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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很快送上来了。有汤、沙拉、饮料和三明治。我们吃饭时，他没再说什么。饭罢，服务员敲门来收餐具。然后我看时间不早，就催他梳洗一下，穿好衣服。他做了，把一张脸洗得白白净净，系好衬衣，拿出领带，这时他的情绪完全恢复了常态，对我笑了一下，说：
“对不起小姐，能帮忙打领带吗？”
我看着他那张天真的脸，那脸上带着孩子式的无赖。我不想也不忍再刺伤他，虽然我不大会打男人的领带，也从来没给一个男人打过领带，但我还是应诺了他，仔细试着帮他打。我们的脸靠得那么近，彼此呼吸都能感受得到，我知道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可我不看他，我想他准又要动手抱我了，他要是抱我我怎么办？是让他抱还是推开他还是给他一个耳光？后来我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怕他抱还是希望他抱。
海岩：他抱了吗？
吕月月：我多情了。没抱。
海岩：他要是抱了你最可能的反应会是怎样？
吕月月：不知道。打完领带我就在沙发上坐下来，说：“打得不好，你重打吧。”
确实打得不好，但他没有重打，站在衣镜前修整了半天。
天色暗下来，我们开了灯，等着香港的电话。他问我想不想看电视，我说不想，他说他也不想，又说就这么静静地和你一起坐着，比看电视好好多。
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坐着。谁也不说话，他的脸让台灯的光勾出一个瘦瘦的轮廓，应该说，很好看。
我想，再过几个小时，确实一切就都结束了，他很快就会离开北京，回到香港或者去加拿大，去继承他应得的一份祖业或去学做一个酒店的经理。而我，将回到我的那间拥挤破旧的办公室，也许很快会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也许依然去做抄写材料整理卷宗之类的琐事，一直到老，像焦长德那样带着光荣也带着遗憾，平平淡淡地退休。我和潘小伟毕竟是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走来，在一个偶然的交汇点上聚合了短短的瞬间，然后理应回到各自投生的那个天地中去。
我想，多年以后，他还能不能偶然记起北京的这个初夏呢？他会记起在这个美丽的初夏曾经有一位最平凡的北京人，撇下孤苦伶仃的妻儿为他而死吗？他会记起曾经在电梯上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孩有过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亲吻吗？我想，他肯定会的。虽然他以后还要经历由少壮到衰老的许多人生的幸福和波折，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感受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又想到，一种并没有抄袭俗套的爱原来是这样迷人。也许爱就应该是创造，爱就应该是探险，爱就应该蔑视寻常，就应该让人新奇让人义无反顾，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梦想。难以得到的东西才最宝贵！
海岩：这都是你当时心里所想的吗？
吕月月：不，是我后来慢慢想的。
海岩：我说呢，在那天晚上那么重大的行动之前，任何人都很难有这样诗意的情怀。
吕月月：是的，我们并没有安静地坐多久，七点五十分整，电话来了，电话是潘小伟接的，我们的监听电话也同时听到了一个低沉的，但又是纯正的广东口音：
“潘先生吗”
第15次谈话
吕月月：我们是在八点整离开房间的。
离开房间后第一个碰见的人是薛宇，薛宇手里拿着一块擦布正在擦拭电梯的门。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们，一声不响地替我们按了电梯，在等电梯时我们都默然不语。电梯来了，我和潘小伟走进去，薛宇在我们身后轻声说道：“再见。”
海岩：薛宇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气？
吕月月：不，当我和潘小伟一走出客房，薛宇当然就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么多天梦寐以求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他的严肃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那句轻轻的“再见”表面上是一句酒店服务员与客人道别的礼貌用语，但此时在我听来，是充满了鼓励与祝福的。大敌当前，谁也没心思想别的。
海岩：对，对，这是应该有的素质。
吕月月：我们出现在酒店大堂时，守候在这里的李队长他们正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我们没有对视，我和潘小伟穿过大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不已！
我和潘小伟在门口叫了出租车，离开了亚洲大酒店。
我记得那一天天黑得比往常早，天空中似雾非雾欲雨不雨。
八点十五分我们到达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下了车直接来到大堂副理的值班台前。
“对不起先生，我姓潘，请问有没有人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大堂副理翻了翻记录本，抬头说：“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潘小伟请他查验了自己的护照，大堂副理随即取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
“这是留给您的信，潘先生，请您收好。”
信封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英文字母，我没有看清写的什么。
我们一走出饭店大门，潘小伟立即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只印有几个号码的小小的塑料牌和一把钥匙，当他再次把手伸进信封时，我看到他拿出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寥寥数字：
“北京火车站小件行李寄存处”
一个门卫过来，歪着头问：“先生要车吗？”
潘小伟应了一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
车子顺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向西，开得飞快。路面已被似雾似雨的水气打湿。地上的反光折射出长安之夜的繁华和辉煌，两边高大建筑上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引人入胜。透过雨意盎然的车窗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车灯如一串串灿烂的夜明珠，曳着流星般的弧线，从我们身边飞快而有序地划过，场面壮观。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收听着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哪里堵塞哪里畅通然后又播放电视剧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我和潘小伟各自看着窗外，对那缠绵多情的曲子似听未听。好人一生平安不过是句祝福，其实世上少有人能够一生平安的。
车子停在国际饭店路口等红灯。潘小伟的手不知不觉地移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放在车座上的手，我把手抽出来，挪到一边，他又伸过来，索性用力把我的手武断地攥住，那单薄而修长的手掌里，有微微汗意。
我没有再动。
八点三十五分我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在小件行李寄存处的窗口，我们把那个印着号码的塑料小牌递了进去。片刻，一个胖胖的女同志嘴里嚼着东西，表情漠然地从里边拎出一个长长的尼龙旅行包，往台子上重重一放。
这只略显普通的旅行包看上去十分结实。潘小伟当着我的面把拉锁打开，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终于看到那包里安然躺着一个显然已经积年累月外表陈旧的琴盒，我的心剧烈地跳，我差点脱口喊出来：“队长！”
我真想看看这个琴！我想我应该第一个看看这个琴！但琴盒上有锁和贴好的封条，我们无权擅开。
我们在火车站拥挤嘈杂的路边，拦了一辆“面的”上去了，我问司机：
“知道美高夜总会吗？”
司机说：“知道。”
你说谁能想到，这个价值连城让人争得你死我活的国宝，竟人神不知地藏在这个肮脏破烂的行李寄存处里；藏在这辆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在北京街头多如牛毛的“面的”里！
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潘小伟拎着那只深灰色的旅行袋上了车，假使这时有人下道命令，不用一分钟，这个失踪多年的国宝就完全可以唾手而得，完璧归赵了！
但是他们只能痒痒地跟着我们的“面的”跟到美高夜总会去。
美高夜总会四周的街道上，已经便衣密布。外线队的几个人，占据了美高大厦对面的糕点厂的一间库房，作为制高点，架起了一部带夜视仪的摄像机。在八点五十分左右，两辆漆黑的豪华凌志轿车进入镜头。从车上下来四条汉子，簇拥着一个清瘦长身的老人，气宇轩昂地走进夜总会大门去了。
几个离夜总会大门最近且事先又看过照片的便衣警察，几乎毫无例外地立即认出这个老人就是天龙帮的帮主冯世民。
当我和潘小伟乘坐的“面的”出现在“外线”的镜头里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五分。美高夜总会门前不大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美高夜总会在美高大厦的三层，美高大厦是一个办公、购物和娱乐兼有的综合大楼。九点一过，大厦里的商场和写字间都已人走灯灭，只有位于三层的这个夜总会才刚刚热闹。我和潘小伟乘夜总会的专用电梯上了三楼，一出电梯就听到大舞厅里菲律宾乐队强劲的演唱，他们唱的是“威猛”的成名曲——无心快语，唱得比“威猛”还威猛，以致有点死去活来。领位的小姐正忙着和几个已经半醉的客人周旋，一位经理模样的矮胖子操着很重的广东口音过来招呼我们，潘小伟也用广东话向他说明我们已有预订，是一位冯先生订的包房，这位冯先生来了吗？矮胖子马上点头，一连声地说道：
“噢，冯老板吗？来了来了。请问先生你们二位是冯老板的客人吗？这边请，这边请。”
潘小伟指指手上的琴盒，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帮忙把这东西存一下。”
胖子殷勤地唱了个喏：“没问题。”便麻利地接过琴交给了存衣处的服务员。然后一路碎步，引着我们穿过人满为患的大舞厅，向ktv包房走去。一个客人拦住胖子问是否还有单间，胖子说对不起先生，单间都已满了。我们闻声抬头，要单间的客人原来是队长伍立昌。伍队长一身洋装，外加金边眼镜，风流倜傥的样子，他带着点恭维地感叹了一句：
“啊，生意这么好！”胖子矜持地一笑，说：“马马虎虎。”
大舞厅的尽头是男女卫生间，再往里是一个铺着暗红地毯的曲折的走廊，沿着走廊全是一间接一间的ktv包房，里边不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滑腔走调的歌声和男人女人的嬉笑。我挽在潘小伟的臂弯上极尽亲密状，可手心里却攥了一把冷汗。
几乎快到了走廊的尽头，矮胖经理打开一扇包房的门，然后侧身让客。
“两位请。”
我紧挽着潘小伟的胳膊，贴着他走了进去，房门随即关上了。就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就被一只硬邦邦的枪筒顶住了。我一下子弄不清屋里究竟有几个人，心里咚咚狂跳，我本想镇定可又一想以我此时的身份不能镇定，于是索性小声尖叫了一声。潘小伟一下把我揽在怀里，大声说：
“不要瞎来，我是潘小伟！”
顶在头上的枪松开了，紧接着一个人上来用飞快的动作搜我们的全身，连我的小手包都抢去翻了，什么也没有。身后，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
“潘先生，大家讲好你一个人来的。”
潘小伟紧紧搂了我一下，说：“月月，你先出去一下，在舞厅里等我。”
我当然不能走，我装作吓破胆的样子，瑟瑟打抖：
“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别不管我嘛，我一个人怕”
身后的人说：“对不起啦小姐，这里没你事，我们和潘先生谈笔生意，我们不会为难潘先生的。”
我不走，我抱着潘小伟，扭捏出一种哭腔：“咱们一块儿走吧，咱们别玩儿了。”
身后的人说：“潘先生，这就是你们不讲信用了。”
潘小伟看着我：“求你了，出去吧。”
看来，我再不出去，于情理就有点牵强了，我也怕万一自己不能随机应变，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的人生出怀疑。正在犹豫，恰好从屋里一只背朝门口的老式沙发那边传来一个苍哑的声音：
“请小姐这边坐吧。”
我们定神看去，那老式沙发又宽又高的靠背把那位发号施令的人严严地包藏着，在电视机屏幕射出的光芒下，能看到成丝成缕的青色烟雾，从那儿散漫开去，屋里充满了雪茄的甜味。
我惊愕地看着这只喷云吐雾的沙发，潘小伟说了句：
“谢谢冯老板。”
身后的人松开我们，我也基本镇定下来了。留心环顾，看清我们身后只有两个人，加上坐在沙发上那位抽雪茄的，一共是三个人。
我随着潘小伟走向那只高背沙发，在它对面坐下来。沙发上坐着的，是位老人，看上去病骨支离，清瘦得带着些帅气，面孔却极为慈祥，手里夹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并不多抽。他不着形迹地冲我们笑笑，用比他的外貌更加苍老的声音问道：
“你就是阿伟吧？真是越长越帅了。”
潘小伟点了一下头“我大哥托我给冯老伯请安。”
老者的目光转向我，那目光既尖锐又有气度，他问：“小姐不是从香港来吧？”
潘小伟坐正身子，连忙替我答道：“啊，这位小姐姓吕，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是位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香港大名鼎鼎的冯老板。”
我装作惶恐地冲冯世民笑了笑。冯世民点点头，算是还礼。他大概看我这样涂脂抹粉的女孩绝对不可能是个警察，因此依然满身松弛地陷在沙发深处，指指茶几上摆着的一盒“戴维道夫”牌的雪茄烟，转脸对潘小伟说：
“抽烟吗？”
“不，我不会，谢谢冯老板。”
冯世民再一次仔细端详着潘小伟，说：“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听说你去美国念书了，学业很不错。”
潘小伟欠了一下身：“多谢冯老板夸奖。”
冯世民抽了口烟，把声音略略放高：“你大哥的伤，现在好些了吗？”
潘小伟表情谨慎地答道：“承冯老板挂念，大哥的伤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冯世民面无表情地说：“我和你们潘家几十年了，干戈玉帛！我并不想总这样摩擦。你大哥如果早些想通，我也不至于这样下手伤他，这次他实在搞得我没有面子。”
潘小伟拘谨地点头称是：“我今天就是代表潘氏一家，与冯老伯讲和。打下去潘家承担不起，冯老伯也未必没有损失。”
冯世民对这位晚辈的态度看上去还算满意，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了：“其实你父亲一生韬光养晦，谨慎求存，怎么会教得你大哥这样显山露水，好勇斗狠，搞得他在江湖上人缘很差。我很高兴你能比他聪明，书读得多了，毕竟通情达理。”
潘小伟俯首低眉地说：“不敢当，还要请冯老板多开导。”冯世民脸上又恢复了笑意，声音中也不带一点怨毒了。他像聊家常似的说：
“我知道你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样也好，免得将来恩恩怨怨，不能自拔。你大学刚刚毕业吗？”
潘小伟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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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很快送上来了。有汤、沙拉、饮料和三明治。我们吃饭时，他没再说什么。饭罢，服务员敲门来收餐具。然后我看时间不早，就催他梳洗一下，穿好衣服。他做了，把一张脸洗得白白净净，系好衬衣，拿出领带，这时他的情绪完全恢复了常态，对我笑了一下，说：
“对不起小姐，能帮忙打领带吗？”
我看着他那张天真的脸，那脸上带着孩子式的无赖。我不想也不忍再刺伤他，虽然我不大会打男人的领带，也从来没给一个男人打过领带，但我还是应诺了他，仔细试着帮他打。我们的脸靠得那么近，彼此呼吸都能感受得到，我知道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可我不看他，我想他准又要动手抱我了，他要是抱我我怎么办？是让他抱还是推开他还是给他一个耳光？后来我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怕他抱还是希望他抱。
海岩：他抱了吗？
吕月月：我多情了。没抱。
海岩：他要是抱了你最可能的反应会是怎样？
吕月月：不知道。打完领带我就在沙发上坐下来，说：“打得不好，你重打吧。”
确实打得不好，但他没有重打，站在衣镜前修整了半天。
天色暗下来，我们开了灯，等着香港的电话。他问我想不想看电视，我说不想，他说他也不想，又说就这么静静地和你一起坐着，比看电视好好多。
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坐着。谁也不说话，他的脸让台灯的光勾出一个瘦瘦的轮廓，应该说，很好看。
我想，再过几个小时，确实一切就都结束了，他很快就会离开北京，回到香港或者去加拿大，去继承他应得的一份祖业或去学做一个酒店的经理。而我，将回到我的那间拥挤破旧的办公室，也许很快会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也许依然去做抄写材料整理卷宗之类的琐事，一直到老，像焦长德那样带着光荣也带着遗憾，平平淡淡地退休。我和潘小伟毕竟是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走来，在一个偶然的交汇点上聚合了短短的瞬间，然后理应回到各自投生的那个天地中去。
我想，多年以后，他还能不能偶然记起北京的这个初夏呢？他会记起在这个美丽的初夏曾经有一位最平凡的北京人，撇下孤苦伶仃的妻儿为他而死吗？他会记起曾经在电梯上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孩有过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亲吻吗？我想，他肯定会的。虽然他以后还要经历由少壮到衰老的许多人生的幸福和波折，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感受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又想到，一种并没有抄袭俗套的爱原来是这样迷人。也许爱就应该是创造，爱就应该是探险，爱就应该蔑视寻常，就应该让人新奇让人义无反顾，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梦想。难以得到的东西才最宝贵！
海岩：这都是你当时心里所想的吗？
吕月月：不，是我后来慢慢想的。
海岩：我说呢，在那天晚上那么重大的行动之前，任何人都很难有这样诗意的情怀。
吕月月：是的，我们并没有安静地坐多久，七点五十分整，电话来了，电话是潘小伟接的，我们的监听电话也同时听到了一个低沉的，但又是纯正的广东口音：
“潘先生吗”
第15次谈话
吕月月：我们是在八点整离开房间的。
离开房间后第一个碰见的人是薛宇，薛宇手里拿着一块擦布正在擦拭电梯的门。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们，一声不响地替我们按了电梯，在等电梯时我们都默然不语。电梯来了，我和潘小伟走进去，薛宇在我们身后轻声说道：“再见。”
海岩：薛宇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气？
吕月月：不，当我和潘小伟一走出客房，薛宇当然就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么多天梦寐以求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他的严肃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那句轻轻的“再见”表面上是一句酒店服务员与客人道别的礼貌用语，但此时在我听来，是充满了鼓励与祝福的。大敌当前，谁也没心思想别的。
海岩：对，对，这是应该有的素质。
吕月月：我们出现在酒店大堂时，守候在这里的李队长他们正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我们没有对视，我和潘小伟穿过大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不已！
我和潘小伟在门口叫了出租车，离开了亚洲大酒店。
我记得那一天天黑得比往常早，天空中似雾非雾欲雨不雨。
八点十五分我们到达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下了车直接来到大堂副理的值班台前。
“对不起先生，我姓潘，请问有没有人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大堂副理翻了翻记录本，抬头说：“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潘小伟请他查验了自己的护照，大堂副理随即取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
“这是留给您的信，潘先生，请您收好。”
信封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英文字母，我没有看清写的什么。
我们一走出饭店大门，潘小伟立即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只印有几个号码的小小的塑料牌和一把钥匙，当他再次把手伸进信封时，我看到他拿出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寥寥数字：
“北京火车站小件行李寄存处”
一个门卫过来，歪着头问：“先生要车吗？”
潘小伟应了一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
车子顺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向西，开得飞快。路面已被似雾似雨的水气打湿。地上的反光折射出长安之夜的繁华和辉煌，两边高大建筑上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引人入胜。透过雨意盎然的车窗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车灯如一串串灿烂的夜明珠，曳着流星般的弧线，从我们身边飞快而有序地划过，场面壮观。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收听着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哪里堵塞哪里畅通然后又播放电视剧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我和潘小伟各自看着窗外，对那缠绵多情的曲子似听未听。好人一生平安不过是句祝福，其实世上少有人能够一生平安的。
车子停在国际饭店路口等红灯。潘小伟的手不知不觉地移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放在车座上的手，我把手抽出来，挪到一边，他又伸过来，索性用力把我的手武断地攥住，那单薄而修长的手掌里，有微微汗意。
我没有再动。
八点三十五分我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在小件行李寄存处的窗口，我们把那个印着号码的塑料小牌递了进去。片刻，一个胖胖的女同志嘴里嚼着东西，表情漠然地从里边拎出一个长长的尼龙旅行包，往台子上重重一放。
这只略显普通的旅行包看上去十分结实。潘小伟当着我的面把拉锁打开，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终于看到那包里安然躺着一个显然已经积年累月外表陈旧的琴盒，我的心剧烈地跳，我差点脱口喊出来：“队长！”
我真想看看这个琴！我想我应该第一个看看这个琴！但琴盒上有锁和贴好的封条，我们无权擅开。
我们在火车站拥挤嘈杂的路边，拦了一辆“面的”上去了，我问司机：
“知道美高夜总会吗？”
司机说：“知道。”
你说谁能想到，这个价值连城让人争得你死我活的国宝，竟人神不知地藏在这个肮脏破烂的行李寄存处里；藏在这辆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在北京街头多如牛毛的“面的”里！
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潘小伟拎着那只深灰色的旅行袋上了车，假使这时有人下道命令，不用一分钟，这个失踪多年的国宝就完全可以唾手而得，完璧归赵了！
但是他们只能痒痒地跟着我们的“面的”跟到美高夜总会去。
美高夜总会四周的街道上，已经便衣密布。外线队的几个人，占据了美高大厦对面的糕点厂的一间库房，作为制高点，架起了一部带夜视仪的摄像机。在八点五十分左右，两辆漆黑的豪华凌志轿车进入镜头。从车上下来四条汉子，簇拥着一个清瘦长身的老人，气宇轩昂地走进夜总会大门去了。
几个离夜总会大门最近且事先又看过照片的便衣警察，几乎毫无例外地立即认出这个老人就是天龙帮的帮主冯世民。
当我和潘小伟乘坐的“面的”出现在“外线”的镜头里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五分。美高夜总会门前不大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美高夜总会在美高大厦的三层，美高大厦是一个办公、购物和娱乐兼有的综合大楼。九点一过，大厦里的商场和写字间都已人走灯灭，只有位于三层的这个夜总会才刚刚热闹。我和潘小伟乘夜总会的专用电梯上了三楼，一出电梯就听到大舞厅里菲律宾乐队强劲的演唱，他们唱的是“威猛”的成名曲——无心快语，唱得比“威猛”还威猛，以致有点死去活来。领位的小姐正忙着和几个已经半醉的客人周旋，一位经理模样的矮胖子操着很重的广东口音过来招呼我们，潘小伟也用广东话向他说明我们已有预订，是一位冯先生订的包房，这位冯先生来了吗？矮胖子马上点头，一连声地说道：
“噢，冯老板吗？来了来了。请问先生你们二位是冯老板的客人吗？这边请，这边请。”
潘小伟指指手上的琴盒，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帮忙把这东西存一下。”
胖子殷勤地唱了个喏：“没问题。”便麻利地接过琴交给了存衣处的服务员。然后一路碎步，引着我们穿过人满为患的大舞厅，向ktv包房走去。一个客人拦住胖子问是否还有单间，胖子说对不起先生，单间都已满了。我们闻声抬头，要单间的客人原来是队长伍立昌。伍队长一身洋装，外加金边眼镜，风流倜傥的样子，他带着点恭维地感叹了一句：
“啊，生意这么好！”胖子矜持地一笑，说：“马马虎虎。”
大舞厅的尽头是男女卫生间，再往里是一个铺着暗红地毯的曲折的走廊，沿着走廊全是一间接一间的ktv包房，里边不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滑腔走调的歌声和男人女人的嬉笑。我挽在潘小伟的臂弯上极尽亲密状，可手心里却攥了一把冷汗。
几乎快到了走廊的尽头，矮胖经理打开一扇包房的门，然后侧身让客。
“两位请。”
我紧挽着潘小伟的胳膊，贴着他走了进去，房门随即关上了。就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就被一只硬邦邦的枪筒顶住了。我一下子弄不清屋里究竟有几个人，心里咚咚狂跳，我本想镇定可又一想以我此时的身份不能镇定，于是索性小声尖叫了一声。潘小伟一下把我揽在怀里，大声说：
“不要瞎来，我是潘小伟！”
顶在头上的枪松开了，紧接着一个人上来用飞快的动作搜我们的全身，连我的小手包都抢去翻了，什么也没有。身后，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
“潘先生，大家讲好你一个人来的。”
潘小伟紧紧搂了我一下，说：“月月，你先出去一下，在舞厅里等我。”
我当然不能走，我装作吓破胆的样子，瑟瑟打抖：
“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别不管我嘛，我一个人怕”
身后的人说：“对不起啦小姐，这里没你事，我们和潘先生谈笔生意，我们不会为难潘先生的。”
我不走，我抱着潘小伟，扭捏出一种哭腔：“咱们一块儿走吧，咱们别玩儿了。”
身后的人说：“潘先生，这就是你们不讲信用了。”
潘小伟看着我：“求你了，出去吧。”
看来，我再不出去，于情理就有点牵强了，我也怕万一自己不能随机应变，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的人生出怀疑。正在犹豫，恰好从屋里一只背朝门口的老式沙发那边传来一个苍哑的声音：
“请小姐这边坐吧。”
我们定神看去，那老式沙发又宽又高的靠背把那位发号施令的人严严地包藏着，在电视机屏幕射出的光芒下，能看到成丝成缕的青色烟雾，从那儿散漫开去，屋里充满了雪茄的甜味。
我惊愕地看着这只喷云吐雾的沙发，潘小伟说了句：
“谢谢冯老板。”
身后的人松开我们，我也基本镇定下来了。留心环顾，看清我们身后只有两个人，加上坐在沙发上那位抽雪茄的，一共是三个人。
我随着潘小伟走向那只高背沙发，在它对面坐下来。沙发上坐着的，是位老人，看上去病骨支离，清瘦得带着些帅气，面孔却极为慈祥，手里夹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并不多抽。他不着形迹地冲我们笑笑，用比他的外貌更加苍老的声音问道：
“你就是阿伟吧？真是越长越帅了。”
潘小伟点了一下头“我大哥托我给冯老伯请安。”
老者的目光转向我，那目光既尖锐又有气度，他问：“小姐不是从香港来吧？”
潘小伟坐正身子，连忙替我答道：“啊，这位小姐姓吕，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是位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香港大名鼎鼎的冯老板。”
我装作惶恐地冲冯世民笑了笑。冯世民点点头，算是还礼。他大概看我这样涂脂抹粉的女孩绝对不可能是个警察，因此依然满身松弛地陷在沙发深处，指指茶几上摆着的一盒“戴维道夫”牌的雪茄烟，转脸对潘小伟说：
“抽烟吗？”
“不，我不会，谢谢冯老板。”
冯世民再一次仔细端详着潘小伟，说：“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听说你去美国念书了，学业很不错。”
潘小伟欠了一下身：“多谢冯老板夸奖。”
冯世民抽了口烟，把声音略略放高：“你大哥的伤，现在好些了吗？”
潘小伟表情谨慎地答道：“承冯老板挂念，大哥的伤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冯世民面无表情地说：“我和你们潘家几十年了，干戈玉帛！我并不想总这样摩擦。你大哥如果早些想通，我也不至于这样下手伤他，这次他实在搞得我没有面子。”
潘小伟拘谨地点头称是：“我今天就是代表潘氏一家，与冯老伯讲和。打下去潘家承担不起，冯老伯也未必没有损失。”
冯世民对这位晚辈的态度看上去还算满意，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了：“其实你父亲一生韬光养晦，谨慎求存，怎么会教得你大哥这样显山露水，好勇斗狠，搞得他在江湖上人缘很差。我很高兴你能比他聪明，书读得多了，毕竟通情达理。”
潘小伟俯首低眉地说：“不敢当，还要请冯老板多开导。”冯世民脸上又恢复了笑意，声音中也不带一点怨毒了。他像聊家常似的说：
“我知道你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样也好，免得将来恩恩怨怨，不能自拔。你大学刚刚毕业吗？”
潘小伟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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