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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如此，天象可虑。钦天监的官员发现西北出彗星，夜夜观察，经历十天不灭，迹象是“紫微藩卫为彗星所扫”
彗星俗名“扫帚星”见之不祥，何况亘历十日不灭，而且扫着作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卫，则出警入跸，大为可虞。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广寿，正好借此立言，说皇帝屡次巡幸圆明园，视察工程，是孝养心殷，非一般游观可比，但炎暑之际，风雨不时，海淀路远，十分劳累，万一马惊兽逸，有失敬身之道。皇帝负宗庙社稷之重，承两宫太后之欢，不宜再有临幸巡视园工的举动。
就在这时候，李光昭与洋商发生了纠纷。当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从押运木料到达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国领事署提出申诉。副领事毕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给天津海关道孙士达，其中详细说明了合约内容，三船木料，总值不过银洋五万四千余元，已到的一船，连同迟延贴补的费用，应付一万五千元。
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镜，完全拆穿。李鸿章听取了孙士达的报告，勃然大怒，但一时还不预备抓他办罪，只叫孙士达通知李光昭，赶紧跟洋商将帐目结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孙士达也找不到，转托天津道丁寿昌派人四处查访，才在一处客栈里把他寻着，当面交付了海关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经悄悄到京里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钱，照他的想法，一万五千银元，折算不过一万一千银子，成麟无论如何，可以筹措得到。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办法，而且还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两银子。李光昭一看路数不对，连夜溜回天津，四处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个肯垫款的人，交款取货，然后再跟内务府去打交道。如果没有确切的结果，不能先拨几万银子出来，他打算私下卖掉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不爱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开了口。
“咱们得跟六爷谈一谈吧？”他说“最好再连师傅们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对！”惇王表示赞成“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学好，先不必惊动外人，自己家里管事的、帐房、教书匠先合起来劝一劝，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这儿了，不能不给一个面子。”
话虽俚俗，譬喻却也还适当，醇王点头同意。当时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虑地答应了，于是把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都请了来，商定了要说的话，一共六款，推举奕劻起草，李鸿藻润色。
其时翁同龢母丧孝服已满，由常熟回京销假，仍旧派在弘德殿行走，连衔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广寿去说明。他心里就很奇怪，王庆祺正是“罪魁祸首”而又让他列名奏谏，不是开玩笑吗？
果然，第二天变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庆祺，却又不便单独将他剔出，因而决定由惇王领衔，五御前、五军机合疏。这十个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长亲，所以措词不用讲婉转，重在痛切，一开头就坦率直言：
“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病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面陈”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话，不便形之于笔墨，但即令如此，奏折中已经“言人所不敢言”了。
“关系最重要”的话，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劝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宫中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第二就是“遵祖制”说视朝办事，皆有常规，服用起御，务崇俭朴，太监不准干预政事，宫禁更当严肃。这便有许多弦外之音，接下来“慎言动”一款，就说得相当露骨了：
“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
这一款自是就微行而言。后半段则是隐指王庆祺，外人不会明白，他们相信皇帝会懂得其中的深意。
以下还有三款，其中“纳谏章”、“重库款”是全篇奏章的重心：
“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近来内廷工作太多，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伏思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由圆明园巡幸热河，至今中外臣民，言之无不痛心疾首。两宫皇太后、皇上皆亲见其事，念及当日情形，何忍复至其地乎？即以工程而论，约非一两千万不办，此时物力艰难，何从筹此巨款？愿皇上将臣等所奏，在两宫皇太后前，委婉上陈。若钦奉懿旨，将园工即行停止，则两宫皇太后之圣德与皇上之孝思，皆趋越千古矣！”
六款谏劝之中，唯独这一款是兼劝慈禧太后，意思不可晦涩，但更不可明豁，这番措词，煞费苦心，十重臣的往返讨论，也都集中在这一款上面。最后“勤学问”一款是陪笔，皇上只要能接纳前面五款，则进德修业，勤求学问，自为必然之事。
在恭王府斟酌妥善，十重臣都在折底上具了名，然后由奕劻亲笔誊正，交到军机处，特为派一名军机章京，送交内奏事处，说明是关系重大的要件，要即刻呈进御前。
皇帝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是御前大臣与军机大臣，频频集会，将有一番很痛切的奏谏，这些人要说的话是什么，皇帝已可以猜想得到，而语气一定不中听，亦可想而知。因此，看到那封奏折，就象看到债主的信那样，心里先存怯意，一直不愿打开来看。
也因此，十重臣空等了一天。原折里面“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的话，皇帝根本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召见。这样到了第三天，在军机照例跟皇帝见面时，恭王忍不住便问：“臣等前天有一封联名的奏折。”
“我正在看！”皇帝抢着说道：“另有旨意。”
恭王心想“另有旨意”自然是召见，不妨再等一等，所以不再多说什么，通知惇王等五御前大臣，下一天一早在军机处会齐，听候消息。
那知下一天见面，皇帝依旧只字不提。恭王退出养心殿，回到军机，立即派人去打听，得回的报告是：皇帝根本就没有看那道奏折。
“怎么样？”他向惇王问。
“还能怎么样？”醇王接口“递牌子吧！”
十根绿头签递了上去，皇帝派人传谕：“今天累了！明儿再说。”
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不容皇帝拖延，这一天非谒见不可！因而第二次再递牌子。
第二次递牌子，依然不准，这也在意中，恭王叫人再递。第三次奏达御前，皇帝既着慌，又愤怒，思潮起伏地考虑了好一会，知道这是一道难关，非闯不可，便沉着脸说：“好吧！
看他们说点儿什么！”
于是十重臣由惇王领头，一个个面色凝重地，出了军机处。这天是七月十八“秋老虎”还很厉害，养心殿固然凉爽，但以心情沉痛，所以就象黄梅天进入通风不良的小屋子那样，不独汗流浃背，而且令人有窒息之感。文祥病势虚弱，更感难支，只觉眼前金蝇乱飞，喘息不止，由一名太监扶着，勉强随班进殿。
一进殿，恭王就吩咐养心殿的总管太监：“拿十个垫子来！”
总管太监一愣，惇、恭、醇三王是皇帝的胞叔，早就奉旨：“召对宴赍，免行叩拜礼”何用拜垫？心里存疑，自然不敢去问，只答应着取了两条红毡条，十个龙须草的垫子，铺设停当，然后悄悄退下，秘密叮嘱殿外侍立的太监说：“今儿怕有大风波！各自小心。”
不久，听得沙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也听见了皇帝咳嗽的声音，于是惇王领头，在殿外站班，只见皇帝脸色苍白，而双眼有些发红，手里拿着一道封口的奏折，下了软轿，径自往殿里走去。等他升了宝座，惇王领头跟了进去，分两排跪下，自东至西，第一排是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袭科尔沁亲王伯彦讷谟诂、袭一等勇毅公额驸景寿，第二排是郡王衔贝勒奕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土吏部尚书宝鋆、车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
皇帝微感愕然，心里更生警惕，等十重臣行了礼，他说：
“都起来！”
“是！”惇王答应一声，依旧跪着不动“臣等十人，前天有个联名的奏折，恭请皇上俯纳，明降谕旨，诏告天下。”
“喔，”皇帝已盘算了好几遍，有意要做作得不在乎，此时很吃力地装出微笑“我还没有看呢！”
说着，便亲手用象牙裁纸刀，挑开封口，取出奏章，拿在手里，看不了几行，把奏章放了下来，脸色已经变了，是那种负气的神色。
“我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什么好罗嗦的？”
惇王无以为答，只侧脸看了一下，于是恭王便说：“臣等所奏，不止停工一事，容臣面读。”
说着，便从怀中取出折底来，跪直了身子，从头念起，念完了前面一段“帽子”便开始陈说那具体奏谏的六款，反复譬解，由于激动的缘故，话越说越重，讲到最后“勤学问”一款，便有些教训侄子的意味了。
皇帝的脸色大变，一阵青、一阵红，然而十重臣都看不见。恭王是折底遮着眼睛，其余都按规矩不敢仰视，只听得恭王讲到最激昂痛切之处，陡然有击案的暴响，一惊抬头，才发觉皇帝的脸色青得可怕。
他指看恭王，厉声说道：“我这个位子让你好不好？”
说出这样负气的话来，十重臣无不惊愕失色，文祥一声长号，因为受的刺激太深，昏倒在地。
这一下，皇帝大惊，自悔失言，而殿外的太监，也顾不得仪制，赶紧奔入殿内，将文祥扶了起来。
“先搀出去吧！”皇帝这样吩咐。
等扶起来时，文祥已发出呻吟之声，殿上君臣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未曾昏厥过去。但就是这样，已是一件令人震动之事，从开国以来，两百年间，从无国家的元老重臣，为了君上失德，忧虑沉痛到这样近乎五内崩裂的程度！因此，皇帝不免气馁，而留在殿上的九重臣，则越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不能切实奏谏，挽回天意，只怕人心涣散，天下要解体了。
其中最激动的是醇王，他也是异常好强争胜的人，一方面恨总理衙门软弱，一方面又恨恭王当国十三年，只是讲求洋务，住军备上未曾十分着力，以致外侮迭起，而无奈其何。如果皇帝有励精图治之心，则臣下决不敢这样子懈怠，所以说来说去，总要皇帝自己争气。
于是，他提高了声音说：“文祥公忠体国，力疾从公，如刚才的光景，皇上岂能无动于衷？倘或拒谏饰非，圣德不修，诚恐国亡无日！”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又有些来气“我亲政才一年半，莫非就这一年半，把国事搞得糟不可言？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
“臣等不敢推诿责任。只要皇上进德修业，人心日奋，虽然内忧外患，交替迭生，总还有措手之处，大小臣工，亦决不敢敷衍塞责，营私自肥。天下者，皇上之天下，如果皇上不以社稷为重，大小臣工，何能勤奋效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我不懂你的话！”皇帝愤愤地说“从那里看出来，我不以社稷为重？”
“圣躬系四海之望，乘舆轻出，就是不以社稷为重。”
“还有呢？”
“圣学未成。皇上如今第一件大事，就是勤求学问。皇上践祚之年，与圣祖仁皇帝差不多，圣祖十四岁擒鳌拜，除大患，在皇上这个年纪，已经着手策划撤藩。御门听政，日理万机之余，不废圣学，不但常御经筵，而且没有一天不跟南书房的翰林，讨论学问。皇上请细想，可曾能象圣祖那样勤学？”醇王接着又说“李师傅在这里，就拿这个月来说好了，皇上一共上了几天书房？”
于是李鸿藻接口陈述：“初一是皇后千秋节，两天没有书房；初三引见拔贡，无书房；初四召见完事才已正二刻，传旨无书房；初五午初传无书房；初六传两天无书房；初八又传：本日及十一日至十五日无书房。算起来半个月工夫，只初九、初十两天临御弘德殿。前天、昨天，依旧是无书房。”
“昨天！”皇帝算是找着理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不要行礼吗？”
“昨天是先帝忌辰。”醇王正好接口，触景生情，感念文宗，不由得双泪交流“先帝弃天下，就为了洋人烧圆明园，忧愤而崩，皇上如果还记不得这个创巨痛深的奇耻大辱，臣不如随侍先帝于泉下。”说罢放声大哭。
皇帝又窘又恼，不便好言安慰，也不愿好言安慰，只绷着脸，大声说道：“这不是哭的事，有话尽管说，只要说得有道理，我当然会听。”
于是醇王收泪，一款款地往下再谈。召见的规矩，皇帝不曾问到，固不应擅自陈奏，就是同班召见，亦要分地位高低，不能越次发言，所以醇王说过，才轮着伯彦讷谟诂开口。他是提到李光昭一案，攻击内务府蒙蔽皇帝，以致于流言籍籍，中外都传为笑谈。愿皇帝大振乾纲，英察果断，勿为左右近侍所包围。
再下来就该景寿说话，他一向沉默寡言，自从牵入肃顺的案子里，搞得灰头土脸，更加不愿对大政有所主张。御前、军机联名奏谏，虽为他所赞成，但要说的话大家都说过了，他只泛泛地以圣驾至重，不宜轻出，说了几句。然后又说：“臣侍先帝之曰，曾承面谕：前明神宗，对臣下奏谏、各部院衙门议奏事项，往往留中不报，最是失德。皇上天亶聪明，必能切记先帝的遗训。”
皇帝觉得拿他比做明神宗，无论如何不服气，所以冷笑说道：“哼！拟于不伦！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我那里有他这样子？至于奏折留中，是我保全上折子的人，一发下去，就必得处分。”
这一下，醇王可也忍不住了，抗声说道：“臣听说颇有人直言奏谏，如李光昭一案，早在上年年底，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曾密奏，指李某‘迹近欺罔’，如今果如所言。倘或皇上当时就拿王家璧的折子发下来，军机不敢不查办，何致于有今天的笑话？”
“李光昭的案子，我已经叫李鸿章严办，不必再说了。”皇帝又说：“奏谏无非要我采纳，有些我已经接纳了，折子发不发下去，没有什么关系。”
“是。臣但愿皇上能虚衷以听。”醇王又说“臣眜死上言，从今以后，易服微行之事，千万不可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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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如此，天象可虑。钦天监的官员发现西北出彗星，夜夜观察，经历十天不灭，迹象是“紫微藩卫为彗星所扫”
彗星俗名“扫帚星”见之不祥，何况亘历十日不灭，而且扫着作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卫，则出警入跸，大为可虞。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广寿，正好借此立言，说皇帝屡次巡幸圆明园，视察工程，是孝养心殷，非一般游观可比，但炎暑之际，风雨不时，海淀路远，十分劳累，万一马惊兽逸，有失敬身之道。皇帝负宗庙社稷之重，承两宫太后之欢，不宜再有临幸巡视园工的举动。
就在这时候，李光昭与洋商发生了纠纷。当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从押运木料到达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国领事署提出申诉。副领事毕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给天津海关道孙士达，其中详细说明了合约内容，三船木料，总值不过银洋五万四千余元，已到的一船，连同迟延贴补的费用，应付一万五千元。
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镜，完全拆穿。李鸿章听取了孙士达的报告，勃然大怒，但一时还不预备抓他办罪，只叫孙士达通知李光昭，赶紧跟洋商将帐目结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孙士达也找不到，转托天津道丁寿昌派人四处查访，才在一处客栈里把他寻着，当面交付了海关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经悄悄到京里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钱，照他的想法，一万五千银元，折算不过一万一千银子，成麟无论如何，可以筹措得到。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办法，而且还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两银子。李光昭一看路数不对，连夜溜回天津，四处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个肯垫款的人，交款取货，然后再跟内务府去打交道。如果没有确切的结果，不能先拨几万银子出来，他打算私下卖掉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不爱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开了口。
“咱们得跟六爷谈一谈吧？”他说“最好再连师傅们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对！”惇王表示赞成“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学好，先不必惊动外人，自己家里管事的、帐房、教书匠先合起来劝一劝，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这儿了，不能不给一个面子。”
话虽俚俗，譬喻却也还适当，醇王点头同意。当时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虑地答应了，于是把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都请了来，商定了要说的话，一共六款，推举奕劻起草，李鸿藻润色。
其时翁同龢母丧孝服已满，由常熟回京销假，仍旧派在弘德殿行走，连衔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广寿去说明。他心里就很奇怪，王庆祺正是“罪魁祸首”而又让他列名奏谏，不是开玩笑吗？
果然，第二天变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庆祺，却又不便单独将他剔出，因而决定由惇王领衔，五御前、五军机合疏。这十个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长亲，所以措词不用讲婉转，重在痛切，一开头就坦率直言：
“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病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面陈”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话，不便形之于笔墨，但即令如此，奏折中已经“言人所不敢言”了。
“关系最重要”的话，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劝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宫中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第二就是“遵祖制”说视朝办事，皆有常规，服用起御，务崇俭朴，太监不准干预政事，宫禁更当严肃。这便有许多弦外之音，接下来“慎言动”一款，就说得相当露骨了：
“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
这一款自是就微行而言。后半段则是隐指王庆祺，外人不会明白，他们相信皇帝会懂得其中的深意。
以下还有三款，其中“纳谏章”、“重库款”是全篇奏章的重心：
“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近来内廷工作太多，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伏思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由圆明园巡幸热河，至今中外臣民，言之无不痛心疾首。两宫皇太后、皇上皆亲见其事，念及当日情形，何忍复至其地乎？即以工程而论，约非一两千万不办，此时物力艰难，何从筹此巨款？愿皇上将臣等所奏，在两宫皇太后前，委婉上陈。若钦奉懿旨，将园工即行停止，则两宫皇太后之圣德与皇上之孝思，皆趋越千古矣！”
六款谏劝之中，唯独这一款是兼劝慈禧太后，意思不可晦涩，但更不可明豁，这番措词，煞费苦心，十重臣的往返讨论，也都集中在这一款上面。最后“勤学问”一款是陪笔，皇上只要能接纳前面五款，则进德修业，勤求学问，自为必然之事。
在恭王府斟酌妥善，十重臣都在折底上具了名，然后由奕劻亲笔誊正，交到军机处，特为派一名军机章京，送交内奏事处，说明是关系重大的要件，要即刻呈进御前。
皇帝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是御前大臣与军机大臣，频频集会，将有一番很痛切的奏谏，这些人要说的话是什么，皇帝已可以猜想得到，而语气一定不中听，亦可想而知。因此，看到那封奏折，就象看到债主的信那样，心里先存怯意，一直不愿打开来看。
也因此，十重臣空等了一天。原折里面“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的话，皇帝根本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召见。这样到了第三天，在军机照例跟皇帝见面时，恭王忍不住便问：“臣等前天有一封联名的奏折。”
“我正在看！”皇帝抢着说道：“另有旨意。”
恭王心想“另有旨意”自然是召见，不妨再等一等，所以不再多说什么，通知惇王等五御前大臣，下一天一早在军机处会齐，听候消息。
那知下一天见面，皇帝依旧只字不提。恭王退出养心殿，回到军机，立即派人去打听，得回的报告是：皇帝根本就没有看那道奏折。
“怎么样？”他向惇王问。
“还能怎么样？”醇王接口“递牌子吧！”
十根绿头签递了上去，皇帝派人传谕：“今天累了！明儿再说。”
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不容皇帝拖延，这一天非谒见不可！因而第二次再递牌子。
第二次递牌子，依然不准，这也在意中，恭王叫人再递。第三次奏达御前，皇帝既着慌，又愤怒，思潮起伏地考虑了好一会，知道这是一道难关，非闯不可，便沉着脸说：“好吧！
看他们说点儿什么！”
于是十重臣由惇王领头，一个个面色凝重地，出了军机处。这天是七月十八“秋老虎”还很厉害，养心殿固然凉爽，但以心情沉痛，所以就象黄梅天进入通风不良的小屋子那样，不独汗流浃背，而且令人有窒息之感。文祥病势虚弱，更感难支，只觉眼前金蝇乱飞，喘息不止，由一名太监扶着，勉强随班进殿。
一进殿，恭王就吩咐养心殿的总管太监：“拿十个垫子来！”
总管太监一愣，惇、恭、醇三王是皇帝的胞叔，早就奉旨：“召对宴赍，免行叩拜礼”何用拜垫？心里存疑，自然不敢去问，只答应着取了两条红毡条，十个龙须草的垫子，铺设停当，然后悄悄退下，秘密叮嘱殿外侍立的太监说：“今儿怕有大风波！各自小心。”
不久，听得沙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也听见了皇帝咳嗽的声音，于是惇王领头，在殿外站班，只见皇帝脸色苍白，而双眼有些发红，手里拿着一道封口的奏折，下了软轿，径自往殿里走去。等他升了宝座，惇王领头跟了进去，分两排跪下，自东至西，第一排是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袭科尔沁亲王伯彦讷谟诂、袭一等勇毅公额驸景寿，第二排是郡王衔贝勒奕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土吏部尚书宝鋆、车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
皇帝微感愕然，心里更生警惕，等十重臣行了礼，他说：
“都起来！”
“是！”惇王答应一声，依旧跪着不动“臣等十人，前天有个联名的奏折，恭请皇上俯纳，明降谕旨，诏告天下。”
“喔，”皇帝已盘算了好几遍，有意要做作得不在乎，此时很吃力地装出微笑“我还没有看呢！”
说着，便亲手用象牙裁纸刀，挑开封口，取出奏章，拿在手里，看不了几行，把奏章放了下来，脸色已经变了，是那种负气的神色。
“我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什么好罗嗦的？”
惇王无以为答，只侧脸看了一下，于是恭王便说：“臣等所奏，不止停工一事，容臣面读。”
说着，便从怀中取出折底来，跪直了身子，从头念起，念完了前面一段“帽子”便开始陈说那具体奏谏的六款，反复譬解，由于激动的缘故，话越说越重，讲到最后“勤学问”一款，便有些教训侄子的意味了。
皇帝的脸色大变，一阵青、一阵红，然而十重臣都看不见。恭王是折底遮着眼睛，其余都按规矩不敢仰视，只听得恭王讲到最激昂痛切之处，陡然有击案的暴响，一惊抬头，才发觉皇帝的脸色青得可怕。
他指看恭王，厉声说道：“我这个位子让你好不好？”
说出这样负气的话来，十重臣无不惊愕失色，文祥一声长号，因为受的刺激太深，昏倒在地。
这一下，皇帝大惊，自悔失言，而殿外的太监，也顾不得仪制，赶紧奔入殿内，将文祥扶了起来。
“先搀出去吧！”皇帝这样吩咐。
等扶起来时，文祥已发出呻吟之声，殿上君臣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未曾昏厥过去。但就是这样，已是一件令人震动之事，从开国以来，两百年间，从无国家的元老重臣，为了君上失德，忧虑沉痛到这样近乎五内崩裂的程度！因此，皇帝不免气馁，而留在殿上的九重臣，则越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不能切实奏谏，挽回天意，只怕人心涣散，天下要解体了。
其中最激动的是醇王，他也是异常好强争胜的人，一方面恨总理衙门软弱，一方面又恨恭王当国十三年，只是讲求洋务，住军备上未曾十分着力，以致外侮迭起，而无奈其何。如果皇帝有励精图治之心，则臣下决不敢这样子懈怠，所以说来说去，总要皇帝自己争气。
于是，他提高了声音说：“文祥公忠体国，力疾从公，如刚才的光景，皇上岂能无动于衷？倘或拒谏饰非，圣德不修，诚恐国亡无日！”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又有些来气“我亲政才一年半，莫非就这一年半，把国事搞得糟不可言？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
“臣等不敢推诿责任。只要皇上进德修业，人心日奋，虽然内忧外患，交替迭生，总还有措手之处，大小臣工，亦决不敢敷衍塞责，营私自肥。天下者，皇上之天下，如果皇上不以社稷为重，大小臣工，何能勤奋效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我不懂你的话！”皇帝愤愤地说“从那里看出来，我不以社稷为重？”
“圣躬系四海之望，乘舆轻出，就是不以社稷为重。”
“还有呢？”
“圣学未成。皇上如今第一件大事，就是勤求学问。皇上践祚之年，与圣祖仁皇帝差不多，圣祖十四岁擒鳌拜，除大患，在皇上这个年纪，已经着手策划撤藩。御门听政，日理万机之余，不废圣学，不但常御经筵，而且没有一天不跟南书房的翰林，讨论学问。皇上请细想，可曾能象圣祖那样勤学？”醇王接着又说“李师傅在这里，就拿这个月来说好了，皇上一共上了几天书房？”
于是李鸿藻接口陈述：“初一是皇后千秋节，两天没有书房；初三引见拔贡，无书房；初四召见完事才已正二刻，传旨无书房；初五午初传无书房；初六传两天无书房；初八又传：本日及十一日至十五日无书房。算起来半个月工夫，只初九、初十两天临御弘德殿。前天、昨天，依旧是无书房。”
“昨天！”皇帝算是找着理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不要行礼吗？”
“昨天是先帝忌辰。”醇王正好接口，触景生情，感念文宗，不由得双泪交流“先帝弃天下，就为了洋人烧圆明园，忧愤而崩，皇上如果还记不得这个创巨痛深的奇耻大辱，臣不如随侍先帝于泉下。”说罢放声大哭。
皇帝又窘又恼，不便好言安慰，也不愿好言安慰，只绷着脸，大声说道：“这不是哭的事，有话尽管说，只要说得有道理，我当然会听。”
于是醇王收泪，一款款地往下再谈。召见的规矩，皇帝不曾问到，固不应擅自陈奏，就是同班召见，亦要分地位高低，不能越次发言，所以醇王说过，才轮着伯彦讷谟诂开口。他是提到李光昭一案，攻击内务府蒙蔽皇帝，以致于流言籍籍，中外都传为笑谈。愿皇帝大振乾纲，英察果断，勿为左右近侍所包围。
再下来就该景寿说话，他一向沉默寡言，自从牵入肃顺的案子里，搞得灰头土脸，更加不愿对大政有所主张。御前、军机联名奏谏，虽为他所赞成，但要说的话大家都说过了，他只泛泛地以圣驾至重，不宜轻出，说了几句。然后又说：“臣侍先帝之曰，曾承面谕：前明神宗，对臣下奏谏、各部院衙门议奏事项，往往留中不报，最是失德。皇上天亶聪明，必能切记先帝的遗训。”
皇帝觉得拿他比做明神宗，无论如何不服气，所以冷笑说道：“哼！拟于不伦！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我那里有他这样子？至于奏折留中，是我保全上折子的人，一发下去，就必得处分。”
这一下，醇王可也忍不住了，抗声说道：“臣听说颇有人直言奏谏，如李光昭一案，早在上年年底，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曾密奏，指李某‘迹近欺罔’，如今果如所言。倘或皇上当时就拿王家璧的折子发下来，军机不敢不查办，何致于有今天的笑话？”
“李光昭的案子，我已经叫李鸿章严办，不必再说了。”皇帝又说：“奏谏无非要我采纳，有些我已经接纳了，折子发不发下去，没有什么关系。”
“是。臣但愿皇上能虚衷以听。”醇王又说“臣眜死上言，从今以后，易服微行之事，千万不可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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