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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住。
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这是指宝鋆,醇王不便肯定,答一声:“皇太后圣明。”
“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劝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劝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
“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分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象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 -->>
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住。
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这是指宝鋆,醇王不便肯定,答一声:“皇太后圣明。”
“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劝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劝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
“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分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象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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