，她击碎了所有的茶杯。傅蒲生无力压制女儿；蒋淑珍和女儿争持，到了可怕的程度：她病了。傅蒲生当时觉得很痛苦，但立刻就有了奇特的好心情；他忽然觉得事情根本是不值得闹的，他向蒋淑珍和傅钟芬同样地赔了罪。“女孩子呀！女孩子呀！”他说，好像有些羞耻，但欢欣地笑着。“你想想，哪个女孩子不谈恋爱！否则就不成其为女孩子了！在这一点，我是乐观的——嫁了就算了！”他特别亲密地向大家说。显然的，在这种狡诈的欢迎里，傅蒲生掩饰了他底弱点。
“你当她会又跑掉的！”王定和简单地说。
“笑话——还要你们帮忙这门亲事呀！”傅蒲生说，狡猾地、和善地笑着，希望大家原谅他；”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于是他亲热地谈到，他要做生意；跑仰光。
“但是我听说政府统制得很紧：仰光要运军火。”王伦严肃地说。
“算了吧，老兄，什么政府！”陆牧生大声说。
王伦严肃地看着他。显然王伦觉得苦恼；并显然，由于他底爱国的热情，他要使他所尊敬的这些人懂得中国底光明的前途。他认为中国底希望是在懂得欧美的年青人身上，但这些年青人要善于利用本国底富裕的阶层和虽然过了时，却仍然有着实力的人们。
“我觉得我们要信仰政府，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不够，要学习，”他谦逊地、甜蜜地说，欠着腰，抚弄着细致的手指，愉快而有力地注视着大家“一个年青人，总想做一点事情，你们底工作和责任，我们要负起来，我们要学！”他看着王定和，他活泼地笑着盼顾；“我希望将来出国，无非是到各国去看看，看看工业，交通——至于说想做大事，那是不致于的，决不致于的，这一层我和秀菊说过！”他站了起来，快乐地笑着看了蒋秀菊一眼，她在剪纸头；“其实呢，不过混混而已，政府自然会办事情，我们混混而已，”他把手插到裤袋里去，甜蜜地看着大家。他竭力说明他只是想混混而已。“你出国，秀菊也去吗？”傅蒲生问。
“这样计划！她自己也要去训练训练！”王伦自信地说。“啊！”傅蒲生说，显然无话可说，沉默了。
王定和冷淡地笑着看了蒋秀菊一眼。
“我说女孩子家总要恋爱的，一定的！”傅蒲生忽然生动地说，同时做了一个准备挨打的姿势。显然他仍然为他底女儿苦恼，显然他希望弥补他底弱点“比方我们秀菊，现在不同了吧！”
“瞎说！”蒋秀菊说，笑着推开剪刀。“我我在想二哥，他对我们多么不近人情啊！弟弟呢，明明晓得我们来了，却跑到乡下去了，人不来，信也不来一封！你想想，这个仗要打多久啊，万恶的日本人！”她怨恨地，含着一种柔媚，说；羞怯地意识到她是主人。
最初，人们是流浪着，好像木片和枝叶在激流中漂浮；随后人们安定下来了，好像激流退去，木片和枝叶被搁置在潮湿的泥土上，开始的时候有些眩晕、朦胧、闪烁，不了解，后来就熟悉、固着、重新变得僵硬。整个被激流浸透，继承着这个激流的那些年青的人们，急剧地在各处流窜、冲击、突破，他们渴望，并寻觅海洋。在激流上漂浮了一下的，在能够思索的时候，便感到了危险，怀着嫉恨和惧怕，着手在地面上寻找永久的生活了。他们已经感到这个永久的生活了，那是他们的祖先所创造的。一面有为家庭儿女的永劫的劳苦，一面有“世纪末”的无限荒淫；第三方面有那种叫做民族的，文化的良心的东西，它底从痛苦中发出的各样防御和各样的道德企图；这三种东西表现了一个世界，表现了它底挣扎、自私、和防御，在这下面有着无数的人民，他们更沉默了；他们赤裸着，好像是无道德、粗野、昏沉、顽强；他们在各处繁殖着，造成了对于智识阶级是可怕的印象。那些青年们在这中间冲击着，他们问自己：属于谁？怎样做？未来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这个时代的理论的解答是鲜明的，但他们自己用各样的方式去解答。
安定下来，蒋少祖便开始仔细地检讨过去了。他已经推翻了以前的一些热情和想法，他从根本的地方做起；他问自己：什么是这个生活了五千年的伟大的民族底基础和力量？他觉得，到了这里，他已经临到了他底生涯的最后的阶段了，这个问题，是最后的问题。但生活很阴沉，他是懒惰的，并且有些苟且，他想这个问题：足足地想了两年。像一般的文人一样，他称这两年为孕育时期。直到最后，他觉得已经孕育得成熟了，于是动手著一部大书；在这懒惰苟且的两年里，这部书闪闪烁烁地形成了；其实它底结论早就形成了，只在著书的时候，他才开始思索。同时他明白了这两年的懒惰，他有点嘲讽的慰藉和温情。
对于蒋少祖，他底圈子里面的人事的纠纷和对内对外的零零碎碎的争吵成了第一义的东西。思想成了第二义的东西。每当有不安的时候，他就想应该多多地考虑。时间过去了，他什么也没有考虑。在懒惰中他有身世感慨和无限的温情慰藉，他觉得他和他底祖先相对：这就是他底那个严重的问题底结论了。
一九三九年他被发展为参政员。参政员的争吵费去了他底大部分时间。他搬到乡下来，觅到了很舒适的居所，在一个大学里教了一学期书；然后，和学校当局争吵，辞去了教书的职务。他和政府底来往密切了起来。有人授意他写三部书，主要的因为懒惰的缘故，他只写成了一本。最初，他每个星期都进城，后来他便任性地懒惰下来了。汪精卫底出奔等等使他底思想起了变化。他想，他，蒋少祖，有足够的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去争权夺利，或为别人底争权夺利兴奋；只有浅薄的年青人，才会把别人底争权夺利当做未来的光明。他觉得，目睹了二十年来的中国，他底心已经变冷了：这种意识给予了无限的温情。
一年的时间飞快地过去，蒋家底人们，虽然住得这么近，却完全隔离了。生活变得困苦起来，并且不时发生灾难。蒋纯祖依然在他底乡下；蒋秀菊在当年冬天跟随着她底丈夫到美国去了。春天的时候，傅钟芬被学校开除，为了什么缘故成天地啼哭，接着，在五四底轰炸里，蒋淑珍损失了大半的财物。
他们暂时迁到乡间来，住在蒋少祖家里。傅蒲生已经做了三个月的生意——差不多是空头生意，赚了一些钱，所以并不以这次的损失为意。他随即又振作起来了。他和懒惰的蒋少祖兴高采烈地谈生意，他每餐都喝酒。蒋淑珍变得非常阴郁，而且前所未有地冷淡。她要照料四个小孩，并且傅钟芬每天都折磨她。对于蒋少祖，她已失望了，蒋家底女儿底华美的热情，是消失了。她几乎是冷酷地观察着蒋少祖夫妇底生活，他们底享受和自私，以及他们底教养小孩的方式。她多半是沉默的。有时她突然向傅蒲生表示了她底批评，批评得无情而激烈，显露出她底嫉意和骄气来。她要么沉默着，要么就批评一切人，两者都同样阴郁难堪。在她底心里，是充满着对过去的无穷的伤悼。
傅钟芬，在离开武汉以后，有了三次恋爱。每次她都胡涂地把一切都交出去了，每次她都在热情消失后立刻就和对方闹翻。她不能忍受她底对方底那种自私和平庸，主要的，她害怕痛苦。她在热情里做了一切，随即就厌倦，害怕了起来；在这种情形里她就想到了她底受苦的母亲，渴望家庭底保障和平静的生活。但一回到家里来，她就对家里的生活不能忍受了。
这种挣扎是痛苦的。在热情里，她勇敢地走到那些幽会的地点，走到那些旅馆里去。无论如何，在这些场所，是充满着社会堕落底可怖的痕迹。这些场所底每一件东西都唤起恐惧和扰乱。在这些场所进进出出，人们觉得自己是已经破碎了；人们看到，这个社会，是再无理性，再无一点点高尚的情操了，吓得发抖。在这种时候，傅钟芬总是勇敢起来。因此她随即就和这些满口革命理论的青年们翻脸。她冷酷地对付他们底永无休止的纠缠。但没有多久，她重新被引动，她底热情就又发作了。
住到乡间来的这一个月里，在寂寞里面，傅钟芬痛苦地想到了她底前途。她已经遭受到这个社会底冷酷的攻击了，她觉得，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她。像一切在生活底苦恼里面挣扎着的年青的女子一样，她这样想。于是悲观，厌世的感情占领了她，她觉得她的灵魂破碎了。
她认为她底生活只是鬼混，以后也将是鬼混。鬼混，她自己这样说。年轻的女子们所用的一切字眼，带着特殊的色彩，是有着一种天然的，胡涂的乐观气味的：这些字眼美丽而轻巧地闪避了这时代的那种庄严的统治。年轻的女子们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是好玩的，那是不好玩的，这是好吃的，那是不好吃的；在这里，人间底组织是异常的轻巧，异常地富于感觉性。遇到沉重的痛苦的时候，面对着这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冷酷的打击，她们就失措，消沉了。于是，活泼的青春消失了就是消失了，没有第二个样式和内容。
那些光荣的圈子，现在是对傅钟芬关闭了。那第二个吻她的人，现在是过他底冷酷的生活去了。那些热烈，那些欢乐是逝去了，傅钟芬在孤寂中醒来，觉得异常的凄凉。在乡间，她读了红楼梦，为那个林黛玉啼哭，——她现在真的能够懂得林黛玉了。接着她就在郁达夫，张资平，庐隐女士，巴金等等底作品里面沉醉了。她差不多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书。继续有追求信寄来，她愤怒地撕去它们。“全是幻想，全是幻想！幻想！幻想！”她说，把书本击到墙壁上去，好久地躺着不动。“全是——幻想！人生多么可怕啊！”傅蒲生听惯了她底这些谵语，总是耸耸肩膀。蒋淑珍耽忧地看她一眼，或是厌恶地看她一眼。在孤寂中，这种谵语愈来愈频繁了，有一次被蒋少祖听到了。蒋少祖从来不和她说话的，现在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全是幻想？”
傅钟芬坐了起来，带着那种无名的烦厌，并带着一种特殊的势力。
“舅舅，你记得王桂英吗？”她问，烦厌地笑着。蒋少祖严厉地皱眉。
“唉，舅舅，王桂英现在在重庆大出风头了，但是那种生活有什么意思！根本生活就没有意思！”她说，唇边有激烈的笑纹“我不是说，舅舅，”她兴奋地说，但蒋少祖已走出去了。
“不要脸的东西，装腔作势！”她骂。然后她呆呆地站着。
她面向镜子。她觉得自己美丽，悲伤，不被人理解；她大声叹息。
“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烦腻了！”她向镜子摇头，撅嘴，轻蔑而快乐地说。
蒋少祖因此想起了王桂英。是初夏底晴朗的下午：他走到门外去。陈景惠带着小孩站在门边，脸上有抑郁的表情；蒋少祖未和她说话，走到阳光下，觉得有些热，向山坡走去，穿过稠密的竹丛，在池塘边上站了下来。山野平静，荣盛，在阳光下蒸腾着浓郁的气息；池塘凝静着，异常的澄清，可以看见水底的长满鲜苔的石块。左边的大片的稻田呈现着愉快的绿色，在绿色中间点缀着弯着腰的农人。他们沉默的工作，显然他们是处在陶醉的状态中。
蒋少祖凝视他们，想到，生活，是艰苦的。
突然他们中间有两个跑出田地，高声叫喊起来，然后一致地发出笑声，用锄头向地面上击打什么：好像是打蛇，这个动作不可思议地唤起了一种觉醒和一种兴奋。异常甜畅地沉默了一下之后，有歌声传出来了：是甜畅的，陶醉的歌声。然后是更深的沉寂，更深的陶醉。
“是的，为什么还要想起她来？想到了玄武湖畔的桃林，有些惆怅！是的，幻想，幻想，一个女子，钟芬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现在一切是确定了，时间是无情的！”他兴奋地想“我对过去毫无留恋，我只是悔恨，在年青的时候，我不懂得人生底道德，不能抵抗诱惑！想起来真是令人战栗！”他庄严地想。这种庄严的力量，是突然发生出来：他出神地凝望着远方。他记得，在年青的时代，在那种叫做个性解放的潮流里，在五四运动的潮流里，他做了那一切，我企图做那一切。现在，发现了人生底道德和家庭生活的尊严，他对他底过去有悔恨。中国底智识阶级是特别地善于悔恨：精神上的年青时代过去以后，他们便向自己说，假如他们有悔恨的话，那便是他们曾经在年青的岁月顺从了某几种诱惑，或者是，卷入了政治底漩涡。他们心中是有了甜蜜的矜藉，他们开始彻悟人生——他们觉得是如此——标记出天道、人欲、直觉、无为、诗歌、中年、和老年来；他们告诉他们的后代说，要注重修养，要抵抗诱惑他们说，人生是痛苦的，所有的欢乐，都是空虚而浅薄的。假如在青春的岁月里，他们曾经肯定过什么的话，那么，到了他们底“地上的生活的中途”他们便以否定为荣了；假如他们确定有悔恨的话，那这种悔恨也只为当年的青年而存在——它并不为他们自己而存在。他们有悲伤，使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鼓吹起那种叫做民族的灿烂的文化和民族底自尊心的东西来。主要的是，他们的真正悲凉的一面，决不在当年的青年们面前显露了。蒋少祖，到四川来，过了将近一年的疏懒的生活了，中国底书生们底那些脾气，是完全显露出来了：老年底僵尸在远地里吓人，这里是人生底最后的肯定了。没有人理解他底内心底真正的悲凉，当代的那些青年们，对待他，是简单而残忍，他需要防御。想到了王桂英，他有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他已经领有了人生底尊严；历史的功过，从不是在当代就能够决定的；除了年青时代的虚幻的好梦以外，过去存在过的，在古代存在过的，将来仍然要存在。历史底发展是必然的，所以，政治，是实际的事务，需要诚实，而不需要梦想。田野光明而沉静，蒋少祖重新觉得身上有疏懒的力量。他想，在这里度过夏季，是最美好的了。
近处的公路上有汽车驶过，扬起尘土来。
“实在是这样。现在的青年，比我们从前更不如了！”他通过竹从走去，想“多么叫人忧郁啊！但是，在现在的时代，逃开了那些叫嚣，安安静静地睡一觉，是多么好！没有人闹醒我，没有！”他想，露出喜悦的笑容。
“直到有一天，我期待那一天，像浮士德那样说：美丽的时间啊，请你停住！——但现在，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溪，虽悔无及啊！”他走进充满阳光的、洁净的大院落。左边的屋檐下堆满了农具，有两个衣裳破烂的、野蛮的男孩从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跳过那些农具，发出尖利的叫声在院落里追逐。显然他们在互相抢夺什么。最初他们还笑着，后来，一个击倒了另一个，他们一同滚在地上，开始了残酷的撞打。他们不再叫喊，他们发出急剧的哮喘声来。
蒋少祖皱着眉头走过他们。陈景惠睡在床上。她向他说，某个朋友来了信，她想明天进城。蒋少祖明白她极想进城，冷淡地点头，走了出来。他遇见瘦弱的、苍老的蒋淑珍走下狭窄的扶梯。蒋淑珍显然没有看见他；她扶着栏杆走得很慢，她底望着前面的眼睛里有痴幻的温柔的表情。蒋少祖好久没有看见过她底这种表情了，感到了一种眷恋的情绪。一切都沉静着，五月的阳光在院落里辉耀着，蒋淑珍在走下扶梯的时候念着诗。
她底额上有深的皱纹。她眼里有泪水闪耀着。她在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看见蒋少祖，她停住了她底细弱的声音，惊慌地，有罪地，忧愁地笑了。
蒋少祖局促起来，有冷淡的表情，盼顾，走进房去。他听见蒋淑珍没有再走下楼梯；他听见她重新上楼去了，悄悄地、黯淡地、疲乏地。很难说明她为什么要走下楼梯。蒋少祖注意地听着，黯然地感觉着衰弱的姐姐底轻悄的、疲乏的、温柔的动作；从阴惨的现实中，那个诗意的蒋淑珍走了出来。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蒋少祖念，额上的皱纹活泼地游动着，走到窗边。
对于蒋淑珍，也是对于蒋少祖，时常有诗意的过去突破阴惨的现在走出来，引起忧伤的渴望和眷恋。但他们在精神上是孤独的：那个阴惨的现在隔离了他们，他们互相逃开，诅咒和后悔。中国底这种生活，把一切热望压迫到梦里去，并且把梦变得透明而空虚：人们称这为最高的哲学，并称这为含蓄，或理智的用情。在他们住在一起的这一个月里，重复着这样的情形；对于现在，人们不再做任何努力。分开以后，他们就完全地互相冷淡了。
秋天的时候，苏州的姨姨底大女儿蒋秀芳，就是那个可怜的阿芳，从镇江逃了出来。因为母亲死去了。姨姨被蒋家遗弃，并且被自己底族人欺凌，生活得异常的艰难，在镇江沦陷后的第二年冬天死去了。弟弟和幼小的妹妹被一个叔叔领去抚养，蒋秀芳孤零地生活着。今年夏天，叔叔企图把她嫁给一个开杂货铺的商人，蒋秀芳就想起了她底家庭——往昔的声势和荣华——并想起了远在重庆的姐姐哥哥们，决然地随着一个陌生的同乡底家庭逃了出来。
对于她底蒋家，她底记忆和认识是很模糊的；鲜明地留在她底心里的，是童年时代的可怕的痛苦：母亲底屈辱的地位。但到了遇到这些压迫的现在，往昔的痛苦便被无限的眷恋化成诗意的东西了。而且，这往昔，是有继承者的，它在重庆。蒋秀芳已经到了二十岁的年龄，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蒙昧、晦暗、愚笨、然而倔强。目前的生活愈可怕，她底对她底蒋家的理想就愈坚强。她底在苏州底那个后园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就愈美丽了。到了这样的年龄，这一切就形成了人生里面的一种固定的、基本的观念了；在这个观念上，建筑了整个的世界。所以，无论事实怎样教训她，她总想象着重庆是一个美丽的后花园。
她不能知道：过去的已经不可复返了。蒋家底人们，以及认识蒋家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在蒋家已经分散，破灭的现在，会有这样的一种理想存在，并且会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发生出来。从沦陷区逃出来，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还是很艰难的。蒋秀芳没有足够的钱，和她同行的那个家庭有好几个小孩，她帮助他们看顾小孩。这个愚钝的女子，由于她底理想，并由于她底对日本人的顽强到极点的仇恨，有了一种特殊的机敏；她多次单独地对付了搜查行装的日本兵。在越过了敌人底最后的封锁线，接近中国军底防区的时候，那是一个阴雨的早晨，所有的人，连小脚的老女人也在内，都奔跑了起来了，并且愈跑愈快。蒋秀芳记得，旷野是寂静的，落着雨，他们越过了一个山坡，没有说任何话，开始奔跑。他们觉得有什么东西追赶着他们，而这所唤起的情绪，与其是恐惧，倒是幸福：一切是简单的，然而奇异。谁都明白敌人不会追赶，但谁都觉得他们和中国军之间的距离是难受的，可怕的东西。现在，在这个旷野上，后面，是凌辱和死亡，前面，是亲切、幸福、生活——是一切。
奔跑被从前面来的严厉的声音喝住了。他们全身淋湿了雨水和汗水。他们大家都迷糊地发笑。然而他们所遇到的可怪的检查使他们痛苦，并惊醒了他们底好梦。
和她同行的那个家庭在万县留了下来。蒋秀芳迫切地渴望到重庆，再三地恳求，在轮船里弄到了一个位置。到重庆的时候，她身上只剩下两块钱。她惊动着走过大轰炸以后尚未恢复的林立着断墙的街道。她开始考虑，她底想象和希望。
傅蒲生底原来的居所已经炸毁了。此外她只知道王定和底住址；于是她就第二天下乡。走上了重庆底码头。她底感觉突然现实起来：她觉得她底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她惊异她为什么直到此刻才想到这个。面对着傅蒲生家底居所废墟站了一下，她绝望地想到，蒋家不会有一个人在重庆，并且不会有一个人认得她，她是受了自己底热情的欺骗，她是从此完全孤零了！
这样，那个后花园的美丽的梦想，就破灭了。走过街道，她注意到一切穷苦的，不幸的人，想到自己即刻就会和他们一样；由于这个，她又注意了那些漂亮的、有钱的人们。她想到，那些痛苦的人们，将能够同情她；她极其强烈地想到，只有做工的人，才配有饭吃，她，蒋秀芳，将像那些穷苦的人们一样，去做工。
她告诉自己说，她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已经明白了人生，决不要流泪，尤其决不要向别人流泪。她，蒋家的女儿，这样想的时候，眼眶有泪水。她是那样的饥饿，那样的失望。她想，她不应该向别人伸手乞讨，她应该去做工；只要做工，做工，做最苦的工——此外什么也不要。那个花园的梦想本来就是暧昧的——所以，她，蒋秀芳，是现实的：她有这个地面上的最朴素，最坚固的力量。她已经没有了归路，这是很自然的。她现在明白了，彻底地明白了，在人间，除了为自己，为别人永无休止地做工以外，她不可能，也不希望得到别的。她到重庆来，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能够自由地做工。因为在镇江，她只能替敌人和汉奸做工。
她在江边的小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搭船下乡。船到的时候，已经黄昏了。她走过乡镇底街道。走出镇口的时候，她看见她底前面走着一个抱着小孩的女子：这个女子快乐地，有些痴傻地和怀里的美丽的女孩开玩笑，女孩说了什么，并笑出尖锐的声音来。蒋秀芳听出是南京底口音。于是她追上去问路。这个女子是陆积玉。
在最初的一瞥里，她们经历到那种回忆的情绪：她们彼此觉得面熟。
“是的，是的，就在那底下！”陆积玉回答她，说，同时严肃地看着她。“——你找哪个呢？”
“蒋淑媛她是我底姐姐。”
“那么，你是？你不认得我么？”陆积玉兴奋地问，放下女孩来，牵着她。陆积玉嘴唇战栗了，她底面孔露出了大的严肃来。她认识了，她注视着衣裳破烂的，粗糙的，肮脏的蒋秀芳，这个阿芳，她们在往昔曾经一同游戏，并且凶恶地撕打。
“你是阿玉？我从镇江逃出来，我底妈妈死了！”蒋秀芳说，有些羞怯，眼里有光辉：她苦楚地笑了一笑，在笑的时候轻微地叹息。这样，从失望中得救的慰藉，和重逢的快乐，就过去了。中国的妇女们，被各样的东西压抑着，没有力量表现得更多或得到更多。少女们随处都被拘束，特别在面对着大的严肃的现在，她们，蒋秀芳和陆积玉，在最初的瞬间觉得有亲切的、动人的情绪，隐即就拘束、不自然，互相觉得陌生。她们沉默着走下石坡。
她们心里汹涌着热情，在热情里她们有各样的痴想，因为她们都还年轻。这些幻想，要随着现实的生活稍稍地突进——从她们底父亲底生活突进，在热情消逝的年岁，保留着纯良的心，构成那种叫做人生底义务，或一个女子底义务的东西。陆积玉热烈地同情这个蒋秀芳，觉得她，蒋家底女儿，在别人底荣华富贵里，变成了可怜的孤女——在可怕的、渺茫的旷野上逃亡，狼狈而酸楚。陆积玉觉得她必须有所赠予；衣服和钱，友情和眼泪。但在她偷偷地再看蒋秀芳的时候，她觉得苦闷和惶惑：蒋秀芳是陌生的，冷淡而迟钝。
秋天的夜晚来临了，山沟里凝聚着烟雾，山坡下面，厂区底灯火热烈地闪耀着；田野里有呼叫声，蒋秀芳重新有痴想，或者是，热情的想象。是这热情领导着她从遥远的镇江逃奔出来的。在凄凉的路程上，她绝不怀疑这种热情底偶像，每天晚上她歇下来，想到离那个“后花园”离那个池塘和那一株树，现在是又近一点了。她甜蜜地唤它们底名字，那个池塘和那棵树，她决不去想到她可能遭遇的一切，比方饥饿、欺凌、遗弃、与亡，她只是想着那个池塘和那棵树，以及她底仁... -->>
武汉危急的时候，陆牧生家随着机关迁移到万县。这是一个军事机关。陆牧生在接事的当天就看到了于他不利的各种东西，他觉得他是受了他底朋友们底欺骗：他们曾经允诺他一个独当一面的差事和一个远大的前途，但现在实际的情形完全相反。他在万县留了一个月，接受了王定和底邀请，辞去了职务。
王定和建立了他底纱厂，需要一个亲信的负责营业的人。陆牧生家到重庆的时候，蒋家底人们都已经在重庆住下，并且确定了他们底生活了。武汉沦陷的第二天，陆牧生会到了王定和，傅蒲生和蒋秀菊夫妇。陆牧生对自己底事情深深地考虑过；一切都以现实的利害来考虑，为了他底家庭和他底儿女，他和社会战斗。
王定和是每次总抓住实力的、冷酷的人。陆牧生底友谊的努力总不能感动他。王定和只谈事务，只在他底利益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他才提到理想，国家，以及工业底前途。和他相处是很不愉快的。前些年，他底鲜明的目标和强烈的个性感动过蒋少祖；现在他变得沉默、枯燥、贫乏了。好像青春的力量突然地离去了；好像是，对于权力，他不再发生兴味了，他底生活是愈来愈沉重，愈来愈单调了。他对待别人简单而残忍。在他底身上，那些官僚的作风，只是往昔的时代底一种遗产，或一种纪念，他渐渐地不再注意它们，并且渐渐地不再注意酬酢和礼仪。其次，他觉得物质的享受是没有意义的：他除了抽烟再无别的嗜好。他没有理论，并且不再有任何幻想。他记得，在往昔，在一二八前是放荡过的；他是以强烈的意志进行了他底放荡的。在上海，围绕着物质的享乐，是有一种感伤主义在统治着那些企业家们的：整个的民族工业，在他们，常常是一篇感伤的诗歌。这个诗歌现在是过去了。
王定和所走的，是一条严肃的道路。在那些放荡的日子里，和那种感伤的诗歌同时，他心里常常有理想的热情；他曾经信奉过西欧，并短促地接近过基督教。他底外表慎重而冷淡言指卦辞、爻辞。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认为：“意以象尽，，在他底周围，没有人知道他底心灵底历史。他底教条是：永不接近官僚。
现在他颓唐下来了。他不信任中国能够从事这样的战争，他不信任中国能有出路。经过了那些风险，经历了这种失望，他底热情消失了。他承认他只是为了赚钱才工作：为了他底老年，他必须赚更多的钱。现在确切地信奉起家庭伦常和中国底一切固有道德来了。他只是自己信奉；他很明白要在目前的社会里实现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蒋淑媛崇拜他；他底这一切开始给蒋淑缓带来了和谐的快乐。肥胖的、喜欢排场的、小气的蒋淑媛，她底终生的理想是享福：这个社会底最高的善。离开南京的时候她异常悲痛；现在，重新安定了下来，她是，照她自己底说法，想透了人生了。中国底中上层社会的妇女，带着旧家庭的情操，在她们底一切建设里，有着一种中庸的气度：她们不过于奢华，也不过于清淡。蒋淑缓想透了人生之后，比从前稍微享受得多一点了；从前她是出名的吝啬。
有很多人在这一次的战争里想透了他们底人生了。陆牧生向大家说，他以后决不在政府机关做事。大家因广州和武汉底沦陷而有阴郁的，同时又是兴奋的心情。傅蒲生，在他底朋友们里面被称为坏消息专家：重要的是这些坏消息常常是令人愉快的。在这个社会阶层里，悲观主义是那样的一种愉快的调剂品。
大家是在王伦家里会见的。王伦和蒋秀菊到重庆才只四天；王伦请大家，主要的是请王定和吃饭。王伦觉得，在亲戚里面，王定和是和蒋少祖同样重要的。但今天蒋少祖没有来。蒋秀菊向他说了亲戚间的争吵的故事，他觉得异常遗憾。
从结婚到现在，过去了半年的时间。年青的夫妇，在他们底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里面，是很难确切，并老练起来的；蒋秀菊就是如此。她装作老练，但谁都看得出她底羞怯和不安来；她常常觉得别人把他们底一切秘密都看透了。王伦底情形则和她相反。他愉快地采撷了这个社会底果实，就是说，他愉快地觉得这个社会底家庭制度是最善的理想；他毫不否认，这种家庭制度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保障了男子们底优越的权利。他随处表现蒋秀菊是他底妻子，就是说，是这个社会规定给他的，和他相爱的，他底美丽的奴隶。他好像生来就懂得怎样在这个社会里做丈夫，他显得胜任而愉快。他是这样的自信，以致于蒋秀菊不敢向他表白她底在这一方面的苦恼。
他底进入外交界的希望快要实现了。他亟于接近王定和，因为他觉得外交官应该接近工业界，他觉得中国底前途是异常光明的，广州和武汉的沦陷不曾影响到他底愉快的心境。所以，当这些人发表了他们底悲观，表露了他们底无望的时候——当生活底沉重和痛苦在他底眼前暴露了出来的时候，他感到吃惊了；虽然他原先就知道这一切。
这个他所欢迎的社会这样沉重地冲到他底愉快的房间里来。大家谈到蒋少祖，王定和不满地沉默着。为了打断这个谈话，王定和向傅蒲生问起了傅钟芬底事。事情是这样的：在武汉的时候，傅钟芬从家里逃走了，半个月后又逃了回来。傅钟芬无论如何不肯说她在外面遇到了一些什么事。傅蒲生偷拆了她底信，发现了一些恋爱的纠纷。今天早晨，发现了父亲在偷看她底信，她击碎了所有的茶杯。傅蒲生无力压制女儿；蒋淑珍和女儿争持，到了可怕的程度：她病了。傅蒲生当时觉得很痛苦，但立刻就有了奇特的好心情；他忽然觉得事情根本是不值得闹的，他向蒋淑珍和傅钟芬同样地赔了罪。“女孩子呀！女孩子呀！”他说，好像有些羞耻，但欢欣地笑着。“你想想，哪个女孩子不谈恋爱！否则就不成其为女孩子了！在这一点，我是乐观的——嫁了就算了！”他特别亲密地向大家说。显然的，在这种狡诈的欢迎里，傅蒲生掩饰了他底弱点。
“你当她会又跑掉的！”王定和简单地说。
“笑话——还要你们帮忙这门亲事呀！”傅蒲生说，狡猾地、和善地笑着，希望大家原谅他；”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于是他亲热地谈到，他要做生意；跑仰光。
“但是我听说政府统制得很紧：仰光要运军火。”王伦严肃地说。
“算了吧，老兄，什么政府！”陆牧生大声说。
王伦严肃地看着他。显然王伦觉得苦恼；并显然，由于他底爱国的热情，他要使他所尊敬的这些人懂得中国底光明的前途。他认为中国底希望是在懂得欧美的年青人身上，但这些年青人要善于利用本国底富裕的阶层和虽然过了时，却仍然有着实力的人们。
“我觉得我们要信仰政府，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不够，要学习，”他谦逊地、甜蜜地说，欠着腰，抚弄着细致的手指，愉快而有力地注视着大家“一个年青人，总想做一点事情，你们底工作和责任，我们要负起来，我们要学！”他看着王定和，他活泼地笑着盼顾；“我希望将来出国，无非是到各国去看看，看看工业，交通——至于说想做大事，那是不致于的，决不致于的，这一层我和秀菊说过！”他站了起来，快乐地笑着看了蒋秀菊一眼，她在剪纸头；“其实呢，不过混混而已，政府自然会办事情，我们混混而已，”他把手插到裤袋里去，甜蜜地看着大家。他竭力说明他只是想混混而已。“你出国，秀菊也去吗？”傅蒲生问。
“这样计划！她自己也要去训练训练！”王伦自信地说。“啊！”傅蒲生说，显然无话可说，沉默了。
王定和冷淡地笑着看了蒋秀菊一眼。
“我说女孩子家总要恋爱的，一定的！”傅蒲生忽然生动地说，同时做了一个准备挨打的姿势。显然他仍然为他底女儿苦恼，显然他希望弥补他底弱点“比方我们秀菊，现在不同了吧！”
“瞎说！”蒋秀菊说，笑着推开剪刀。“我我在想二哥，他对我们多么不近人情啊！弟弟呢，明明晓得我们来了，却跑到乡下去了，人不来，信也不来一封！你想想，这个仗要打多久啊，万恶的日本人！”她怨恨地，含着一种柔媚，说；羞怯地意识到她是主人。
最初，人们是流浪着，好像木片和枝叶在激流中漂浮；随后人们安定下来了，好像激流退去，木片和枝叶被搁置在潮湿的泥土上，开始的时候有些眩晕、朦胧、闪烁，不了解，后来就熟悉、固着、重新变得僵硬。整个被激流浸透，继承着这个激流的那些年青的人们，急剧地在各处流窜、冲击、突破，他们渴望，并寻觅海洋。在激流上漂浮了一下的，在能够思索的时候，便感到了危险，怀着嫉恨和惧怕，着手在地面上寻找永久的生活了。他们已经感到这个永久的生活了，那是他们的祖先所创造的。一面有为家庭儿女的永劫的劳苦，一面有“世纪末”的无限荒淫；第三方面有那种叫做民族的，文化的良心的东西，它底从痛苦中发出的各样防御和各样的道德企图；这三种东西表现了一个世界，表现了它底挣扎、自私、和防御，在这下面有着无数的人民，他们更沉默了；他们赤裸着，好像是无道德、粗野、昏沉、顽强；他们在各处繁殖着，造成了对于智识阶级是可怕的印象。那些青年们在这中间冲击着，他们问自己：属于谁？怎样做？未来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这个时代的理论的解答是鲜明的，但他们自己用各样的方式去解答。
安定下来，蒋少祖便开始仔细地检讨过去了。他已经推翻了以前的一些热情和想法，他从根本的地方做起；他问自己：什么是这个生活了五千年的伟大的民族底基础和力量？他觉得，到了这里，他已经临到了他底生涯的最后的阶段了，这个问题，是最后的问题。但生活很阴沉，他是懒惰的，并且有些苟且，他想这个问题：足足地想了两年。像一般的文人一样，他称这两年为孕育时期。直到最后，他觉得已经孕育得成熟了，于是动手著一部大书；在这懒惰苟且的两年里，这部书闪闪烁烁地形成了；其实它底结论早就形成了，只在著书的时候，他才开始思索。同时他明白了这两年的懒惰，他有点嘲讽的慰藉和温情。
对于蒋少祖，他底圈子里面的人事的纠纷和对内对外的零零碎碎的争吵成了第一义的东西。思想成了第二义的东西。每当有不安的时候，他就想应该多多地考虑。时间过去了，他什么也没有考虑。在懒惰中他有身世感慨和无限的温情慰藉，他觉得他和他底祖先相对：这就是他底那个严重的问题底结论了。
一九三九年他被发展为参政员。参政员的争吵费去了他底大部分时间。他搬到乡下来，觅到了很舒适的居所，在一个大学里教了一学期书；然后，和学校当局争吵，辞去了教书的职务。他和政府底来往密切了起来。有人授意他写三部书，主要的因为懒惰的缘故，他只写成了一本。最初，他每个星期都进城，后来他便任性地懒惰下来了。汪精卫底出奔等等使他底思想起了变化。他想，他，蒋少祖，有足够的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去争权夺利，或为别人底争权夺利兴奋；只有浅薄的年青人，才会把别人底争权夺利当做未来的光明。他觉得，目睹了二十年来的中国，他底心已经变冷了：这种意识给予了无限的温情。
一年的时间飞快地过去，蒋家底人们，虽然住得这么近，却完全隔离了。生活变得困苦起来，并且不时发生灾难。蒋纯祖依然在他底乡下；蒋秀菊在当年冬天跟随着她底丈夫到美国去了。春天的时候，傅钟芬被学校开除，为了什么缘故成天地啼哭，接着，在五四底轰炸里，蒋淑珍损失了大半的财物。
他们暂时迁到乡间来，住在蒋少祖家里。傅蒲生已经做了三个月的生意——差不多是空头生意，赚了一些钱，所以并不以这次的损失为意。他随即又振作起来了。他和懒惰的蒋少祖兴高采烈地谈生意，他每餐都喝酒。蒋淑珍变得非常阴郁，而且前所未有地冷淡。她要照料四个小孩，并且傅钟芬每天都折磨她。对于蒋少祖，她已失望了，蒋家底女儿底华美的热情，是消失了。她几乎是冷酷地观察着蒋少祖夫妇底生活，他们底享受和自私，以及他们底教养小孩的方式。她多半是沉默的。有时她突然向傅蒲生表示了她底批评，批评得无情而激烈，显露出她底嫉意和骄气来。她要么沉默着，要么就批评一切人，两者都同样阴郁难堪。在她底心里，是充满着对过去的无穷的伤悼。
傅钟芬，在离开武汉以后，有了三次恋爱。每次她都胡涂地把一切都交出去了，每次她都在热情消失后立刻就和对方闹翻。她不能忍受她底对方底那种自私和平庸，主要的，她害怕痛苦。她在热情里做了一切，随即就厌倦，害怕了起来；在这种情形里她就想到了她底受苦的母亲，渴望家庭底保障和平静的生活。但一回到家里来，她就对家里的生活不能忍受了。
这种挣扎是痛苦的。在热情里，她勇敢地走到那些幽会的地点，走到那些旅馆里去。无论如何，在这些场所，是充满着社会堕落底可怖的痕迹。这些场所底每一件东西都唤起恐惧和扰乱。在这些场所进进出出，人们觉得自己是已经破碎了；人们看到，这个社会，是再无理性，再无一点点高尚的情操了，吓得发抖。在这种时候，傅钟芬总是勇敢起来。因此她随即就和这些满口革命理论的青年们翻脸。她冷酷地对付他们底永无休止的纠缠。但没有多久，她重新被引动，她底热情就又发作了。
住到乡间来的这一个月里，在寂寞里面，傅钟芬痛苦地想到了她底前途。她已经遭受到这个社会底冷酷的攻击了，她觉得，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她。像一切在生活底苦恼里面挣扎着的年青的女子一样，她这样想。于是悲观，厌世的感情占领了她，她觉得她的灵魂破碎了。
她认为她底生活只是鬼混，以后也将是鬼混。鬼混，她自己这样说。年轻的女子们所用的一切字眼，带着特殊的色彩，是有着一种天然的，胡涂的乐观气味的：这些字眼美丽而轻巧地闪避了这时代的那种庄严的统治。年轻的女子们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是好玩的，那是不好玩的，这是好吃的，那是不好吃的；在这里，人间底组织是异常的轻巧，异常地富于感觉性。遇到沉重的痛苦的时候，面对着这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冷酷的打击，她们就失措，消沉了。于是，活泼的青春消失了就是消失了，没有第二个样式和内容。
那些光荣的圈子，现在是对傅钟芬关闭了。那第二个吻她的人，现在是过他底冷酷的生活去了。那些热烈，那些欢乐是逝去了，傅钟芬在孤寂中醒来，觉得异常的凄凉。在乡间，她读了红楼梦，为那个林黛玉啼哭，——她现在真的能够懂得林黛玉了。接着她就在郁达夫，张资平，庐隐女士，巴金等等底作品里面沉醉了。她差不多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书。继续有追求信寄来，她愤怒地撕去它们。“全是幻想，全是幻想！幻想！幻想！”她说，把书本击到墙壁上去，好久地躺着不动。“全是——幻想！人生多么可怕啊！”傅蒲生听惯了她底这些谵语，总是耸耸肩膀。蒋淑珍耽忧地看她一眼，或是厌恶地看她一眼。在孤寂中，这种谵语愈来愈频繁了，有一次被蒋少祖听到了。蒋少祖从来不和她说话的，现在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全是幻想？”
傅钟芬坐了起来，带着那种无名的烦厌，并带着一种特殊的势力。
“舅舅，你记得王桂英吗？”她问，烦厌地笑着。蒋少祖严厉地皱眉。
“唉，舅舅，王桂英现在在重庆大出风头了，但是那种生活有什么意思！根本生活就没有意思！”她说，唇边有激烈的笑纹“我不是说，舅舅，”她兴奋地说，但蒋少祖已走出去了。
“不要脸的东西，装腔作势！”她骂。然后她呆呆地站着。
她面向镜子。她觉得自己美丽，悲伤，不被人理解；她大声叹息。
“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烦腻了！”她向镜子摇头，撅嘴，轻蔑而快乐地说。
蒋少祖因此想起了王桂英。是初夏底晴朗的下午：他走到门外去。陈景惠带着小孩站在门边，脸上有抑郁的表情；蒋少祖未和她说话，走到阳光下，觉得有些热，向山坡走去，穿过稠密的竹丛，在池塘边上站了下来。山野平静，荣盛，在阳光下蒸腾着浓郁的气息；池塘凝静着，异常的澄清，可以看见水底的长满鲜苔的石块。左边的大片的稻田呈现着愉快的绿色，在绿色中间点缀着弯着腰的农人。他们沉默的工作，显然他们是处在陶醉的状态中。
蒋少祖凝视他们，想到，生活，是艰苦的。
突然他们中间有两个跑出田地，高声叫喊起来，然后一致地发出笑声，用锄头向地面上击打什么：好像是打蛇，这个动作不可思议地唤起了一种觉醒和一种兴奋。异常甜畅地沉默了一下之后，有歌声传出来了：是甜畅的，陶醉的歌声。然后是更深的沉寂，更深的陶醉。
“是的，为什么还要想起她来？想到了玄武湖畔的桃林，有些惆怅！是的，幻想，幻想，一个女子，钟芬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现在一切是确定了，时间是无情的！”他兴奋地想“我对过去毫无留恋，我只是悔恨，在年青的时候，我不懂得人生底道德，不能抵抗诱惑！想起来真是令人战栗！”他庄严地想。这种庄严的力量，是突然发生出来：他出神地凝望着远方。他记得，在年青的时代，在那种叫做个性解放的潮流里，在五四运动的潮流里，他做了那一切，我企图做那一切。现在，发现了人生底道德和家庭生活的尊严，他对他底过去有悔恨。中国底智识阶级是特别地善于悔恨：精神上的年青时代过去以后，他们便向自己说，假如他们有悔恨的话，那便是他们曾经在年青的岁月顺从了某几种诱惑，或者是，卷入了政治底漩涡。他们心中是有了甜蜜的矜藉，他们开始彻悟人生——他们觉得是如此——标记出天道、人欲、直觉、无为、诗歌、中年、和老年来；他们告诉他们的后代说，要注重修养，要抵抗诱惑他们说，人生是痛苦的，所有的欢乐，都是空虚而浅薄的。假如在青春的岁月里，他们曾经肯定过什么的话，那么，到了他们底“地上的生活的中途”他们便以否定为荣了；假如他们确定有悔恨的话，那这种悔恨也只为当年的青年而存在——它并不为他们自己而存在。他们有悲伤，使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鼓吹起那种叫做民族的灿烂的文化和民族底自尊心的东西来。主要的是，他们的真正悲凉的一面，决不在当年的青年们面前显露了。蒋少祖，到四川来，过了将近一年的疏懒的生活了，中国底书生们底那些脾气，是完全显露出来了：老年底僵尸在远地里吓人，这里是人生底最后的肯定了。没有人理解他底内心底真正的悲凉，当代的那些青年们，对待他，是简单而残忍，他需要防御。想到了王桂英，他有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他已经领有了人生底尊严；历史的功过，从不是在当代就能够决定的；除了年青时代的虚幻的好梦以外，过去存在过的，在古代存在过的，将来仍然要存在。历史底发展是必然的，所以，政治，是实际的事务，需要诚实，而不需要梦想。田野光明而沉静，蒋少祖重新觉得身上有疏懒的力量。他想，在这里度过夏季，是最美好的了。
近处的公路上有汽车驶过，扬起尘土来。
“实在是这样。现在的青年，比我们从前更不如了！”他通过竹从走去，想“多么叫人忧郁啊！但是，在现在的时代，逃开了那些叫嚣，安安静静地睡一觉，是多么好！没有人闹醒我，没有！”他想，露出喜悦的笑容。
“直到有一天，我期待那一天，像浮士德那样说：美丽的时间啊，请你停住！——但现在，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溪，虽悔无及啊！”他走进充满阳光的、洁净的大院落。左边的屋檐下堆满了农具，有两个衣裳破烂的、野蛮的男孩从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跳过那些农具，发出尖利的叫声在院落里追逐。显然他们在互相抢夺什么。最初他们还笑着，后来，一个击倒了另一个，他们一同滚在地上，开始了残酷的撞打。他们不再叫喊，他们发出急剧的哮喘声来。
蒋少祖皱着眉头走过他们。陈景惠睡在床上。她向他说，某个朋友来了信，她想明天进城。蒋少祖明白她极想进城，冷淡地点头，走了出来。他遇见瘦弱的、苍老的蒋淑珍走下狭窄的扶梯。蒋淑珍显然没有看见他；她扶着栏杆走得很慢，她底望着前面的眼睛里有痴幻的温柔的表情。蒋少祖好久没有看见过她底这种表情了，感到了一种眷恋的情绪。一切都沉静着，五月的阳光在院落里辉耀着，蒋淑珍在走下扶梯的时候念着诗。
她底额上有深的皱纹。她眼里有泪水闪耀着。她在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看见蒋少祖，她停住了她底细弱的声音，惊慌地，有罪地，忧愁地笑了。
蒋少祖局促起来，有冷淡的表情，盼顾，走进房去。他听见蒋淑珍没有再走下楼梯；他听见她重新上楼去了，悄悄地、黯淡地、疲乏地。很难说明她为什么要走下楼梯。蒋少祖注意地听着，黯然地感觉着衰弱的姐姐底轻悄的、疲乏的、温柔的动作；从阴惨的现实中，那个诗意的蒋淑珍走了出来。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蒋少祖念，额上的皱纹活泼地游动着，走到窗边。
对于蒋淑珍，也是对于蒋少祖，时常有诗意的过去突破阴惨的现在走出来，引起忧伤的渴望和眷恋。但他们在精神上是孤独的：那个阴惨的现在隔离了他们，他们互相逃开，诅咒和后悔。中国底这种生活，把一切热望压迫到梦里去，并且把梦变得透明而空虚：人们称这为最高的哲学，并称这为含蓄，或理智的用情。在他们住在一起的这一个月里，重复着这样的情形；对于现在，人们不再做任何努力。分开以后，他们就完全地互相冷淡了。
秋天的时候，苏州的姨姨底大女儿蒋秀芳，就是那个可怜的阿芳，从镇江逃了出来。因为母亲死去了。姨姨被蒋家遗弃，并且被自己底族人欺凌，生活得异常的艰难，在镇江沦陷后的第二年冬天死去了。弟弟和幼小的妹妹被一个叔叔领去抚养，蒋秀芳孤零地生活着。今年夏天，叔叔企图把她嫁给一个开杂货铺的商人，蒋秀芳就想起了她底家庭——往昔的声势和荣华——并想起了远在重庆的姐姐哥哥们，决然地随着一个陌生的同乡底家庭逃了出来。
对于她底蒋家，她底记忆和认识是很模糊的；鲜明地留在她底心里的，是童年时代的可怕的痛苦：母亲底屈辱的地位。但到了遇到这些压迫的现在，往昔的痛苦便被无限的眷恋化成诗意的东西了。而且，这往昔，是有继承者的，它在重庆。蒋秀芳已经到了二十岁的年龄，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蒙昧、晦暗、愚笨、然而倔强。目前的生活愈可怕，她底对她底蒋家的理想就愈坚强。她底在苏州底那个后园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就愈美丽了。到了这样的年龄，这一切就形成了人生里面的一种固定的、基本的观念了；在这个观念上，建筑了整个的世界。所以，无论事实怎样教训她，她总想象着重庆是一个美丽的后花园。
她不能知道：过去的已经不可复返了。蒋家底人们，以及认识蒋家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在蒋家已经分散，破灭的现在，会有这样的一种理想存在，并且会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发生出来。从沦陷区逃出来，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还是很艰难的。蒋秀芳没有足够的钱，和她同行的那个家庭有好几个小孩，她帮助他们看顾小孩。这个愚钝的女子，由于她底理想，并由于她底对日本人的顽强到极点的仇恨，有了一种特殊的机敏；她多次单独地对付了搜查行装的日本兵。在越过了敌人底最后的封锁线，接近中国军底防区的时候，那是一个阴雨的早晨，所有的人，连小脚的老女人也在内，都奔跑了起来了，并且愈跑愈快。蒋秀芳记得，旷野是寂静的，落着雨，他们越过了一个山坡，没有说任何话，开始奔跑。他们觉得有什么东西追赶着他们，而这所唤起的情绪，与其是恐惧，倒是幸福：一切是简单的，然而奇异。谁都明白敌人不会追赶，但谁都觉得他们和中国军之间的距离是难受的，可怕的东西。现在，在这个旷野上，后面，是凌辱和死亡，前面，是亲切、幸福、生活——是一切。
奔跑被从前面来的严厉的声音喝住了。他们全身淋湿了雨水和汗水。他们大家都迷糊地发笑。然而他们所遇到的可怪的检查使他们痛苦，并惊醒了他们底好梦。
和她同行的那个家庭在万县留了下来。蒋秀芳迫切地渴望到重庆，再三地恳求，在轮船里弄到了一个位置。到重庆的时候，她身上只剩下两块钱。她惊动着走过大轰炸以后尚未恢复的林立着断墙的街道。她开始考虑，她底想象和希望。
傅蒲生底原来的居所已经炸毁了。此外她只知道王定和底住址；于是她就第二天下乡。走上了重庆底码头。她底感觉突然现实起来：她觉得她底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她惊异她为什么直到此刻才想到这个。面对着傅蒲生家底居所废墟站了一下，她绝望地想到，蒋家不会有一个人在重庆，并且不会有一个人认得她，她是受了自己底热情的欺骗，她是从此完全孤零了！
这样，那个后花园的美丽的梦想，就破灭了。走过街道，她注意到一切穷苦的，不幸的人，想到自己即刻就会和他们一样；由于这个，她又注意了那些漂亮的、有钱的人们。她想到，那些痛苦的人们，将能够同情她；她极其强烈地想到，只有做工的人，才配有饭吃，她，蒋秀芳，将像那些穷苦的人们一样，去做工。
她告诉自己说，她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已经明白了人生，决不要流泪，尤其决不要向别人流泪。她，蒋家的女儿，这样想的时候，眼眶有泪水。她是那样的饥饿，那样的失望。她想，她不应该向别人伸手乞讨，她应该去做工；只要做工，做工，做最苦的工——此外什么也不要。那个花园的梦想本来就是暧昧的——所以，她，蒋秀芳，是现实的：她有这个地面上的最朴素，最坚固的力量。她已经没有了归路，这是很自然的。她现在明白了，彻底地明白了，在人间，除了为自己，为别人永无休止地做工以外，她不可能，也不希望得到别的。她到重庆来，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能够自由地做工。因为在镇江，她只能替敌人和汉奸做工。
她在江边的小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搭船下乡。船到的时候，已经黄昏了。她走过乡镇底街道。走出镇口的时候，她看见她底前面走着一个抱着小孩的女子：这个女子快乐地，有些痴傻地和怀里的美丽的女孩开玩笑，女孩说了什么，并笑出尖锐的声音来。蒋秀芳听出是南京底口音。于是她追上去问路。这个女子是陆积玉。
在最初的一瞥里，她们经历到那种回忆的情绪：她们彼此觉得面熟。
“是的，是的，就在那底下！”陆积玉回答她，说，同时严肃地看着她。“——你找哪个呢？”
“蒋淑媛她是我底姐姐。”
“那么，你是？你不认得我么？”陆积玉兴奋地问，放下女孩来，牵着她。陆积玉嘴唇战栗了，她底面孔露出了大的严肃来。她认识了，她注视着衣裳破烂的，粗糙的，肮脏的蒋秀芳，这个阿芳，她们在往昔曾经一同游戏，并且凶恶地撕打。
“你是阿玉？我从镇江逃出来，我底妈妈死了！”蒋秀芳说，有些羞怯，眼里有光辉：她苦楚地笑了一笑，在笑的时候轻微地叹息。这样，从失望中得救的慰藉，和重逢的快乐，就过去了。中国的妇女们，被各样的东西压抑着，没有力量表现得更多或得到更多。少女们随处都被拘束，特别在面对着大的严肃的现在，她们，蒋秀芳和陆积玉，在最初的瞬间觉得有亲切的、动人的情绪，隐即就拘束、不自然，互相觉得陌生。她们沉默着走下石坡。
她们心里汹涌着热情，在热情里她们有各样的痴想，因为她们都还年轻。这些幻想，要随着现实的生活稍稍地突进——从她们底父亲底生活突进，在热情消逝的年岁，保留着纯良的心，构成那种叫做人生底义务，或一个女子底义务的东西。陆积玉热烈地同情这个蒋秀芳，觉得她，蒋家底女儿，在别人底荣华富贵里，变成了可怜的孤女——在可怕的、渺茫的旷野上逃亡，狼狈而酸楚。陆积玉觉得她必须有所赠予；衣服和钱，友情和眼泪。但在她偷偷地再看蒋秀芳的时候，她觉得苦闷和惶惑：蒋秀芳是陌生的，冷淡而迟钝。
秋天的夜晚来临了，山沟里凝聚着烟雾，山坡下面，厂区底灯火热烈地闪耀着；田野里有呼叫声，蒋秀芳重新有痴想，或者是，热情的想象。是这热情领导着她从遥远的镇江逃奔出来的。在凄凉的路程上，她绝不怀疑这种热情底偶像，每天晚上她歇下来，想到离那个“后花园”离那个池塘和那一株树，现在是又近一点了。她甜蜜地唤它们底名字，那个池塘和那棵树，她决不去想到她可能遭遇的一切，比方饥饿、欺凌、遗弃、与亡，她只是想着那个池塘和那棵树，以及她底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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