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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告诉我，你爱不爱我？”
“当然啦。”
“爱我什么？”
他把一张嫩嫩的脸来贴我“什么都爱啦。”
“爱我的脸蛋，爱我的身体，是吗？”
“爱你这个人嘛，爱你这个人，什么都包括啦，当然也包括肉体嘛，怎么可以分开啊。”
“那好，”我捧住他的脸“那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你先告诉我答应还是不答应。”
“什么事？”
“你先说答应不答应。”
“总要我能办到的事嘛。”
“你肯定能办到。”
“那当然可以啦，到底什么事？”
“跟我回去好吗？”
“回哪里去？”
“回北京去！”
潘小伟吃惊地瞪我：“有没有搞错，回北京去干什么？”
“我们去找伍队长，可以把一切说清楚。”
“你疯了，你知道我杀了冯世民！”
“你完全可以说冯世民先要杀你，你杀他是正当防卫。”
“你以为伍队长是小孩子吗？随你编什么故事他都信吗？！”
“你听我说，”我搂住潘小伟，在那瞬间我信心陡起，我想也许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必须让他听下去。
“你听我说，冯世民死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枪的，而且他两次要杀你，这都是证据。你杀他自卫完全可以成立。如果你去自首，就更有利了。而且小提琴是你交给政府的，你是立了大功的！大陆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
我为自己雄辩的分析而暗暗满意，不料潘小伟却从我身上爬起来，一脸恼火。
“你疯了，我才不去自首！”
我仍然执著地相信自己的说服力“小伟，你听我说”而潘小伟却已毫无耐性地暴跳起来，他把我的衬衣狠狠摔在我的胸前。
“你是不是想去出卖我？”
我一看他真急了，我说：“你怎么这样想，你知道我爱你！”
他气急败坏地胡乱蹬上牛仔裤，冲我大喊了一声：“我好怕你！”
我扑过去拉住他：“小伟！”
他甩开我的手：“我不想你这样变来变去！”
我再次拉住他：“算我没说好吗？”
我想也许我的提议太突然了，他一下子没法接受，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吵嘴时主动求他原谅。我说了好些哄他的话，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定下来。
我抱着他说别生气了，亲我一下吧。他不那么情愿地把嘴唇胡乱在我脸上碰了一下，咕噜了一句：
“我爱你。”
这天下午我们拿着上海至广州的软席卧铺的火车票，登上了南行的列车，终于开始向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出发了。这一路上我完全证实了潘小伟昨晚的话，我的一举一动确实被他哥哥严密地控制着，几乎连去车厢另一头上厕所，都有个“尾巴”跟在外面。车上的一个年轻乘警有几次主动和我搭讪，其实也就是没话找话聊聊天，竟也弄得他们非常紧张。车至杭州的时候，停车时间很长，许多当地的小贩把各种雪糕熟食之类送到车窗跟前叫卖，也有许多乘客下车到站台上去换空气。我问小伟：“假使我这时要跳车而逃呢，你大哥怎么办，会掏出手枪在我背后来一下吗？”
潘小伟皱眉“我的大小姐，你有完没完呀，为什么总这样无事生非，我讨厌这样。”
“你大哥才讨厌呢，我冒着危险连家都不要了跟你跑出来，他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你这样说不公平，大哥又不了解你，这种时候带着个陌生人同路，他怎么能不小心。”
“我是你带来的，难道他连你也不相信吗？”
“我大哥只信他自己。”
“你就拿这样一个大哥当依靠吗？”
“大哥就是为了我，才肯这样冒险带着你的。”
我不再和他争下去，他的这句话非常伤我的自尊心，好像我是死皮赖脸像讨饭一样靠他们怜悯才被他们带到这里的。我心头发酸，眼圈发红，但我强忍着。我不想再在他面前哭！
从此以后我便沉默下来，总是长时间守着车窗不发一言。我眼看窗外的大地在急速地退去，我知道自己越走越远，我心里在哭，但我从不出声，从不流泪。潘小伟并没意识到他说错了什么，可见我沉默还是有些慌张，不住地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烦，我不答话他就怨恨地看我，又无可奈何地喘粗气。
于是他跑到他大哥的包厢里，和他大哥单独谈了许久，声音虽然竭力压低，但我在走廊上仍然能听出他们在激烈争吵。最后不知是谈判破裂还是达成协议，潘小伟出来时的表情虽然无精打采异常低沉，但此后他大哥和潘家那几个“家丁”对我的态度却有了明显转变，尽管看护依旧，但表情辞令上，都客气礼貌多了。
列车开进广东省境内已是深夜，我在上铺辗转反侧。自从离开北京我几乎从没睡过好觉，人也瘦了很多。潘小伟在我对面突然醒来，问我怎么还不睡，是不是不习惯坐车。我看看下铺的阿强坐在窗前吸烟，红火如豆，忽明忽灭，另一个和他替换着睡觉的喽则鼾声如唱，抑扬顿挫。我看看潘小伟什么都没说，可我有千言万语。
潘小伟躺下了，翻了一个身，背朝天孩子似的趴着，梦呓般冲我说了句：“亲爱的，睡吧。”
凌晨时有人敲响我们包厢的门，阿强应了一声便翻身跳起，他叫醒大家，说起来吧，我们到了。我起来先看窗外，站台上空空荡荡，夜色不曾退净，太阳尚未升起，茫茫然不知身在何地。
列车在这个冷清的小站停了一分钟，便隆隆地开走了。把我们留在晨光依稀的站台上。我举目四望，心里疑惑，这显然不是广州。出站口的栅栏处，孤零零地停着一辆黑色的子弹头面包车，车前站着一个瘦子，用细如柴秆的手臂冲我们招呼了一下。潘大伟会意地点头一笑，率先大步向出站口走去。我这才明白此行的终点并非广州，而他们一直对我和小伟隐瞒着这个真正的目的地。
潘小伟好像无所谓，无动于衷地指着站牌，对我说道：
“花都，好靓的名字。”
第23次谈话
海岩：月月，在你上两次谈到潘家人对你的态度和你因此而产生的心情时，我就感到虽然你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可身上却带有不少老北京人的个性。老北京人对赚钱不那么看重，相对也不那么擅长，但是特看重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地位，看重别人对自己是不是重视，能不能真诚，够不够义气。北京人的使命感，主人翁精神和参与意识都强得不行，无论何时何事，总爱把自己摆进去，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开句玩笑，就是太爱当主角了。要是赶婚礼就恨不得自己就是那新娘子，要是赶送葬就恨不得当棺材里的那位，总之得让人前呼后拥都注意着才高兴，至少也得求个和人平起平坐。北京人最怕被忽略，被轻视，被冷落，被怀疑，被排斥在圈外。
吕月月：我可不像你说的那样。潘大伟对我是太过分了，我在他眼里不是个警方的探子就是勾引他弟弟的轻浮女人。我看得出来在他的心目中，我这种大陆女孩子能跟他们香港人跑出来，准是爱慕钱财，是属于卖身图财的行径，所以他从心眼儿里就看低了我，更谈不上把我放在明媒正娶的地位对待了。这和我原先决定跟潘小伟一起出走时的想象相距太大了。我原以为只要潘小伟爱我，他就会给我一切，且不说是否能幸福得死去活来，至少应该让我得到安全和起码的尊严。后来才知道我的幻想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了。
海岩：昨天你说你们在花都火车站下了车，我回去查了一下地图，花都是广州北面不远的一个小城市，为什么突然要在这里下车呢？
吕月月：这也是潘大伟整个计划中的一个细节，他早就打算好要在花都下车，但车票却买了直抵广州的。他在美高夜总会事件之后，没有和任何人——包括他的公司和家里——发生联络，以防把自己的行踪暴露给京、港警方和天龙帮。直到在离开上海之前，才和留在香港的妹夫通了电话，指示他按原定方案于某月某日某时派人到花都火车站来接他。我们那天清晨在出站口见到的那个瘦子，就是受命来接站的人。
那瘦子并不多话，用那辆黑色子弹头面包车拉上我们，没在花都做片刻停留，便向正南方向，朝海边来了。
海岩：想偷渡回香港吗？
吕月月：不，他们是想去澳门，他们担心大陆警方会把对潘小伟的通缉令通报给香港警务处，因此回香港也不安全，所以准备先去澳门，先在澳门设法把潘小伟送到欧洲或加拿大去，然后潘大伟等人再回香港。因为潘大伟参与美高夜总会的杀人案，警方是没有证据的。
海岩：这么多天过去了，李向华接手这个案子的指挥权以后，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吕月月：李向华很努力，这是他显示才能的机会。可惜这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因为潘小伟和我的去向不见任何踪迹。他们头两天还是继续在北京地区做工作，毫无头绪；与香港警方联系，也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潘小伟从空中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如果从陆上走，最大可能还是朝南，最后从海路偷渡出去。香港警方提供的情况也说，潘大伟早年曾涉嫌从事组织大陆客偷渡港澳的生意，所以从海上走他应该是熟门熟路的。这样，李向华决定孤注一掷，放弃北京，带着刘保华和薛宇等人，倾巢南下，找广东省公安厅求援来了。我们在花都下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广州呆了三天了。
海岩：张网以待。
吕月月：不，只是泛泛地布网而已。广东沿海的范围依然是太大了，无从选出重点。
海岩：那你们离开花都市以后，往正南方向到了哪里呢？
吕月月：我们绕过广州，经佛山、江门两市，黄昏时到了紧靠海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
这半渔半商的镇子名叫三水镇，很富，镇上的居民大都住着两层甚至三层高的摩登的楼房。镇不大，只有一条热闹的街。街不宽，拥挤着餐馆酒楼旅馆商店发廊照相厅歌舞厅游戏机房卡拉ok等等都市内容。一到太阳西下上灯时分，这条街便开始熙熙攘攘，外来做买卖的游客和当地人一样多，穿着t恤短裤在这街上大把地花钱。这大概是我们离开大陆之前的最后一个落脚点了。潘大伟的脸上已不知不觉地带出几分轻松，和阿强们谈笑风生地随着那个沉默寡言的瘦子，拐进了坐落在镇子尾巴上的一个簇新的院落。
院子里也盖着一座二层小楼，也盖得挺高级，也是铝合金的门窗，茶色的玻璃。客厅里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家具全是西洋式的，但柜子上却供着鎏金的佛龛，墙上挂着俗不可耐的美女挂历，桌布和电视机罩也是大红大绿，拼凑得极欠协调。
潘大伟进屋后不等主人相让，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那瘦子用广东话从楼上喊下一位其丑无比的中年妇女，吩咐她沏茶做饭倒冷饮。这时我才看出来，这小楼就是这瘦子的家。
晚饭就安排在瘦子的家里吃。此地靠海吃海，鱼虾螃蟹都很新鲜。潘大伟胡乱吃了两口就和瘦子匆匆上楼密谋，没谈一会儿潘大伟像是发了火，只听见他怒气冲冲地喊了一阵，瘦子像死了一样不言不语。阿强上去探头探脑，片刻复又下来，对着饭桌上的人嘀咕了一句：
“见鬼！今晚没得走了。”
大家全眨着眼睛，闷闷无话。我想他们大概原来并不想在此停留，而是要连夜乘船渡海的。也许计划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要在这里过夜了。后来我听说当晚不能下海是因为原先定好的船主和人赌钱被殴进了医院。
于是潘大伟只好又用手持电话打到香港家里，通知他们派到海上来接应的船改期待命。那一晚我们就在瘦子的家里留宿。瘦子和他老婆搬进一间小屋，把二楼的大卧室让给了潘大伟，阿强等人委屈在楼下客厅里打地铺，我和小伟住在瘦子的儿子的房里，他儿子不知在外上学还是打工从不回家。
晚上大概十点钟的时候，小镇上停了电。电视不能看，空调也无法开，风很小屋里很热。小伟累了，脱光了身子在床上倒头便睡，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爬起来去浴间冲凉。我站在屋顶平台上，虽登高而并不觉凉爽。镇子里没有了灯光，就像死了一样断了声响。远处，看不见的地方，涌动着大海的潮声，潮声的涨落，好像使天地间的宁静有加。我想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乘船渡海了。我从没下过海，从没经过惊涛骇浪。这也许是我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夜了，在这大陆的边缘，度过这最后的一夜，我万分想家。
我想我妈也许急疯了，她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到什么压力呢？一想到我妈，我的思绪像泄洪样奔涌而下，我想了我从小生活的村庄，我上学的那个东北边境的小城，我的大学生活和工作以后单位里的第一个熟与不熟的同事、朋友和师长。我仰望没有星星的天空，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亲朋，被黑暗笼罩着，分不清方向。我猜想背海的一边就是北方吧。我面向北方为我妈祈祷，我多希望这时能和她有一点心灵的感应，让她能知道我此时的心情和思念。我坚信我妈爱我是无条件的，她一定会原谅我，一定会理解我，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会接受我的。别看世界这么大，有时能永远不变地爱你... -->>
“小伟，告诉我，你爱不爱我？”
“当然啦。”
“爱我什么？”
他把一张嫩嫩的脸来贴我“什么都爱啦。”
“爱我的脸蛋，爱我的身体，是吗？”
“爱你这个人嘛，爱你这个人，什么都包括啦，当然也包括肉体嘛，怎么可以分开啊。”
“那好，”我捧住他的脸“那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你先告诉我答应还是不答应。”
“什么事？”
“你先说答应不答应。”
“总要我能办到的事嘛。”
“你肯定能办到。”
“那当然可以啦，到底什么事？”
“跟我回去好吗？”
“回哪里去？”
“回北京去！”
潘小伟吃惊地瞪我：“有没有搞错，回北京去干什么？”
“我们去找伍队长，可以把一切说清楚。”
“你疯了，你知道我杀了冯世民！”
“你完全可以说冯世民先要杀你，你杀他是正当防卫。”
“你以为伍队长是小孩子吗？随你编什么故事他都信吗？！”
“你听我说，”我搂住潘小伟，在那瞬间我信心陡起，我想也许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必须让他听下去。
“你听我说，冯世民死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枪的，而且他两次要杀你，这都是证据。你杀他自卫完全可以成立。如果你去自首，就更有利了。而且小提琴是你交给政府的，你是立了大功的！大陆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
我为自己雄辩的分析而暗暗满意，不料潘小伟却从我身上爬起来，一脸恼火。
“你疯了，我才不去自首！”
我仍然执著地相信自己的说服力“小伟，你听我说”而潘小伟却已毫无耐性地暴跳起来，他把我的衬衣狠狠摔在我的胸前。
“你是不是想去出卖我？”
我一看他真急了，我说：“你怎么这样想，你知道我爱你！”
他气急败坏地胡乱蹬上牛仔裤，冲我大喊了一声：“我好怕你！”
我扑过去拉住他：“小伟！”
他甩开我的手：“我不想你这样变来变去！”
我再次拉住他：“算我没说好吗？”
我想也许我的提议太突然了，他一下子没法接受，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吵嘴时主动求他原谅。我说了好些哄他的话，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定下来。
我抱着他说别生气了，亲我一下吧。他不那么情愿地把嘴唇胡乱在我脸上碰了一下，咕噜了一句：
“我爱你。”
这天下午我们拿着上海至广州的软席卧铺的火车票，登上了南行的列车，终于开始向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出发了。这一路上我完全证实了潘小伟昨晚的话，我的一举一动确实被他哥哥严密地控制着，几乎连去车厢另一头上厕所，都有个“尾巴”跟在外面。车上的一个年轻乘警有几次主动和我搭讪，其实也就是没话找话聊聊天，竟也弄得他们非常紧张。车至杭州的时候，停车时间很长，许多当地的小贩把各种雪糕熟食之类送到车窗跟前叫卖，也有许多乘客下车到站台上去换空气。我问小伟：“假使我这时要跳车而逃呢，你大哥怎么办，会掏出手枪在我背后来一下吗？”
潘小伟皱眉“我的大小姐，你有完没完呀，为什么总这样无事生非，我讨厌这样。”
“你大哥才讨厌呢，我冒着危险连家都不要了跟你跑出来，他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你这样说不公平，大哥又不了解你，这种时候带着个陌生人同路，他怎么能不小心。”
“我是你带来的，难道他连你也不相信吗？”
“我大哥只信他自己。”
“你就拿这样一个大哥当依靠吗？”
“大哥就是为了我，才肯这样冒险带着你的。”
我不再和他争下去，他的这句话非常伤我的自尊心，好像我是死皮赖脸像讨饭一样靠他们怜悯才被他们带到这里的。我心头发酸，眼圈发红，但我强忍着。我不想再在他面前哭！
从此以后我便沉默下来，总是长时间守着车窗不发一言。我眼看窗外的大地在急速地退去，我知道自己越走越远，我心里在哭，但我从不出声，从不流泪。潘小伟并没意识到他说错了什么，可见我沉默还是有些慌张，不住地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烦，我不答话他就怨恨地看我，又无可奈何地喘粗气。
于是他跑到他大哥的包厢里，和他大哥单独谈了许久，声音虽然竭力压低，但我在走廊上仍然能听出他们在激烈争吵。最后不知是谈判破裂还是达成协议，潘小伟出来时的表情虽然无精打采异常低沉，但此后他大哥和潘家那几个“家丁”对我的态度却有了明显转变，尽管看护依旧，但表情辞令上，都客气礼貌多了。
列车开进广东省境内已是深夜，我在上铺辗转反侧。自从离开北京我几乎从没睡过好觉，人也瘦了很多。潘小伟在我对面突然醒来，问我怎么还不睡，是不是不习惯坐车。我看看下铺的阿强坐在窗前吸烟，红火如豆，忽明忽灭，另一个和他替换着睡觉的喽则鼾声如唱，抑扬顿挫。我看看潘小伟什么都没说，可我有千言万语。
潘小伟躺下了，翻了一个身，背朝天孩子似的趴着，梦呓般冲我说了句：“亲爱的，睡吧。”
凌晨时有人敲响我们包厢的门，阿强应了一声便翻身跳起，他叫醒大家，说起来吧，我们到了。我起来先看窗外，站台上空空荡荡，夜色不曾退净，太阳尚未升起，茫茫然不知身在何地。
列车在这个冷清的小站停了一分钟，便隆隆地开走了。把我们留在晨光依稀的站台上。我举目四望，心里疑惑，这显然不是广州。出站口的栅栏处，孤零零地停着一辆黑色的子弹头面包车，车前站着一个瘦子，用细如柴秆的手臂冲我们招呼了一下。潘大伟会意地点头一笑，率先大步向出站口走去。我这才明白此行的终点并非广州，而他们一直对我和小伟隐瞒着这个真正的目的地。
潘小伟好像无所谓，无动于衷地指着站牌，对我说道：
“花都，好靓的名字。”
第23次谈话
海岩：月月，在你上两次谈到潘家人对你的态度和你因此而产生的心情时，我就感到虽然你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可身上却带有不少老北京人的个性。老北京人对赚钱不那么看重，相对也不那么擅长，但是特看重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地位，看重别人对自己是不是重视，能不能真诚，够不够义气。北京人的使命感，主人翁精神和参与意识都强得不行，无论何时何事，总爱把自己摆进去，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开句玩笑，就是太爱当主角了。要是赶婚礼就恨不得自己就是那新娘子，要是赶送葬就恨不得当棺材里的那位，总之得让人前呼后拥都注意着才高兴，至少也得求个和人平起平坐。北京人最怕被忽略，被轻视，被冷落，被怀疑，被排斥在圈外。
吕月月：我可不像你说的那样。潘大伟对我是太过分了，我在他眼里不是个警方的探子就是勾引他弟弟的轻浮女人。我看得出来在他的心目中，我这种大陆女孩子能跟他们香港人跑出来，准是爱慕钱财，是属于卖身图财的行径，所以他从心眼儿里就看低了我，更谈不上把我放在明媒正娶的地位对待了。这和我原先决定跟潘小伟一起出走时的想象相距太大了。我原以为只要潘小伟爱我，他就会给我一切，且不说是否能幸福得死去活来，至少应该让我得到安全和起码的尊严。后来才知道我的幻想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了。
海岩：昨天你说你们在花都火车站下了车，我回去查了一下地图，花都是广州北面不远的一个小城市，为什么突然要在这里下车呢？
吕月月：这也是潘大伟整个计划中的一个细节，他早就打算好要在花都下车，但车票却买了直抵广州的。他在美高夜总会事件之后，没有和任何人——包括他的公司和家里——发生联络，以防把自己的行踪暴露给京、港警方和天龙帮。直到在离开上海之前，才和留在香港的妹夫通了电话，指示他按原定方案于某月某日某时派人到花都火车站来接他。我们那天清晨在出站口见到的那个瘦子，就是受命来接站的人。
那瘦子并不多话，用那辆黑色子弹头面包车拉上我们，没在花都做片刻停留，便向正南方向，朝海边来了。
海岩：想偷渡回香港吗？
吕月月：不，他们是想去澳门，他们担心大陆警方会把对潘小伟的通缉令通报给香港警务处，因此回香港也不安全，所以准备先去澳门，先在澳门设法把潘小伟送到欧洲或加拿大去，然后潘大伟等人再回香港。因为潘大伟参与美高夜总会的杀人案，警方是没有证据的。
海岩：这么多天过去了，李向华接手这个案子的指挥权以后，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吕月月：李向华很努力，这是他显示才能的机会。可惜这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因为潘小伟和我的去向不见任何踪迹。他们头两天还是继续在北京地区做工作，毫无头绪；与香港警方联系，也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潘小伟从空中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如果从陆上走，最大可能还是朝南，最后从海路偷渡出去。香港警方提供的情况也说，潘大伟早年曾涉嫌从事组织大陆客偷渡港澳的生意，所以从海上走他应该是熟门熟路的。这样，李向华决定孤注一掷，放弃北京，带着刘保华和薛宇等人，倾巢南下，找广东省公安厅求援来了。我们在花都下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广州呆了三天了。
海岩：张网以待。
吕月月：不，只是泛泛地布网而已。广东沿海的范围依然是太大了，无从选出重点。
海岩：那你们离开花都市以后，往正南方向到了哪里呢？
吕月月：我们绕过广州，经佛山、江门两市，黄昏时到了紧靠海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
这半渔半商的镇子名叫三水镇，很富，镇上的居民大都住着两层甚至三层高的摩登的楼房。镇不大，只有一条热闹的街。街不宽，拥挤着餐馆酒楼旅馆商店发廊照相厅歌舞厅游戏机房卡拉ok等等都市内容。一到太阳西下上灯时分，这条街便开始熙熙攘攘，外来做买卖的游客和当地人一样多，穿着t恤短裤在这街上大把地花钱。这大概是我们离开大陆之前的最后一个落脚点了。潘大伟的脸上已不知不觉地带出几分轻松，和阿强们谈笑风生地随着那个沉默寡言的瘦子，拐进了坐落在镇子尾巴上的一个簇新的院落。
院子里也盖着一座二层小楼，也盖得挺高级，也是铝合金的门窗，茶色的玻璃。客厅里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家具全是西洋式的，但柜子上却供着鎏金的佛龛，墙上挂着俗不可耐的美女挂历，桌布和电视机罩也是大红大绿，拼凑得极欠协调。
潘大伟进屋后不等主人相让，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那瘦子用广东话从楼上喊下一位其丑无比的中年妇女，吩咐她沏茶做饭倒冷饮。这时我才看出来，这小楼就是这瘦子的家。
晚饭就安排在瘦子的家里吃。此地靠海吃海，鱼虾螃蟹都很新鲜。潘大伟胡乱吃了两口就和瘦子匆匆上楼密谋，没谈一会儿潘大伟像是发了火，只听见他怒气冲冲地喊了一阵，瘦子像死了一样不言不语。阿强上去探头探脑，片刻复又下来，对着饭桌上的人嘀咕了一句：
“见鬼！今晚没得走了。”
大家全眨着眼睛，闷闷无话。我想他们大概原来并不想在此停留，而是要连夜乘船渡海的。也许计划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要在这里过夜了。后来我听说当晚不能下海是因为原先定好的船主和人赌钱被殴进了医院。
于是潘大伟只好又用手持电话打到香港家里，通知他们派到海上来接应的船改期待命。那一晚我们就在瘦子的家里留宿。瘦子和他老婆搬进一间小屋，把二楼的大卧室让给了潘大伟，阿强等人委屈在楼下客厅里打地铺，我和小伟住在瘦子的儿子的房里，他儿子不知在外上学还是打工从不回家。
晚上大概十点钟的时候，小镇上停了电。电视不能看，空调也无法开，风很小屋里很热。小伟累了，脱光了身子在床上倒头便睡，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爬起来去浴间冲凉。我站在屋顶平台上，虽登高而并不觉凉爽。镇子里没有了灯光，就像死了一样断了声响。远处，看不见的地方，涌动着大海的潮声，潮声的涨落，好像使天地间的宁静有加。我想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乘船渡海了。我从没下过海，从没经过惊涛骇浪。这也许是我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夜了，在这大陆的边缘，度过这最后的一夜，我万分想家。
我想我妈也许急疯了，她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到什么压力呢？一想到我妈，我的思绪像泄洪样奔涌而下，我想了我从小生活的村庄，我上学的那个东北边境的小城，我的大学生活和工作以后单位里的第一个熟与不熟的同事、朋友和师长。我仰望没有星星的天空，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亲朋，被黑暗笼罩着，分不清方向。我猜想背海的一边就是北方吧。我面向北方为我妈祈祷，我多希望这时能和她有一点心灵的感应，让她能知道我此时的心情和思念。我坚信我妈爱我是无条件的，她一定会原谅我，一定会理解我，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会接受我的。别看世界这么大，有时能永远不变地爱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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