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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丁澎遣戍的时候，汤斌也动了“驿马星”朝命调任江西岭北道。他的移交很顺利，库有存银，案无积牍；造一份“四柱清册”连印信交给了后任，仍旧跟到任时那样，雇两头骡子，一肩行李一箱书，带着汤本，悄然就道——事先得到消息，当地百姓预备跪香遮道，攀留不舍；这是办不到的事，同时他也不愿惊动地方父老，所以在公开宣布的行期前两天，半夜里开潼关，出函谷，取道湖北，入江西到任。
岭北道驻赣州。汤斌得以调此官职，有着无限的兴奋，因为这就是阳明先生王守仁做过的官；明朝的赣南巡抚与此时的岭北道，官称不同，事权相仿。他为学不薄程朱爱阳明，如今得能追步前贤，效法懿行来印证所学，实在是难得的良机。
这是有名的一个难治的地方“十月先开岭上梅”的大庆岭以北的地区，深山长谷，荒翳险阻，为两广通吴越的要道，所谓“接瓯闽百越之区，介谿谷万山之阻”那里的风俗，一方面是儒良秀美，尚义工巧；另一方面，劲悍习武，嗜勇好斗，对死生看得甚轻，所以是个著名的盗薮。
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文治武功，冠绝一时。武功之首，自然是五十大平宁王宸濠之乱，其次就是平盗，当时盘踞在崇山峻岭，鸟道丛篁中的土匪，共有左溪、桶岩、横水、氵利头四大股；王阳明判断形势，广用间谍，亲破贼巢八十余处，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年底，江西的土匪，完全肃清。汤斌对王阳明的这些业绩，早已研究得烂然于胸；所以一到任，首先要查访的就是地方的治安。
治安果然不好。在零都县北的零山，有一股土匪，头目叫做李玉廷，手下有一万多人，时常下山，劫掠行旅。因此，由福建长汀、西人赣州的这条要道，大受威胁；商贩裹足不前，市面萧条，地方的生计，大受影响。
汤斌心里在想，要办这一股土匪，不能期望动用官兵，首先没有这么多官兵可以调遣；就算能调到了，官兵的纪律如何不可知，未蒙平贼之利，先受骚扰之害，而且地方上要办军需供应，一样摊派，不如拿这笔钱来办民兵。
这有王阳明、戚继光等人的成法可循，只要实心实力，地方上无有不踊跃从事的。汤斌也读过兵书，亲自招募选练；布衣蔬食，起居生活比哪个都要苦，仅是这一分感召，就足以昂杨士气了。
于是，意想不到的，李玉廷派人上书，自愿投诚。汤斌抱着与人为善的宗旨，自然接纳；李玉廷倒言而有信，单身自缚，来见汤斌，表示负荆请罪。
这只是投诚的初步，他手下有一万多人，如何安置？得有善策。谈到这一点，李玉廷言语支吾，只说“弟兄相从多年，不忍舍弃”意思是要派他的官职，供他的粮饷；不说一句愿意“卖刀买犊”的话，那就大为可疑了。
因此，汤斌一面安抚李玉廷，一面去见巡抚苏宏祖，面禀经过，断言李玉廷投降，并非心悦诚服，随时可以生变，不可不预作防备。
“贵司饱学，识见超卓。”苏宏祖很诚恳地答道：“如有所见，尽请直言；赣州、南安两府，全靠老兄保障。”
“大人过奖了。”汤斌直抒所见：“倘或李玉廷包藏祸心，必扑南安。南安无兵防守，寇至即下，危险之至。我请大人立刻下令调兵；我今夜就走，先回南安设防。”
“好！就这么办。我派中军替你安排行程。”
“多谢大人，只恐耽误戎机，不必费事了。”
苏宏祖还要设宴为他犒劳，留他第二天一早再走。汤斌坚决辞谢，当夜就骑马带领八名亲兵，直驰南安。
走了两夜一天才到，到时已值深夜；叩关进城。人马俱乏，但汤斌不暇投店，由地保领着，一直来到南安知府衙门。知府已经人梦，听家人唤醒了说：“汤大人驾到”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汤斌此刻到府，必有极紧急的大事；喜的是有汤斌在，一切可以放心。
于是急急起身，匆匆穿戴，开了中门，在烛火下迎谒上司。
“大人想来还不曾用饭？请先休息，等我派人去找厨子。”
“不必太费事。”汤斌说道“请先派人招呼我那几个亲兵的饮食。我跟老兄先谈一谈。”
知府亲自引入书房，在明亮的灯光照映下。只见三十三岁的汤斌，脸色熏黑憔翠，敝衣破靴，手上还受了伤，用块中衣上撕下来的布条缚住伤口，上面血渍殷然。这副样子像个遭遇灾难，仓皇逃命的难民，哪里像个掌管半省民政的地方大吏？
“大人勤劳王事，着实辛苦！”那知府感动之下，一揖到地。
“好说，好说！”汤斌一把扶住他“老兄，不必再讲这些客套，我们谈正事！”
于是汤斌谈到如何设防。虽有乡兵，打硬仗不是劲悍的土匪的对手；汤斌指示，多设疑兵，加强巡逻。城内要清查保甲，监视奸充。只要示贼以有备，或者可以让土匪知难而退；万一李玉廷要硬攻南安，只要能守得十天，苏巡抚所调遣的官军，必可赴援解围。
“我请问老兄，”汤斌重提一句：“万一有变，能不能守到十天？”
受了汤斌的鼓舞，那知府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尽力而为。倘或守不到十天，与城共亡。”
有此必死的决心，南安一定可以守住。汤斌欣然称许，只见他的脸上，一双憔悴眼睛，神采奕奕，显得极有信心似的。
第二天一早，汤斌亲自帮着部署；旗帜鲜明，号令严整，士气极好。也就是在刚刚部署完成的第三天，李玉廷大股，远远而至。瞭望守卒发觉敌情，驰报知府，知府又转报汤斌，急急赶到城上。
果然，汤斌棋先一着，发生了吓阻的作用，李玉廷和他弟弟秀廷所率领的土匪，一看城头刁斗森严，旗旗密布，知道硬攻无益；而且他们亦没有打硬仗的准备，只好悄然退去。
危机虽暂时得解，汤斌却不敢丝毫疏忽，督率南安知府、大庾县知县，夜以继日地把防务上的“缺口”都堵塞起来。这样过了十天才部署完成，正待回赣州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命案。
这件命案的严重，是因为凶手为平南王尚可喜的部下。尚可喜驻兵广东，派了一名姓董的游击，带领小队买马回广州；经过南安时，他的部下两名“旗军”一个叫孙大，一个叫陈报国，不守纪律，持枪带刀，闯入民居，强取鸭子——南安的腊鸭，远近驰名；鸭子是老百姓生计所关，有人强取了一只，开了个例，凡是兵卒都可恃强而取，岂不断绝生计？因此为一只鸭子起了冲突。
那家姓钟，弟兄三个，老大叫钟应贞，在向孙大讨回鸭子时被杀；钟应光喊了声救命，结果又为陈报国杀死。于是老三针应尧陪着寡嫂到董游击那里喊冤。
董游击一听大怒，驰马到了现场，陈报国已经逃走；董游击拔出腰刀，住孙大脖子上就砍。但就在利刃加颈的刹那，他变了主意，收足腰刀，吩咐亲兵将孙大捆了起来，移送大庾县办罪。
这倒也是正办。只是随带的队伍，蛮不讲理，纷纷向游击去陈诉，说是旗军因为与百姓争斗，为了一只鸭子，闹出命案，如果要旗军抵命，以后必受百姓欺侮，寸步难行了。因此，要求董游击无论如何耍摆“威风”出来。
董游击不但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还听从了部下的设计，首先就把“威风”摆在苦主身上，说是孙大为了钟家吃官司，一切要归苦主招待。到坐堂问案那天，命案被告孙大是坐了轿子去的，自然，轿子是苦主所雇；入狱以后，又要苦主为孙大送牢饭，每天一只肥鸭，如果敢支吾一声，立刻就以白刃相向。
另一方面大庾县知县，也受了胁迫；判的不是强取鸭子，致人死命，说是“索鸭必致争闹，疑于殴斗，故依律拟绞。”而以当时的赦例，绞刑可以不死，同时两条人命由孙大一人承当，陈报国竟能置身事外。这就是说，钟家弟兄，等于白死！不但白死，还要花钱供养凶手。
汤斌得报，大为震怒。等公事报到，亲自提审；董游击的部下，与当地老百姓来看审，挤得水泄不通。
一声“带原告”只听钟家的亲属，哭声震天；上堂一问，除了叙述当时命案经过以外，又说，为了供养孙大，已卖掉两个亲生儿子。世间哪有这样的不平之事？要请“青天大人作主伸冤”！
汤斌不置可否，先请董游击上堂问道：“一面是贵部，一面是百姓，你看人数多寡？万一发生殴斗，如何收场？”
董游击一听这话，心里着慌，躬身答道：“请大人示下。”
“士卒须受约束，不宜干预民政。请贵官将所部带回营地；千万注意纪律，倘滋事，本道断难回护。”
汤斌是兵备道，下马治民，上马管军，职兼文武，而且大庚的义兵正被汤斌训练得生气勃勃；万一发生冲突，自己过境的少数人马，不是对手。即令事后能倚仗平南王的势力，找回面子，无论如何眼前亏是吃定了。因此董游击表现得很合作，把夹在老百姓当中看市孙大的士兵，都集中在一起，带队回营。
就这一下，便令大庾百姓，心折无已。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汤斌是如何大快人心地平反冤狱。
“提孙大！”
堂上一呼，阶下齐诺，把孙大从“班房”里提了出来；只见他起初傲然不以为意，等向堂下一望，顿显惊慌——一大家都明白，他仗的就是旗军的势；每次“过堂”都有人助威，如今同伴一个不见，自然气馁。
问明姓名年籍，汤斌问道：“钟家兄弟，是你杀死的吗？”
“是因为买鸭子起了争执，我一时失手伤人。”
汤斌已把全案连件作所填的“尸格”何处受伤，伤痕如何，缘何致命，都记熟在心里；这时不用检机案卷，便可洁问：“钟家老大，左乳下中枪，直透后心；这致命之伤是怎么来的？”
孙大无法抵赖，依然这样回答：“是我一时失手。”
“听你的供词，好像在跟人比武似的，左一个‘失手’，右一个‘失手’！我且问你钟家老大那时手中拿着什么东西？”
“拿着一只鸭。”
“照此说来是赤手空拳，并无武器？”
孙大无法狡辩，只好答应一声：“我不曾细看。”
“不曾细看，便是毫无防备；你一个毫无防备的人，把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杀掉了，还说是‘失手’？”一说到这里，汤斌不提此事；问到第二条人命“钟家老二是谁杀掉的？”
“也是我一时失手。”
“喔，又是你！你的‘失手’何其之多？”
这句带着讥讽意味的话，鸦雀无声的老百姓听得明明白白，都高兴地笑了。
“钟家老二尸身只有刀伤，莫非你是一手持枪，一手持刀，带着两样武器？”
这一问把孙大问住了，低着头好久不响。
“是陈报国是不是？说！”汤斌第一次动用了惊堂木。
“是。”
汤斌点点头，大声宣示：“案情已明，原告饬回，孙大收押，不准任何人接见，亦不得食用外送食物。听候本道提取陈报国到案，再行定罪。”
这一宣布，等于是说要抓陈报国一起来抵命。堂下无不抚掌称快，交颂青天。但汤斌的处置却很慎重，第二天就离了南安，去见巡抚苏宏祖，提出两项要求，希望得到支持。
“凶手有枪，死者空手，力不相敌，不能谓之争执斗殴。”汤斌的第一要求是：“凶手应依‘故杀’律定罪。”
第二个要求是行文平南王府，要求将另一凶手陈报国交出来，归案讯办——当然，汛办也是故杀，要孙大和陈报国双双为钟氏兄弟抵命。
苏宏祖是个好长官，但禀性微嫌游移懦弱，虽然对汤斌信任而又佩服，但他怕这样严厉执法，会引起平南府的不满，闹出事来，是件大案，前程不保之外，还有别的祸事，因而显得极其为难。
“潜庵！”苏宏祖的态度不像上司，倒像个一向依恃汤斌的老朋友，所以称他的号，用商量的语气说：“是不是可以缓和一点儿呢？”
“大人！”汤斌答道：“我不敢有丝毫成见，亦不敢有丝毫爱憎之心，只记着‘持法务平’四字，民不平则起民愤；民愤不泄则必酿成民变。此案一时因可以硬压下去，只是将来的纠纷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那时大人或者有悔不当初之叹了！”
苏宏祖人虽懦弱，却不是不能激励的人；一听汤斌的话，再细想一想将来的利害关系，壮起胆气答道：“也罢！我依旧听你的。”
于是汤斌“客串”苏宏祖的幕友，代为拟了一道致平南王府长史的咨文，细叙案情，同时强调为了以后彼此和谐，办理军差方便起见，必须依法处置，请求将陈报国移送归案。
这个咨文缮好用印，派专差度大庆岭到广东投递，立等回文。当时约定，汤斌仍回南安；平南王府的回文一到，就近交汤斌拆阅处理。
不久，平南王府复文到达杨斌手中，拆阅一看，答复出人意外，说是陈报国因为剿匪中炮，业已阵亡，无从移送。其事真假不可知，但就复文来看，并未表示陈报国无罪；这样在法理上已有交代。汤斌既然无法亲自到平南王府问明真假，就只有依律“免究”
孙大自然难逃一死，正法之日，万民欢呼；都认为朝廷毕竟能重民命，更当奉公守法，做一个好百姓。而平南王府所属的官兵，只要一人江西，也大为安分，深怕犯在汤斌手里。到这时，苏宏祖真的佩服汤斌，见识超卓。
然而这样一个好官，不能再在南赣了。因为汤斌接到家书，他父亲的便血的旧疾复发——一自从他母亲赵太夫人殉难后，父子俩相依为命；回想当年艰苦倍尝的光景，汤斌孺慕之心，无法抑制，忧思成疾，因而上书，请求辞官归里，省视老父。
苏宏祖自然不允。汤斌重复上书，再三再四，到第五次上书他是这样陈情：
斌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赴任时归省，老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斌病，病必剧，是斌贻误岭疆，不可为巨；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
苏宏祖看到这样的哀词，再也不忍心了；于是代为出奏，让汤斌“予告”部中复文一到，立刻准备回乡；而一笔盘缠，却无着落。
如果说要让家里寄钱来，往返数千里，缓不济急；而且也怕伤了老父的心，在外服官，穷得连回家的川资都没有，这不太惨了吗？
万般无奈，只有卖去所骑的一匹马——这匹马是汤斌因为地方不靖，山路崎岖，为了应变和视察的需要，到任不久用官俸所买的私产；这时马价又涨了，卖掉了勉强可供还乡之用，便叫汤本从槽头上牵到市集上去处分。
“汤本，这匹马不可胡乱卖掉。”他说“第一，不可跟人多要价钱。”
汤本知道他的脾气，答一声：“知道。”
“第二，要替这匹马找个好主人。”
“这就难了。”汤本问道：“大少爷，怎样才是好主人？我不大明白。”
“这匹马很驯良，就年纪大些的人骑也不妨。你看有那长厚积善之家，老主人要觅座骑代步，你就卖了给他。”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
“那就要挑那爱马的，自然不会虐待牲口。若有这样的买主，就减些价也不妨。”
汤本遵照主人吩咐，刚要牵走，汤斌又把他喊住，还有一句话嘱咐。
“千万不可说，卖马充作川资！”
这一点汤本也明白，如果那样一说，必有人自愿献赠川资；而且可以料定，像这样的人还不会少。主人当然绝不肯接受，结果推来让去，无非平添许多麻烦。
“我这样说，我家主人打算由水路回河南，用不着这匹马。”
“对了，就是这么说。”
果然，汤斌有先见之明——马一牵到市集，想买的人真不少；也都认得汤本，第一句话就是问：“汤大人为什么要卖马？”
这也难怪大家问。都听过隋唐故事，秦叔宝困在天堂州，客中资釜不继，只好卖马。汤斌官居三品，如果也是像秦叔宝那样受困，就是件不可想象之事；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我家主人从水路回乡，马匹无用。”
“那我买。请汤二爷说价，要多少就是多少。”
“慢来，马价不贵，我且请问，你买了这匹马干什么？”
“自然是当座骑。”那人说“我儿子在驿站当差，得要有匹好马，伺候贵人；官马都不好，自己备一匹马，当差便有许多好处。”
汤本心想驿马最苦，绝不能卖，但也不必说明原因，只摇着手说：“不行、不行！对不起，我这匹马不能卖给你。”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最后来了个地方上有长者之称的“张老好”；他买马的用意，只为敬爱汤斌，想留一点去思，睹物思人，愿意把马养在槽头上，逢到春秋佳日骑着出去逛一逛。
这是教这匹马去享福，付托有人，汤本把马卖了给他。
于是在百姓遮道攀留，父老涕泣相向的场面下，汤斌离任回乡。抵达睢州，已在年底；父子相见，无不悲喜交集。从此汤斌闭门侍父课子，琅琅书声与汤夫人的轧轧机声相应和，肃然的门庭中，自有盎然的生机。
家居不问外事，更不涉足官场；因此，汤斌对于京师的情形，十分隔膜。这样过了一年多，忽然听说有“哀诏”颁到，皇帝殡天了——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亥刻。
事起突然，因而许多离奇谣言，说是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了家。汤斌不信这样的说法；皇帝好佛，曾延请玉林、木陈两高僧人禁中讲法，而且由玉林以“龙池祖法派”的行辈，为皇帝取法名叫做“行痴”这是汤斌所知道的。但好佛不一定出家，尤其以万乘之尊，弃天下如敝展，不顾社稷臣民，遁人空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而谣言越来越离奇，甚至说顺治皇帝的宠妃，薨于上年八月十九的董鄂妃，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的爱姬，出身秦淮的董小宛。皇帝在五台山出家，就是为了董小宛香消玉殒，以致万念俱灰的缘故。汤斌与江南文士，虽不甚接近，却与汪尧峰极熟；他曾作冒辟疆“水绘园”中的座上客，对董小宛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为汤斌谈过，董小宛早在十年前就已下世，死时得年二十八，那年顺治皇帝才十四岁。
不久，民间传抄着四首吴梅村的清凉山礼佛诗，诗是五言古风，迷离倘。况，不知隐藏着什么“本事”而有人说第一首、第二首，都有很明白的线索，第一首开头是这样八句：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咸，丝盖云中来。
双成是仙女，姓董。所以这一句是切一个董小宛的董字。
第二首开头是这样六句：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岩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自是一个董字。“萎落”明指身死，而开头的“凉风”和“蟋蟀”则更指明死的时间。
谈到第三首，就更神乎其神了，其中有一段说：
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皇帝不留烟火人间，就是已人禅门。但也有人说，这正是皇帝驾崩，未曾出家的明证“不得留人间”当然是仙去，所以下面又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的话，房里是“天驷”是说皇帝将巡幸某一个地方，而未曾启辟，突然晏驾。
对于这些传说，自然有亲友邻居，来问汤斌。他只能就事论事作解释；心知为非，却不愿肯定地说，到底如何？因为那是妄言。最后，终于明白了真相，是京中来客所谈，大行皇帝死于痘。起病于正月初四，到了初七，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泼水。才知是出痘。
同时下令刑部及京师地方衙门，开释系狱的囚犯，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大行仁政，并不能为皇帝却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学士两人至养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遗诏。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正黄旗的麻勒吉，当顺治九年满汉分榜时，他是满洲状元；还有一个叫王熙，是京师的土著，顺治四年的进士，会讲满洲话，通满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门开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驾崩，于是宫中治丧，一片缟素；文武官员照满洲的习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红缨，然后依礼成服，朝夕哭临。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两个，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位反常地落在较幼的玄烨身上，这是出于一个日耳曼人的建议。
这个西洋人的华名叫汤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的推荐，被征参与修改历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历的伟绩，被授为钦天监；以后又得封号“通玄教师”升官进秩至正一品。这些恩宠之来，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场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缘故。选立嗣君之际，孝庄太后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烨出过，以立玄烨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实例在，所以此一建议，从太后到满洲亲贵大臣，无不接纳。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颁遗诏；而公开的遗诏已不尽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满洲的从龙之臣，不满皇帝生前的作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无对证的机会，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这道遗诏“罪己”的意味特重。一开头就说：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旧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汤斌亲自监工，其时正是流火烁金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 -->>
当丁澎遣戍的时候，汤斌也动了“驿马星”朝命调任江西岭北道。他的移交很顺利，库有存银，案无积牍；造一份“四柱清册”连印信交给了后任，仍旧跟到任时那样，雇两头骡子，一肩行李一箱书，带着汤本，悄然就道——事先得到消息，当地百姓预备跪香遮道，攀留不舍；这是办不到的事，同时他也不愿惊动地方父老，所以在公开宣布的行期前两天，半夜里开潼关，出函谷，取道湖北，入江西到任。
岭北道驻赣州。汤斌得以调此官职，有着无限的兴奋，因为这就是阳明先生王守仁做过的官；明朝的赣南巡抚与此时的岭北道，官称不同，事权相仿。他为学不薄程朱爱阳明，如今得能追步前贤，效法懿行来印证所学，实在是难得的良机。
这是有名的一个难治的地方“十月先开岭上梅”的大庆岭以北的地区，深山长谷，荒翳险阻，为两广通吴越的要道，所谓“接瓯闽百越之区，介谿谷万山之阻”那里的风俗，一方面是儒良秀美，尚义工巧；另一方面，劲悍习武，嗜勇好斗，对死生看得甚轻，所以是个著名的盗薮。
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文治武功，冠绝一时。武功之首，自然是五十大平宁王宸濠之乱，其次就是平盗，当时盘踞在崇山峻岭，鸟道丛篁中的土匪，共有左溪、桶岩、横水、氵利头四大股；王阳明判断形势，广用间谍，亲破贼巢八十余处，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年底，江西的土匪，完全肃清。汤斌对王阳明的这些业绩，早已研究得烂然于胸；所以一到任，首先要查访的就是地方的治安。
治安果然不好。在零都县北的零山，有一股土匪，头目叫做李玉廷，手下有一万多人，时常下山，劫掠行旅。因此，由福建长汀、西人赣州的这条要道，大受威胁；商贩裹足不前，市面萧条，地方的生计，大受影响。
汤斌心里在想，要办这一股土匪，不能期望动用官兵，首先没有这么多官兵可以调遣；就算能调到了，官兵的纪律如何不可知，未蒙平贼之利，先受骚扰之害，而且地方上要办军需供应，一样摊派，不如拿这笔钱来办民兵。
这有王阳明、戚继光等人的成法可循，只要实心实力，地方上无有不踊跃从事的。汤斌也读过兵书，亲自招募选练；布衣蔬食，起居生活比哪个都要苦，仅是这一分感召，就足以昂杨士气了。
于是，意想不到的，李玉廷派人上书，自愿投诚。汤斌抱着与人为善的宗旨，自然接纳；李玉廷倒言而有信，单身自缚，来见汤斌，表示负荆请罪。
这只是投诚的初步，他手下有一万多人，如何安置？得有善策。谈到这一点，李玉廷言语支吾，只说“弟兄相从多年，不忍舍弃”意思是要派他的官职，供他的粮饷；不说一句愿意“卖刀买犊”的话，那就大为可疑了。
因此，汤斌一面安抚李玉廷，一面去见巡抚苏宏祖，面禀经过，断言李玉廷投降，并非心悦诚服，随时可以生变，不可不预作防备。
“贵司饱学，识见超卓。”苏宏祖很诚恳地答道：“如有所见，尽请直言；赣州、南安两府，全靠老兄保障。”
“大人过奖了。”汤斌直抒所见：“倘或李玉廷包藏祸心，必扑南安。南安无兵防守，寇至即下，危险之至。我请大人立刻下令调兵；我今夜就走，先回南安设防。”
“好！就这么办。我派中军替你安排行程。”
“多谢大人，只恐耽误戎机，不必费事了。”
苏宏祖还要设宴为他犒劳，留他第二天一早再走。汤斌坚决辞谢，当夜就骑马带领八名亲兵，直驰南安。
走了两夜一天才到，到时已值深夜；叩关进城。人马俱乏，但汤斌不暇投店，由地保领着，一直来到南安知府衙门。知府已经人梦，听家人唤醒了说：“汤大人驾到”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汤斌此刻到府，必有极紧急的大事；喜的是有汤斌在，一切可以放心。
于是急急起身，匆匆穿戴，开了中门，在烛火下迎谒上司。
“大人想来还不曾用饭？请先休息，等我派人去找厨子。”
“不必太费事。”汤斌说道“请先派人招呼我那几个亲兵的饮食。我跟老兄先谈一谈。”
知府亲自引入书房，在明亮的灯光照映下。只见三十三岁的汤斌，脸色熏黑憔翠，敝衣破靴，手上还受了伤，用块中衣上撕下来的布条缚住伤口，上面血渍殷然。这副样子像个遭遇灾难，仓皇逃命的难民，哪里像个掌管半省民政的地方大吏？
“大人勤劳王事，着实辛苦！”那知府感动之下，一揖到地。
“好说，好说！”汤斌一把扶住他“老兄，不必再讲这些客套，我们谈正事！”
于是汤斌谈到如何设防。虽有乡兵，打硬仗不是劲悍的土匪的对手；汤斌指示，多设疑兵，加强巡逻。城内要清查保甲，监视奸充。只要示贼以有备，或者可以让土匪知难而退；万一李玉廷要硬攻南安，只要能守得十天，苏巡抚所调遣的官军，必可赴援解围。
“我请问老兄，”汤斌重提一句：“万一有变，能不能守到十天？”
受了汤斌的鼓舞，那知府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尽力而为。倘或守不到十天，与城共亡。”
有此必死的决心，南安一定可以守住。汤斌欣然称许，只见他的脸上，一双憔悴眼睛，神采奕奕，显得极有信心似的。
第二天一早，汤斌亲自帮着部署；旗帜鲜明，号令严整，士气极好。也就是在刚刚部署完成的第三天，李玉廷大股，远远而至。瞭望守卒发觉敌情，驰报知府，知府又转报汤斌，急急赶到城上。
果然，汤斌棋先一着，发生了吓阻的作用，李玉廷和他弟弟秀廷所率领的土匪，一看城头刁斗森严，旗旗密布，知道硬攻无益；而且他们亦没有打硬仗的准备，只好悄然退去。
危机虽暂时得解，汤斌却不敢丝毫疏忽，督率南安知府、大庾县知县，夜以继日地把防务上的“缺口”都堵塞起来。这样过了十天才部署完成，正待回赣州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命案。
这件命案的严重，是因为凶手为平南王尚可喜的部下。尚可喜驻兵广东，派了一名姓董的游击，带领小队买马回广州；经过南安时，他的部下两名“旗军”一个叫孙大，一个叫陈报国，不守纪律，持枪带刀，闯入民居，强取鸭子——南安的腊鸭，远近驰名；鸭子是老百姓生计所关，有人强取了一只，开了个例，凡是兵卒都可恃强而取，岂不断绝生计？因此为一只鸭子起了冲突。
那家姓钟，弟兄三个，老大叫钟应贞，在向孙大讨回鸭子时被杀；钟应光喊了声救命，结果又为陈报国杀死。于是老三针应尧陪着寡嫂到董游击那里喊冤。
董游击一听大怒，驰马到了现场，陈报国已经逃走；董游击拔出腰刀，住孙大脖子上就砍。但就在利刃加颈的刹那，他变了主意，收足腰刀，吩咐亲兵将孙大捆了起来，移送大庾县办罪。
这倒也是正办。只是随带的队伍，蛮不讲理，纷纷向游击去陈诉，说是旗军因为与百姓争斗，为了一只鸭子，闹出命案，如果要旗军抵命，以后必受百姓欺侮，寸步难行了。因此，要求董游击无论如何耍摆“威风”出来。
董游击不但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还听从了部下的设计，首先就把“威风”摆在苦主身上，说是孙大为了钟家吃官司，一切要归苦主招待。到坐堂问案那天，命案被告孙大是坐了轿子去的，自然，轿子是苦主所雇；入狱以后，又要苦主为孙大送牢饭，每天一只肥鸭，如果敢支吾一声，立刻就以白刃相向。
另一方面大庾县知县，也受了胁迫；判的不是强取鸭子，致人死命，说是“索鸭必致争闹，疑于殴斗，故依律拟绞。”而以当时的赦例，绞刑可以不死，同时两条人命由孙大一人承当，陈报国竟能置身事外。这就是说，钟家弟兄，等于白死！不但白死，还要花钱供养凶手。
汤斌得报，大为震怒。等公事报到，亲自提审；董游击的部下，与当地老百姓来看审，挤得水泄不通。
一声“带原告”只听钟家的亲属，哭声震天；上堂一问，除了叙述当时命案经过以外，又说，为了供养孙大，已卖掉两个亲生儿子。世间哪有这样的不平之事？要请“青天大人作主伸冤”！
汤斌不置可否，先请董游击上堂问道：“一面是贵部，一面是百姓，你看人数多寡？万一发生殴斗，如何收场？”
董游击一听这话，心里着慌，躬身答道：“请大人示下。”
“士卒须受约束，不宜干预民政。请贵官将所部带回营地；千万注意纪律，倘滋事，本道断难回护。”
汤斌是兵备道，下马治民，上马管军，职兼文武，而且大庚的义兵正被汤斌训练得生气勃勃；万一发生冲突，自己过境的少数人马，不是对手。即令事后能倚仗平南王的势力，找回面子，无论如何眼前亏是吃定了。因此董游击表现得很合作，把夹在老百姓当中看市孙大的士兵，都集中在一起，带队回营。
就这一下，便令大庾百姓，心折无已。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等着看汤斌是如何大快人心地平反冤狱。
“提孙大！”
堂上一呼，阶下齐诺，把孙大从“班房”里提了出来；只见他起初傲然不以为意，等向堂下一望，顿显惊慌——一大家都明白，他仗的就是旗军的势；每次“过堂”都有人助威，如今同伴一个不见，自然气馁。
问明姓名年籍，汤斌问道：“钟家兄弟，是你杀死的吗？”
“是因为买鸭子起了争执，我一时失手伤人。”
汤斌已把全案连件作所填的“尸格”何处受伤，伤痕如何，缘何致命，都记熟在心里；这时不用检机案卷，便可洁问：“钟家老大，左乳下中枪，直透后心；这致命之伤是怎么来的？”
孙大无法抵赖，依然这样回答：“是我一时失手。”
“听你的供词，好像在跟人比武似的，左一个‘失手’，右一个‘失手’！我且问你钟家老大那时手中拿着什么东西？”
“拿着一只鸭。”
“照此说来是赤手空拳，并无武器？”
孙大无法狡辩，只好答应一声：“我不曾细看。”
“不曾细看，便是毫无防备；你一个毫无防备的人，把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杀掉了，还说是‘失手’？”一说到这里，汤斌不提此事；问到第二条人命“钟家老二是谁杀掉的？”
“也是我一时失手。”
“喔，又是你！你的‘失手’何其之多？”
这句带着讥讽意味的话，鸦雀无声的老百姓听得明明白白，都高兴地笑了。
“钟家老二尸身只有刀伤，莫非你是一手持枪，一手持刀，带着两样武器？”
这一问把孙大问住了，低着头好久不响。
“是陈报国是不是？说！”汤斌第一次动用了惊堂木。
“是。”
汤斌点点头，大声宣示：“案情已明，原告饬回，孙大收押，不准任何人接见，亦不得食用外送食物。听候本道提取陈报国到案，再行定罪。”
这一宣布，等于是说要抓陈报国一起来抵命。堂下无不抚掌称快，交颂青天。但汤斌的处置却很慎重，第二天就离了南安，去见巡抚苏宏祖，提出两项要求，希望得到支持。
“凶手有枪，死者空手，力不相敌，不能谓之争执斗殴。”汤斌的第一要求是：“凶手应依‘故杀’律定罪。”
第二个要求是行文平南王府，要求将另一凶手陈报国交出来，归案讯办——当然，汛办也是故杀，要孙大和陈报国双双为钟氏兄弟抵命。
苏宏祖是个好长官，但禀性微嫌游移懦弱，虽然对汤斌信任而又佩服，但他怕这样严厉执法，会引起平南府的不满，闹出事来，是件大案，前程不保之外，还有别的祸事，因而显得极其为难。
“潜庵！”苏宏祖的态度不像上司，倒像个一向依恃汤斌的老朋友，所以称他的号，用商量的语气说：“是不是可以缓和一点儿呢？”
“大人！”汤斌答道：“我不敢有丝毫成见，亦不敢有丝毫爱憎之心，只记着‘持法务平’四字，民不平则起民愤；民愤不泄则必酿成民变。此案一时因可以硬压下去，只是将来的纠纷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那时大人或者有悔不当初之叹了！”
苏宏祖人虽懦弱，却不是不能激励的人；一听汤斌的话，再细想一想将来的利害关系，壮起胆气答道：“也罢！我依旧听你的。”
于是汤斌“客串”苏宏祖的幕友，代为拟了一道致平南王府长史的咨文，细叙案情，同时强调为了以后彼此和谐，办理军差方便起见，必须依法处置，请求将陈报国移送归案。
这个咨文缮好用印，派专差度大庆岭到广东投递，立等回文。当时约定，汤斌仍回南安；平南王府的回文一到，就近交汤斌拆阅处理。
不久，平南王府复文到达杨斌手中，拆阅一看，答复出人意外，说是陈报国因为剿匪中炮，业已阵亡，无从移送。其事真假不可知，但就复文来看，并未表示陈报国无罪；这样在法理上已有交代。汤斌既然无法亲自到平南王府问明真假，就只有依律“免究”
孙大自然难逃一死，正法之日，万民欢呼；都认为朝廷毕竟能重民命，更当奉公守法，做一个好百姓。而平南王府所属的官兵，只要一人江西，也大为安分，深怕犯在汤斌手里。到这时，苏宏祖真的佩服汤斌，见识超卓。
然而这样一个好官，不能再在南赣了。因为汤斌接到家书，他父亲的便血的旧疾复发——一自从他母亲赵太夫人殉难后，父子俩相依为命；回想当年艰苦倍尝的光景，汤斌孺慕之心，无法抑制，忧思成疾，因而上书，请求辞官归里，省视老父。
苏宏祖自然不允。汤斌重复上书，再三再四，到第五次上书他是这样陈情：
斌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赴任时归省，老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斌病，病必剧，是斌贻误岭疆，不可为巨；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
苏宏祖看到这样的哀词，再也不忍心了；于是代为出奏，让汤斌“予告”部中复文一到，立刻准备回乡；而一笔盘缠，却无着落。
如果说要让家里寄钱来，往返数千里，缓不济急；而且也怕伤了老父的心，在外服官，穷得连回家的川资都没有，这不太惨了吗？
万般无奈，只有卖去所骑的一匹马——这匹马是汤斌因为地方不靖，山路崎岖，为了应变和视察的需要，到任不久用官俸所买的私产；这时马价又涨了，卖掉了勉强可供还乡之用，便叫汤本从槽头上牵到市集上去处分。
“汤本，这匹马不可胡乱卖掉。”他说“第一，不可跟人多要价钱。”
汤本知道他的脾气，答一声：“知道。”
“第二，要替这匹马找个好主人。”
“这就难了。”汤本问道：“大少爷，怎样才是好主人？我不大明白。”
“这匹马很驯良，就年纪大些的人骑也不妨。你看有那长厚积善之家，老主人要觅座骑代步，你就卖了给他。”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
“那就要挑那爱马的，自然不会虐待牲口。若有这样的买主，就减些价也不妨。”
汤本遵照主人吩咐，刚要牵走，汤斌又把他喊住，还有一句话嘱咐。
“千万不可说，卖马充作川资！”
这一点汤本也明白，如果那样一说，必有人自愿献赠川资；而且可以料定，像这样的人还不会少。主人当然绝不肯接受，结果推来让去，无非平添许多麻烦。
“我这样说，我家主人打算由水路回河南，用不着这匹马。”
“对了，就是这么说。”
果然，汤斌有先见之明——马一牵到市集，想买的人真不少；也都认得汤本，第一句话就是问：“汤大人为什么要卖马？”
这也难怪大家问。都听过隋唐故事，秦叔宝困在天堂州，客中资釜不继，只好卖马。汤斌官居三品，如果也是像秦叔宝那样受困，就是件不可想象之事；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我家主人从水路回乡，马匹无用。”
“那我买。请汤二爷说价，要多少就是多少。”
“慢来，马价不贵，我且请问，你买了这匹马干什么？”
“自然是当座骑。”那人说“我儿子在驿站当差，得要有匹好马，伺候贵人；官马都不好，自己备一匹马，当差便有许多好处。”
汤本心想驿马最苦，绝不能卖，但也不必说明原因，只摇着手说：“不行、不行！对不起，我这匹马不能卖给你。”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最后来了个地方上有长者之称的“张老好”；他买马的用意，只为敬爱汤斌，想留一点去思，睹物思人，愿意把马养在槽头上，逢到春秋佳日骑着出去逛一逛。
这是教这匹马去享福，付托有人，汤本把马卖了给他。
于是在百姓遮道攀留，父老涕泣相向的场面下，汤斌离任回乡。抵达睢州，已在年底；父子相见，无不悲喜交集。从此汤斌闭门侍父课子，琅琅书声与汤夫人的轧轧机声相应和，肃然的门庭中，自有盎然的生机。
家居不问外事，更不涉足官场；因此，汤斌对于京师的情形，十分隔膜。这样过了一年多，忽然听说有“哀诏”颁到，皇帝殡天了——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亥刻。
事起突然，因而许多离奇谣言，说是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了家。汤斌不信这样的说法；皇帝好佛，曾延请玉林、木陈两高僧人禁中讲法，而且由玉林以“龙池祖法派”的行辈，为皇帝取法名叫做“行痴”这是汤斌所知道的。但好佛不一定出家，尤其以万乘之尊，弃天下如敝展，不顾社稷臣民，遁人空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而谣言越来越离奇，甚至说顺治皇帝的宠妃，薨于上年八月十九的董鄂妃，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的爱姬，出身秦淮的董小宛。皇帝在五台山出家，就是为了董小宛香消玉殒，以致万念俱灰的缘故。汤斌与江南文士，虽不甚接近，却与汪尧峰极熟；他曾作冒辟疆“水绘园”中的座上客，对董小宛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为汤斌谈过，董小宛早在十年前就已下世，死时得年二十八，那年顺治皇帝才十四岁。
不久，民间传抄着四首吴梅村的清凉山礼佛诗，诗是五言古风，迷离倘。况，不知隐藏着什么“本事”而有人说第一首、第二首，都有很明白的线索，第一首开头是这样八句：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咸，丝盖云中来。
双成是仙女，姓董。所以这一句是切一个董小宛的董字。
第二首开头是这样六句：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岩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自是一个董字。“萎落”明指身死，而开头的“凉风”和“蟋蟀”则更指明死的时间。
谈到第三首，就更神乎其神了，其中有一段说：
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皇帝不留烟火人间，就是已人禅门。但也有人说，这正是皇帝驾崩，未曾出家的明证“不得留人间”当然是仙去，所以下面又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的话，房里是“天驷”是说皇帝将巡幸某一个地方，而未曾启辟，突然晏驾。
对于这些传说，自然有亲友邻居，来问汤斌。他只能就事论事作解释；心知为非，却不愿肯定地说，到底如何？因为那是妄言。最后，终于明白了真相，是京中来客所谈，大行皇帝死于痘。起病于正月初四，到了初七，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泼水。才知是出痘。
同时下令刑部及京师地方衙门，开释系狱的囚犯，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大行仁政，并不能为皇帝却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学士两人至养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遗诏。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正黄旗的麻勒吉，当顺治九年满汉分榜时，他是满洲状元；还有一个叫王熙，是京师的土著，顺治四年的进士，会讲满洲话，通满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门开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驾崩，于是宫中治丧，一片缟素；文武官员照满洲的习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红缨，然后依礼成服，朝夕哭临。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两个，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位反常地落在较幼的玄烨身上，这是出于一个日耳曼人的建议。
这个西洋人的华名叫汤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的推荐，被征参与修改历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历的伟绩，被授为钦天监；以后又得封号“通玄教师”升官进秩至正一品。这些恩宠之来，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场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缘故。选立嗣君之际，孝庄太后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烨出过，以立玄烨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实例在，所以此一建议，从太后到满洲亲贵大臣，无不接纳。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颁遗诏；而公开的遗诏已不尽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满洲的从龙之臣，不满皇帝生前的作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无对证的机会，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这道遗诏“罪己”的意味特重。一开头就说：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旧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汤斌亲自监工，其时正是流火烁金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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