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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肌肉都在发抖。在系主任宣读完毕并例行公事地征求他对处理决定的意见时，保良已经抖得口齿不清：
“你们你们跟我爸爸说了吗？”
系主任说：“学院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已经和你父亲谈过了。你父亲对学院的决定，表示理解，没有意见。”
保良本想作些申辩，作些恳求，但父亲的态度让他放弃了残余的幻想。他走出系主任办公室以后发觉他的那身本来非常合体的警服变得衣宽袖大，与他瘦削的身材有些不符，就像是一件别人的衣服，让他偶尔借来临时穿的。他曾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空荡荡的肩章上，经过日积月累，立功受奖，不断添加着星星杠杠，他想象过当那些星星杠杠终有一天超过了父亲，父亲将用怎样一种欣慰的笑容，代表陆家的家族与先辈，向他表达奖赏。
保良回到了家里，带回了所有属于私人的东西，留下所有和“公安”沾边的物品，包括警服、校徽、公安业务的教科书和相应的听课记录。回家后整整一周，他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卧室，连饭都是杨阿姨送到他的屋里。他在卧室里几乎听不见父亲的声音，听不见父亲说话，听不见父亲走路。父亲走起路来一轻一重，那声音很容易辨认。那几天，连杨阿姨也轻手轻脚，连嘟嘟都自觉收敛了喧哗，从家中窒息的空气里，保良能想象出父亲的脸上，该是何种表情。
父亲不来找他，不和他说话。
他是那么渴望父亲的脚步突然自远而近，突然敲响他的房门。他渴望父亲进来找他谈谈，哪怕狠狠骂他、打他、听他忏悔、听他痛哭。他渴望他们父子间能够面对面地，无论以什么方式，让这件令父亲蒙羞的事情就此成为历史，让这耻辱的一页，毁掉父亲的光荣与梦想的一页，就此翻过。
但父亲不来找他，不想面对。
一周之后，保良走出了卧室，走出了家门，走到了刺眼的阳光下，他仰头望天，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疯了，已经崩溃，已经双耳失聪他看见的太阳，依然光芒万道；看到的天空，依然碧蓝耀眼；他听到街上人声鼎沸，车鸣声咽。他的身体虽然虚弱，但四肢还能活动自如，器官感觉，敏锐如初。
他顺着大街走，走了很久很久。
从搬到省城上中学开始，他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以一个闲人的身份，以一个被社会抛弃的边缘心情，在大街上，在摩肩接踵的人海中，如此盲目地，随波逐流。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李臣工作的台球馆里。
台球馆里，顾客不多，啪啪的击球声刺激着保良的耳膜。他看见了李臣，李臣穿着深色的西服，和一个送饮料的服务员交待着什么，举手扬眉，一招一式，全都像模像样。李臣也看见他了，迎着他走过来，一脸惊讶：“哟，保良，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没课？”
那天晚上，半夜三更，在菲菲姨夫的小吃店里，鉴宁三雄喝得一醉方休，大家全都酒后失形。李臣狂笑不止，刘存亮则一醉就哭。说起鉴宁老家，说起老家那座红色的山丘，说起山丘上那座形同古堡的废窑，说起站在窑顶放眼滔滔河水的满腔豪情，说起背井离乡的孤独无助，衣食住行的艰辛不易，怎能不一怀愁绪，双泪横流，连李臣的笑声里，都含了一丝难掩的唏嘘。
但保良没哭。
保良也醉了，但他没哭。
保良问李臣：“李臣，你现在最想要的，最最想要的是什么？”
李臣说：“我最最想要的，是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咱也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在省城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现在每月挣的这点工资提成，有将近一半是他妈给房东挣的。”
保良问刘存亮：“存亮，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刘存亮说：“钱！”
保良说：“钱？就这么简单？”
刘存亮说：“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房子、事业、要啥有啥。你说吃了摇头丸想啥有啥，还不就是那么一会儿，药劲儿一过，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保良说：“不是有钱才有事业，顺序应该正好相反，只有事业好了，才会有钱。”
刘存亮不以为然，他虽然醉了，但对金钱这根命弦，依旧清晰了然：“像我们这种中专学历的文盲，家里又没背景，要想事业成功，熬到猴年马月也未必能行。只有先挣出钱来，再靠钱做本，才能干出事业。”
李臣不屑地反驳：“没有事业拿什么挣钱，抢银行去？别说让你去当抢匪，上次让你去装警察，你都哆哆嗦嗦。”
刘存亮也不屑地反驳：“只有你才会傻到去抢银行，发财的。办法多了，只要会动脑筋。”
李臣说：“你倒说说，你动的什么脑筋？你来省城也一年多了，我还真没注意你这脑袋有什么不同。”
保良说：“存亮一直买彩票啊，说不定哪天就中！”
李臣说：“买彩票是靠天吃饭，脑筋再傻也有中的。”
刘存亮说：“买彩票的讲究其实很多，在哪个点买，选什么号码，中奖的概率绝对不同，这方面我研究了很久，不跟你说罢了。”
李臣说：“嗬，是吗，那这发财的诀窍还是你自己好好捂着去吧，说不定还真能捂出个金蛋来呢，小心别捂馊了就行。”李臣转脸又问保良“保良你最想要的，倒是什么？”
保良说：“我最想要的，是回公安学院上课去，那件事只是我做的一个噩梦，等我醒过来以后，才知道什么事其实都没发生。”
李臣说：“咳，这是废话，等于没说。”
刘存亮说：“你不想找你姐姐了吗，你妈去世以前，不是让你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姐姐吗？”
整个晚上，只有这句话让保良喉咙发紧，双目湿润。他想了一下，不知是突然清醒还是真的醉了，舌头麻木地叨咕了一句：“不找了，再找下去，我自己就该丢了。”
那天半夜他们醉醺醺地离开小吃店，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把他们拉到了幸福新村，那是李臣刘存亮的住处。保良忘了他们是怎么上楼开门，又怎么躺在了床上，只知道他们衣裤未去，横竖无形，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中午。
从那天开始，保良常常就在这里过夜。家对保良来说，就像一座坟墓，没有光亮，了无声息。他不再希望见到父亲，他甚至有意回避父亲，偶尔和父亲在卫生间门口或过道上相见，父亲也是目中无人地沉着脸无声走过，那气氛压得保良连叫他一声“爸”的本能，都被窒息。
反倒是杨阿姨，对他多少还有一些亲切，他回家时，就给他端些饭菜，提醒他早点找份工作，自食其力，不要整日无所事事，荒废了大好青春。保良想，不管杨阿姨是对他真好还是嫌他在家白吃白住，他的确需要重新计划人生。无论父亲是否还会对他负责到底，他首先应当做到的，是自己养活自己。
他决定出去寻找工作，他先去找李臣出些主意，在李臣那里他意外见到了刚从鉴宁回来的陶菲菲。陶菲菲比过去瘦了许多，但反而增加了几分少女的美丽。她妈妈患了严重的哮喘，行走躺卧都很痛苦。她离开老家重返省城的目的，就是想尽快为母亲挣出药费。
菲菲比过去也沉默了许多，连保良被公安拘留，被学校开除这等沧桑变故，也没有在她脸上激起太大反响。她甚至还用几分祸福两可的表情，淡淡地对保良说道：这下好了，你现在可以跟我们平起平坐了。明天咱俩可以一起出门，搭个伴去找工作。
第二天保良真的和菲菲搭伴，满街转悠着去找工作。这时的保良，已经身五分文，又不想厚颜去向父亲讨要，所以在外面吃饭坐车，都由菲菲付账。保良每次见到菲菲打开她那越来越瘪的钱夹，心里就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知道自己吃进的每一口饭食，都是在吞吃菲菲母亲的血肉。那些钱本来应该用去减轻她母亲的病痛，现在却变成了米面，在菲菲的注视之下，一口一口地吃进自己的肚中。
保良手机里的话费也所剩不多了。他把手机呼叫转接到了李臣的手机上，以防父亲或杨阿姨突然想要找他。这天李臣的手机果然接了一个要找保良的电话，来电的是个女的，李臣再三盘问，也没问出那个女人姓甚名谁。那女的只告诉李臣她是保良的一个朋友，让保良有空给她回个电话。
保良回了。回了才知道这个女的名叫叶子，才想起她是和小乖在夜总会里一起玩儿的一个女的。叶子也许只是她的一个别称，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假名。
叶子说有件事想和保良见个面，保良问什么事呀，叶子说电话里说不清，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最好见面谈谈。
保良和叶子就约在了离幸福新村不远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见了面叶子把他领到了附近一个安静的茶馆。叶子的年龄比小乖略大一些，涂抹脂粉也有二十八九的模样。按保良的估计，她过去可能也是被某个大款包过的二奶，如今也和小乖一样，成了一个积蓄不多的“怨妇”
见了叶子保良自然会问起小乖，问她是被公安关着还是已经放了。叶子说早就放了，也是和保良一样，拘了十多天，罚了一笔钱，就让马老板给保出去了。保良问：她现在呢，还跟马老板在一起吗？叶子说：没有，前几天小乖跳楼了，在医院抢救了四天，昨天死掉了。
保良吓了一跳：“跳楼，为什么？”
叶子淡淡地说：“咳，都是摇头丸吃的，小乖离不开那个。说是不吃了不吃了，结果和朋友出去玩儿，一玩儿又吃了。她也是女寂寞了，她不爱那个姓马的，姓马的玩腻了她也很少找她了。她靠那姓马的养着，又不能自由自在地公开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过日子，所以就觉得摇头丸是最好的东西，吃了想什么来什么，吃丁倍儿飞，飞的感觉倒是真挺好的。”
保良似乎明白了，他想起小乖有一次就差点从六楼夜总会的窗口飞出去，要不是被他一把抱下来，早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叶子说：“幸亏当时我不在，小乖从窗口一飞出去，这事可就闹大了，当时和她一个包房玩儿的人全让警察抓走了，查出谁吃摇头丸还是轻的，差点没让警察怀疑是谁成心把小乖推下去的。”
保良让这个恐怖的消息弄得心情惶惶，闷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表示一下遗憾还是表示一下惋惜。叶子说：“不过小乖这人还挺仗义的，我到医院看她的时候她还有口气呢，她让我去她家帮她清理一下东西，把存折的钱取出来给她爸爸妈妈寄去。还让我把抽屉里这张名片找出来交给你。我听到小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保良接过叶子递过来的那张名片，名片上写的名字是马加林，还有马加林公司办事处的地址电话。不过这上面的地址与保良去过的那个办事处完全不同，那是一个陌生的街区，是一个陌生的门牌号码。
“这是马加林过去的住处，认识小乖以后才给小乖租了她现在的那套房子。他公司办事处也就搬了。”
保良半懂不懂地点头，说：“她让你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没跟你说吗？”
“她说她对不起你，她答应你的事还没办成。她说马加林过去住的这个房子，是跟一个叫权虎的人租的。你要找这个权虎对吗？也许权虎又把这房租给其他人厂。你到这儿要是能找到租房的人，那旨定就能找到权虎啦！”
块肌肉都在发抖。在系主任宣读完毕并例行公事地征求他对处理决定的意见时，保良已经抖得口齿不清：
“你们你们跟我爸爸说了吗？”
系主任说：“学院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已经和你父亲谈过了。你父亲对学院的决定，表示理解，没有意见。”
保良本想作些申辩，作些恳求，但父亲的态度让他放弃了残余的幻想。他走出系主任办公室以后发觉他的那身本来非常合体的警服变得衣宽袖大，与他瘦削的身材有些不符，就像是一件别人的衣服，让他偶尔借来临时穿的。他曾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空荡荡的肩章上，经过日积月累，立功受奖，不断添加着星星杠杠，他想象过当那些星星杠杠终有一天超过了父亲，父亲将用怎样一种欣慰的笑容，代表陆家的家族与先辈，向他表达奖赏。
保良回到了家里，带回了所有属于私人的东西，留下所有和“公安”沾边的物品，包括警服、校徽、公安业务的教科书和相应的听课记录。回家后整整一周，他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卧室，连饭都是杨阿姨送到他的屋里。他在卧室里几乎听不见父亲的声音，听不见父亲说话，听不见父亲走路。父亲走起路来一轻一重，那声音很容易辨认。那几天，连杨阿姨也轻手轻脚，连嘟嘟都自觉收敛了喧哗，从家中窒息的空气里，保良能想象出父亲的脸上，该是何种表情。
父亲不来找他，不和他说话。
他是那么渴望父亲的脚步突然自远而近，突然敲响他的房门。他渴望父亲进来找他谈谈，哪怕狠狠骂他、打他、听他忏悔、听他痛哭。他渴望他们父子间能够面对面地，无论以什么方式，让这件令父亲蒙羞的事情就此成为历史，让这耻辱的一页，毁掉父亲的光荣与梦想的一页，就此翻过。
但父亲不来找他，不想面对。
一周之后，保良走出了卧室，走出了家门，走到了刺眼的阳光下，他仰头望天，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疯了，已经崩溃，已经双耳失聪他看见的太阳，依然光芒万道；看到的天空，依然碧蓝耀眼；他听到街上人声鼎沸，车鸣声咽。他的身体虽然虚弱，但四肢还能活动自如，器官感觉，敏锐如初。
他顺着大街走，走了很久很久。
从搬到省城上中学开始，他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以一个闲人的身份，以一个被社会抛弃的边缘心情，在大街上，在摩肩接踵的人海中，如此盲目地，随波逐流。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李臣工作的台球馆里。
台球馆里，顾客不多，啪啪的击球声刺激着保良的耳膜。他看见了李臣，李臣穿着深色的西服，和一个送饮料的服务员交待着什么，举手扬眉，一招一式，全都像模像样。李臣也看见他了，迎着他走过来，一脸惊讶：“哟，保良，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没课？”
那天晚上，半夜三更，在菲菲姨夫的小吃店里，鉴宁三雄喝得一醉方休，大家全都酒后失形。李臣狂笑不止，刘存亮则一醉就哭。说起鉴宁老家，说起老家那座红色的山丘，说起山丘上那座形同古堡的废窑，说起站在窑顶放眼滔滔河水的满腔豪情，说起背井离乡的孤独无助，衣食住行的艰辛不易，怎能不一怀愁绪，双泪横流，连李臣的笑声里，都含了一丝难掩的唏嘘。
但保良没哭。
保良也醉了，但他没哭。
保良问李臣：“李臣，你现在最想要的，最最想要的是什么？”
李臣说：“我最最想要的，是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咱也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在省城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现在每月挣的这点工资提成，有将近一半是他妈给房东挣的。”
保良问刘存亮：“存亮，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刘存亮说：“钱！”
保良说：“钱？就这么简单？”
刘存亮说：“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房子、事业、要啥有啥。你说吃了摇头丸想啥有啥，还不就是那么一会儿，药劲儿一过，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保良说：“不是有钱才有事业，顺序应该正好相反，只有事业好了，才会有钱。”
刘存亮不以为然，他虽然醉了，但对金钱这根命弦，依旧清晰了然：“像我们这种中专学历的文盲，家里又没背景，要想事业成功，熬到猴年马月也未必能行。只有先挣出钱来，再靠钱做本，才能干出事业。”
李臣不屑地反驳：“没有事业拿什么挣钱，抢银行去？别说让你去当抢匪，上次让你去装警察，你都哆哆嗦嗦。”
刘存亮也不屑地反驳：“只有你才会傻到去抢银行，发财的。办法多了，只要会动脑筋。”
李臣说：“你倒说说，你动的什么脑筋？你来省城也一年多了，我还真没注意你这脑袋有什么不同。”
保良说：“存亮一直买彩票啊，说不定哪天就中！”
李臣说：“买彩票是靠天吃饭，脑筋再傻也有中的。”
刘存亮说：“买彩票的讲究其实很多，在哪个点买，选什么号码，中奖的概率绝对不同，这方面我研究了很久，不跟你说罢了。”
李臣说：“嗬，是吗，那这发财的诀窍还是你自己好好捂着去吧，说不定还真能捂出个金蛋来呢，小心别捂馊了就行。”李臣转脸又问保良“保良你最想要的，倒是什么？”
保良说：“我最想要的，是回公安学院上课去，那件事只是我做的一个噩梦，等我醒过来以后，才知道什么事其实都没发生。”
李臣说：“咳，这是废话，等于没说。”
刘存亮说：“你不想找你姐姐了吗，你妈去世以前，不是让你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姐姐吗？”
整个晚上，只有这句话让保良喉咙发紧，双目湿润。他想了一下，不知是突然清醒还是真的醉了，舌头麻木地叨咕了一句：“不找了，再找下去，我自己就该丢了。”
那天半夜他们醉醺醺地离开小吃店，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把他们拉到了幸福新村，那是李臣刘存亮的住处。保良忘了他们是怎么上楼开门，又怎么躺在了床上，只知道他们衣裤未去，横竖无形，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中午。
从那天开始，保良常常就在这里过夜。家对保良来说，就像一座坟墓，没有光亮，了无声息。他不再希望见到父亲，他甚至有意回避父亲，偶尔和父亲在卫生间门口或过道上相见，父亲也是目中无人地沉着脸无声走过，那气氛压得保良连叫他一声“爸”的本能，都被窒息。
反倒是杨阿姨，对他多少还有一些亲切，他回家时，就给他端些饭菜，提醒他早点找份工作，自食其力，不要整日无所事事，荒废了大好青春。保良想，不管杨阿姨是对他真好还是嫌他在家白吃白住，他的确需要重新计划人生。无论父亲是否还会对他负责到底，他首先应当做到的，是自己养活自己。
他决定出去寻找工作，他先去找李臣出些主意，在李臣那里他意外见到了刚从鉴宁回来的陶菲菲。陶菲菲比过去瘦了许多，但反而增加了几分少女的美丽。她妈妈患了严重的哮喘，行走躺卧都很痛苦。她离开老家重返省城的目的，就是想尽快为母亲挣出药费。
菲菲比过去也沉默了许多，连保良被公安拘留，被学校开除这等沧桑变故，也没有在她脸上激起太大反响。她甚至还用几分祸福两可的表情，淡淡地对保良说道：这下好了，你现在可以跟我们平起平坐了。明天咱俩可以一起出门，搭个伴去找工作。
第二天保良真的和菲菲搭伴，满街转悠着去找工作。这时的保良，已经身五分文，又不想厚颜去向父亲讨要，所以在外面吃饭坐车，都由菲菲付账。保良每次见到菲菲打开她那越来越瘪的钱夹，心里就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知道自己吃进的每一口饭食，都是在吞吃菲菲母亲的血肉。那些钱本来应该用去减轻她母亲的病痛，现在却变成了米面，在菲菲的注视之下，一口一口地吃进自己的肚中。
保良手机里的话费也所剩不多了。他把手机呼叫转接到了李臣的手机上，以防父亲或杨阿姨突然想要找他。这天李臣的手机果然接了一个要找保良的电话，来电的是个女的，李臣再三盘问，也没问出那个女人姓甚名谁。那女的只告诉李臣她是保良的一个朋友，让保良有空给她回个电话。
保良回了。回了才知道这个女的名叫叶子，才想起她是和小乖在夜总会里一起玩儿的一个女的。叶子也许只是她的一个别称，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假名。
叶子说有件事想和保良见个面，保良问什么事呀，叶子说电话里说不清，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最好见面谈谈。
保良和叶子就约在了离幸福新村不远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见了面叶子把他领到了附近一个安静的茶馆。叶子的年龄比小乖略大一些，涂抹脂粉也有二十八九的模样。按保良的估计，她过去可能也是被某个大款包过的二奶，如今也和小乖一样，成了一个积蓄不多的“怨妇”
见了叶子保良自然会问起小乖，问她是被公安关着还是已经放了。叶子说早就放了，也是和保良一样，拘了十多天，罚了一笔钱，就让马老板给保出去了。保良问：她现在呢，还跟马老板在一起吗？叶子说：没有，前几天小乖跳楼了，在医院抢救了四天，昨天死掉了。
保良吓了一跳：“跳楼，为什么？”
叶子淡淡地说：“咳，都是摇头丸吃的，小乖离不开那个。说是不吃了不吃了，结果和朋友出去玩儿，一玩儿又吃了。她也是女寂寞了，她不爱那个姓马的，姓马的玩腻了她也很少找她了。她靠那姓马的养着，又不能自由自在地公开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过日子，所以就觉得摇头丸是最好的东西，吃了想什么来什么，吃丁倍儿飞，飞的感觉倒是真挺好的。”
保良似乎明白了，他想起小乖有一次就差点从六楼夜总会的窗口飞出去，要不是被他一把抱下来，早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叶子说：“幸亏当时我不在，小乖从窗口一飞出去，这事可就闹大了，当时和她一个包房玩儿的人全让警察抓走了，查出谁吃摇头丸还是轻的，差点没让警察怀疑是谁成心把小乖推下去的。”
保良让这个恐怖的消息弄得心情惶惶，闷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表示一下遗憾还是表示一下惋惜。叶子说：“不过小乖这人还挺仗义的，我到医院看她的时候她还有口气呢，她让我去她家帮她清理一下东西，把存折的钱取出来给她爸爸妈妈寄去。还让我把抽屉里这张名片找出来交给你。我听到小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保良接过叶子递过来的那张名片，名片上写的名字是马加林，还有马加林公司办事处的地址电话。不过这上面的地址与保良去过的那个办事处完全不同，那是一个陌生的街区，是一个陌生的门牌号码。
“这是马加林过去的住处，认识小乖以后才给小乖租了她现在的那套房子。他公司办事处也就搬了。”
保良半懂不懂地点头，说：“她让你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没跟你说吗？”
“她说她对不起你，她答应你的事还没办成。她说马加林过去住的这个房子，是跟一个叫权虎的人租的。你要找这个权虎对吗？也许权虎又把这房租给其他人厂。你到这儿要是能找到租房的人，那旨定就能找到权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