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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阿信从没记得过我的习惯,甚至连我总是不要塑胶袋这么有公德心的事也不记得,每次结帐完都要问我一次:“先生,请问你要塑胶袋吗?”真是令人泄气。

    我后来放弃了跟阿信之间的默契培养,毕竟连续一个月猛吃叉烧包可是会腻死人的。所以问阿信应该没屁用吧,他甚至连我在心里叫他“阿信”这种事也不知道。

    我还能问谁呢?

    公车司机?我可不认识总是会在我快到站时,会大叫“箫国胜!下车啰!”这种模范司机,我认识的司机只跟老年人说话,例如那个总是在赶时间的八字胡司机老陈,总是对慢吞吞的欧巴桑大喊:“卡紧啦,青红灯系呒等人耶!”我还没到司机愿意跟我喊叫的年纪,对老陈来说我还只是个投币的乘客罢了。

    漫画店的小李?那个戴着拉风红色边框眼镜的小李?不,他跟阿信一样,连我在心底叫他“小李”也不清楚,更扯的是,小李连我故意、重复、不断地租借七龙珠这套老漫画的“老样子”都没心思注意;任何人都该知道,七龙珠尽管是套经典漫画,但像我这样努力复习同一套漫画的情况绝对是个异数。

    半年前我终于压抑不住,于是堆出一个老顾客该有的笑容,拿着三本七龙珠漫画在柜台前跟小李说:“好漫画,就像七龙珠,每一次看的感觉都不一样,每次都有新的领悟。”

    小李窝在柜台后的小椅子上,从一本厚厚的连载漫画册中抬起头,歪着头问:“会员号码?”

    我微笑道:“七龙珠我看了三十一遍了,还是很赞啊。”

    小李看着电脑萤幕上的会员资料库,不耐烦地说:“号码忘了?电话号码跟手机号码?”

    就这样,从那时候起我就不看七龙珠了,那会使我想起那次感伤的互动;尽管我竭力想要培养出电视剧里顾客与老板间的默契,例如我只要点个头,老板就会将一杯不加奶精、半匙白糖的蓝山咖啡送到我面前,彼此还会双目交会,但这种默契其实是城市里的海市蜃楼。

    还是该去打工的地方,问问老板我这几天有没有去上班?行不通的,有一次我请了三天病假,第四天我回到卖饮料的小店时,老板对我的称呼只剩下“喂”一个字,简单却不明了。

    我曾经试图抗议:“老板,我叫箫国胜,你可以叫我小箫或老箫。”

    老板总是坐在电风扇前,切着西瓜,用一种陷入哲学式沉思眼神看着我,然后把西瓜放进果汁机里搅碎,生硬地说出:“小箫”两个字。然后过了五分钟、或是三杯西瓜汁的时间,我的称呼再度简化成一个“喂”字,好像我的抗议从未发生过。

    “是存在感的问题吗?”我看着尸体,真希望他也有同样的困扰。

    尸体的尸臭跟杀虫剂的药水味混在一起,流露出悲伤的味道。

    “其实,说不定大家都是一样的。”我安慰着尸体,说不定阿信跟小李在其它地方也有同样的困扰。

    想想也对,这种令人胸口郁闷不停吐气的事常常发生在我的身上,说不定不是我妈当初忘记把“存在感”一并生给我,更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正在流失一点一滴的存在感?

    也许,这个城市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几天做了些什么。说不定连跟我最为熟捻的老板娘对我的记忆,也仅止于“汉堡蛋加中杯奶茶”吧。

    这样说起来好像太过凄惨,或许我该去铁笼子里住上一阵,认识一些新朋友?认识一些知道我在做什么的新朋友?不,我说过我看过大猩猩那落寞空虚的眼睛。算了。

    “唉,你倒是轻松。”我看着尸体叹口气,再看看桌子上的心脏病药丸,也许哪一天我突然心脏病发,就能跟这个表面上挺吵闹、实际上却相当静默的城市说掰掰。

    尸体的迷蒙眼神像是在嘲笑我,嘲笑我面对一动也不动的他时,竟是一筹莫展,只想得到逃避的方法,一脸蠢样,甚至开始可怜起自己。

    “搞清楚,是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的。”我轻轻踹了这尸体的肚子一脚,说:“真有你的,真会选地方死啊!”尸体的嘴里钻出一条小蛆,算是对我耀武扬威的回答。

    “尸体再怎么骄傲,终究还是副尸体。”我说,心中竟有股委屈的酸楚。

    我决定把尸体丢掉了,就像丢垃圾一样。

    对,我说得很对,人明明就不是我杀的,我当然可以把尸体唏哩呼噜丢掉,然后在门口撒盐跟这件倒霉的事挥手道别。

    况且,说不定这件事的起因本来就是一场荒谬的“尸体接龙”游戏,就跟以前国小时几乎使整个学校陷入恐惧漩涡的“幸运信”一样,大家着急地把收到的一点也不幸运的幸运信抄一抄,塞在隔壁同学跟隔壁的隔壁的同学的抽屉里,某种乱七八糟的制约似的。

    而“尸体接龙”大概是由某个无聊透顶的凶手发起,把尸体丢给下一个惊慌失措的倒霉鬼,倒霉鬼想了老半天,于是决定把这只不知从哪来的尸体继续往下丢,丢给另一个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尸体打哪来的可怜虫,如此一个传一个

    现在,终于传到我的桌子上。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看着尸体的眼睛,他的眼睛变得很无辜。被当作一个晦气的东西丢来丢去,心里一定不大好受。虽然死了。

    虽然尸体怎么想的根本不关我的事,不过我看着这条不知最后下场为何的尸体,原本痛恨他耀武扬威霸占我的桌椅的气竟消了,心中开始替他难过。

    “现在的你比我更孤独吧?”我说,除了凶手跟上一个接到尸体的可怜虫跟上一个的上一个接到尸体的倒霉鬼外,这个世界上多半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已经变成一只尸体,更不知道变成尸体的他正赖在一个毫不起眼的阴暗小房间里。

    尸体的嘴角滴下乳白杀虫液,不折不扣,他在乞讨我的怜悯。

    “知道自己的处境了吧?”我说。

    于是我在床底下翻出一大叠旧报纸,将每张报纸撕成大块碎片,放在铁做的水桶里,用打火机点燃其中一张,然后看着黑色的焦烟从铁桶中挣扎爬出。

    “对不起啊,没有冥纸,用报纸将就一下。”我说,打开破旧的窗户,让焦烟蹒跚从窗户爬出去,我将报纸一张张丢进昏黑跌跌撞撞的火焰中,慢慢将整叠报纸烧完。真是悲哀啊,希望下一个接到你的人,有机会为你烧点真正的纸钱,但在这种非常时期,只好请你跟我一起相信“心诚则灵”的传说。

    尸体静静地看着我为他燃烧的旧报纸化成缕缕焦烟,似乎有些安慰,于是从嘴里吐出五、六只小蛆作为答谢。

    我点点头,说:“你还需要一副棺材。”

    尸体既感激又茫然地看着我,但我可没有木板可以钉成牢固的简易棺材,于是我在床底下搜搜摸摸,摸出一个压扁的超大纸箱,那是几年前我在楼下隔壁的隔壁的便利商店门口捡的,那时候阿信还没在那边打工,柜台小弟是个叫老王的家伙。当然啦,老王也不知道我怎么叫他,这种事很早就开始了。

    我将纸箱重新折起来,好在纸箱蛮大的,将尸体折一折应该装得下,但不知道尸体会不会太重,要是我搬到一半时他妈的“呼咚”一声,尸体从箱底摔了出来,那样就很不妙很不妙,我会被当作凶手会长一样给抓起来,但我事实上只是这个无聊游戏的小下线啊。

    我犹豫地看了尸体一眼,他大概只有五十五公斤吧,跟我差不多的身材,也许纸箱还撑得住。

    我将尸体的手指从马克杯的把手上挪开,毕竟杯子终归是我的,但尸体的手指僵硬地勾着杯柄,无限眷恋似的。

    “帮帮忙,别跟我闹别扭啊。”我努力将尸体手指拉出杯柄,拎起尸体的脑袋脖子,勾着尸体的腋下,慢慢将他扶起,拖到纸箱旁。唉,这触感好怪异。

    我一手捧住尸体的两脚,一手从尸体背后揽起,吃力地将尸体放在纸箱里,让尸体全身蜷在一块,就像在子宫里等待出世的婴儿。也许这个姿势有什么宗教上的意义吧,用什么姿势来,就用什么姿势走,真是前后呼应,首尾相连的人生啊。

    将纸箱封住之前,我忍不住朝尸体多看了几眼。

    “其实我们也算有缘份,毕竟死是件大事,而我却是你唯一的凭吊者。”我叹了口气,伸手将尸体的双眼蒙上,电影都是这么演的,象征着“死有瞑目”

    “这些也带着吧。”我将铁桶里的报纸灰渣也倒在纸箱里,然后拿起杀虫剂不断地往纸箱里喷,足足喷到尸体的身上都出现油油的刺鼻药水为止;就算是积阴德吧,药水或许可以为他赶走几天蚊虫。

    我用棕色胶带仔细地将纸箱封住,一条又一条的胶带密实地裹住纸箱,直到胶带用完为止,幸好尸体不会因为空气不足窒息,他已死得不能再死。

    现在,我必须喘口气,仔细考虑下一个承接尸体的倒霉鬼。

    我认识的人很多,但他们大多住在电视里,就跟城市里其它的人一样。当然,我是不可能真的把尸体丢给那些住在电视机里的人,他们都是大忙人。

    丢给隔壁的老婆婆?太残忍了,老婆婆痴傻的厉害,搞不好她什么异状都不会发现,就这么跟发臭腐烂的纸箱相处到死。这对老婆婆或是尸体来说都不是好事。

    丢给楼下收旧报纸的老江?不不不,我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到他。老江是个除了旧报纸跟铜板以外什么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家伙,他打开纸箱后一旦发现里头装的一只尸体不是旧报纸的话,他一定会把纸箱重新封好,然后将它丢在十字路口,任由尸体被酒醉驾驶的汽车撞成另一种样子的尸体。

    难道要我将纸箱丢给阿信?丢给一个连我的习惯都记不起来的小伙子?这样懒惰的小伙子是不值得信赖的,像尸体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他一定会揉着惺忪双眼,用慢动作拨电话叫警察过来处理,这样的话,警察就能从各种蛛丝马迹,例如纸箱上的指纹、地缘关系、尸体胃里的速溶咖啡等等,寻线找到我头上来。

    那可不行!我只不过因为丢了只可怜的尸体,就要被关进铁笼子里,那真是太冤枉了,我甚至还烧了报纸送他上路!

    所以,承接尸体的下一个人,必须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甚至愿意安葬这只尸体的好人。是啊,就是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也刚刚好认识一个。早餐店的老板娘。

    老板娘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乡土连续剧中教导我们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例如“飞龙在天”就是最好的社会教材;老板娘天天透过乡土连续剧研究好人跟坏人的下场,一定懂得如何好好对待一头连速溶咖啡都来不及喝完的可怜尸体。或许还会偷偷埋了他?

    于是,我拖着纸箱,慢慢地从楼梯上拾阶而下,幸好我住在二楼,一下子就将纸箱拖到楼下。

    我鬼鬼祟祟打开红色的生锈铁门,看了看表,凌晨四点整。老板娘曾经不经意跟我提过,她总是在五点开门准备卖早餐,所以时间还挺宽裕的,我有一刻钟的时间把纸箱拖到街上转角的转角。

    幸好天色灰暗,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朝便利商店看了一眼,阿信依旧颓然坐在柜台后,打着一个接一个的哈欠。我想疲倦是继“存在感流失病”后城市里最新流行的病,说不定尸体就是疲倦死的。

    现在的街上异常冷清,早起晨跑的人,例如马英九这样的大角色,幸好只出现在电视机里;唯一真正存在于凌晨四点小街上的,只有两条夹着尾巴的野狗,小白跟小黄。

    小白跟小黄虽然不会说人话,但它们至少记得住我对它们的称呼,甚至还会摇尾巴表示理解,而平时我在街上遇到小白它们,要是手里正好有什么吃的东西,它们可就有口福了,我们都算是这个城市里特殊的隐性存在,一起吃点东西是天经地义。

    我向小白跟小黄点头问好,它们也象征性吠了几声,接着好奇地跟着我,疑惑地嗅着纸箱。

    我害怕纸箱被我拖在地上,脆弱的底部会被我拖到破掉,于是我像滚一颗很大的骰子般,将纸箱慢慢地朝街上转角的转角,一面一面“滚”着,小白跟小黄夹着尾巴垂着头,送葬似唉声叹气的跟着。

    我想,尸体现在一定头昏脑胀了吧,虽然死了。

    本来我是应该加速滚动纸箱的,因为早点将尸体滚到早餐店前,对尸体跟我自己都好。但我突然有些舍不得,毕竟我们已经相处快七个小时了,这可是这个城市里难得的深入相识,不仅仅是萍水相逢的邂逅而已。

    “喂,你想不想继续待在我那?”我问,尸体继续在纸箱里摔着,没有回答。

    让一头尸体继续在我那里待着,无论如何不是个好点子,但,或许我可以晚点再将他传给下一个人,让我们多陪伴彼此几天。也或许,我可以泡杯热腾腾的“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速溶咖啡,小心翼翼地倒在他的嘴里,了却他的遗憾。

    “喂,如果你想留在我那几天,就从纸箱里跌出来吧。”我说,将纸箱用力地往前滚动,说:“你自己选择。”

    尸体继续在不断翻滚的纸箱中保持浑沌的沉默,我益加用力翻着纸箱,但他仍旧处于我无法明白的情绪里。小白跟小黄对着纸箱呜咽,不知是不是替我惋惜失去一个可以在这个城市里作伴的好对象。

    “没关系的,他不想出来就不想出来。这个城市有的是自由。”我对小白跟小黄说。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离别的伤感还是哽在我心头。尤其是,当我将纸箱滚到早餐店的铁卷门前,我突然有种跟老友分离的悲怆,那是一种漂浮在这个城市上空,灰灰浊浊的颜色。

    小白跟小黄坐在纸箱旁,摇着尾巴嗅着纸箱,他们的眼睛似乎能看穿尸体对分离的态度,好像也有那么点离愁。

    我站在纸箱跟铁卷们中间,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在我局促的呼吸声中涂开,然而,身后的铁卷门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上卷,我的时间所剩不多。

    “让我再看你一眼吧,说不定”我扯掉胶带,撕开纸箱的封口。

    尸体依然抱着双膝蜷在纸箱内,就跟婴儿一样,我提过的。

    “说不定,我能想起你是谁?”我摸着尸体的脸颊,陌生又孤单的感觉从尸体没有弹性的皮肤中,传入我的指尖。

    我的眼泪不禁掉了下来。

    我还是无法想起来,这张陌生的脸孔,究竟属于城市中哪个角落?属于哪个跟我有所联系的小角色?

    “老板娘会好好照顾你的。”我说,将纸箱重新盖了起来。

    天空已降下蓝幕,初晨的微光马上就要滴落,是时候道别了,我也该回到街上转角再转角的阴暗小房间,继续寻找这几天遗落的自我。

    “再见。”我说。

    “再见。”纸箱里传来微弱的回音。

    我笑了笑,倾斜着眉毛、歪着嘴,像港星陈冠希那样地笑,虽然没有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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