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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对日本实施上述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就一直把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断中苏联系，保证其主力南下的后方安全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
但因日本需要集中兵力南下，没有足够的兵力对如此广大的西北地区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于是便收买汉奸，培植傀儡伪政权，特别是想挑拨蒙回藏等民族间的感情，鼓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罪恶阴谋，达到其封锁西北、隔断中苏联系的目的。
日本设想的这条封锁线上，内蒙古最为重要。在日军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的“高度自治”。
日军在绥蒙扶植傀儡政权的同时，不断注意与绥远、内蒙古相邻的宁夏。
特别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坚持抵抗日本侵略，数次对来犯的伪军予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一举攻克蒙古伪军的巢穴百灵庙，给日本侵略阴谋造成极大阻力。因此，日本便加紧对宁夏的特务渗透，公开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进行策反，企图南北夹击傅作义部，迫使其退出绥远。而且，内蒙古之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军政隶属于宁夏省政府，宁夏军民与陕甘绥抗日武装联为一气，向北深入内蒙古，足以粉碎日本封锁西北的阴谋。因此，宁夏对日本的态度就成为绥蒙及西北抗日形势变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教在中国西北的广泛影响有所了解，同时也制定了利用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肢解中国西北的策略。1913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马成龙，冒充***在甘肃（当时宁夏隶属甘肃）组织“黑龙会”，以维护宗教的名义挑拨回汉关系。1919年，日本间谍川村义马潜入宁夏，打着“皈依”***教的幌子，在当地回族中培植亲日势力。是年5月，被马福祥武力驱逐，取缔其特务机关。
抗日战争期间，与宁夏邻近的绥蒙地区，日本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在宁夏西北部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浩特）开辟简易军用机场，建立特务机关。并经常派遣特务人员潜入宁夏及甘肃、青海进行活动，目的当然是想效法东三省故伎，在“满洲国”之后再扶植一个“回回国”傀儡；或按照“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模式建立一个日伪政权。
然而，日本没有看到，马家集团自清末到民国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巩固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和日趋没落的蒙古王公有着根本区别，也不是那些失意的汉奸政客可比拟。更重要的是，回族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更何况西北回族上层人士不愿做日本人的傀儡，还有一个历史渊源，那就是当年他们的先人马海晏、马福禄等跟随董福祥的甘军，在北京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作战时，家族中很多人都牺牲了，这就使马步芳马鸿逵与日本人有着不可磨灭的国仇家恨。
马鸿逵对日本势力逼近宁夏深感不安，但当时红军主力北上，有夺取宁夏的打算，直接动摇其统治。因此，马鸿逵极力赞同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军事力量首先用于抵抗红军和镇压人民革命，对日本侵略者则采取“尽量容忍，避免发生事端，引起纠纷”的态度。
他对日本特务骚扰宁夏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日，只命令公路局不许给日本人卖车票。坂垣派遣的4名特务，由定远营搭乘班车到宁夏城，四处活动，气焰嚣张。马鸿逵一面待日本特务为上宾，为其安排食宿，与之合影留念；另一方面却把车站售票员和班车司机枪毙，暴尸街头，有意向日本特务示警，迫使其离开宁夏。
同年8月，日本军方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携带行装、地图、照相机，由临河赴宁夏“游历”，刺探宁夏军政情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停战议和、联合抗日等条件，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抗日形势的发展。西北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开赴抗日前线，不断重创日军。西北军民投入抗日的神圣战斗，反侵略声势不断高涨。甘、宁、青划为第八战区。新疆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依靠苏联寻找支持，与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广泛联系。苏联空军援华，大批军用物资经西北通道输入中原。在这种形势下，马鸿逵集团的抗日态度才逐渐坚定。
1937年春，根据南京政府的命令，宁夏省派第十七集团军参谋长李翰园前往额济纳旗捉拿日本特务，在青海马步芳（马也接到南京政府命他派人协助破获日本间谍机构的电报）部马步康旅的协助下，将驻额济纳旗日特机关全部破获，日特江崎寿夫等13人和汉奸5人全部就擒，9月，被解往兰州枪决。
同年8月，日本军方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携带行装、地图、照相机，由临河赴宁夏“游历”，刺探宁夏军政情况。
1938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再次飞抵阿拉善旗定远营，邀请马鸿逵面谈。马鸿逵拒绝赴会，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前往。临行时马鸿逵向周百交底，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
阿拉善左旗亲王达理扎雅的妻子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妹，所以在日本特务到定远营活动时，达理扎雅曾为日特提供住所，还帮他们修了一个简易飞机场。达理扎雅的父亲与马鸿逵的父亲曾经结拜为盟兄弟，达理扎雅与马鸿逵也算是两代世交的干兄弟。马鸿逵担心干兄弟达理扎雅受伪蒙胁迫勾连而给日本人当“傀儡”，在请示南京政府后，于 1938年2月，“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赶走了日本特务，将达理扎雅“请”到银川，与自己“同住”了10年，“直到抗战胜利，才把他放回阿盟”。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于是日特就与包头的汉奸苟合在一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渗入，源源不断刺探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
具有讽刺搞笑意味的是这帮家伙出师不利，又一次在小爷甘光复开挂的‘顺风耳’前败北。
闻讯赶来的军统银川站调集当地驻军，将潜伏在‘西北保商会’的日特汉奸一网打尽，还牵扯出兰州西宁的坐探暗桩一并扫除。
立了头功的上校同志在事后分赃的时候，白得了皮草皮货无数，也算物有所值，没有白效劳。
统统给小爷拉回去，苍蝇也是肉，劳资喜欢大小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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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对日本实施上述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就一直把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断中苏联系，保证其主力南下的后方安全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
但因日本需要集中兵力南下，没有足够的兵力对如此广大的西北地区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于是便收买汉奸，培植傀儡伪政权，特别是想挑拨蒙回藏等民族间的感情，鼓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罪恶阴谋，达到其封锁西北、隔断中苏联系的目的。
日本设想的这条封锁线上，内蒙古最为重要。在日军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的“高度自治”。
日军在绥蒙扶植傀儡政权的同时，不断注意与绥远、内蒙古相邻的宁夏。
特别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坚持抵抗日本侵略，数次对来犯的伪军予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一举攻克蒙古伪军的巢穴百灵庙，给日本侵略阴谋造成极大阻力。因此，日本便加紧对宁夏的特务渗透，公开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进行策反，企图南北夹击傅作义部，迫使其退出绥远。而且，内蒙古之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军政隶属于宁夏省政府，宁夏军民与陕甘绥抗日武装联为一气，向北深入内蒙古，足以粉碎日本封锁西北的阴谋。因此，宁夏对日本的态度就成为绥蒙及西北抗日形势变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教在中国西北的广泛影响有所了解，同时也制定了利用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肢解中国西北的策略。1913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马成龙，冒充***在甘肃（当时宁夏隶属甘肃）组织“黑龙会”，以维护宗教的名义挑拨回汉关系。1919年，日本间谍川村义马潜入宁夏，打着“皈依”***教的幌子，在当地回族中培植亲日势力。是年5月，被马福祥武力驱逐，取缔其特务机关。
抗日战争期间，与宁夏邻近的绥蒙地区，日本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在宁夏西北部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浩特）开辟简易军用机场，建立特务机关。并经常派遣特务人员潜入宁夏及甘肃、青海进行活动，目的当然是想效法东三省故伎，在“满洲国”之后再扶植一个“回回国”傀儡；或按照“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模式建立一个日伪政权。
然而，日本没有看到，马家集团自清末到民国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巩固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和日趋没落的蒙古王公有着根本区别，也不是那些失意的汉奸政客可比拟。更重要的是，回族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更何况西北回族上层人士不愿做日本人的傀儡，还有一个历史渊源，那就是当年他们的先人马海晏、马福禄等跟随董福祥的甘军，在北京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作战时，家族中很多人都牺牲了，这就使马步芳马鸿逵与日本人有着不可磨灭的国仇家恨。
马鸿逵对日本势力逼近宁夏深感不安，但当时红军主力北上，有夺取宁夏的打算，直接动摇其统治。因此，马鸿逵极力赞同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军事力量首先用于抵抗红军和镇压人民革命，对日本侵略者则采取“尽量容忍，避免发生事端，引起纠纷”的态度。
他对日本特务骚扰宁夏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日，只命令公路局不许给日本人卖车票。坂垣派遣的4名特务，由定远营搭乘班车到宁夏城，四处活动，气焰嚣张。马鸿逵一面待日本特务为上宾，为其安排食宿，与之合影留念；另一方面却把车站售票员和班车司机枪毙，暴尸街头，有意向日本特务示警，迫使其离开宁夏。
同年8月，日本军方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携带行装、地图、照相机，由临河赴宁夏“游历”，刺探宁夏军政情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停战议和、联合抗日等条件，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抗日形势的发展。西北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开赴抗日前线，不断重创日军。西北军民投入抗日的神圣战斗，反侵略声势不断高涨。甘、宁、青划为第八战区。新疆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依靠苏联寻找支持，与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广泛联系。苏联空军援华，大批军用物资经西北通道输入中原。在这种形势下，马鸿逵集团的抗日态度才逐渐坚定。
1937年春，根据南京政府的命令，宁夏省派第十七集团军参谋长李翰园前往额济纳旗捉拿日本特务，在青海马步芳（马也接到南京政府命他派人协助破获日本间谍机构的电报）部马步康旅的协助下，将驻额济纳旗日特机关全部破获，日特江崎寿夫等13人和汉奸5人全部就擒，9月，被解往兰州枪决。
同年8月，日本军方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携带行装、地图、照相机，由临河赴宁夏“游历”，刺探宁夏军政情况。
1938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再次飞抵阿拉善旗定远营，邀请马鸿逵面谈。马鸿逵拒绝赴会，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前往。临行时马鸿逵向周百交底，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
阿拉善左旗亲王达理扎雅的妻子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妹，所以在日本特务到定远营活动时，达理扎雅曾为日特提供住所，还帮他们修了一个简易飞机场。达理扎雅的父亲与马鸿逵的父亲曾经结拜为盟兄弟，达理扎雅与马鸿逵也算是两代世交的干兄弟。马鸿逵担心干兄弟达理扎雅受伪蒙胁迫勾连而给日本人当“傀儡”，在请示南京政府后，于 1938年2月，“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赶走了日本特务，将达理扎雅“请”到银川，与自己“同住”了10年，“直到抗战胜利，才把他放回阿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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