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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头上来，弟兄们不服。毅军是子弟兵，与别的军队不同，如果我一请了假，朝廷觉得姜桂题又老又病，正该开缺，另外放人，那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我受朝廷栽培，不能不顾大局。”
“喔，”端方接着他的话问：“你说事情闹大，怎么个闹法？”
“只怕，只怕毅军要拉散了！”
端方心里在想，姜桂题是不是有意吓人，虽不得而知，不过他自己不甘退让，却是很明白的事。既然如此，即令他部下并无人不服，他亦可以教唆出变故来。最坏的是，如今言之在先，以自己的身分，不能不关心这件事。否则，万一将来毅军真个哗变，姜桂题说一句：我早就报告了总督的。那一来，责任不就都在自己身上了吗？
转念到此，颇感为难。本以为自己应付张勋的法子很圆滑，反正不作左右袒，听其自然，就算帮了张勋的忙。而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不能不设法弭患于无形。做督抚的，不怕别样，就怕所管辖的军队闹事！
这样沉吟着，只见姜桂题从怀中取出一个梅红封套，颤巍巍地走过来，双手捧上，口中说道：“大帅的亲兵，照例由毅军关饷，今天我把头一个月的带来了，请大帅过目。”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端方便将封套接到手里，将银票稍为抽出来一点，便已看清楚，是一万两银子。
这孝敬也不算菲薄了，端方只得说一声：“受之有愧！”将封套放在炕几上，才又问道：“你说是谁在打毅军的主意？”
“张少轩！”
“喔，是他！”端方喊一声“来啊！”“喳！”端方的戈什哈连姜桂题的马弁，站了一院子，齐声答应，暴诺如雷。
“扶姜军门进我书房去。”说完，端方随手捞起红封袋，走在前面。
等将姜桂题扶到书房，自然摒绝从人，有一番密谈。看一万银子面上，端方教了他一条计策，让他去求亲王奕劻。
“别人不知道，王爷是知道的。从甲午那年起，毅军先打日本；后来守胶州防德国人，守旅顺防俄国人；庚子年起，一直守山海关外，护送两宫出关到太原，到西安；日俄战争守辽西，帮日本打俄国。毅军，”姜桂题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且哭且喊：“毅军对得起朝廷噢！”
奕劻大为惶惑，急忙叫人扶起他来说：“翰卿，翰卿，你有什么事，这么伤心？有话慢慢儿说。”
“请王爷作主！”
姜桂题拭一拭眼泪，断断续续地诉说，由于语声哽咽，奕劻听了好一会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毅军自成军以来，虽两易其主，但部卒却是父子相继，兄弟相接，所以非始终在此军中，情深谊厚着不能统驭。张勋不知利害，如果奉旨到营，一定会激出变故。士兵不是锋镝余生，即是父兄断胫决腹于疆场的孤儿，必当设法保全，而唯有遣散才是保全之道，这就是端方秘授的一计。
这番话说得庆王大起恐慌，当下极力安慰姜桂题，把他劝走了，随即跟摄政王通了电话，把姜桂题哭诉一事，扼要的告诉了他。
“我正为这件事在烦。庆叔，”摄政王说：“咱们明儿宫里谈吧！”
摄政王的烦恼不止一端。
首先是闹家务。太福晋自从孙子进宫那天，大发了一回毛病以后，由于诸事顺遂，更主要的是，再不必惴惴然于“老佛爷”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来，所以宿疾渐愈，想想自己三子一孙，极人间之尊贵，说起来比“老佛爷”还福气。“老佛爷”能掌那么大的权，自己孙子为帝，儿子摄政，不折不扣的太皇太后，莫非就做不得一点主？因此招权纳贿，不过半年工夫，善于钻营的都知道，有北府这么一条又快又稳当，而且便宜的门路。
这一来婆媳之间就更不和了。儿媳是慈禧太后说过：“这个孩子连我都不怕”的权相爱女，自然看不起出身不高，又不识字的婆婆，而婆婆又看不惯儿媳妇的不守妇道。摄政王福晋爱热闹、喜洋派，常在御河桥新开的六国饭店出现，府内上下皆知，只瞒着摄政王一个人。
婆媳虽如参商，但各行其是，勉强亦可相安无事，有时不免跟儿媳妇所管的闲事成了敌对之势。譬如说张三已走了北府福晋的路子，讲好可保其位；偏偏北府太福晋又答应李四，可取张三而代之。这一来摄政王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好？慈命难违，阃令更严，往往落得两面挨骂，痛苦万分。加以载涛护母，跟嫂子不和，有时还要在摄政王面前发脾气。
“老七”最小，全家向来都让他，摄政王至今如此，除母亲、妻子以外，还要受弟弟的气。
在宫中，则不但受隆裕太后的气，而且还受她无形的威胁，因为摄政王监国之下，拖着一个“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的尾巴，便多了一重束缚。如果一开头就独断独行，不去理她，倒也不碍，坏的是两官升遐之后，遇有重大事件，确曾恪遵太皇太后这一遗命办理，即是定下了牢不可破的规制，于今越来越有尾大不掉之势了。
细细考查，威胁实在来自载泽。他垂涎“首相”一席已久，倘如仅只想取奕劻而代之，也还有化解安排的余地，无奈他不但想当军机处的领班，而且上面还不愿有个“婆婆”又恰逢有一班满蒙大臣，对于洵涛两贝勒之大用，反感极深，两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随时可以变起肘腋的威胁。这些深怀不满的满蒙大臣，以铁良、荣庆为首，及至陕甘总督升允以出言不逊开缺，怨恨又深了一层，反对势力又加了几分。升允与荣庆是连襟，一开了缺，自然跟荣庆站在一边。
于是有个流传颇广，而从无人肯承认，更无法究诘底细的传说：有八大臣将联名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这八大臣没有人能说得全，但少不了有载泽、铁良、荣庆、升允，汉大臣中一定少不了盛宣怀，因为太后垂帘，载泽执政，他这个不能到任的邮传部右侍郎，立刻便可一跃为尚书。
于是载涛为摄政王划策，道是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听载泽的话，处处抑制“老庆”大错特错。不过，改弦易辙，尚不为晚，联络奕劻是抵制载泽的唯一可行之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即是无形中压制了溥伟。
原来小恭王溥伟，早就不甘雌服，先是希冀大位，等溥仪一抱入宫，自知不可与争，进而求其次，至少该弄个尚书当。偏偏他又不知听什么人说：慈禧太后临终，召见载沣及军机大臣时，曾有面谕，载沣摄政，或许才力未逮，可以溥伟为辅佐。这不是有人信口开河，即是故意捉弄他，而溥伟信之甚坚，甚至跟张之洞当面吵过，指他帮着载沣隐匿遗命。在载沣派他一个尚书，原无不可，但因他性情执拗，不受商量，很怕跟他见面，因而只给了他一个没有好处而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使：禁烟大臣。
这使得溥伟益觉得郁愤难宣。辛酉政变的三位“皇叔”独数“六爷”恭亲王奕沂的功劳最大，到了下一辈，醇亲王奕譞一支，特蒙荣宠；惇亲王的儿子中，载漪、载澜亦曾煊赫过一时；五房、七房都曾得意过，何以六房的子孙就该如此寂寞？因此，溥伟决定联络疏属的奕劻，特别在载振身上下了工夫，想结成同盟，别树一帜。这对载沣来说，多少也是个麻烦。载涛认为只要“联庆拒泽”的策略一施展，这个麻烦自然就不存在了。
载沣还无法估量载涛的策略，是否唯一可行之道。不过他确实感觉到需要有个可以倚靠之人，既然载涛如此建议，而恰好奕劻又来了电话，自然而然使他下了个决心，先把“老庆”紧紧拉住再说。
一见面自然先谈姜桂题与毅军的事，由此便很快地谈到张德甫——小德张了。
“这是个痞块！”摄政王大为摇头：“在他身上不知生了多少是非。听说张少轩跟他拜了把子？”
“是认同宗。”奕劻紧接着问“姜翰卿到底还动不动呢？”
“照此样子，怎么能动？那天‘里头’倒是跟我提过，说姜某人老得路都走不动了，又说张勋当初保驾有功，忠心耿耿的，不如派他去接毅军。我说，我得查查这回事。姜桂题果然太老了，也该让他回家过几天安闲日子。”
所谓“里头”是指隆裕太后，奕劻便问：“这么说，是答应他了。”
“答应归答应，不能办还是不能办。”载沣于此事很有决断：“里头不提就不提，如果再提，我就说，一动姜桂题会闹兵变，谁肯负责，我就动他。”
“如果回一句，我负责。摄政王怎么办？”
“我呀？”载沣想了一下答说：“我就说，我把姜桂题找来，请太后当面跟他说。”
奕劻几乎要笑，这是异想天开的办法，但亦不能掉以轻心，以相当认真的态度说道：“这一来，不就等于请太后来管事吗？”
“啊，啊！”载沣一惊，不自觉的认错：“我倒没有想到，差点坏事。”
“太后不能召见外臣，此例万不可开！请摄政王记住，此测一开，后患无穷！”
“说得是！我想通了。”载沣问道：“如果里头逼着让张少轩去接毅军，闹出事来也敢负责，我该怎么说？”
“这有两个说法。一软一硬。不知道摄政王愿意怎么说？”
“你把两个办法都说说！”
“好，先说软的，摄政王不妨这么说：太后深宫颐养，如外头闹兵变，怎么好惊动太后，让太后来料理这种麻烦，岂不叫天下后世，骂尽了满朝文武？”
“硬的呢？”
“硬的就说：京城里一闹兵变，惊了宗庙，只怕太后也负不起责！”
载沣踌躇着说：“硬的太硬，软的太软。”
“那还有个不软不硬，折衷的办法。摄政王不妨这么说：本来毅军如闹兵变，自有国法制裁，只是投鼠忌器，太皇太后的梓宫，尚未奉安，不能不加顾虑。”
不待他说完，载沣便已完全接受“好，好！”他说：“这个说法好得很。”
即由奕劻划此软硬之策，载沣对他的观感，大为改变，过去中了载泽的先入之言，总觉得“老庆”是个老奸巨猾的模子，此刻却在想，姜到底是老的辣，算无遗策，只要他肯尽心，还是比别的人靠得住。
于是他开始要吐露肺腑之言了。话从铁良谈起：“铁宝臣很不安分，庆叔，你听说了没有？”
“庆叔”二字在奕劻听来很陌生了！自从颁布了摄政王监国的礼节，规定以爵衔相称，其间只有过年叙家人之礼，才听他叫过一声“厌叔”算来不闻此称，已半年有余，因而不免微有受宠若惊之感。
不过表面上他仍旧保持着这一天侃侃而谈的神态：“铁宝臣不安分，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说：“打练警卫军起，他心里就不痛快，处处跟良赉臣闹别扭，老七跟我提过好几回。莫非在摄政王面前就没有提过？”
“提过，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最近，听说他往鼓动风潮，打算让里头出面来管事。这可太胡闹了！”
“倒也不能说胡闹！真的让他把风潮鼓动起来，就算能压下去，亦非朝廷之福。”
“就是啊！防患未然。庆叔，你有什好法子？”
奕劻想了一下淡淡地说：“法子多得很！不过我不敢胡出主意。”
“咦，庆叔！”载沣大为困惑：“你怎么这么说？”
“从前我替老佛爷出过好些主意。大概十个主意听我八个，这八个主意，都有效验。摄政王听说过没有，那些主意是我出的？”
“没有！”
“当然没有。老佛爷能教人佩服，教人怕，就在这一点上头。凡事她自己拿主意，而且用人不疑。”奕劻怕他还听不懂，索性挑明了说：“摄政王听载泽的话，我可就不便出主意了。因为我出主意是帮摄政王，载泽出主意是帮里头，完全两码事。”
“庆叔，你放心，你放心！”载沣一叠连声地说：“我再也不听他的话了。”
“我想摄政王也不能再听他的话。不然非弄成个太后垂帘的局面不可。”奕劻接着又说：“铁宝臣非去不可！找个地方让他当将军去。”
“好！”载沣点点头：“什么地方呢？”
“得要找个好地方。”
“那自然是江宁。可是。”摄政王不知道怎么说了。
“摄政王是怕江南地方好，他会在那里兴风作浪？不要紧！江南大地方，人才荟萃，不容他胡作非为。倒是偏僻地方，他爱怎么就怎么，没有人管得住他，反倒不好！”载沣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江南的士绅，管住铁良，不由得笑道：“庆叔这一着高。”
接下来谈到张之洞的病势。摄政王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张之洞出缺，对政局有何影响？
“不但张香涛，”奕劻答说：“孙燮臣多病，也朝不保夕了。这两个人是汉人读书人当中的领袖，一旦都故去了，自然要影响天下对朝廷的观瞻。唯一弥补之道，是在汉人之中，识拔一两个真正能干，有魄力的人。”
“不错！”摄政王深深点头“孙燮臣不过状元宰相，张香涛是想办事，而实在也不是能办事的人，无非都是声望而已。如果真有能办事的人，可以替得了张香涛，自然求之不得。庆叔，你心目中有人没有？”
“有，袁慰庭。”
摄政王一听愣住了，踌躇了一会说：“这怕有点难。”
不过半年的工夫，袁世凯的处境又不同了。两宫宾天之初，人心浮动，情势混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所以不但袁世凯惴惴自危，奕劻已有自身难保之忧，不敢出死力相救。如今情况很清楚了，不但杀袁世凯的时机已经一去而永不再返，也没有人想杀袁世凯，如果说有，怕也仅仅只是隆裕太后一个人。而微妙的是，人人能说袁世凯可杀，唯独隆裕太后不能，如果他说袁世凯该杀，满朝都会申救，因为张之洞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不能让太后杀大臣！一杀开头，人人可为袁世凯之续，是故救袁世凯即等于自保。
因为如此，为袁世凯辩护即不须有何顾忌。奕劻是早就想替他说话了，遇到今天这种好机会，自然不肯放过。
“摄政王最近也常浏览各种报纸，总也看到不断有复召袁世凯的消息。实无其事面何以有此传说？这就可以看出人心所向了！请摄政王倒想一想，内而部院，外而督抚，论才具，那个及得上袁慰庭？如杨莲甫一倒下来，笑话百出，看他生前，简直就不象做封疆的，亦就无怪乎大家要想到袁世凯了。”
“这倒也是实话。不过，用他，实在有点难。”“摄政王的难处我知道。”奕劻抢着说道：“一是不敢用。就象铁宝臣他们所胡说的，袁某太跋扈，将来尾大不掉，悔之无及。这是有意毁他的话。我敢保他，决无跋扈不臣的情形，而况，手无兵权，又如何跋扈法？”他略停一下接着又说：“再是不能用，为的里头对他有成见。平心而论，袁慰庭在这上头是受冤屈的，外面说他告密，他自己说是曾劝过大行，要讲变法，也得慢慢来，不宜采取激烈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旁人不知道。不过就算告密也没有错，新党要叫他造反，他不敢，把经过情形向长官和盘托出，这都里错了？退一步而言，人人都能指他告密不对，唯独摄政王不能。这道理我也不用说了。”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道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道。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出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头了？
“用人大权，操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部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部，总有地方安插。”
“如果袁慰庭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交，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慰庭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慰庭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眼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道：“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深恩，虽是在野之身，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处，亦应进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点点头：“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慰庭，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进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口，随即起身跪辞。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口中说道：“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慰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道：“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出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进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庭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庭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洞、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皮。”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出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出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皮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出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洞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出则已，一出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头，但自己须有让各部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紧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性喜欢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热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道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出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干。’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出京，也应该先把面子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子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
袁世凯笑笑不答，换了个话题：“听说醇王福晋时常微行。
有这话没有？”
听得“微行”二字，杨士琦忍不住失笑：“这微行二字妙得很！”他说：“按实际来说，醇王福晋等于皇后，按名义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后，反正都是微行。”
“这么说，是确有此新闻？”
“已经不算新闻！”杨士琦答说：“大概三天之中，总有一天的中午，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见得到她。”
“在那儿干什么呢？”
“吃饭、唱酒，有时还跳舞。”
“这可真是新闻了！实在有点儿教人不能相信。”
杨士琦自己也知道讲新闻讲得有点信口开河了，旗装“花盆底”的绣履，何能跳舞？不由得脸色发红，不过不易看得出来，因为他长了个很大的酒糟鼻子。
“跳舞是传闻之词。”他从容不迫的圆谎：“喝酒却是我亲眼得见。”
“这我相信，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会喝酒。”袁世凯点点头，思绪落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常在荣文忠的签押房看到她，不过十一、二岁，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象个男孩。荣文忠时常留我在签押房便饭谈公事，听差总忘不了另外摆一副金镶的牙筷，荣文忠亦总忘不了舀半调羹的酒给她，说一句，‘慢慢儿喝。’这话，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是戊戌。当年娇憨的“小姑娘”曾几何时，已同国母！杨士琦在想，眼前的“四哥”下世的“四哥——胞兄杨士骧，那时的官位，排起来都在四五等以后。不过十一年的工夫，飞黄腾达，都成了第一等人物，而倏忽之间，入土的入土，归田的归田，真正是一场黄粱大梦。
就是那时候的风云人物，得君最专的翁同龢，权势绝伦的荣禄，如今亦都墓木已拱，恩怨都泯。杨士琦转念到此，不由得问道：“多少年来一直在传说，翁师傅是中了荣文忠的算计，又说翁师傅得罪是因为保了康有为的缘故。不知道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翁师傅那样拘谨的人，岂能保康有为？不过读书君子，性情和平，深恶而不能痛绝而已。翁师傅谦虚好学，跟张幼樵深交以后，才知道‘天下’不止于中国，真象西游记上所说的，‘东胜神州’以外还有几大州，所以越发不薄新学，虚衷以听。即或旧学而有异说，亦不敢显然驳斥。康有为在翁师傅，不过如此这般的一种姑息而已。”
“此论甚精。不过慈禧太后左右总以为康有为跟翁师傅的关系甚深，因而遭忌，亦是有的。”
等杨士琦将袁世凯所送的一支吉林老山人参送到张府，张之洞已经在草拟遗折了。执笔的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都是湖北人，出身两湖书院的陈曾寿与傅嵿棻。
“大意我已经有了。”张之洞一面咳嗽，一面说道：“大意如此：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念，惟时局艰难，民穷财尽，伏愿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应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序。这一句很要紧！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
“是说革新庶政，要按部就班来。不急之务，不必亟亟。”
陈曾寿问“老师是这样吗？”
“不错！”张之洞继续口授：“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这一句也重要！”
“是谏劝亲贵典兵，务须慎重？”
“现在也只好这么说了！其实根本不应该把兵权抓在手里。”张之洞摇摇头，叹口气，又念：“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多，尤愿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庶几正气日伸，国本自固。”
念罢气喘不止，赶紧找西医留下的，专治气喘的药来服，不一会肝胃发痛，再找止痛的药。到了晚上中医来诊治，听说胃纳骤减，所以开的方子，以健脾开胃为主。就这样中西并进，药石杂投，延到八月十八，服药亦吐，饮食亦吐，看看大限将到了。
“奏请开缺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然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是不愿落个死犹恋栈的名声。家人体会得他的意思，当天便写好折子，但延到八月二十才递。
“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摄政王载沣问鹿传霖。
他们是郎舅至亲，鹿转霖每天都要去探病，情况很清楚，蹙眉答道：“危在旦夕！”
“我得去看看他。”
鹿传霖不作声，因为他心里很矛盾。以张之洞的身分地位，临终以前，不能没有摄政王视疾一举，否则面子上不好看。但习俗相传，一经皇帝亲临视疾，这大臣的病是怎么样也好不了的了，监国摄政王如今是实质的皇帝，依此例来说，亲临探视，对病人有害无益。
不过张之洞却很盼望这恩典。因为他还有些关乎天下至计的话，要劝摄政王，期望被劝的人想到“人生将死，其言也善”的成语，对他的奏谏，能够重视听从。
于是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先发一道上谕：“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夙著勤劳，兹因久病未痊，朕心时深廑念，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谓开去差缺之处，着勿庸议。”
到了中午，摄政王载沣坐着杏黄轿子，由御前大臣随护，来到什刹海畔的张之洞新居。这是由湖北善后局拨款二万两建造，不久以前，方始迁入。张家亲属早就预备好了，将贴着张之洞集句：“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副楹联的两扇大门，开得笔直，杏黄轿一直抬到大厅，张之洞的长子张权在轿旁跪接。请安之后，随即领到病榻旁边。
张之洞已经无法起床，唯有伏枕叩首。载沣还是第一次视大臣之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载沣听张权跪在地上，略略陈述病情以后，望着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很有名望的，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不过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好好保养，不必担心。”一面说，一面脚步已经移动，说完掉身而去。
张之洞瞑目如死，眼中挤出两滴眼泪，于是闲废二十年，数月前方奉召入京的陈宝琛，本来回避在他处的，此时到病榻前来探问：“摄政王说些什么？”
张之洞不答，好一会才叹口气，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气数尽了！”
他将摄政王看成一个“亡国之君”！如果载沣脑子里有一点点要把国家治好的念头，当然会问问张之洞，四十年的词臣，三十年的封疆，岂无一言可以献替？而计不及此，足见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二字，监国如此，不亡何待？“我有桩心事，”张之洞又说：“本来想面陈的，如今正好叙在遗疏中了。”
说着，伸出枯干抖颤的手，向枕边去掏摸。他的第四个儿子张仁侃侍疾在旁，上前替他将遗疏稿子从枕箱中取了出来，交到他手里。
“韬庵！”他说：“请你替我提笔，改动一两处地方。”
陈宝琛沉吟了一下，轻声答一个字：“好。”
“扶我坐起来！”
等张仁侃将他父亲扶着坐起，听差已抬来一张上置笔砚的半桌，放在床前，陈宝琛隔着半桌，面床而坐，张之洞便斜靠在桌上，白首相并，斟酌文字，两个人不期而然地都想起了当年在词林中意气风发的日子。
“韬庵，你先念一遍我听。”
阵宝琛点点头，小声念着疏稿，念得很慢，可容他随时打断，提出意见。
念到“臣秉性庸愚，毫无学术，遭奉先朝特达之知，殿试对策，指陈时政，拔置上第，备员词馆，洊升内阁学士”时，他开口了。
“我想，”他说：“这里太简略了一点，‘特达之知’四字，似乎应该有个交代。”
陈宝琛颔首表示同意。张之洞殿试的策论，缮写出格，不中程式，已被打入三甲末尾，再无点翰林之望，那知宝鋆大为欣赏，力争拔至二甲第一，慈禧太后又将他提升为一甲，由传胪变为探花。这是传闻已久的佳话，当然应该叙了进去，才足以表示感激深恩，至死不忘。
不过叙得太显露，就会失之于浅薄。陈宝琛一沉吟，提笔添了两句“壶公，”他叫张之洞的别号说：“我想这样子说，‘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至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下面再接‘备员词馆’云云。如何？”
“太好了！”张之洞露出好久未见的笑容：“韬庵，你真能道着我的心事。”
再有一桩心事，便是粤汉、川汉两路的利权归属。张之洞一生的理想，是以洋债与西学为用，兴办实业、富国裕民，结果洋债借了不少，为翁同龢斥为“恣意挥霍”实业也办了些，但上不富国，下不裕民，只不过好了一班经手人。内召之后，奉旨督办两路，在他自知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不想横逆丛生，而时不我待，连这最后的一个机会都未能抓住，确是一件放不下的心事，必得在遗疏中格外痛陈。
因此，这件事便叙在最后：“抑臣尚有经手未完事件，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筹款办法，迄今来定，拟请旨饬下邮传部接办，以重路事。铁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川汉、粤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借为利用厚生之资。此次臣于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
就在这时候，只见陈曾寿面有喜色的捧着一本新书，直到床前，原来他的广雅堂诗集印出来了，纸墨精良，自然可喜。
“这是第三次印本？”陈宝琛问。
第一次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是他当浙江乡试考官时所取中的得意弟子之一，袁昶替他刻印的。当时收录不全，所以题名广雅碎金；第二次是在当两广总督时，顺德有个姓龙的捐资刊刻，正式定名为广雅堂诗集；去年进京，张之洞想留个定本下来，取旧作时改时删，一直到最近方始删下付印，但仍旧遗落了一首。
这首诗就夹在白香山的长庆集中，题目叫做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是七绝：“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这一定是我的绝笔了！”张之洞从枚边拿起长庆集，将那张诗笺抽出来，递向陈宝璨问道：“自觉失于浅陋。韬庵，你看要不要留？”
“当然要留。第二句极深，非壶公的身分不能道。”
“那就摆在最后。”张之洞将诗笺递了给陈曾寿。
“浅人妄议，说第二句‘民’字应改‘臣’字，‘自’字应改‘易’字。完全不明白老师的本心。”
“喔，有这样的议论！”张之洞看得很严重：“别以讹传讹，真的大失我的本意。如果君臣乖离，则君既失德，臣亦不忠，不就骂了我自己了吗？”
“而况，题目上的两个人字，很清楚的，非民字不足以切题！”陈宝琛也说：“真是浅人妄议。”
“唉！”张之洞叹口气：“这就是末世之为末世，独多浅人！”
张之洞终于一瞑不视了。就在这天，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晚上九点多钟。他最后的遗言是：“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
当天晚上从北府开始到张之洞的同乡京官、门生故旧，都接到了报丧条。电报局大为忙碌，发往湖北的明码电特多，大半是报此噩耗的，此外发往上海的密电亦不少。到了深夜二点钟，庆王府送来一个密码电稿，发电的不知是庆王奕劻还是贝子载振，但收电的一方很清楚，是在彰德的袁世凯。
到得天明，军机进见，第一件事自是谈张之洞的身后，鹿传霖一面流泪，一面转述张之洞临终以前几天，如何惓惓于国事。摄政王嗟叹了一会，开始谈入正题。
首先要决定的是，军机大臣从行新官制以来，已非差使，而是专职。如今出了空缺，该由谁来补？
“张中堂保荐谁没有？”
“保荐了。”奕劻答说：“一个是戴少怀，一个是陆凤石。”
军机大臣虽改为专职，规例未改，同治初元以来，一向是亲贵掌枢，下面是两满两汉四大臣。张之洞保荐的当然是汉大臣，而且籍隶南方，恢复了两汉军机一南一北的旧例，一个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广东人，一个是吏部尚书陆润庠。
“陆凤石我另外有借重他之处。”摄政王说：“不如用戴少怀吧！庆亲王你看怎么样？”
奕劻知道摄政王已选定陆润庠为皇帝启蒙的师傅，表示赞成：“我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戴少怀懂洋文，办理交涉事件也方便些。”
接下来谈恤典。摄政王自动表示，应该格外从优，因为他亦微有所闻，张之洞的病是碰了他的两个钉子气出来的，所以借此补过。当时交代，赏陀罗经被、赐祭一坛，晋赠太保，派郡王衔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入祀贤良寺，赏银三千两治丧，两子一孙，升补官职。这些都是即时可以决定的，只有谥法，得要交内阁议奏。
内阁四大学士，除了张之洞，孙家鼐病得已经在拖日子了，那桐、世续对此根本不关心，所以由协办大学士荣庆跟鹿传霖两个人商量。鹿传霖很坦率地表示，张家亲族希望能谥文襄。
“谥文忠不好吗？”荣庆讶异地问。
李鸿章、荣禄都谥文忠，而这两个人都是张之洞不怎么佩服的，尤其是李鸿章，易名相同，更为张之洞所不愿。但在他人看来，论事功声望“张文忠”自然不及李文忠，张之洞的门生中，懂得这个道理的，自然亦不愿老师的声名，相形逊色。要求用文襄，那就犹之乎左宗棠与李鸿章，各有千秋了。
鹿传霖自然不便说破本意，只这样答说：“文忠虽好，文襄难得。”
“有武功才用襄字。”
“戡平大乱曰襄。”鹿传霖抢着说道：“香涛在两广，不也有武功吗？而且，那是打法国人。”
如果说这就是武功，那就无一督抚没有武功了。荣庆因为张之洞出缺，他才是坐升大学士，顾念这一点渊源，也就不再辩驳了。
张之洞去世消息一到武昌，湖北的好些要员红人，诸如提学使高凌霄、官钱局总办高松如、江汉关道齐耀珊、江夏县知县黄以霖，久受张之洞的栽培荫庇，无不悲痛万分。至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接到北京张府来的电报，则一恸而绝，灌姜汤、掐人中方醒过来的。
张彪之于张之洞的情分，不是知遇之恩四个字所能概括的。此人太原府人氏，出身寒微，据说是张之洞当山西巡抚时的轿班，因为生得相貌不俗，言语清楚，而且忠实可靠，所以张之洞将他在巡防营补了名字，一步一步提拔他做个哨官，替他起个号叫“虎臣”派为贴身的马弁，出入上房，亦不避忌。
张之洞前后三娶，第三位续弦夫人是名翰林山东福山王懿荣的胞妹，殁于光绪五年，其时张之洞已入中年，而做了祖父，便未再娶，不过妄媵甚多，也常偷丫头。其中有个使女凛然不可犯，真如俗语所说的“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张之洞反倒另眼相看，命老姨太认作义女，匹配张彪，而得了个“丫姑爷”的雅号。
张之洞在仕途中一帆风顺，张彪亦就水涨船高，与吴元凯并为“南皮爱将”但到了两官回銮，推行新政，远派勋臣之后及大员子弟，赴日本学习陆军，光绪二十九年并派铁良、凤山、段祺瑞、冯国璋、张彪、黎元洪等人赴日参观大演习，这一来，吴元凯相形逊色，湖北的军权，便逐渐归张彪所掌握了。
是如此亲如骨肉的关系，所以张彪“上院”向陈夔龙请假，要到京里去奔丧。陈夔龙没有准他，冲人在位而老成凋谢，人心不免摇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谁来指挥新军？张彪无奈，只得另外想法子去尽孝心。
第一件大事是替张之洞找一口好棺木。四处打听，知道熙泰昌茶栈，有口沉香木的棺木，张彪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下来，派管带四员护送，由陆军特别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押运，乘头等车连夜运到京里。当然，棺价是由张彪孝敬。
及至谥文襄的恩旨发布，湖北政学绅商各界在奥略楼设灵堂吊奠，张彪则在尚未落成的抱冰堂独设灵堂，一天三次拜供，都是自己照料，还请和尚来做佛事，披麻戴孝，哀哭尽礼。有些衙署公所，譬如象汉阳铁厂之类，单独设祭，张彪亦必赶去招呼吊客，而且代表家属答礼，俨然孤哀子的身分。
八月二十七那天，抱冰堂上格外热闹，香烟缭绕，铙钹齐鸣，僧道尼姑分三处念经，是张彪为张之洞做首七。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七八乘大轿，一连串的小轿，小轿中是青衣侍儿，扶出大轿中的太太们，到灵前一齐跪倒，放声大哭。游客无不诧异，细一打听，才知道是张彪的太太，约齐了曾受“张文襄”知遇的道府内眷，前来哭奠。这在官场中，亦算新样，真正妒煞了“到死不识绮罗香”的杨士骧！
由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被刺殒命的消息，占了报上许多篇幅，以致张府丧事的风光，就显得逊色了。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
人家头上来，弟兄们不服。毅军是子弟兵，与别的军队不同，如果我一请了假，朝廷觉得姜桂题又老又病，正该开缺，另外放人，那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我受朝廷栽培，不能不顾大局。”
“喔，”端方接着他的话问：“你说事情闹大，怎么个闹法？”
“只怕，只怕毅军要拉散了！”
端方心里在想，姜桂题是不是有意吓人，虽不得而知，不过他自己不甘退让，却是很明白的事。既然如此，即令他部下并无人不服，他亦可以教唆出变故来。最坏的是，如今言之在先，以自己的身分，不能不关心这件事。否则，万一将来毅军真个哗变，姜桂题说一句：我早就报告了总督的。那一来，责任不就都在自己身上了吗？
转念到此，颇感为难。本以为自己应付张勋的法子很圆滑，反正不作左右袒，听其自然，就算帮了张勋的忙。而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不能不设法弭患于无形。做督抚的，不怕别样，就怕所管辖的军队闹事！
这样沉吟着，只见姜桂题从怀中取出一个梅红封套，颤巍巍地走过来，双手捧上，口中说道：“大帅的亲兵，照例由毅军关饷，今天我把头一个月的带来了，请大帅过目。”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端方便将封套接到手里，将银票稍为抽出来一点，便已看清楚，是一万两银子。
这孝敬也不算菲薄了，端方只得说一声：“受之有愧！”将封套放在炕几上，才又问道：“你说是谁在打毅军的主意？”
“张少轩！”
“喔，是他！”端方喊一声“来啊！”“喳！”端方的戈什哈连姜桂题的马弁，站了一院子，齐声答应，暴诺如雷。
“扶姜军门进我书房去。”说完，端方随手捞起红封袋，走在前面。
等将姜桂题扶到书房，自然摒绝从人，有一番密谈。看一万银子面上，端方教了他一条计策，让他去求亲王奕劻。
“别人不知道，王爷是知道的。从甲午那年起，毅军先打日本；后来守胶州防德国人，守旅顺防俄国人；庚子年起，一直守山海关外，护送两宫出关到太原，到西安；日俄战争守辽西，帮日本打俄国。毅军，”姜桂题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且哭且喊：“毅军对得起朝廷噢！”
奕劻大为惶惑，急忙叫人扶起他来说：“翰卿，翰卿，你有什么事，这么伤心？有话慢慢儿说。”
“请王爷作主！”
姜桂题拭一拭眼泪，断断续续地诉说，由于语声哽咽，奕劻听了好一会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毅军自成军以来，虽两易其主，但部卒却是父子相继，兄弟相接，所以非始终在此军中，情深谊厚着不能统驭。张勋不知利害，如果奉旨到营，一定会激出变故。士兵不是锋镝余生，即是父兄断胫决腹于疆场的孤儿，必当设法保全，而唯有遣散才是保全之道，这就是端方秘授的一计。
这番话说得庆王大起恐慌，当下极力安慰姜桂题，把他劝走了，随即跟摄政王通了电话，把姜桂题哭诉一事，扼要的告诉了他。
“我正为这件事在烦。庆叔，”摄政王说：“咱们明儿宫里谈吧！”
摄政王的烦恼不止一端。
首先是闹家务。太福晋自从孙子进宫那天，大发了一回毛病以后，由于诸事顺遂，更主要的是，再不必惴惴然于“老佛爷”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来，所以宿疾渐愈，想想自己三子一孙，极人间之尊贵，说起来比“老佛爷”还福气。“老佛爷”能掌那么大的权，自己孙子为帝，儿子摄政，不折不扣的太皇太后，莫非就做不得一点主？因此招权纳贿，不过半年工夫，善于钻营的都知道，有北府这么一条又快又稳当，而且便宜的门路。
这一来婆媳之间就更不和了。儿媳是慈禧太后说过：“这个孩子连我都不怕”的权相爱女，自然看不起出身不高，又不识字的婆婆，而婆婆又看不惯儿媳妇的不守妇道。摄政王福晋爱热闹、喜洋派，常在御河桥新开的六国饭店出现，府内上下皆知，只瞒着摄政王一个人。
婆媳虽如参商，但各行其是，勉强亦可相安无事，有时不免跟儿媳妇所管的闲事成了敌对之势。譬如说张三已走了北府福晋的路子，讲好可保其位；偏偏北府太福晋又答应李四，可取张三而代之。这一来摄政王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好？慈命难违，阃令更严，往往落得两面挨骂，痛苦万分。加以载涛护母，跟嫂子不和，有时还要在摄政王面前发脾气。
“老七”最小，全家向来都让他，摄政王至今如此，除母亲、妻子以外，还要受弟弟的气。
在宫中，则不但受隆裕太后的气，而且还受她无形的威胁，因为摄政王监国之下，拖着一个“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的尾巴，便多了一重束缚。如果一开头就独断独行，不去理她，倒也不碍，坏的是两官升遐之后，遇有重大事件，确曾恪遵太皇太后这一遗命办理，即是定下了牢不可破的规制，于今越来越有尾大不掉之势了。
细细考查，威胁实在来自载泽。他垂涎“首相”一席已久，倘如仅只想取奕劻而代之，也还有化解安排的余地，无奈他不但想当军机处的领班，而且上面还不愿有个“婆婆”又恰逢有一班满蒙大臣，对于洵涛两贝勒之大用，反感极深，两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随时可以变起肘腋的威胁。这些深怀不满的满蒙大臣，以铁良、荣庆为首，及至陕甘总督升允以出言不逊开缺，怨恨又深了一层，反对势力又加了几分。升允与荣庆是连襟，一开了缺，自然跟荣庆站在一边。
于是有个流传颇广，而从无人肯承认，更无法究诘底细的传说：有八大臣将联名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这八大臣没有人能说得全，但少不了有载泽、铁良、荣庆、升允，汉大臣中一定少不了盛宣怀，因为太后垂帘，载泽执政，他这个不能到任的邮传部右侍郎，立刻便可一跃为尚书。
于是载涛为摄政王划策，道是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听载泽的话，处处抑制“老庆”大错特错。不过，改弦易辙，尚不为晚，联络奕劻是抵制载泽的唯一可行之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即是无形中压制了溥伟。
原来小恭王溥伟，早就不甘雌服，先是希冀大位，等溥仪一抱入宫，自知不可与争，进而求其次，至少该弄个尚书当。偏偏他又不知听什么人说：慈禧太后临终，召见载沣及军机大臣时，曾有面谕，载沣摄政，或许才力未逮，可以溥伟为辅佐。这不是有人信口开河，即是故意捉弄他，而溥伟信之甚坚，甚至跟张之洞当面吵过，指他帮着载沣隐匿遗命。在载沣派他一个尚书，原无不可，但因他性情执拗，不受商量，很怕跟他见面，因而只给了他一个没有好处而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使：禁烟大臣。
这使得溥伟益觉得郁愤难宣。辛酉政变的三位“皇叔”独数“六爷”恭亲王奕沂的功劳最大，到了下一辈，醇亲王奕譞一支，特蒙荣宠；惇亲王的儿子中，载漪、载澜亦曾煊赫过一时；五房、七房都曾得意过，何以六房的子孙就该如此寂寞？因此，溥伟决定联络疏属的奕劻，特别在载振身上下了工夫，想结成同盟，别树一帜。这对载沣来说，多少也是个麻烦。载涛认为只要“联庆拒泽”的策略一施展，这个麻烦自然就不存在了。
载沣还无法估量载涛的策略，是否唯一可行之道。不过他确实感觉到需要有个可以倚靠之人，既然载涛如此建议，而恰好奕劻又来了电话，自然而然使他下了个决心，先把“老庆”紧紧拉住再说。
一见面自然先谈姜桂题与毅军的事，由此便很快地谈到张德甫——小德张了。
“这是个痞块！”摄政王大为摇头：“在他身上不知生了多少是非。听说张少轩跟他拜了把子？”
“是认同宗。”奕劻紧接着问“姜翰卿到底还动不动呢？”
“照此样子，怎么能动？那天‘里头’倒是跟我提过，说姜某人老得路都走不动了，又说张勋当初保驾有功，忠心耿耿的，不如派他去接毅军。我说，我得查查这回事。姜桂题果然太老了，也该让他回家过几天安闲日子。”
所谓“里头”是指隆裕太后，奕劻便问：“这么说，是答应他了。”
“答应归答应，不能办还是不能办。”载沣于此事很有决断：“里头不提就不提，如果再提，我就说，一动姜桂题会闹兵变，谁肯负责，我就动他。”
“如果回一句，我负责。摄政王怎么办？”
“我呀？”载沣想了一下答说：“我就说，我把姜桂题找来，请太后当面跟他说。”
奕劻几乎要笑，这是异想天开的办法，但亦不能掉以轻心，以相当认真的态度说道：“这一来，不就等于请太后来管事吗？”
“啊，啊！”载沣一惊，不自觉的认错：“我倒没有想到，差点坏事。”
“太后不能召见外臣，此例万不可开！请摄政王记住，此测一开，后患无穷！”
“说得是！我想通了。”载沣问道：“如果里头逼着让张少轩去接毅军，闹出事来也敢负责，我该怎么说？”
“这有两个说法。一软一硬。不知道摄政王愿意怎么说？”
“你把两个办法都说说！”
“好，先说软的，摄政王不妨这么说：太后深宫颐养，如外头闹兵变，怎么好惊动太后，让太后来料理这种麻烦，岂不叫天下后世，骂尽了满朝文武？”
“硬的呢？”
“硬的就说：京城里一闹兵变，惊了宗庙，只怕太后也负不起责！”
载沣踌躇着说：“硬的太硬，软的太软。”
“那还有个不软不硬，折衷的办法。摄政王不妨这么说：本来毅军如闹兵变，自有国法制裁，只是投鼠忌器，太皇太后的梓宫，尚未奉安，不能不加顾虑。”
不待他说完，载沣便已完全接受“好，好！”他说：“这个说法好得很。”
即由奕劻划此软硬之策，载沣对他的观感，大为改变，过去中了载泽的先入之言，总觉得“老庆”是个老奸巨猾的模子，此刻却在想，姜到底是老的辣，算无遗策，只要他肯尽心，还是比别的人靠得住。
于是他开始要吐露肺腑之言了。话从铁良谈起：“铁宝臣很不安分，庆叔，你听说了没有？”
“庆叔”二字在奕劻听来很陌生了！自从颁布了摄政王监国的礼节，规定以爵衔相称，其间只有过年叙家人之礼，才听他叫过一声“厌叔”算来不闻此称，已半年有余，因而不免微有受宠若惊之感。
不过表面上他仍旧保持着这一天侃侃而谈的神态：“铁宝臣不安分，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说：“打练警卫军起，他心里就不痛快，处处跟良赉臣闹别扭，老七跟我提过好几回。莫非在摄政王面前就没有提过？”
“提过，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最近，听说他往鼓动风潮，打算让里头出面来管事。这可太胡闹了！”
“倒也不能说胡闹！真的让他把风潮鼓动起来，就算能压下去，亦非朝廷之福。”
“就是啊！防患未然。庆叔，你有什好法子？”
奕劻想了一下淡淡地说：“法子多得很！不过我不敢胡出主意。”
“咦，庆叔！”载沣大为困惑：“你怎么这么说？”
“从前我替老佛爷出过好些主意。大概十个主意听我八个，这八个主意，都有效验。摄政王听说过没有，那些主意是我出的？”
“没有！”
“当然没有。老佛爷能教人佩服，教人怕，就在这一点上头。凡事她自己拿主意，而且用人不疑。”奕劻怕他还听不懂，索性挑明了说：“摄政王听载泽的话，我可就不便出主意了。因为我出主意是帮摄政王，载泽出主意是帮里头，完全两码事。”
“庆叔，你放心，你放心！”载沣一叠连声地说：“我再也不听他的话了。”
“我想摄政王也不能再听他的话。不然非弄成个太后垂帘的局面不可。”奕劻接着又说：“铁宝臣非去不可！找个地方让他当将军去。”
“好！”载沣点点头：“什么地方呢？”
“得要找个好地方。”
“那自然是江宁。可是。”摄政王不知道怎么说了。
“摄政王是怕江南地方好，他会在那里兴风作浪？不要紧！江南大地方，人才荟萃，不容他胡作非为。倒是偏僻地方，他爱怎么就怎么，没有人管得住他，反倒不好！”载沣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江南的士绅，管住铁良，不由得笑道：“庆叔这一着高。”
接下来谈到张之洞的病势。摄政王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张之洞出缺，对政局有何影响？
“不但张香涛，”奕劻答说：“孙燮臣多病，也朝不保夕了。这两个人是汉人读书人当中的领袖，一旦都故去了，自然要影响天下对朝廷的观瞻。唯一弥补之道，是在汉人之中，识拔一两个真正能干，有魄力的人。”
“不错！”摄政王深深点头“孙燮臣不过状元宰相，张香涛是想办事，而实在也不是能办事的人，无非都是声望而已。如果真有能办事的人，可以替得了张香涛，自然求之不得。庆叔，你心目中有人没有？”
“有，袁慰庭。”
摄政王一听愣住了，踌躇了一会说：“这怕有点难。”
不过半年的工夫，袁世凯的处境又不同了。两宫宾天之初，人心浮动，情势混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所以不但袁世凯惴惴自危，奕劻已有自身难保之忧，不敢出死力相救。如今情况很清楚了，不但杀袁世凯的时机已经一去而永不再返，也没有人想杀袁世凯，如果说有，怕也仅仅只是隆裕太后一个人。而微妙的是，人人能说袁世凯可杀，唯独隆裕太后不能，如果他说袁世凯该杀，满朝都会申救，因为张之洞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不能让太后杀大臣！一杀开头，人人可为袁世凯之续，是故救袁世凯即等于自保。
因为如此，为袁世凯辩护即不须有何顾忌。奕劻是早就想替他说话了，遇到今天这种好机会，自然不肯放过。
“摄政王最近也常浏览各种报纸，总也看到不断有复召袁世凯的消息。实无其事面何以有此传说？这就可以看出人心所向了！请摄政王倒想一想，内而部院，外而督抚，论才具，那个及得上袁慰庭？如杨莲甫一倒下来，笑话百出，看他生前，简直就不象做封疆的，亦就无怪乎大家要想到袁世凯了。”
“这倒也是实话。不过，用他，实在有点难。”“摄政王的难处我知道。”奕劻抢着说道：“一是不敢用。就象铁宝臣他们所胡说的，袁某太跋扈，将来尾大不掉，悔之无及。这是有意毁他的话。我敢保他，决无跋扈不臣的情形，而况，手无兵权，又如何跋扈法？”他略停一下接着又说：“再是不能用，为的里头对他有成见。平心而论，袁慰庭在这上头是受冤屈的，外面说他告密，他自己说是曾劝过大行，要讲变法，也得慢慢来，不宜采取激烈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旁人不知道。不过就算告密也没有错，新党要叫他造反，他不敢，把经过情形向长官和盘托出，这都里错了？退一步而言，人人都能指他告密不对，唯独摄政王不能。这道理我也不用说了。”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道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道。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出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头了？
“用人大权，操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部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部，总有地方安插。”
“如果袁慰庭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交，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慰庭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慰庭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眼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道：“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深恩，虽是在野之身，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处，亦应进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点点头：“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慰庭，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进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口，随即起身跪辞。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口中说道：“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慰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道：“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出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进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庭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庭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洞、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皮。”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出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出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皮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出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洞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出则已，一出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头，但自己须有让各部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紧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性喜欢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热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道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出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干。’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出京，也应该先把面子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子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
袁世凯笑笑不答，换了个话题：“听说醇王福晋时常微行。
有这话没有？”
听得“微行”二字，杨士琦忍不住失笑：“这微行二字妙得很！”他说：“按实际来说，醇王福晋等于皇后，按名义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后，反正都是微行。”
“这么说，是确有此新闻？”
“已经不算新闻！”杨士琦答说：“大概三天之中，总有一天的中午，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见得到她。”
“在那儿干什么呢？”
“吃饭、唱酒，有时还跳舞。”
“这可真是新闻了！实在有点儿教人不能相信。”
杨士琦自己也知道讲新闻讲得有点信口开河了，旗装“花盆底”的绣履，何能跳舞？不由得脸色发红，不过不易看得出来，因为他长了个很大的酒糟鼻子。
“跳舞是传闻之词。”他从容不迫的圆谎：“喝酒却是我亲眼得见。”
“这我相信，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会喝酒。”袁世凯点点头，思绪落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常在荣文忠的签押房看到她，不过十一、二岁，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象个男孩。荣文忠时常留我在签押房便饭谈公事，听差总忘不了另外摆一副金镶的牙筷，荣文忠亦总忘不了舀半调羹的酒给她，说一句，‘慢慢儿喝。’这话，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是戊戌。当年娇憨的“小姑娘”曾几何时，已同国母！杨士琦在想，眼前的“四哥”下世的“四哥——胞兄杨士骧，那时的官位，排起来都在四五等以后。不过十一年的工夫，飞黄腾达，都成了第一等人物，而倏忽之间，入土的入土，归田的归田，真正是一场黄粱大梦。
就是那时候的风云人物，得君最专的翁同龢，权势绝伦的荣禄，如今亦都墓木已拱，恩怨都泯。杨士琦转念到此，不由得问道：“多少年来一直在传说，翁师傅是中了荣文忠的算计，又说翁师傅得罪是因为保了康有为的缘故。不知道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翁师傅那样拘谨的人，岂能保康有为？不过读书君子，性情和平，深恶而不能痛绝而已。翁师傅谦虚好学，跟张幼樵深交以后，才知道‘天下’不止于中国，真象西游记上所说的，‘东胜神州’以外还有几大州，所以越发不薄新学，虚衷以听。即或旧学而有异说，亦不敢显然驳斥。康有为在翁师傅，不过如此这般的一种姑息而已。”
“此论甚精。不过慈禧太后左右总以为康有为跟翁师傅的关系甚深，因而遭忌，亦是有的。”
等杨士琦将袁世凯所送的一支吉林老山人参送到张府，张之洞已经在草拟遗折了。执笔的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都是湖北人，出身两湖书院的陈曾寿与傅嵿棻。
“大意我已经有了。”张之洞一面咳嗽，一面说道：“大意如此：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念，惟时局艰难，民穷财尽，伏愿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应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序。这一句很要紧！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
“是说革新庶政，要按部就班来。不急之务，不必亟亟。”
陈曾寿问“老师是这样吗？”
“不错！”张之洞继续口授：“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这一句也重要！”
“是谏劝亲贵典兵，务须慎重？”
“现在也只好这么说了！其实根本不应该把兵权抓在手里。”张之洞摇摇头，叹口气，又念：“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多，尤愿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庶几正气日伸，国本自固。”
念罢气喘不止，赶紧找西医留下的，专治气喘的药来服，不一会肝胃发痛，再找止痛的药。到了晚上中医来诊治，听说胃纳骤减，所以开的方子，以健脾开胃为主。就这样中西并进，药石杂投，延到八月十八，服药亦吐，饮食亦吐，看看大限将到了。
“奏请开缺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然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是不愿落个死犹恋栈的名声。家人体会得他的意思，当天便写好折子，但延到八月二十才递。
“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摄政王载沣问鹿传霖。
他们是郎舅至亲，鹿转霖每天都要去探病，情况很清楚，蹙眉答道：“危在旦夕！”
“我得去看看他。”
鹿传霖不作声，因为他心里很矛盾。以张之洞的身分地位，临终以前，不能没有摄政王视疾一举，否则面子上不好看。但习俗相传，一经皇帝亲临视疾，这大臣的病是怎么样也好不了的了，监国摄政王如今是实质的皇帝，依此例来说，亲临探视，对病人有害无益。
不过张之洞却很盼望这恩典。因为他还有些关乎天下至计的话，要劝摄政王，期望被劝的人想到“人生将死，其言也善”的成语，对他的奏谏，能够重视听从。
于是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先发一道上谕：“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夙著勤劳，兹因久病未痊，朕心时深廑念，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谓开去差缺之处，着勿庸议。”
到了中午，摄政王载沣坐着杏黄轿子，由御前大臣随护，来到什刹海畔的张之洞新居。这是由湖北善后局拨款二万两建造，不久以前，方始迁入。张家亲属早就预备好了，将贴着张之洞集句：“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副楹联的两扇大门，开得笔直，杏黄轿一直抬到大厅，张之洞的长子张权在轿旁跪接。请安之后，随即领到病榻旁边。
张之洞已经无法起床，唯有伏枕叩首。载沣还是第一次视大臣之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载沣听张权跪在地上，略略陈述病情以后，望着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很有名望的，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不过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好好保养，不必担心。”一面说，一面脚步已经移动，说完掉身而去。
张之洞瞑目如死，眼中挤出两滴眼泪，于是闲废二十年，数月前方奉召入京的陈宝琛，本来回避在他处的，此时到病榻前来探问：“摄政王说些什么？”
张之洞不答，好一会才叹口气，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气数尽了！”
他将摄政王看成一个“亡国之君”！如果载沣脑子里有一点点要把国家治好的念头，当然会问问张之洞，四十年的词臣，三十年的封疆，岂无一言可以献替？而计不及此，足见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二字，监国如此，不亡何待？“我有桩心事，”张之洞又说：“本来想面陈的，如今正好叙在遗疏中了。”
说着，伸出枯干抖颤的手，向枕边去掏摸。他的第四个儿子张仁侃侍疾在旁，上前替他将遗疏稿子从枕箱中取了出来，交到他手里。
“韬庵！”他说：“请你替我提笔，改动一两处地方。”
陈宝琛沉吟了一下，轻声答一个字：“好。”
“扶我坐起来！”
等张仁侃将他父亲扶着坐起，听差已抬来一张上置笔砚的半桌，放在床前，陈宝琛隔着半桌，面床而坐，张之洞便斜靠在桌上，白首相并，斟酌文字，两个人不期而然地都想起了当年在词林中意气风发的日子。
“韬庵，你先念一遍我听。”
阵宝琛点点头，小声念着疏稿，念得很慢，可容他随时打断，提出意见。
念到“臣秉性庸愚，毫无学术，遭奉先朝特达之知，殿试对策，指陈时政，拔置上第，备员词馆，洊升内阁学士”时，他开口了。
“我想，”他说：“这里太简略了一点，‘特达之知’四字，似乎应该有个交代。”
陈宝琛颔首表示同意。张之洞殿试的策论，缮写出格，不中程式，已被打入三甲末尾，再无点翰林之望，那知宝鋆大为欣赏，力争拔至二甲第一，慈禧太后又将他提升为一甲，由传胪变为探花。这是传闻已久的佳话，当然应该叙了进去，才足以表示感激深恩，至死不忘。
不过叙得太显露，就会失之于浅薄。陈宝琛一沉吟，提笔添了两句“壶公，”他叫张之洞的别号说：“我想这样子说，‘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至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下面再接‘备员词馆’云云。如何？”
“太好了！”张之洞露出好久未见的笑容：“韬庵，你真能道着我的心事。”
再有一桩心事，便是粤汉、川汉两路的利权归属。张之洞一生的理想，是以洋债与西学为用，兴办实业、富国裕民，结果洋债借了不少，为翁同龢斥为“恣意挥霍”实业也办了些，但上不富国，下不裕民，只不过好了一班经手人。内召之后，奉旨督办两路，在他自知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不想横逆丛生，而时不我待，连这最后的一个机会都未能抓住，确是一件放不下的心事，必得在遗疏中格外痛陈。
因此，这件事便叙在最后：“抑臣尚有经手未完事件，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筹款办法，迄今来定，拟请旨饬下邮传部接办，以重路事。铁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川汉、粤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借为利用厚生之资。此次臣于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
就在这时候，只见陈曾寿面有喜色的捧着一本新书，直到床前，原来他的广雅堂诗集印出来了，纸墨精良，自然可喜。
“这是第三次印本？”陈宝琛问。
第一次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是他当浙江乡试考官时所取中的得意弟子之一，袁昶替他刻印的。当时收录不全，所以题名广雅碎金；第二次是在当两广总督时，顺德有个姓龙的捐资刊刻，正式定名为广雅堂诗集；去年进京，张之洞想留个定本下来，取旧作时改时删，一直到最近方始删下付印，但仍旧遗落了一首。
这首诗就夹在白香山的长庆集中，题目叫做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是七绝：“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这一定是我的绝笔了！”张之洞从枚边拿起长庆集，将那张诗笺抽出来，递向陈宝璨问道：“自觉失于浅陋。韬庵，你看要不要留？”
“当然要留。第二句极深，非壶公的身分不能道。”
“那就摆在最后。”张之洞将诗笺递了给陈曾寿。
“浅人妄议，说第二句‘民’字应改‘臣’字，‘自’字应改‘易’字。完全不明白老师的本心。”
“喔，有这样的议论！”张之洞看得很严重：“别以讹传讹，真的大失我的本意。如果君臣乖离，则君既失德，臣亦不忠，不就骂了我自己了吗？”
“而况，题目上的两个人字，很清楚的，非民字不足以切题！”陈宝琛也说：“真是浅人妄议。”
“唉！”张之洞叹口气：“这就是末世之为末世，独多浅人！”
张之洞终于一瞑不视了。就在这天，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晚上九点多钟。他最后的遗言是：“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
当天晚上从北府开始到张之洞的同乡京官、门生故旧，都接到了报丧条。电报局大为忙碌，发往湖北的明码电特多，大半是报此噩耗的，此外发往上海的密电亦不少。到了深夜二点钟，庆王府送来一个密码电稿，发电的不知是庆王奕劻还是贝子载振，但收电的一方很清楚，是在彰德的袁世凯。
到得天明，军机进见，第一件事自是谈张之洞的身后，鹿传霖一面流泪，一面转述张之洞临终以前几天，如何惓惓于国事。摄政王嗟叹了一会，开始谈入正题。
首先要决定的是，军机大臣从行新官制以来，已非差使，而是专职。如今出了空缺，该由谁来补？
“张中堂保荐谁没有？”
“保荐了。”奕劻答说：“一个是戴少怀，一个是陆凤石。”
军机大臣虽改为专职，规例未改，同治初元以来，一向是亲贵掌枢，下面是两满两汉四大臣。张之洞保荐的当然是汉大臣，而且籍隶南方，恢复了两汉军机一南一北的旧例，一个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广东人，一个是吏部尚书陆润庠。
“陆凤石我另外有借重他之处。”摄政王说：“不如用戴少怀吧！庆亲王你看怎么样？”
奕劻知道摄政王已选定陆润庠为皇帝启蒙的师傅，表示赞成：“我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戴少怀懂洋文，办理交涉事件也方便些。”
接下来谈恤典。摄政王自动表示，应该格外从优，因为他亦微有所闻，张之洞的病是碰了他的两个钉子气出来的，所以借此补过。当时交代，赏陀罗经被、赐祭一坛，晋赠太保，派郡王衔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入祀贤良寺，赏银三千两治丧，两子一孙，升补官职。这些都是即时可以决定的，只有谥法，得要交内阁议奏。
内阁四大学士，除了张之洞，孙家鼐病得已经在拖日子了，那桐、世续对此根本不关心，所以由协办大学士荣庆跟鹿传霖两个人商量。鹿传霖很坦率地表示，张家亲族希望能谥文襄。
“谥文忠不好吗？”荣庆讶异地问。
李鸿章、荣禄都谥文忠，而这两个人都是张之洞不怎么佩服的，尤其是李鸿章，易名相同，更为张之洞所不愿。但在他人看来，论事功声望“张文忠”自然不及李文忠，张之洞的门生中，懂得这个道理的，自然亦不愿老师的声名，相形逊色。要求用文襄，那就犹之乎左宗棠与李鸿章，各有千秋了。
鹿传霖自然不便说破本意，只这样答说：“文忠虽好，文襄难得。”
“有武功才用襄字。”
“戡平大乱曰襄。”鹿传霖抢着说道：“香涛在两广，不也有武功吗？而且，那是打法国人。”
如果说这就是武功，那就无一督抚没有武功了。荣庆因为张之洞出缺，他才是坐升大学士，顾念这一点渊源，也就不再辩驳了。
张之洞去世消息一到武昌，湖北的好些要员红人，诸如提学使高凌霄、官钱局总办高松如、江汉关道齐耀珊、江夏县知县黄以霖，久受张之洞的栽培荫庇，无不悲痛万分。至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接到北京张府来的电报，则一恸而绝，灌姜汤、掐人中方醒过来的。
张彪之于张之洞的情分，不是知遇之恩四个字所能概括的。此人太原府人氏，出身寒微，据说是张之洞当山西巡抚时的轿班，因为生得相貌不俗，言语清楚，而且忠实可靠，所以张之洞将他在巡防营补了名字，一步一步提拔他做个哨官，替他起个号叫“虎臣”派为贴身的马弁，出入上房，亦不避忌。
张之洞前后三娶，第三位续弦夫人是名翰林山东福山王懿荣的胞妹，殁于光绪五年，其时张之洞已入中年，而做了祖父，便未再娶，不过妄媵甚多，也常偷丫头。其中有个使女凛然不可犯，真如俗语所说的“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张之洞反倒另眼相看，命老姨太认作义女，匹配张彪，而得了个“丫姑爷”的雅号。
张之洞在仕途中一帆风顺，张彪亦就水涨船高，与吴元凯并为“南皮爱将”但到了两官回銮，推行新政，远派勋臣之后及大员子弟，赴日本学习陆军，光绪二十九年并派铁良、凤山、段祺瑞、冯国璋、张彪、黎元洪等人赴日参观大演习，这一来，吴元凯相形逊色，湖北的军权，便逐渐归张彪所掌握了。
是如此亲如骨肉的关系，所以张彪“上院”向陈夔龙请假，要到京里去奔丧。陈夔龙没有准他，冲人在位而老成凋谢，人心不免摇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谁来指挥新军？张彪无奈，只得另外想法子去尽孝心。
第一件大事是替张之洞找一口好棺木。四处打听，知道熙泰昌茶栈，有口沉香木的棺木，张彪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下来，派管带四员护送，由陆军特别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押运，乘头等车连夜运到京里。当然，棺价是由张彪孝敬。
及至谥文襄的恩旨发布，湖北政学绅商各界在奥略楼设灵堂吊奠，张彪则在尚未落成的抱冰堂独设灵堂，一天三次拜供，都是自己照料，还请和尚来做佛事，披麻戴孝，哀哭尽礼。有些衙署公所，譬如象汉阳铁厂之类，单独设祭，张彪亦必赶去招呼吊客，而且代表家属答礼，俨然孤哀子的身分。
八月二十七那天，抱冰堂上格外热闹，香烟缭绕，铙钹齐鸣，僧道尼姑分三处念经，是张彪为张之洞做首七。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七八乘大轿，一连串的小轿，小轿中是青衣侍儿，扶出大轿中的太太们，到灵前一齐跪倒，放声大哭。游客无不诧异，细一打听，才知道是张彪的太太，约齐了曾受“张文襄”知遇的道府内眷，前来哭奠。这在官场中，亦算新样，真正妒煞了“到死不识绮罗香”的杨士骧！
由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被刺殒命的消息，占了报上许多篇幅，以致张府丧事的风光，就显得逊色了。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