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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岩：潘小伟终于同意与你们合作了，我想，面对纪春雷的死，他不应该无动于衷了。可我想问问，他愿意合作的这种表示，对推进整个案情的进展，有没有具体价值呢？
吕月月：当然有。在游乐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客房内拨通了香港他哥哥的手持电话，当然这是在事先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打的。自从他住进亚洲大酒店904房以后，我们一直对他房间的电话进行了监听。他的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也同样收录下来。哥俩儿是用广东话交谈的，当天我们看到了翻译成普通话的监听记录。我记得他们大致说了这样一些内容：
先是潘小伟问：“大哥，你那里讲话方便不方便？”
潘大伟说：“没事的，你讲吧。”
潘小伟说：“我现在已经被这边的警察保护了，我打电话警察知道的。大哥你和冯世民在搞些什么，他们好辣，两次要杀我！”
潘大伟问冯世民这混蛋又怎么搞了，潘小伟就把游乐园的事情简单讲了讲“他们在港华中心酒店已经搞我一次了，现在又搞。爹不在了，我是死是活你们管不管？”
潘大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然后问：“大陆警察想要怎么样？”
潘小伟直言不讳：“他们说可以保护我，但是要你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那琴有没有在你手里？”
潘大伟半天没吭声，一会儿他问：“你是怎样和他们讲的？”
潘小伟说：“我讲你会交的，我替你保证了，说你会交的。”
潘大伟又迟疑了一会儿，说：“小提琴没在我手里呀。”但潘小伟马上抬高了声音：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要琴没用的！你不交，一九九七年后你在香港怎么做生意！你不交，大陆要扣我做人质的！”
潘大伟这下才说：“好啦好啦，我想一想啦，你莫急呀。”
最后他们约定晚上十点钟再通话，潘大伟对弟弟说希望晚上能和大陆警方的负责人直接谈一下。潘小伟说没问题的。潘大伟又嘱咐弟弟保重，莫急，他说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电话就打完了。
从交谈的口气上看，哥儿俩感情还行。
当天晚上，处长和伍队长一起到了亚洲大酒店，他们此时的脸色，至少开始阴转多云了。纪春雷的死使案情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突然进展，不但基本确定了小提琴的下落，而且竟然可以和潘氏家族的“大哥大”潘大伟直接通话，这对小提琴的追回，应当说有了一线曙光。
临去亚大的时候，伍队长叫上了我，他说月月你跟我们一起去，潘小伟如果情绪不好，你可以做做工作，他现在比较愿意听你的。于是我就跟上他们在晚上九点半钟到了亚大潘小伟的房间。约定是晚上十点钟由潘大伟把电话打进来，但十点钟过了没有电话来，我们怕总机出毛病，问了一下总机刚才有没有这房间的电话，总机说没有。我们就继续等。
等到大约十点半钟，电话来了，果然是潘大伟本人，我们这边由伍队长来谈，潘小伟在客房卫生间的串机电话上一起参加交谈，伍队长的北京话和潘大伟的半广东半国语发生沟通障碍时，就由潘小伟翻译一下。他们谈了大约十五分钟左右，谈的什么我听不大明白。挂断电话以后，处长队长就匆匆和潘小伟道晚安，我们三人就出来了。
晚上十一点半钟，我们敲开了万副局长的家门。
万副局长没有睡，正在家里等我们。局长的老伴已经穿了睡衣，给我们三个人端了几杯茶水，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卧室里去了。万副局长把客厅的门也紧紧关上，然后问处长要了根烟，才开口问：
“说吧，怎样个情况？”
处长看队长，队长说：“电话通过了，是潘大伟本人打来的。他同意交琴。”
队长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心里不禁忽地一热，转脸看看万副局长和处长，很奇怪，竟是无动于衷。
万副局长冷冷地抽着烟，问：“什么条件？”
队长说：“第一，要保障他弟弟潘小伟的安全和自由。”
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队长接着说：“第二，要按他提出的方法交这把琴。”
万副局长问：“他提了什么方法？”
队长说：“潘大伟今天下午已经和冯世民通了电话，提出由他的弟弟潘小伟代表潘氏家族出面，以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作为礼物，向天龙帮求和。潘大伟说，冯世民已经接受了潘家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在这个月二十五号晚上九点钟，在本市美高夜总会，由潘小伟与冯世民会面，当场送交这把小提琴。潘大伟这个交琴方案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须是在潘家将小提琴送交天龙帮以后，我们才可以采取行动，收回这份国宝。”
处长说：“这意思很明白，可以理解。”
局长摸着下巴，怀疑地问：“冯世民，肯来吗？”
队长说：“据潘大伟说，冯世民每年五六月间都要到北京来一趟，主要目的是去潭柘寺许愿，他一直相信潭柘寺里有释迦牟尼的真身。这次顺便以胜利者的身份接受潘家的求和，也算一举两得。”
处长说：“我倒是搞不懂，既然冯世民已经大驾劳动，潘大伟为何反而不能出头露面？”
队长说：“潘大伟讲，上次与天龙帮火并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他对外一直诈称有伤，并且放风出去说意大利小提琴已不在香港。所以他不出面，于情理是比较顺的。”
处长问队长：“我听你在电话里问为什么要选择美高夜总会作为和谈与交琴的地点，他怎么解释，选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吗？”
队长说：“潘大伟讲，这是冯世民指定的地点。美高大厦好像有冯世民公司的股份，设在美高大厦三层的美高夜总会是由港商承包经营的。承包商在香港也是搞娱乐业的，一直受天龙帮的保护，连美高夜总会的内部装修也是包给冯世民手下的一个建筑公司做的。冯世民既是美高大厦的一个股东老板，美高夜总会也算得上是他的地盘。”
局长慢慢把烟在烟缸里按灭，又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把烟头碾碎，好半天才问：
“冯世民入境之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好，你们和香港警方协调过吗？”
处长答：“这事以前和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请示过。据中心局说，冯世民和潘大伟一样，目前香港警方都没有收集到足够能证明他们本人犯罪的合法证据，所以一旦冯世民入境，港警大概不会请求我们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但中心局的意见，只要这把小提琴一回到中国境内，不管冯世民解释为是自己买的还是接受什么人的馈赠，作为失踪的国宝，我们都可以依法收回。”
万副局长站起来，在烟熏雾缭的屋里踱了两圈，打开阳台的门，站在阳台上看这个刚刚睡去的城市，周围的楼群很少有亮着的窗户了。五月的夜晚确实乍暖还寒，风还是有点贼，处长提醒说，万副局长小心别着凉，万副局长没应声。队长低头掏烟，还没点着，万副局长进屋了，看看处长，又看看队长，队长拿烟的手难以察觉地微微抖个不停。他看着局长那张犹豫的脸，轻声说：
“局长，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万副局长站在阳台的门前，长出了一口气，说：“好，那就先这样办吧，按潘大伟的要求，先让他们双方交接这把提琴。交接完以后，你们要立即控制冯世民，然后依法收回这件国宝。你们要注意，要绝对保证不能让冯世民失控，他一旦溜走，是完全有可能从海路把这把琴再偷渡出去的。”
伍队长本来说话办事一向留有余地，不轻易许愿的，此时也只能立军令状似的站起来，表态：“放心吧，他绝对跑不了。”
处长也说：“我们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准备。”
万副局长点点头“那就这样吧，但愿这个案子能像你们算计的那样顺利。”
万副局长一锤定音，这个方案就算这样定了。但从他的神态口气上，对这个方案能否那么顺利那么有把握，似是有所保留。
海岩：既然不放心，为什么又同意这个方案呢？
吕月月：这个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除此也没有更好的进展方向了，而且局长可能考虑小提琴的交接是在中国境内，无论是真是假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海岩：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吕月月：对。
海岩：后来结果怎么样？
吕月月：从万副局长家出来都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方案通过了，处长和队长都觉得总算向前走出了这一步，都有办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种轻松，但后面的路是不是顺，他们也心中无数，而且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还需要费时费心安排策划，所以两个人的脸上，又都带着无尽的倦意。
我们上了汽车，谁也没再谈这个案子。我开车，他们二位在后面默默无话，不知是在打盹还是在想心事。我分头把他们送回家，然后自己开车回单位睡在办公室里，因为集体宿舍太晚了早关门了，而我妈那儿又没法放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队里的人都来上班了。我困得不行也没法再睡。队里几个同志议论着要捐点钱给纪春雷的爱人和小孩。我当然也就把身上的钱和抽屉里的钱都拿出来了，捐了两百多块钱，加上其他人捐的，一共是一千多块钱。我们几个就带着钱到老纪家去了。到了以后，看到老纪家已经有几个亲戚朋友来看望老纪的爱人。他爱人受了这个打击，从昨天到现在水米不沾，已经不成人样儿了，甭管谁来，眼睛发直，一句话都不说。我们把钱给她放在床头，一个老一点的同志代表我们几个人说了说捐钱的心意，老纪爱人听着，脸上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有人向她介绍我，说我就是在老纪牺牲时和老纪在一块儿的那个女同志，她才无声地哭起来。
她摇晃着头不成调地说：“你还活着可春雷死了，他怎么就没躲过去呀，他明知道我们娘儿俩离不了他呀”
她哭得我心里难受，我也跟着掉眼泪，抬眼看看老纪的这个穷家，除了旧沙发、木板床、小桌子和一个破立柜之外，真没一样值钱的东西。就算是老纪被追认为烈士，家里能享受烈属的抚恤政策，可那又能有几个钱呢。他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孤儿寡母都是没钱不行的主儿。
海岩：不过月月，我听说这些年不少警察凭手里的那点权力，腰包里的虚实说不清楚。有的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大至宾馆酒楼夜总会，小到摆地摊的个体户，没有不上贡的。有的警察据说还在一些餐馆歌舞厅拿了干股，或者帮一些公司追账讨债做生意，这几年都发了。打开钱包不是有没有人民币的问题，那用的可都是美元港币信用卡！
吕月月：那得看是什么警察了，搞治安秩序和侦破一般治安案件的人可能稍微富一点，经常有人求得着他们呀，不过大富大贵的也是少数，像我们这种搞大案要案的单位，跟社会上那些企业公司又没什么日常来往的，没戏。而且我们处长队长都特正统，把下面管得死死的，我们就算有这贼心有这贼胆也没这贼机会呀。
海岩：我觉得你们单位还真不错，同事家里有困难，都能自发的捐点钱，同志之间的感情挺深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多了。
吕月月：那天去老纪家的还有一个女的我认识，是焦长德的大女儿。她是特地从单位里请了假来的，是受老焦的委派来的。我们从纪春雷家一起出来后，大家自然问了问老焦的病情。他女儿说现在没事了，不过那天真吓人，要不是医院抢救及时恐怕要走在纪春雷的前头了。在刑警队里，老焦算是纪春雷的进门师傅，纪春雷脾气好所以老焦挺喜欢他。师生一日终生父母，老焦对纪春雷一直像对小辈似的挺疼爱。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又是为了那把让老焦曾经苦苦追寻的小提琴，就更不是滋味儿。老焦本想亲自到纪家来，可医生不让。
他大女儿对我说：“我爸说他心里特别堵得慌，他想让你去看看他，他特想跟你聊聊天儿，月月你能抽空去一趟吗？”
我说那当然，我忙完这几天一定去。
那天上午，队长他们又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谈话去了。大概还是谈有关小提琴的情况和那个方案。队长让我回家休养一天，调整一下心情。他们可能都觉得游乐园的这场遭遇让我受了刺激。
从纪春雷家出来我直接回地安门我妈那儿了。中午我妈给我做了面条。小时候我过生日都是吃我妈做的面，这么多年了我在外面上学、工作，没怎么过生日。我妈说这次好不容易能和我一起过个生日我还不回来，今天就把这碗长寿面补上吧。我吃面的时候我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拆开一看，里边装的是小薛送的生日卡。上面有小薛手写的两句诗：
你是我的梦，怕你走远，
但愿梦醒时，还在眼前。
我问妈：“小薛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妈说：“他工作忙来不了，是托一个朋友送来的。”
我反复看那两句诗，心里很暖。妈问我：
“你和小薛，到底算定了没有？”
我摇摇头：“我还小呢，干吗这么急着定。”
妈叹口气“你一个人在北京，应该早点有个着落，今后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
妈又说：“月月，如果你定了的话，要早些和小薛商量好，将来你们的孩子，能不能姓吕？”
这个问题妈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不耐烦地说：“再说吧。”
“小薛不是还有个弟弟吗？你们的孩子要是不姓吕，老吕家就算是断了根啦。”
“以后再说吧。”我打断我妈“而且我又没说一定跟薛宇呀。而且我结了婚也不要孩子。”海岩，那时候我一听到别人跟我说孩子不孩子的，我心里老想哭，也觉得特可怕。我真那么老了吗？真要成一个抱孩子洗尿布的大妇女了吗？
海岩：我知道，好多女孩子当还没有产生做母亲的意识和渴望的时候，和她们探讨家庭孩子之类的问题会把她们吓着。
吕月月：我妈半天没吭声。我妈本是个很刚强很果敢的女人，可每次说到这件事，总是长吁短叹。她觉得我爸一生特惨，特可怜，现在唯一还能替他再做的事，就是别让老吕家的香火断了。按说我妈也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一代知青，可人一老还是逃不开传宗接代的观念。我妈觉得自己是吕家的最后一个媳妇，总有点责无旁贷的心理。
面还没吃完，房东家一个当工人的小伙子，也就是我妈同学的儿子，跑过来问我知道不知道昨天游乐园里发生的枪战。我说不知道，他就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述起来，说昨天游乐园发生了警匪大战，双方互有死伤，匪首是个人面桃花的妙龄少女，枪... -->>
海岩：潘小伟终于同意与你们合作了，我想，面对纪春雷的死，他不应该无动于衷了。可我想问问，他愿意合作的这种表示，对推进整个案情的进展，有没有具体价值呢？
吕月月：当然有。在游乐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客房内拨通了香港他哥哥的手持电话，当然这是在事先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打的。自从他住进亚洲大酒店904房以后，我们一直对他房间的电话进行了监听。他的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也同样收录下来。哥俩儿是用广东话交谈的，当天我们看到了翻译成普通话的监听记录。我记得他们大致说了这样一些内容：
先是潘小伟问：“大哥，你那里讲话方便不方便？”
潘大伟说：“没事的，你讲吧。”
潘小伟说：“我现在已经被这边的警察保护了，我打电话警察知道的。大哥你和冯世民在搞些什么，他们好辣，两次要杀我！”
潘大伟问冯世民这混蛋又怎么搞了，潘小伟就把游乐园的事情简单讲了讲“他们在港华中心酒店已经搞我一次了，现在又搞。爹不在了，我是死是活你们管不管？”
潘大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然后问：“大陆警察想要怎么样？”
潘小伟直言不讳：“他们说可以保护我，但是要你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那琴有没有在你手里？”
潘大伟半天没吭声，一会儿他问：“你是怎样和他们讲的？”
潘小伟说：“我讲你会交的，我替你保证了，说你会交的。”
潘大伟又迟疑了一会儿，说：“小提琴没在我手里呀。”但潘小伟马上抬高了声音：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要琴没用的！你不交，一九九七年后你在香港怎么做生意！你不交，大陆要扣我做人质的！”
潘大伟这下才说：“好啦好啦，我想一想啦，你莫急呀。”
最后他们约定晚上十点钟再通话，潘大伟对弟弟说希望晚上能和大陆警方的负责人直接谈一下。潘小伟说没问题的。潘大伟又嘱咐弟弟保重，莫急，他说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电话就打完了。
从交谈的口气上看，哥儿俩感情还行。
当天晚上，处长和伍队长一起到了亚洲大酒店，他们此时的脸色，至少开始阴转多云了。纪春雷的死使案情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突然进展，不但基本确定了小提琴的下落，而且竟然可以和潘氏家族的“大哥大”潘大伟直接通话，这对小提琴的追回，应当说有了一线曙光。
临去亚大的时候，伍队长叫上了我，他说月月你跟我们一起去，潘小伟如果情绪不好，你可以做做工作，他现在比较愿意听你的。于是我就跟上他们在晚上九点半钟到了亚大潘小伟的房间。约定是晚上十点钟由潘大伟把电话打进来，但十点钟过了没有电话来，我们怕总机出毛病，问了一下总机刚才有没有这房间的电话，总机说没有。我们就继续等。
等到大约十点半钟，电话来了，果然是潘大伟本人，我们这边由伍队长来谈，潘小伟在客房卫生间的串机电话上一起参加交谈，伍队长的北京话和潘大伟的半广东半国语发生沟通障碍时，就由潘小伟翻译一下。他们谈了大约十五分钟左右，谈的什么我听不大明白。挂断电话以后，处长队长就匆匆和潘小伟道晚安，我们三人就出来了。
晚上十一点半钟，我们敲开了万副局长的家门。
万副局长没有睡，正在家里等我们。局长的老伴已经穿了睡衣，给我们三个人端了几杯茶水，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卧室里去了。万副局长把客厅的门也紧紧关上，然后问处长要了根烟，才开口问：
“说吧，怎样个情况？”
处长看队长，队长说：“电话通过了，是潘大伟本人打来的。他同意交琴。”
队长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心里不禁忽地一热，转脸看看万副局长和处长，很奇怪，竟是无动于衷。
万副局长冷冷地抽着烟，问：“什么条件？”
队长说：“第一，要保障他弟弟潘小伟的安全和自由。”
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队长接着说：“第二，要按他提出的方法交这把琴。”
万副局长问：“他提了什么方法？”
队长说：“潘大伟今天下午已经和冯世民通了电话，提出由他的弟弟潘小伟代表潘氏家族出面，以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作为礼物，向天龙帮求和。潘大伟说，冯世民已经接受了潘家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在这个月二十五号晚上九点钟，在本市美高夜总会，由潘小伟与冯世民会面，当场送交这把小提琴。潘大伟这个交琴方案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须是在潘家将小提琴送交天龙帮以后，我们才可以采取行动，收回这份国宝。”
处长说：“这意思很明白，可以理解。”
局长摸着下巴，怀疑地问：“冯世民，肯来吗？”
队长说：“据潘大伟说，冯世民每年五六月间都要到北京来一趟，主要目的是去潭柘寺许愿，他一直相信潭柘寺里有释迦牟尼的真身。这次顺便以胜利者的身份接受潘家的求和，也算一举两得。”
处长说：“我倒是搞不懂，既然冯世民已经大驾劳动，潘大伟为何反而不能出头露面？”
队长说：“潘大伟讲，上次与天龙帮火并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他对外一直诈称有伤，并且放风出去说意大利小提琴已不在香港。所以他不出面，于情理是比较顺的。”
处长问队长：“我听你在电话里问为什么要选择美高夜总会作为和谈与交琴的地点，他怎么解释，选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吗？”
队长说：“潘大伟讲，这是冯世民指定的地点。美高大厦好像有冯世民公司的股份，设在美高大厦三层的美高夜总会是由港商承包经营的。承包商在香港也是搞娱乐业的，一直受天龙帮的保护，连美高夜总会的内部装修也是包给冯世民手下的一个建筑公司做的。冯世民既是美高大厦的一个股东老板，美高夜总会也算得上是他的地盘。”
局长慢慢把烟在烟缸里按灭，又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把烟头碾碎，好半天才问：
“冯世民入境之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好，你们和香港警方协调过吗？”
处长答：“这事以前和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请示过。据中心局说，冯世民和潘大伟一样，目前香港警方都没有收集到足够能证明他们本人犯罪的合法证据，所以一旦冯世民入境，港警大概不会请求我们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但中心局的意见，只要这把小提琴一回到中国境内，不管冯世民解释为是自己买的还是接受什么人的馈赠，作为失踪的国宝，我们都可以依法收回。”
万副局长站起来，在烟熏雾缭的屋里踱了两圈，打开阳台的门，站在阳台上看这个刚刚睡去的城市，周围的楼群很少有亮着的窗户了。五月的夜晚确实乍暖还寒，风还是有点贼，处长提醒说，万副局长小心别着凉，万副局长没应声。队长低头掏烟，还没点着，万副局长进屋了，看看处长，又看看队长，队长拿烟的手难以察觉地微微抖个不停。他看着局长那张犹豫的脸，轻声说：
“局长，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万副局长站在阳台的门前，长出了一口气，说：“好，那就先这样办吧，按潘大伟的要求，先让他们双方交接这把提琴。交接完以后，你们要立即控制冯世民，然后依法收回这件国宝。你们要注意，要绝对保证不能让冯世民失控，他一旦溜走，是完全有可能从海路把这把琴再偷渡出去的。”
伍队长本来说话办事一向留有余地，不轻易许愿的，此时也只能立军令状似的站起来，表态：“放心吧，他绝对跑不了。”
处长也说：“我们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准备。”
万副局长点点头“那就这样吧，但愿这个案子能像你们算计的那样顺利。”
万副局长一锤定音，这个方案就算这样定了。但从他的神态口气上，对这个方案能否那么顺利那么有把握，似是有所保留。
海岩：既然不放心，为什么又同意这个方案呢？
吕月月：这个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除此也没有更好的进展方向了，而且局长可能考虑小提琴的交接是在中国境内，无论是真是假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海岩：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吕月月：对。
海岩：后来结果怎么样？
吕月月：从万副局长家出来都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方案通过了，处长和队长都觉得总算向前走出了这一步，都有办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种轻松，但后面的路是不是顺，他们也心中无数，而且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还需要费时费心安排策划，所以两个人的脸上，又都带着无尽的倦意。
我们上了汽车，谁也没再谈这个案子。我开车，他们二位在后面默默无话，不知是在打盹还是在想心事。我分头把他们送回家，然后自己开车回单位睡在办公室里，因为集体宿舍太晚了早关门了，而我妈那儿又没法放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队里的人都来上班了。我困得不行也没法再睡。队里几个同志议论着要捐点钱给纪春雷的爱人和小孩。我当然也就把身上的钱和抽屉里的钱都拿出来了，捐了两百多块钱，加上其他人捐的，一共是一千多块钱。我们几个就带着钱到老纪家去了。到了以后，看到老纪家已经有几个亲戚朋友来看望老纪的爱人。他爱人受了这个打击，从昨天到现在水米不沾，已经不成人样儿了，甭管谁来，眼睛发直，一句话都不说。我们把钱给她放在床头，一个老一点的同志代表我们几个人说了说捐钱的心意，老纪爱人听着，脸上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有人向她介绍我，说我就是在老纪牺牲时和老纪在一块儿的那个女同志，她才无声地哭起来。
她摇晃着头不成调地说：“你还活着可春雷死了，他怎么就没躲过去呀，他明知道我们娘儿俩离不了他呀”
她哭得我心里难受，我也跟着掉眼泪，抬眼看看老纪的这个穷家，除了旧沙发、木板床、小桌子和一个破立柜之外，真没一样值钱的东西。就算是老纪被追认为烈士，家里能享受烈属的抚恤政策，可那又能有几个钱呢。他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孤儿寡母都是没钱不行的主儿。
海岩：不过月月，我听说这些年不少警察凭手里的那点权力，腰包里的虚实说不清楚。有的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大至宾馆酒楼夜总会，小到摆地摊的个体户，没有不上贡的。有的警察据说还在一些餐馆歌舞厅拿了干股，或者帮一些公司追账讨债做生意，这几年都发了。打开钱包不是有没有人民币的问题，那用的可都是美元港币信用卡！
吕月月：那得看是什么警察了，搞治安秩序和侦破一般治安案件的人可能稍微富一点，经常有人求得着他们呀，不过大富大贵的也是少数，像我们这种搞大案要案的单位，跟社会上那些企业公司又没什么日常来往的，没戏。而且我们处长队长都特正统，把下面管得死死的，我们就算有这贼心有这贼胆也没这贼机会呀。
海岩：我觉得你们单位还真不错，同事家里有困难，都能自发的捐点钱，同志之间的感情挺深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多了。
吕月月：那天去老纪家的还有一个女的我认识，是焦长德的大女儿。她是特地从单位里请了假来的，是受老焦的委派来的。我们从纪春雷家一起出来后，大家自然问了问老焦的病情。他女儿说现在没事了，不过那天真吓人，要不是医院抢救及时恐怕要走在纪春雷的前头了。在刑警队里，老焦算是纪春雷的进门师傅，纪春雷脾气好所以老焦挺喜欢他。师生一日终生父母，老焦对纪春雷一直像对小辈似的挺疼爱。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又是为了那把让老焦曾经苦苦追寻的小提琴，就更不是滋味儿。老焦本想亲自到纪家来，可医生不让。
他大女儿对我说：“我爸说他心里特别堵得慌，他想让你去看看他，他特想跟你聊聊天儿，月月你能抽空去一趟吗？”
我说那当然，我忙完这几天一定去。
那天上午，队长他们又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谈话去了。大概还是谈有关小提琴的情况和那个方案。队长让我回家休养一天，调整一下心情。他们可能都觉得游乐园的这场遭遇让我受了刺激。
从纪春雷家出来我直接回地安门我妈那儿了。中午我妈给我做了面条。小时候我过生日都是吃我妈做的面，这么多年了我在外面上学、工作，没怎么过生日。我妈说这次好不容易能和我一起过个生日我还不回来，今天就把这碗长寿面补上吧。我吃面的时候我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拆开一看，里边装的是小薛送的生日卡。上面有小薛手写的两句诗：
你是我的梦，怕你走远，
但愿梦醒时，还在眼前。
我问妈：“小薛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妈说：“他工作忙来不了，是托一个朋友送来的。”
我反复看那两句诗，心里很暖。妈问我：
“你和小薛，到底算定了没有？”
我摇摇头：“我还小呢，干吗这么急着定。”
妈叹口气“你一个人在北京，应该早点有个着落，今后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
妈又说：“月月，如果你定了的话，要早些和小薛商量好，将来你们的孩子，能不能姓吕？”
这个问题妈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不耐烦地说：“再说吧。”
“小薛不是还有个弟弟吗？你们的孩子要是不姓吕，老吕家就算是断了根啦。”
“以后再说吧。”我打断我妈“而且我又没说一定跟薛宇呀。而且我结了婚也不要孩子。”海岩，那时候我一听到别人跟我说孩子不孩子的，我心里老想哭，也觉得特可怕。我真那么老了吗？真要成一个抱孩子洗尿布的大妇女了吗？
海岩：我知道，好多女孩子当还没有产生做母亲的意识和渴望的时候，和她们探讨家庭孩子之类的问题会把她们吓着。
吕月月：我妈半天没吭声。我妈本是个很刚强很果敢的女人，可每次说到这件事，总是长吁短叹。她觉得我爸一生特惨，特可怜，现在唯一还能替他再做的事，就是别让老吕家的香火断了。按说我妈也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一代知青，可人一老还是逃不开传宗接代的观念。我妈觉得自己是吕家的最后一个媳妇，总有点责无旁贷的心理。
面还没吃完，房东家一个当工人的小伙子，也就是我妈同学的儿子，跑过来问我知道不知道昨天游乐园里发生的枪战。我说不知道，他就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述起来，说昨天游乐园发生了警匪大战，双方互有死伤，匪首是个人面桃花的妙龄少女，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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