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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某一个机会，他们一定是的。嗨，得啦———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根本谈不上什么苏维埃天堂。二日空袭后陵园的样子，您真应看看:天使和圣徒的脑袋身子分了家，坟墓一座座底朝天，有的有棺材，有的不见棺材影子，随您怎么说，从施尼勒巷我们豁出命搬运战利品，累得臭死———接着，孩子当天晚上出世！顺便说一句，孩子生得又快又顺利。哪里有什么苏维埃天堂！您知道，重新教会我们祈祷的人是谁吗？真是这个苏联人！是的，是他教会了我们祈祷。了不起的小伙子，说真的，我的话他要是听，今天还会活着。多么荒唐，带老婆孩子在七日下午就进城，身上只带着那张糟透了的德国士兵证。本来小伙子可以在墓室中再待几个月，读他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其他什么人的作品，甚至我可以给他搞到普希金的作品———等将一张真的或伪造的释放证搞到再出去。美国战俘营夏天已在释放农业人员，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张像样的英国或美国的释放证而已，这一点娘儿们没有想到，她们完全让和平冲昏了头脑，纯粹陶醉在生活的乐趣中，但为时过早了一些。那又怎么行呢？一连几个月，下午和黄昏天天抱着孩子，带着霍伊泽家两个小崽子和永远面带微笑的格鲁伊滕爷爷，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小伙子如果愿意的话，今天还可以坐在莱茵河或伏尔加河边上。我在六月初正式露面之前就设法搞到了这么一张释放证，我的名字在证上写着，有一个真正的俘虏号码和俘虏营的大印———因为我们这一行终究属于农业———这是完全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而且确实我们这一行够忙的，我是说用不着再死人，死人已经够多了———这些人都得想办法入土。无论是洛蒂还是玛格蕾特，都不曾想到利用她们的关系，给小伙子搞一张真正的释放证———玛格蕾特只要扭一扭屁股就能办到，洛蒂手中掌握那么多公章、证明信和关系户，要是想到这一点就好了。合法证明过了五月或六月还不给小伙子办，真是太轻率了，他哪怕非得叫弗里德里希克虏伯也好。唉，我是会为此破费一些的———这个小伙子我不仅喜欢，而且爱他，也许您会见笑:是他教导了我，关于劣等民族的那一套理论全都是胡说八道。劣等民族嘛，就在此地。”
佩尔策的眼泪是不是真的？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还未喝完，他的眼睛里就渗出了一些眼泪，他不好意思地将泪水揩去。“难道莱尼父亲之死能赖我吗？怪我？为了此事，难道就要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我吗？说到底我难道不是想给莱尼父亲一次真正的机会？连三岁孩子和外行人都能看出，他即使当一个好抹灰工也不够格，即使用最好的材料他也干不好。至于他那个瓦工队，得啦，人们用他们，因为找不到别人了。可是他经手的房子，过几天天花板就掉下来，或者是墙上的白灰一片片往下落———泥瓦工手艺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不会扔灰，不会使劲。他不想再做生意人，有意当无产者，这都是坐牢或蹲集中营时想入非非，或者是同他一起坐牢的共产党人向他灌输的结果。对您我可以说，看到这个从前曾引起轰动的大人物是个真正的废物，连墙都不会砌，真叫人大失所望。突然，他开始推着一辆旧手推车，带上几只铁皮桶、一把泥刀、一把抹刀和一把铁锹，走街串巷，登门找瓦工活干，换点面包、土豆，有时是一支雪茄烟，这其实也只是一种赶时髦。至于每天傍晚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同女儿女婿和外孙一起，唱唱歌，观看过往船只———这可不是一个具有巨大组织才能和胆略的人干的事啊！我曾多次向他提出公平的建议，对他说:‘格鲁伊滕，您看，三四十万马克是我现在有的，怎么也吃不准是否该用来购买固定资产或比较保险的资产，您就拿去做买卖吧，等通货膨胀过去了再还给我，不按一比一，不按二比一，不，按三比一归还，不要利息。您是一个明白人，知道现在这种拿香烟当钞票用简直是胡闹，这对那些从集中营回来的虚无主义者来说倒合适，他们在营里没有烟抽；对孩子和有烟瘾的、被炸得无家可归的女人或军人寡妇来说这倒合适。您我都很清楚，有一天香烟又会只值五芬尼或至多十芬尼，您今天五十五芬尼买进一支，一转手卖五十六芬尼，这是胡闹，如果您想把香烟囤积起来，等到钱又值钱的时候再卖，那我向您预言，您的五十五芬尼只能卖五芬尼，香烟到那时如果没有发霉的话。’他哈哈大笑，以为我想劝他做香烟买卖，其实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哦，我想，他当然会开一家建筑公司的，他要是机灵一点，可以标榜自己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可是他不愿意。最后我的钱总得派用场呀，那时候做房地产生意没有多大赚头。莱尼如果及时把她的房子以五十万的代价卖给我，我是会立下字据的，保证向她提供一套住宅，不收房租，供她用一辈子。可她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霍伊泽给了她什么呢？课税标准价格的四倍:总共六万马克，而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令人难以置信！嗨，用场，我的钱却派不上了———我尽量花钱，买家具、画、地毯，甚至还买书，但始终还剩下这三四十万现金放在家里。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大家都笑我说:‘佩尔策变得有人性了，第一次做了蚀本生意。’我做什么呢？我收购废钢，不是什么都收，而是专收优质钢梁，当然是合法的，我可以说是尽可能地搞到了拆毁废屋权———大多数人很高兴，这样一来就清除了他们地皮上的瓦砾。钢梁么，有地方堆放是关键，而地皮我有的是，于是就放手干！您知道，像莱尼或克雷默尔这样一个花圃工每小时的工资当时是多少？整整五十芬尼。而建筑行业一个小工呢，嗯，也许可以挣一个马克，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一马克二十芬尼，而且还有重体力劳动者补助票，凭票可以购买面包、油脂、白糖等。要弄到这种补助票，当然得开办一家公司，我这样做了，我的公司名称是‘拆房股份公司’。当我开始收钢梁的时候，全城有一半人都在笑我，因为当时有的是钢梁，全欧洲遍地都是钢，用不了两包香烟就能买一辆报废的坦克———嘿，我让人们去笑。我雇了四队工人，配备工具，弄到拆毁废屋许可证，将钢梁有条不紊地收集。因为我心想:你们笑吧，可钢总归是钢。那个时候，旧兵舰、坦克、飞机都可以白送，只要拉得走，而我也这样干了:拉走坦克；地皮我有的是，当时还没有盖房子。就这样，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把我的全部资本都投上了:十万米优质钢梁，堆放在那里，码得整整齐齐。从一开始我就不搞工资等级表，不按每天八或十马克付酬。我搞计件工资，每米三马克，有时有的人一天能挣一百五十马克以上，这要看地皮在什么地方了，外加他们全都领到了最重体力劳动配给卡。这是额外的优待的。我们有条不紊地从近郊区向市中心推进，那儿都是大商店和办公大楼。在那儿搞要困难一些，因为钢梁上还带有好多混凝土，钢筋有时乱成一团，需要熔焊开。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我当然也增加工资，每米付五六马克甚至十马克，这需要谈判商定，就像煤矿根据煤层位置进行谈判一样，好吧。莱尼父亲替我管这几个队当中的一个，他自己当然也动手干，按向我上缴的数量每天晚上领取现金:到手的都是现钞，有的人有时一天能挣到三百马克，有时当然只挣八十，但决不会低于此数。那时候，我的花圃的工人一星期还挣不到六十哩。全城有一半人仍在笑我收钢梁，收来的钢梁堆在舍恩施泰特街我的地皮上生锈，连已有的高炉那时候都正在拆除呢！不管我怎样坚持下去，即使只是由于固执。喏，我承认，这种活并不总是没有危险的，可我并没有强迫谁干啊，没有。条件一清二楚，交易一清二楚，两厢情愿，我而且并不过问，他们除此而外在废墟中还能找到什么东西:书籍和家用器具啦，家具什物啦，等等。这是他们的外快。人们笑得要死，他们走过我的地皮时总是说:‘佩尔策的钱在这里生锈。’在参加‘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的朋友中，几位吹毛求疵、喜爱逗趣的人甚至有———建筑工程师之类的人物———一五一十地算给我听，有多少钱确实放在那里锈掉了。他们这一套都是从造桥等方面学来的，都有精确的面积数字，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这笔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可是，真奇怪，到了一九五三年，这些劳什子堆在那里已有五年到八年之久，由于当时住房紧张，房子，我想用那些地皮盖，光是这个原因，我就得把它脱手。后来我到手一百五十万马克现金，那时他们又都说我是投机商、无赖、发战争财或其他什么了。突然那些旧坦克也身价百倍了，还有那些卡车以及我顺便———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弄到手种种东西，这时两大块地皮都腾空了，我到手的钱都躺在那里睡大觉。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娘儿们永远也不肯原谅我的可怕事件出了。莱尼的父亲在清除前卫生局的废墟时，摔死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种工作有危险，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发给危险补助，也就是提高了每米的固定价格，实际上等于是危险补助。老格鲁伊滕自己也拿起焊枪到处忙活时，他，我曾警告过。请问我又怎么能知道，他的静力学知识这么差，竟会把自己脚下的立足点烧掉，从八米高空中摔到废墟？天哪，他还是个建筑行家，有工程师头衔哩，他的公司使用过的钢梁比我五年中回收的钢梁要多十倍———我怎么能知道，他会把自己焊到深渊里去呢？我能料到这一点吗？这是我的责任吗？在成为废虚的城市里，谁不知道，从被炸毁的混凝土房屋中拆割钢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不是为这种风险相应地支付报酬了吗？而且，坦白地说，几乎这个神乎其神的建筑行家格鲁伊滕，甚至在收钢梁、撬钢梁或拆割钢梁方面也并不很熟练，甚至在理论上也并不掌握技术———看在莱尼的份上，为他我多破费了一些，因为莱尼和波利斯的遭遇使我很悲伤。”
此时佩尔策泪水涟涟，谁也无法怀疑其物质上的真实性，至于是否感情上真实，判断这一点则不是笔者份内的事。他握紧威士忌酒杯，环顾周围，对自己的活动室、酒柜和隔壁房间里陈列的花圈似乎都不认得了，继续低声说:“他掉在一束从混凝土板中伸出来的钢筋上，刺穿了身体，不是摔得稀巴烂，而是大穿孔，小腹、脖子、右上臂、胸口共四处穿孔，样子真可怕，而且———真可怕，真够呛———他还微笑，一直仍在微笑———疯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疯子，他看上去就像。真荒唐！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还有，”(佩尔策的声音有点犹豫，眼睛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手在颤抖—笔者)“还有，焊枪在被格鲁伊滕烧断的那根凸出的大梁的残余部分上挂着，咝咝地往外喷射火苗。真荒唐，这一切就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我正要停止收购钢梁呢———我的全部旧马克资本好歹已经花光了。不用说，出事后我立即停业清理，那些娘儿们说，我反正早就想了歇业，这可是弥天大谎。老实说，如果那是一九四六年中期的话，我也会歇业的。可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此事事实上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坐在那里，娘儿们对我切齿痛恨，嘲笑我收购的废钢堆在那里继续生锈，还要在那儿再堆放五年。老格鲁伊滕没有参加保险，我聘请他是作为自由工作者，不是作为公司的职工，而是作为转包人，我因此自动提出付给莱尼和洛蒂一小笔抚恤金，但没人理睬———有一次我到她们那儿去，洛蒂在我背后吐唾沫。什么‘吸血鬼’和‘刽子手’她骂着，还有更难听的话。可还是我救的她这一条命呢，在那个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在施尼勒巷的那次抢劫中，突然她像疯了似的高呼社会主义口号，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巴。我常同她的淘气儿子打交道，二月底我们在坟墓里待着没有香烟抽的时候，我从这两个小滑头那里买下了用我自己的烟屁股卷的香烟———我们二日那天，有将近七个小时之久蹲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牙齿格格打颤。告诉您，连相信无神论的洛蒂也跟着波利斯小声将主祷文念着，不声不响、胆战心惊、老老实实，连霍伊泽家的小流氓也是的，玛格蕾特呜呜地哭，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紧紧拥抱，好像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当时的情况真好像世界正在毁灭。那个时候，这一个人当过纳粹或共产党，另一个人是俄国兵，玛格蕾特是个心肠过于仁慈的护士，这一切，全都顾不上了，只有一点:生或死。尽管你不再常去教堂，你心里总是还留恋它，毕竟它是生活情景和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天之内它化为灰烬，而灰尘在我们的牙缝里、嗓子里牙碜了好几天———轰炸停止后，我们马上动手，共同—我说的是共同———去接收德国国防军的遗产———并且就在当天擦黑时帮莱尼和波利斯的儿子出世。”他一直还在流泪，声音越来越低“只有一个人喜欢我，理解我，我真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放在心上，当作一家人，让他参加我的买卖和随便什么事情，他比我老婆孩子还要亲———此人是谁您知道吗？波利斯利沃维奇———我爱他，虽然他抢走了我今天还在朝思暮想的姑娘———他也许真的了解我、认识我，他坚持要我给小男孩行洗礼。我。用这双手，是的———说真的，我一听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有片刻想到，说穿了，有什么没摸过呀，这一双手:活人死人，男人女人，现金支票，花圈缎带，等等———而他却要我，一定要我用这双手为他的儿子行洗礼。连洛蒂一听也不出声了，她本想又搬出她的口头禅:
‘乱弹琴。’波利斯对我说:
‘瓦尔特，’———我们两天后全都以你相称，干脆都以你相称了———‘瓦尔特，’他说，‘我现在请你给我们的儿子施紧急洗礼。’洛蒂听了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我照办———我走进办公室，拧开水龙头，等流完了铁锈和污物，自来水变得干净一些了，我就把我的玻璃杯冲洗干净，盛满水，按照我过去担任执事时常见的那种做法给他行了洗礼———我由于不能兼做孩子的教父，这一点我还懂，所以孩子就由小维尔纳和洛蒂两人托着，我给他一边行洗礼一边说:‘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你取名为莱夫。’———连库特这个小坏蛋这时也放声大哭，甚至连说话尖刻的洛蒂和波利斯也都哭了，反正玛格蕾特已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只有莱尼一个人没有哭，她在那里躺着，睁开被灰尘弄红的眼睛，满面笑容，立刻把孩子抱到自己怀里。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些，好吧，请让我一个人待着吧———我实在太激动了。”
听到这一切，笔者坦率承认，他也相当激动，在坐到自己汽车的方向盘前时勉强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两三滴眼泪。为了不至于过分伤感，他驱车直驶波加科夫的住处，在令人愉快的情况下把他见到了:在一个上有玻璃屋顶的平台上，他坐在轮椅里，身上裹着毛毯，目光将一大片园圃区越过，沉思地注视着两条铁路的交点，两条铁路之间勉强容下了一个碎石坑、一个苗圃和一个废料场。在这附近还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网球场，在褪了色的红土地上还有一个个积水坑，几架星式战斗机在天空中飞过，从一条迂回岔道上传来汽车噪音，在小菜园之间的道路上孩子们用空牛奶罐头玩曲棍球。波加科夫独自坐在平台上，心情也很悲伤，没有用他的吸烟架，不接受递给他的香烟，抓住笔者的手腕，似乎想给笔者号脉。
“我丢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在那里了。我的儿子要是能躲过七灾八难，和您的岁数大概差不多。我的拉夫里克一九四四年时十九岁，他们肯定把他抓走了———谁知道送到哪里去了，———有时我想回去，死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我的拉丽莎，她是否还在人世？是我对不起她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他们把我们送到埃尔夫特前线挖战壕、掩体和炮兵阵地时，我遇到了一次机会:那是我四年之后第一次抓住了一个女人，与她同宿———当时我们躺在一个黑洞洞的谷仓里，俄国人和德国人，俘虏、士兵、女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我说不上她有多大年纪———嗯，她并没有反抗，只是事后掉了几滴眼泪，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人都不习惯，在那种黑暗中，在谁也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归宿的荒谬情况下，干这种可说是通奸的勾当吧———我们在干草和甜菜中间躺着，那是一个真正的富足的富家村庄———格罗斯比勒斯海姆，天啊，我们俩都哭了，我也哭了———不如说是在恐惧、黑暗和垃圾中爬到一起的，在我们的脚上全是泥，也许她把我当成德国人或美国人了。因为当时也有几名冻得半死的受伤的年轻美国人躺在那里，有人本来送他们上野战医院或某个集合地点去，但此人很可能开了小差，扔他们在那里不管了。这些美国兵只会说什么‘操他妈的战争’，‘操他妈的将军们’，‘狗屁他妈的许特根森林’———这并不是易北河会师，而是在埃尔夫特这样一条吐口唾沫就可以吐到对岸的小河边上，建立埃尔夫特防线，在莱茵河和西部边界之间———那儿一个十岁男孩能把尿尿到对岸。嗯，我常常想念着这个向我敞开心怀的女人———我摸过她的脸蛋和又密又滑的头发。我甚至不知道头发是金色还是褐色，不知道她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是在黑暗中到达那儿的，又是在黑暗中离开那儿的———我只看见了一些大农场，有人在火堆上煎煮什么东西，有士兵，那些冻得要死的美国人和我们夹在他们当中，波利斯也在，莱尼就像童话中那个有七双铁鞋和七根节杖的少女一样跟着他。这个美丽的童话我想您一定知道。黑暗，脚上的泥，甜菜，她的头发，女人的脸蛋，她的眼泪———还有，是啊，她的怀抱。她叫玛丽或保拉或卡塔琳娜，但愿她永远不会想到她的丈夫了，或向某个神父低声忏悔这件事。来吧，老弟，把你的手给我———很好，摸一个人的脉搏。黄瓜迷和列宁格勒的厌世的俄国人一起看电影去了，他们去看了一部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苏联影片。我没意见。我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就被德国人俘虏了，老弟，在某一次狗屁包围战中，在基洛夫格勒附近———当时这个城市反正还这么叫，它今天叫什么谁知道？你当然知道他们对基洛夫是怎么做的———基洛夫是我的人，是我们的人———得啦，他不在了。
当你们德国人的俘虏，那可不是非常受用的事的，老弟，如果，你对我说，当我们的俘虏也不受用，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的人和德国俘虏一样糟糕———我们越过田野，穿过村庄，渴得嗓子冒烟儿———只要看到一口井或一条小溪，我们就渴得直舔着嘴唇，根本不想吃东西———五千人挤在一个集体农庄的牲口院里，在露天下，一直很渴。老百姓即我们自己人想给我们送点吃的喝的，我们却根本没法接近———哨兵会二话不说地向他们开枪———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向老百姓走去，机枪一扫射，老弟，他就完蛋了。有一名妇女打发了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给我们送面包和牛奶，一个地地道道的、可爱的小娜塔莎———她准是想，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手拎着一罐牛奶，一手拿着面包，对她他们是不会怎么样的，可是不然———机枪扫射———我们的小娜塔莎像别的人一样死了，洒了一地牛奶、啤酒和面包。就这样，我们从塔尔诺夫卡走到乌曼，从乌曼走到伊凡-戈拉，从伊凡-戈拉走到盖辛，从盖辛走到文尼扎，第六天接着前往什麦林卡，前往拉科沃，这地方在普罗库罗夫附近；每天吃两顿豌豆清汤———开伙时干脆把汤锅往人群中一放，那儿有两三万人，于是大家就一拥而上———我们空着手从锅里舀汤，要是能抢到手，就像狗一样舔着吃———几块半生不熟的甜菜、卷心菜或土豆有时是能捞到了，吃下去就胃痛，拉痢疾———倒在路旁就一命呜呼了。我们在那儿待到将近一九四二年三月，有时一天要死八九百人——经常又打又骂，又骂又打，有时朝人群开枪—既然他们没有东西或者据说没有东西给我们吃，那他们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送东西给我们呢？后来，我在柯尼斯堡一家克虏伯履带厂劳动———夜班十一小时，白班十二小时———我们在厕所里睡觉，运气好的能找到个狗窝，地方虽然小，但至少是一人独住。最糟的是生病或被认为磨洋工———磨洋工的人被送交党卫队———你要是生病不能再干活，就只有进大野战医院，实际上这种医院都是伪装成医院的死亡营、灭绝营，住院人数四倍于其收容量，脏得要命，每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两升稀菜汤:绝大部分是代用面粉做的代用面包，而代用面粉只不过是没有完全剁碎的干草麦秸，木质纤维其中还有———那些秕糠、草料刺激人的肠胃，毫无营养可言，而叫人有计划地营养不良———外加不断的打骂，老是用棍子抽打。连草料后来显然也太可惜了，便用锯末代替。面包有三分之二的成份是锯末，稀菜汤的原料是烂土豆，掺入种种泔脚，外加老鼠屎作香料———一天有时要死百把人。要想活着出来几乎不可能，你得是命运的宠儿。我可以说是个幸运儿，我干脆不再吃那玩意儿，肚子虽然饿，但起码没有生病。我一看就明白，那是一种把人毒死的东西———我宁可回到克虏伯先生的工厂去将履带装配。现在你可想而知，到一个城市去收尸和清除废墟是一件多么好的美差，为什么波利斯在我们眼中就像童话中的王子，最后会登上王位了。他从未学过园艺，却能到一家花圃去扎花圈，每天早晚有专人接送，不挨打，甚至还有人送东西给他，并且———除了我，知道的确实没有———甚至还有人爱，他也爱人家。这真是天之骄子啊！我们呢，我们并非天之骄子，但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虽然我们没有资格触摸和搬运德国人的尸体，这不行，但可以把街上的瓦砾铲到车上，抢修铁路，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清除瓦砾时有时会遇到:俄国人的手、俄国人使的铁锹，碰上一具死尸，就免不了要休息一下，不该得到的运气———直至尸体被运走，而波利斯则是在什么地方为这些尸体扎花圈，挑选缎带，准备鲜花。瓦砾堆里有时有打烂的橱柜酒柜，有时里面还有有用的东西。当然也有侥幸交上好运的时候，你找到吃的东西，又没有被哨兵看见；有的日子会交三倍的好运；找到吃的东西，哨兵没有看见，又没有被搜身。谁要是被抓住，就要倒霉了:就连那德国人都不准塞东西进自己腰包，要是俄国人把东西，把什么东西塞进自己腰包———嘿，下场就会像加弗里尔奥西波维奇和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一样，被交给党卫队处置，那就“砰砰”几枪完事。最好当然是一找到什么就把它吃掉，嚼东西时得小心，虽然并没有禁止干活时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规定是根本用不着。像我们这种人怎么会有东西吃呢？那一定是偷来的。我们营的少校司令官还不错，我们如果被告发，他只是关我们禁闭，只有当上士班长坚持要把人送交党卫队时他才这样做，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坚持要求让我们至少不折不扣地领到我们的定量配给。我有一次，在被搜身时亲耳听到他在同某个上级机关打电话，同什么人争论:是不是我们的活儿值得一提？这活儿如果值得一提，我们每天就可以领到大约三百二十克面包、二十二克肉、三十二克白糖、十八点五克油脂；干的活儿如果不值一得，就只有十五克油脂和肉、二百二十五面包、二十一克左右白糖———为使我们的活儿被承认是值得一提的，他同柏林或杜塞尔多夫的什么人争得很凶。毕竟，我的好朋友，毕竟———这关系到多领或少领一百克面包、三点五克油脂、七克肉和十一克白糖———这个少校很厉害，他比普通人少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那一次我被带他那里去搜查时，他气得咆哮如雷，后来倒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十二个人的命。在大轰炸中，溜了三十个人，钻进瓦砾堆或向西去投奔美国人，领头的就是我们那位不屈不挠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他们的消息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了。我们，包括兴致勃勃地等着去花圃的波利斯在内，那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全部哨兵团结一致地开了小差；岗哨没有了，看守室的门敞开着，铁栅门敞开着，只有铁丝网还在———当时我们看到的情景就像现在坐在这个平台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铁轨，园圃小屋，碎石场，废料场———这样我们便获得了自由，老实说，这种感觉真叫人难受。要自由干什么？又往何处去自由了？一个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随便乱跑可性命难保啊———哨兵队所干的并不是正式结束战争，而只是个人结束战争，他们说不定还抓住了他们中间的几个，把他们吊死或枪毙了吧。决定向老营报告情况是我们商量的结果，要是这位少校没有同样开小差，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重新脱离在这种时候极不相宜并有生命危险的自由———干脆一走了之，路上碰到巡逻队，落到警犬手里，那可是胡来；把人看管关押起来审判，那是相当麻烦的，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可以摆脱他们:把他们枪毙。我们可不想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这你也许会理解。我们那时已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这倒有些像是真正的自由———可是就这样取得自由，我们觉得太冒险。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地图和食品他准备好了，还有通过他的喽口罗或秘密通信地点得来的几个接头地址，他们分批走，然后在靠近荷兰边界的海因斯贝格会合，再动身去阿纳姆。好吧！可是我们却由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自由有五人有胆量享用了，他们收拾好个人的衣服什物，略微换一下装，穿过铁路走了。他们扛着铁锹和十字镐，装成了将出工的样子，这个主意不坏。可我们剩下的七个人都害怕，波利斯当然不愿离开他的莱尼，但没有他的保姆科尔布陪同当然不能一个人去，于是他马上去打了电话。他打通了花圃的电话，发出了警报。那个姑娘，半小时后骑着自行车来了，站在内格拉特和维尔德斯多夫街路口等着。波利斯接着，又打电话给老营报告说，我们的看守都不见了。不到半小时，这位独臂独腿独眼的少校带着几名士兵乘坐他的小汽车赶来了。他先是一声不吭地穿过了营房，他的假腿很合适、非常棒，甚至能骑自行车———然后进看守室看了看，再出来向波利斯详细询问了半天，向他表示感谢，同他真诚地握手，目光正视，一派德意志风度，并不像听上去可能很可笑那样。真见鬼，那是在美国人进城前十四天，这个少校做什么呢？他叫我们迎上前去！去埃尔夫特前线，美国人那时已到达那里。他对波利斯说:‘科尔托夫斯基，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您在花圃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看见那个姑娘曾和汽车司机交谈，她肯定已从司机口中得知现在要去的地方。我还清楚地看到，她怀着孩子，快要瓜熟蒂落了，我产生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二十分钟后就乘卡车出发了，先到大比莱斯海姆，再到大费尔尼希，接着又连夜前往巴尔克豪森。我们到达弗蒂辛的时候又是夜里，这时只剩下了波利斯和我两个人，其他人明白了少校的意思，在夜间爬过甜菜田跑到美国人那边去了。而我们的王子则被他的妃子将德国军服套上，缠上绷带并涂上鸡血，被带到陵园去了。至于我，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在夜里我一个人回到城里。二月底，我回到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曾有一年之久我在这座城市里清除废墟，挖掘尸体，将讥笑和辱骂挨过了，有时，岗哨不注意或不想注意时有人路过，丢给我一个香烟屁股或一整支香烟，有时丢一个苹果或一块面包———我回到了这座城市，躲在一幢被炸毁的别墅的地下室里，地下室半边已倒榻，倾斜的天花板变成我的屋顶，我就在这个藏身之处呆着等待。我身上带着从农民家里偷来的面包和鸡蛋，渴了就喝洗衣间里地上的积水，我白天捡木头，硬木地板，这种木头很好烧。我在被砸碎的家具堆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了烟抽:六支高级大雪茄，装在一个道地的资本家用的皮雪茄烟盒里，盒子上印有‘卢塞恩，1919年’字样。这只盒子今天我还留着，我可以拿给你看。六支资本家式的高级大雪茄，如果你不太挥霍的话，这就相当于三十六支相当不错的香烟了；如果你再有火柴，那就是一大笔钱哪。我不仅有火柴，还有卷烟纸，那是一本费尔尼希出版的薄纸祈祷书，有五百页，在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一八七八年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初领圣体———不用说，我在卷烟前先读一遍每一页上的那几句话:‘扪心自问，在思想言行上你是否冒犯过上帝？啊，天父，我有罪过，我对上天和你罪孽深重，我就像失群的迷路羊羔，你的儿女是不配称的。’在这张可怜的纸片付之一炬之前，我对它至少得这样做吧。我待在那里，身上裹着从周围捡来的破破烂烂的和未损坏的布料:窗帘和破台布、衬裙和破地毯，夜晚用硬木地板烧一小堆火取暖———我就在那里经历了二日那一天，那真是天崩地裂、十八层地狱，世界末日。我现在要说我未对任何人并且也未对自己说过的话:我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了我吃过的尘土，爱上了它那震动的大地，爱上了倒塌的教堂尘塔，爱上了后来天寒地冻时和我睡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了。我已离不开这个城市了。希望我的拉夫利克和拉丽莎原谅我这样做，希望她原谅。我在这本祈祷书上读到一段话:‘是否你在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循规蹈矩？你在思想言行上是否有过出轨的地方？想同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或单身男女造孽的念头你有过吗———哪怕并未见诸行动？’全都是向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提出的问题，但愿她能回答‘没有’，而我却必须回答一声‘有过’。在动手撕祈祷书卷香烟之前，内心感到必须先仔仔细细读每一页，这也许是进入祈祷的最好办法。好啦，把你的手伸给我，不要说话。”(笔者完全搞糊涂了，把手伸给他，发现他也有t和w，感到s，而且十拿九稳还有l2。)
这里，仅仅为波加科夫提供的具体情况作一点补充，笔者再摘引高级人士讲过的一些未完全核实的原话或谈话记录和报告，以作例证。
罗森贝格:到德国来的路和到西伯利亚去的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想象大约差不多。
我知道，如果送来了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用不着烦恼。但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想党区领袖绍克尔已经谈到或将要谈到了这个问题———把这些人从东方送到德国来干活，要达到尽量高的劳动效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将高效率达到，自然就不能让他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冻死，让他们一连站上十小时，相反，应当给予他们足够吃的东西，使他们具有后劲任何企业领导人均有权惩罚波兰籍农业工人将此种事件遇到，任何部门均不得因此指责企业领导人。
波兰籍农业工人应尽量与其家庭分离，可以让他们住牛棚马厩等。任何顾忌在这方面不要有。
施佩尔:现代化流水作业要求全月工作时间必须保持均衡。使工厂的零件和原材料供应中断是空袭。企业开工时间每天在八至十二小时之间。根据我们的统计，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大约在六十至六十四小时之间。
弗莱希斯纳博士:集中营来的劳动力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施佩尔:和企业中其他劳动力完全一样。因为通常集中营来的工人只占职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职工的负担也不比企业其他工人重。
弗莱希斯纳博士:这样是为什么？
施佩尔:党卫队要求将集中营来的囚犯集中在工厂的一个车间劳动。监工的是德国工长和领班。由于企业的生产情况，工作时间必须同整个企业的工作时间保持一致，因为在企业中众所周知只能将统一的步调采取。
弗莱希斯纳博士:上报的两份文件我都要分别说明，在陆军和海军军工厂以及空军军工厂劳动的集中营工人每周平均工作六十小时。
施佩尔先生，企业为什么要设立集中营特别营即所谓劳动营呢？
施佩尔:建立这种劳动营的目的是免得走远路，从而使工人在企业中精神饱满、乐于劳动(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死敌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士兵已丧失作为正直军人根据日内瓦协定所享有的资格奉命看守苏联战俘的德国士兵向公众必须随时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与自豪因此，遇有最微小的反抗迹象，特别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煽动者，必须采取果断无情的行动单是出于纪律的原因，就应对苏联战俘十分严厉地将武器动用了。
国防军必须立即将战俘中所有被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骨干分子的人清除。因此，东方战役的特殊情况要求采取特殊措施，不受官僚机构和行政当局的影响，以勇于负责的态度执行之。
枪决苏联战俘(命令):
有关苏联战俘死亡及枪决事件，自即日起不再作为特殊事件用电话报告战俘长官了。
全日出勤完成定额的战俘，基本每个劳动日报酬为:
非苏联战俘0。7马克
苏联战俘0。35马克。
但最低的每个劳动日报酬为:
非苏联占俘0。2马克
苏联战俘0。1马克。我们既然在旁征博引，这里不妨再提出一份文件，这是笔者有步骤地用骆驼牌香烟(不带过滤嘴！)收买马尔娅范多尔恩而搞到的。在笔者进一步调查她所盼望的莱尼搬到乡下去住一事时，孜孜不倦的范多尔恩在收拾莱尼乱七八糟的衣柜里将它发现了。是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一封信，是至今未被发现的，笔者不妨把它称为“具体派诗歌留下的例子”
房屋分配应精确加以计算，以确定在严格节约地利用房间(见使用计划的“规定利用能力”一栏)的情况下有多少房屋需要，特别是现有住房用以安置部队宿营的人数。在使用计划所规定的范围内部队如何具体安排，则不在考虑之列。除计划所允许的单间外，其余房间应按面积大小计算在内，直至宿营人数达到为止。无需使用的房间不属分配范围。在房间按规定即按照使用计划加以利用的情况下，军官营房的勤务兵房间和军官宿舍中规定军士与士兵居住的房屋，均由部队常年经费承担，故应计入长期使用之列。
如不能提供规定面积，即有超员营房时，则须在计算全年消费资料经费及全年小器具消耗开支的情况下考虑现有的一切房屋。住房的宿营人数，在这种情况下分配不按使用计划规定标准，而按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宿营人数重新计算时应对房屋分配进行调整。用于部队教区礼拜活动的国有建筑物和房屋(驻地教堂和练兵场教堂)以及驻地公墓的维修、提供和管理，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负责。祈祷党在大型军医院均有设立。
新建驻地教堂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将个别房间改作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改变现有的此种设施，均需陆军总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批准，并应事先将随军主教的意见征询。驻地如无适合宗教活动用的国有房屋，对民用教堂的使用或合用权应确保。合用民用教堂现有的圣器，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功，则根据第二章第113条a款规定由行政部门提供。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订立协议需有军队(海军)驻地教士与军区(兵站)教士参加，并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批准。参照陆军服役条例第29号第370条(a。b。)。
应在教堂或其他房屋内为接受坚信礼者(初领圣体者)上课提供合适的场所。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同意，必要时，可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租用。也可根据情况由教士自行提供场所，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在此种情况下应确定向其提供适当的报酬。
驻地教堂、第150条规定的专用场所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费用，将计划内的家具什物(包括宗教活动用品，参照第二章第113条a)的费用维持和补充，教堂和公墓礼拜堂的取暖、照明和清洁费用以及教堂衣物的保养清洗费用，均由预算中“安置”部分的有关项目支付。
凡部队自行经营厩肥者，每次应将出售厩肥所得纯收入(总收入扣除营业税，参照国家财政条例第69条乙款)半数上缴本部队会计室列入“杂项收入”另一半留给该单位，按第244条规定在“马厩”帐内辟出专门一项“肥料收入”入帐。
自营部门应负责:
1。清理堆肥场地(见第二章第408条d款)。
2。将自己的饲料车维修和更换。
3。在计划内设备器材之外改善厩栏、马术训练房(例如购置马术训练镜)、跑马场和跳马场的设施(第179条e和第246条)。
4。补充饲料和养马其他开支。
其他支出不得由“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项支付。自营部门应同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协商，积肥销售工作尽量搞好，后者应查明最佳销售机会。如以厩肥换取饲料，则此种易货交易应分为购进和出售两项，对方到场是无需的。金额应分别记入收支帐，厩肥金额半数作为售肥收入帐列入杂项收入，部队自用肥如用作牧场施肥均应作价，将其金额半数列入杂项收入。
自营厩肥由各经营单位(骑兵团、营等)经营。也可由各骑兵中队、炮兵中队和连队独立经营。按第244条和261条入“马厩”帐。
自营厩肥单位调动或换防时，是“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仍归其所有的。如该单位的一部分编入另一部队，可将相应的金额转交新单位。在支付剩下的支出后，单位解散时将肥料收入转入杂项收入项下。在此种情况下用肥料收入购置的物件应无偿上缴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出具收据并记入工具什物帐。
由于了解某些情况和作一些补充是需要的，也为了或多或少核实一些情况，那位高层人士被笔者再次打扰了，打电话去要求面谈一次。这位先生得知笔者的请求时，甚至让把电话接过去，毫不犹豫地同意再面谈一次，并且声称:“必要时可再作几次交谈。”这一次他的语调很友好，几乎很热烈。笔者这一次开始毫无惧怕的心情了。他大手大脚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而错过了这位先生专门派司机到火车站去接他的本特利轿车。由于这种厚待是笔者没有料到，而且事前也未曾向他通知，这次耽误花去他大约十七点八马克，连同小费在内共计十九点五马克，因为这位高层人士住的地方离市区相当远。对因此使财政局损失约一点七五至二点二马克所得税笔者深感遗憾。这一次他认为也应当破费一些，再带件礼物去。他选购了一张莱茵风景画，类似他在赫特霍尼太太家里见到的那些晶莹清澈、令人心旷神怡的画。费用是四十二马克，连同镜框是五十一点八马克。这位先生的夫人———以下简称咪咪———“对这件礼物十分高兴”(不仅是口头上)。至于先生本人，笔者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本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只是个摹本(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影印本，带一点儿美术装潢，竟也博得此君欣然一笑。
这一次气氛更轻松一些。咪咪不再了满腹狐疑，用茶招待客人，其质量与赫特霍尼太太在咖啡馆里认为并不特别好的那一种不相上下。有点心，是干的，有雪利酒，也是干的，还有香烟，这两个敏感的人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忧愁，虽说不是伤心落泪，但眼睛是泪汪汪的。这个下午过得挺愉快，没有隐晦的攻击，但不是完全没有公开的攻击。已介绍过花园，那间屋子也同样。平台尚未介绍过:它呈巴罗克式弧形，两端都是凉亭，向花园中间那一段伸进很多，草地上放着槌球用具。灌木丛中连翘含苞欲放。
咪咪，皮肤黝黑，虽年已五十六岁，却真像四十六岁左右，小嘴巴，长腿，胸脯丰满适中，穿一件褐红色针织紧身内衣，肤色人工增白，对她很相称。“您谈的那个姑娘骑自行车一个个营去找她的心上人，最后在公墓里找到了他，这真太好啦。我说太好啦，当然不是指公墓和她在那儿把他找到了；我只是说，一个年轻的女人骑自行车穿越艾费尔和阿登高地，直到那慕尔；她长途跋涉至兰斯，折回梅斯，再回家，将艾费尔高地穿过了，越过区界和国办。嗯，我认识这个年轻女人，要是我知道她就是您当时讲的那个女人，我就会———嗨，我就，我就会怎样我真不清楚———但我会设法使她高兴，她虽然是个较难接近的人。一九五二年我丈夫才获释不久，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花圃老板，从他那儿了解到她的地址，立即前去她家。这人漂亮得惊人，她那对男人的魅力，我作为女人却能够体会(？———笔者)。那个孩子也很漂亮，长着一头不鬈曲的金黄色长头发。我丈夫触景生情———这孩子使他想起年轻的波利斯，他虽然骨瘦如柴并且戴眼镜，但孩子仍像他，是吗？(先生点头———笔者。)当然罗，她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她不该拒绝送孩子上学。这孩子不管怎么说，当时已七岁半了，而且她对他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罗曼蒂克。唱歌啦，讲童话故事啦，还有风格截然相反的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和布莱希特这种大杂烩———给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读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我真不明白是否合适，所有人体器官的自然主义表现我也不明白，是否会导致一种，喏，就说是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吧。不过，她真有些了不起，虽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我要说，这种人体器官挂图，而且是放大了的，是否早了一些我真不知道———今天似乎又太晚了(两人都笑了———笔者)。可那孩子很可爱，天真可爱———还有这个年轻女人的遭遇，当时大概刚到三十岁吧，就可以说失去了三个男人，还将哥哥、父亲和母亲失去了，并且还很骄傲！不，我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她了，她是那么骄傲。我丈夫一九五五年随阿登纳去莫斯科访问时，我们和她还通过信呢。那一次，在外交部我丈夫确实还找到一个———一个———柏林时期的熟人，在门口急匆匆地打听科尔托夫斯基的情况。结果是否定的:这个可爱的孩子的祖父母都死了，姑姑莉季娃下落不明。”
先生:“波利斯不再活在人世，这是西方盟国的过错。我这样说并不夸大。我不是指在那张士兵证上做文章的不幸而愚蠢的做法和他在矿井事故中身亡的事实。不，不是这些。是把我拘捕关押了七年是西方盟国的过错，也就是禁闭了七年，尽管并不很严格。和埃里希封卡姆我曾商量好，波利斯一有危险就向我报警，可他由于全部警卫人员都开了小差而慌张起来，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一着他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把他送往埃尔夫特前线，使他一有机会就能顺利地跑过去。另外还讲好，由卡姆给他搞一套英军或美军军服，放他到一个关押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战俘营里———等到这个错误查清，战争早已结束。让他拿德国士兵证，穿德国军服，还冒充伤员，这些做法当然荒唐透顶。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当然罗，我和卡姆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女人在背后起作用！一个孩子快要出世了，还有那些空袭！胡闹！当时多少情况我从这个姑娘口中没有了解到，她得知是我把波利斯弄到花圃去时，曾来向我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么———嗨，也许就像一个比较有教养的姑娘感谢你送给她一块巧克力差不多。她哪里知道，我冒了多大风险。波利斯若没死，在纽伦堡能作证，会帮我多大的忙啊。在法庭上，我曾救过一个人的命，当着一起被控告的同事们的面说出了他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多大年纪等等，真叫我丢尽脸了。苏联原告说:‘好吧，既然您连战俘老营的号码都知道，我们可以设法去找到这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可是过了一年也没有找到他！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的托辞。只要他还活着并允许他出庭作证，他就能帮我。人们在审讯中，把最恶毒的言论栽在我头上，虽然这些言论是在我参加过的一些会议上发表的，但并不是我说的。下面的话，也许您认为我会说？(他掏出笔记本念道:)‘即使对听话肯干的苏联战俘也不能心慈手软。他把心慈手软说成是软弱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有人还说我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军备首脑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建议设置多层床铺，使原来只能住一百五十名俘虏的rad营房(德国劳役营房———笔者)容纳八百四十名俘虏。还说在我的一个工厂里，早晨上班时俄国人没有面包和工作服，向德国工人讨面包吃———还说有什么惩罚室。可是恰恰相反，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我抱怨分配到我们厂的俄国人由于营里伙食太差而体力大大下降，例如已无法正确转动车刀。在主管战俘工作的赖纳克将军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个人曾反对所谓俄国人面包的规定混合比例:百分之五十黑麦粗粉，百分之二十纤维粉，百分之二十甜菜渣，百分之十干草粉或树叶。我争取到把黑麦粗粉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甜菜渣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这样就相应地减少了纤维粉、干草粉或树叶这些难吃的成分，我们的工厂至少都是这样做的———由我们的工厂自负费用。可惜人们太容易忘记了，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那么简单。我曾提醒粮食部国务秘书巴克和司长莫里茨，在军火工业劳动不等于死刑，军火工业生产需要强劳动力。最后，是我提倡推行后来变得很有名的所谓‘面粉汤日’。我吵了一架同绍克尔，他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监狱，并想在我面前真的都搬了okh、okw和rsha(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保安总局———笔者)所有指令出来。由于这一套不人道的伙食制度不能让德国公众知道，我冒着巨大的危险，偷偷把有关消息有意泄露到瑞典，以提起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我得到了什么报答？两年拘留，五年监禁，就为了我们在柯尼斯堡的分厂，可实际上我并不主管那些厂。喏，好吧，看看别人，有的更倒霉，有的死了，而我呢，总算身体健康，没有受到特别的损害(？什么损害？———笔者)。我们就别再提了这些，还有审讯中那一套虚伪的无谓的争论，将一叠叠文件放在我面前，并把确实不是我说的话栽到我头上。我真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战争，而我没有能———我没有能够再找到他的父母和妹妹，对他儿子的教育我完全没有能施加影响。可我毕竟已证明，在文学上我对波利斯的影响并不坏。特拉克尔和卡夫卡他究竟是通过谁知道的，最后还知道了荷尔德林呢？这个文化修养有欠缺的不开窍的女人，归根结底不是通过我才知道这些大作家，后来又传给了么她儿子？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科尔托夫斯基家这个唯一有据可查的后裔承担一种高级教父的责任，这难道真是那么狂妄吗？我可以肯定，如果波利斯还活着，他自己是不会拒绝的这一出自内心的提议，他们何必这样叫我下不了台呢？特别是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忘了她的名字———满脑袋庸俗社会主义思想，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把我撵出了门。我听此人说同自己的儿子也合不来，经常搞一些无法无天的活动，如果不说是卖淫的话。难道格鲁伊滕先生，那个寡言少语得出奇的女人的父亲，那个不要脸的准左倾破鞋后来的情人，难道他在战争时期是个清白无辜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毫无理由，他们那么傲慢地把我轰走，随便相信一个法庭的判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这个法庭是很成问题的。不，不，确实我没有得到什么好报。”
这些话都是低声说出的，更多是的受委屈的语气，而不是攻击别人，每当他激动得青筋胀起的时候，咪咪就抓住他的手使他平静下来。“汇款被退回，写信去不回信，出主意不理睬。有一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指的是另外那个人，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我:‘难道您看不出莱尼不想理您不成？’那就好吧———从此我就完全克制了自己，不过当然我还经常了解情况，为了那个男孩———他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想说他是一个罪犯，我的水平还不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一种法律的观点。罪是我自己就犯过的，我自作主张将俄国人面包中的黑麦粗粉和甜菜渣含量提高百分之五，纤维粉和树叶的含量相应地减少了，为的是使面包好消化一些，这有可能让我进集中营，这是非法的。罪犯是我，只因为有些工厂有我的股份，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了一个连自己的王国或者不如说连自己的领域也看不清楚的大企业家。咳，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我自己犯的罪就够多的了，因此我不想简单地说这个孩子是罪犯，他不过一事无成。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人二十三岁，想通过篡改支票和伪造期票的办法把自己的家产弄回来，现已落这些家产到现已落别人手中，现在的主人采用了冷酷无情但却合法的手段，虽然也许可以说是用挖空心思的巧妙手法，然而却是把它不可变更地弄到手的。立契转让就是立契转让，卖掉就是卖掉。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男孩身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恋母憎父本能。她哪里知道，她用她的卡夫卡造成了什么后果———她哪里知道，像卡夫卡和布莱希特这样恰恰相反的作家，拚命读者他们的作品，囫囵吞枣，兼收并蓄———外加荷尔德林的狂热和特拉克尔迷人的颓废诗歌，孩子刚会讲和听就吸收这些东西，还有那种带神秘色彩的肉体唯物主义。我当然也反对种种清规戒律，但那么细致入微地搞这种生物主义，这样将一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赞美，究竟是否合适？———但我们终于分手了，性格不合。哦，爱莫能助真使人伤心，受到排斥真叫人痛心。”
笔者认为这里又发生了不可能的事:t作为w的结果，而w又是内心的l2的结果———主人家的狗正在这个时候从绿茵茵的草地上跑过来，那是几条名贵漂亮的阿富汗狗，它们只是嗅了嗅笔者，显然觉得他太庸俗而不屑一顾，便跑去舔主人的眼泪了。真见鬼，突然现在所有的人都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波加科夫、佩尔策、高级人士，甚至洛蒂的眼睛也闪烁着泪珠，马尔娅范多尔恩也公然哭哭啼啼———还有玛格蕾特几乎成了泪人儿，而莱尼自己不也是只允许她眼中的泪水不超过能使眼睛保持明亮和张开的限度吗？
向咪咪和先生告别时气氛亲切友好，他们请求笔者如有可能居间调停，语气一直还很悲伤。他们说，他们始终愿意帮助波利斯的儿子———正因为他是波利斯的儿子，是莱夫科尔托夫斯基的孙子———“重整旗鼓”
格龙奇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政治情况和所在位置战争结束时一直还没搞清楚，搞清楚是几乎毫不可能的。安排一次对他的访问毫不困难:一个电话，约好时间，在陵园闭园后格龙奇等候在生锈的铁门旁。只是在运送那些用塑料制造而不能用于堆肥的花圈和花卉下脚料时这扇门才开启。格龙奇热情好客，一如既往，对这次访问感到高兴，把笔者的手拉着，领着他安全无恙地经过一些“特别滑溜的地方”他在这期间在陵园内部的处境已大有改善。公共厕所的钥匙他新近才得到，还可以到市陵园工人淋浴室洗澡，配备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架晶体管电视机，正心情舒畅地迎接(那是复活节前后———笔者)即将来临的白色星期日的绣球花旺市。在三月里这个寒冷的傍晚，长凳上坐不住，但在陵园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可以的，这一次也是朝大路走去，格龙奇称之为大道。他笑嘻嘻地说:“这是我们最好的住宅区，最值钱的地皮，您如果不相信小瓦尔特的话，我还可以给您看几样东西来证明他的说法。他倒从来不说假话，正如他从来不近人情一样。”(窃笑)格龙奇指给笔者看佩尔策一九四五年二月同他在那里架的电线的残余部分:一根劣质黑色电线断断续续从花圃拉到一株长满常青藤的栎树上，从那儿穿过一片接骨木树丛(树干上还可以看见电线夹子，虽然已经生锈了)和一片水腊树篱，一直通向了封德策克家的祖坟。在这座庄严墓地的外墙上也留有夹子和劣质黑色电线的残余———这时，笔者(他不得不承认有一点毛骨悚然)在那扇威风凛凛的青铜墓门前面站着，它就是当年墓穴中苏维埃天堂的入口，可惜在这个春寒料峭的黄昏上了锁。“就是从这儿进去，”格龙奇说“里面再通往黑里格尔家墓，从那儿再通往博尚普家墓。”封德策克和黑里格尔两座家墓照管得很好，将苔藓、三色堇和玫瑰种上了。格龙奇说:“是啊，小瓦尔特把这两家的常年服务工作让给了我，那些通道战后他又用砖堵死了，并且粉刷过，可惜是相当马虎，是老格鲁伊滕干的，后来出现了裂缝和灰泥剥落，他都说是炸弹震坏的，这倒也不是说瞎话，因为二日那天这里一定炸得很厉害。那后面您还能看到一尊天使像，有一块炸弹弹片在头上，就好像有人用大斧砍进去拔不出来似的。(天色虽然已开始黑了，笔者仍能看到这尊天使像，可以证明格龙奇所述不假)。
您看，黑里格尔和封德策克两家都有一些矫揉造作的拿撒勒画派作品被毁了。它们被黑里格尔家修复了，封德策克家把它们现代化了，只有博尚普家的祖坟破败不堪。这孩子———嗨，他现在大约也有六十五岁了，可是我二十年代初，曾看到他穿着水兵服在这里哭爹叫妈做祷告，有非常好笑的样子，因为当时他穿水兵服已显得年龄太大，可又不肯脱掉———说不定他现在还穿着那身水兵服在南边梅腊诺附近的疗养院里跑来跑去呢。他的律师有时花点钱，雇人除掉最长的野草，这位律师还坚持那位至今仍靠香烟纸厂为生、身穿水兵服的可笑的老爷的安葬权。不然的话市政当局，很可能把这东西统统铲平。现在，正在为一块坟地大打官司呢(窃笑———笔者)，这老小子好像就不能葬在南边蒂罗尔似的。那里就是礼拜堂，门已经坏了，要是您愿意的话，可以进去看看莱尼和波利斯的石楠是否还留下一些。”
笔者果真走进了这座已很破旧的小礼拜堂，忧心忡忡地观察了造型非常优美的半圆形后厅里正在一片片脱落的拿撒勒画派的壁画。在礼拜堂里面又脏又凉又潮湿，笔者为了看清祭坛———祭坛上的有色金属已被偷走———的全貌，不惜破费几根火柴(他还不清楚问财政局是否能报销此项开支，因为他这个烟鬼消耗的火柴量是很大的，还得由支取高薪的官方和非官方专家审定，十三根至十六根火柴是否能作为业务开支予以报销)；在祭坛后面笔者发现一种奇怪地闪烁着紫红色的草木灰，完全有可能是石楠腐烂后留下的；还有一件通常是女人贴身穿在连衣裙或毛衣里面的衣服，当笔者毫无头绪地走出博尚普家礼拜堂时，悠然自得地抽着烟斗的格龙奇说明了它的来源。“是啊，很可能是他们，有几对情侣，有时迷路走到这儿，不知去哪儿好，既找不到背旮旯儿，又没有钱去住旅馆，不怕死人，就钻到这里面去。”
宾主在这个阴冷的傍晚，溜达了很长时间，兴尽而归，最后又恰到好处，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干了一瓶樱桃烧酒。
“是啊，”格龙奇说“我听说仗在我们老家那里打得很凶，真是火烧火燎，想回去看看母亲，她也许能帮帮忙。她那时快八十岁了，我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回去看过她，虽然她一辈子跟在教士屁股后面转，但这不能怪她，只怪某些体制。荒唐透顶(窃笑)，但我还是去了，可已经太晚了。我仗着自己熟悉地形，因为小时候我在那儿放过牛，沿着林间道路，沿着森林边缘，有时一直走到了白沙堆和红沙堆。只是我刚刚过了迪伦不久，就被那帮白痴抓住了，他们塞给我一支枪，给了我一个袖章，把我连同一群半大小子送进了森林。好吧，我们索性假装成侦察队———这一套鬼把戏还是我在上一次战争中学来的———带上那几个小子———可是我的地形知识这时已经不管用了:那里已面目全非，只有弹坑、树墩、地雷，要不是很快就被美国佬抓住，我们就完了———哪些道路没有埋雷他们当然知道。幸而那帮孩子得救了，我也得救了，虽然他们过了一阵子才把我放出来，住帐篷四个月，挨饿，又脏又冷，嘿，在美国人那里日子并不好过啊。从此我就永远落下了风湿病，而且再也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了。不知道是哪个德国畜生开枪打死了她，因为她升起了白旗———那个鬼地方有一阵子两军对峙，有时美国人打过来，有时德国人打过来，老太太又不肯离开那里。德国人果不其然，用冲锋枪给了快八十岁的老娘一枪，很可能就是今天在那里给他们树纪念碑的那帮王八蛋开的枪。对这种狗屁纪念碑那些教士竟不加阻止。我告诉您，当美国佬终于在六月把我跟农业人员一起释放时，我都快没命了。我尽管确实属于这个范围，此事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营里柯尔平组织的成员都对有关农业人员的这条消息加以保密，作为一个诀窍把它传给自己的伙伴。嗯，正好我学柯尔平老爹，学基督教工人，将几句虔诚的格言念了，这样我在六月就被放出来了。我回来后发现小花店整理得干干净净，经营井井有条，赫特霍尼规规矩矩地把它移交给了我，连同租金在内。这一点我永远也忘不了她，我今天还是以成本价格向她供应鲜花。小瓦尔特并没有来找我给他写清白证明———我真想让他至少吃几个月苦头，在所有困难时期这家伙都能太平无事。当然，只是让他受一点折腾，治病救人嘛，对他不会有什么坏处的。咳，他对我也不错，把我的一份补贴给我，还给了我一笔贷款，使我终于能自己开店。我们把我们的主顾一分为二，他还慷慨地支援我种子，我不过还是认为，把他关上半年对他是有好处的。”在格龙奇那里笔者还呆了一会儿(约一个半小时)。格龙奇一点也没有想哭的苗头，在讲完以后就心情舒畅地沉默不语。他的小屋相当舒适，有啤酒和樱桃酒，而且笔者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可以做格龙奇在陵园里因为怕人看见(“一支烟几公里路以外都能看见”)而不让他干的事情:抽烟。当笔者被格龙奇送出门，又走过滑溜的垃圾堆时，他并非泣不成声但却以十分激动的语气说:“必须竭尽全力把莱尼的儿子莱夫救出来。他尽干蠢事。他只是想私下替母亲向可恶的霍伊泽一家索取某种补偿。他是个棒小伙子，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也像他爸爸，他就是出生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我在这儿工作了三年后去陵园管理所，后来当了街道清洁工。他是个棒小伙子，一点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我们得帮他一把。他小时候，莱尼每当在大忙季节到佩尔策店里以及后来到我店里来帮忙的时候，他总是跟来在这里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把他藏在他父亲曾经隐藏过的这个陵园里。在这里藏着谁也找不到他，况且他也不像我这样害怕墓穴和地窖。”
笔者亲切地向他告别并答应———他打算说到做到———再来看他，他还答应，一旦小格鲁伊滕逃出了牢笼，就把格龙奇所说的这条“陵园妙计”告诉他。“还有，”格龙奇从后面向笔者喊道“告诉他，在我这老有儿咖啡、菜汤喝，老有香烟抽。”
现将直接引述莱尼本人的为数不多的言论归纳于下:
“去卖笑”(以免她的钢琴被扣押)
“生灵”(宇宙间)
“即兴跳舞”(同汉斯赫尔岑)
“穿着它到时候入土。”(穿浴衣)
“哎呀！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呀？”(莱尼小时候看到自己的大便时说)
“伸开四肢，情不自禁”“敞开怀抱”“接受”“施与”(石楠丛经历)
“请，请给我这块生命之饼！干吗要我等这么久呢？”(此话使她初领圣体遭到拒绝)
“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这个软绵绵、白不呲咧、干巴巴、不知什么滋味的玩意儿———差点我把它吐出来。”(指真正初领圣体)
“肌肉动作”(指大便“免纸”)
“一个我爱的男人，无条件的委身于他是我愿意的”；“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我要让他快乐，他要让我快乐”(指她的“意中人”)
“那小子”的“手不温柔”(首次幽会)
“在暗处为的是能够安静地哭一会儿”(看电影)
“很可爱，非常可爱、善良。”(哥哥海因里希)
“怕他，他所受的教育因为多得惊人”(哥哥海因里希)
“其次是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哥哥海因里希)
“日子过得不错”“包拆废屋者”(谈一九四五年后的父亲)
“大概对父亲当时就已是一种真正的诱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谈洛蒂霍伊泽)
“糟，糟，糟”(谈全家同哥哥海因里希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她疏通玛格蕾特家堵塞的马桶后对海因里希和艾哈德的评论)
“这事”(不一定而且也不允许)“在床上”(干)。“到野外去，到野外去。一起上床，这一套我才不希罕呢。”(当着玛格蕾特的面就人们平常所说的“同房”想入非非)
“在未死之前他就已在我的心目中死掉了。”(在她丈夫阿普逼她干上述那件事后说)
“她瘦成皮包骨，她是饿死的，虽然我最后常给她送吃的东西，她死后，他们把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什么的。我当时一进门就感到她已不在了，绍肯斯对我说:‘没有用了，小姐，没有用了———您难道想用手把土刨开么？’于是我就去找修道院院长，坚决要求说明拉黑尔的去向。她说拉黑尔出门去了，我又问上哪里去了，院长这时紧张起来，说:‘孩子，难道你神经错乱了？’”(谈拉黑尔之死)
“简直叫人受不了”(谈与阿洛伊斯的艳遇)
“看到这一堆堆刚印好的钞票(就恶心)”(她谈战时在父亲公司办事处的工作)
“报复”(莱尼推测父亲的死魂灵花招的动机)
“立即打得火热了”(按波利斯的手)
“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同上)
“那该死的礼炮声，正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点”(波利斯表白爱情的时刻)
“同房”(莱尼对玛格蕾特谈通常被人描写得更粗俗的一种活动)
“您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到了:小心，有生命危险！”(谈她与波首次同房后的处境)
“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滕，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对玛格蕾特莱尼谈她与波利斯的一次谈话)
美国人“止步不前”(同上)“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同上)
“干吗他们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再白天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么长时间？到这儿可一点也不远嘛。”(谈美国飞机轰炸和对莱尼来说行动太慢的推进)
“美好的念珠月”(指一九四四年十月，这一月白天空袭频繁，使莱尼与波利斯有机会同房)
“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我多么热爱她们，她们俩都没有忘记。”(念珠月)
“两人都是诗人，你如果问我的话，两人都是”(谈波利斯和艾哈德)
“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再次谈美军进军)
同房“已无从谈起”(腹中已有身孕的莱尼)
了某一个机会，他们一定是的。嗨，得啦———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根本谈不上什么苏维埃天堂。二日空袭后陵园的样子，您真应看看:天使和圣徒的脑袋身子分了家，坟墓一座座底朝天，有的有棺材，有的不见棺材影子，随您怎么说，从施尼勒巷我们豁出命搬运战利品，累得臭死———接着，孩子当天晚上出世！顺便说一句，孩子生得又快又顺利。哪里有什么苏维埃天堂！您知道，重新教会我们祈祷的人是谁吗？真是这个苏联人！是的，是他教会了我们祈祷。了不起的小伙子，说真的，我的话他要是听，今天还会活着。多么荒唐，带老婆孩子在七日下午就进城，身上只带着那张糟透了的德国士兵证。本来小伙子可以在墓室中再待几个月，读他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其他什么人的作品，甚至我可以给他搞到普希金的作品———等将一张真的或伪造的释放证搞到再出去。美国战俘营夏天已在释放农业人员，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张像样的英国或美国的释放证而已，这一点娘儿们没有想到，她们完全让和平冲昏了头脑，纯粹陶醉在生活的乐趣中，但为时过早了一些。那又怎么行呢？一连几个月，下午和黄昏天天抱着孩子，带着霍伊泽家两个小崽子和永远面带微笑的格鲁伊滕爷爷，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小伙子如果愿意的话，今天还可以坐在莱茵河或伏尔加河边上。我在六月初正式露面之前就设法搞到了这么一张释放证，我的名字在证上写着，有一个真正的俘虏号码和俘虏营的大印———因为我们这一行终究属于农业———这是完全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而且确实我们这一行够忙的，我是说用不着再死人，死人已经够多了———这些人都得想办法入土。无论是洛蒂还是玛格蕾特，都不曾想到利用她们的关系，给小伙子搞一张真正的释放证———玛格蕾特只要扭一扭屁股就能办到，洛蒂手中掌握那么多公章、证明信和关系户，要是想到这一点就好了。合法证明过了五月或六月还不给小伙子办，真是太轻率了，他哪怕非得叫弗里德里希克虏伯也好。唉，我是会为此破费一些的———这个小伙子我不仅喜欢，而且爱他，也许您会见笑:是他教导了我，关于劣等民族的那一套理论全都是胡说八道。劣等民族嘛，就在此地。”
佩尔策的眼泪是不是真的？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还未喝完，他的眼睛里就渗出了一些眼泪，他不好意思地将泪水揩去。“难道莱尼父亲之死能赖我吗？怪我？为了此事，难道就要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我吗？说到底我难道不是想给莱尼父亲一次真正的机会？连三岁孩子和外行人都能看出，他即使当一个好抹灰工也不够格，即使用最好的材料他也干不好。至于他那个瓦工队，得啦，人们用他们，因为找不到别人了。可是他经手的房子，过几天天花板就掉下来，或者是墙上的白灰一片片往下落———泥瓦工手艺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不会扔灰，不会使劲。他不想再做生意人，有意当无产者，这都是坐牢或蹲集中营时想入非非，或者是同他一起坐牢的共产党人向他灌输的结果。对您我可以说，看到这个从前曾引起轰动的大人物是个真正的废物，连墙都不会砌，真叫人大失所望。突然，他开始推着一辆旧手推车，带上几只铁皮桶、一把泥刀、一把抹刀和一把铁锹，走街串巷，登门找瓦工活干，换点面包、土豆，有时是一支雪茄烟，这其实也只是一种赶时髦。至于每天傍晚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同女儿女婿和外孙一起，唱唱歌，观看过往船只———这可不是一个具有巨大组织才能和胆略的人干的事啊！我曾多次向他提出公平的建议，对他说:‘格鲁伊滕，您看，三四十万马克是我现在有的，怎么也吃不准是否该用来购买固定资产或比较保险的资产，您就拿去做买卖吧，等通货膨胀过去了再还给我，不按一比一，不按二比一，不，按三比一归还，不要利息。您是一个明白人，知道现在这种拿香烟当钞票用简直是胡闹，这对那些从集中营回来的虚无主义者来说倒合适，他们在营里没有烟抽；对孩子和有烟瘾的、被炸得无家可归的女人或军人寡妇来说这倒合适。您我都很清楚，有一天香烟又会只值五芬尼或至多十芬尼，您今天五十五芬尼买进一支，一转手卖五十六芬尼，这是胡闹，如果您想把香烟囤积起来，等到钱又值钱的时候再卖，那我向您预言，您的五十五芬尼只能卖五芬尼，香烟到那时如果没有发霉的话。’他哈哈大笑，以为我想劝他做香烟买卖，其实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哦，我想，他当然会开一家建筑公司的，他要是机灵一点，可以标榜自己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可是他不愿意。最后我的钱总得派用场呀，那时候做房地产生意没有多大赚头。莱尼如果及时把她的房子以五十万的代价卖给我，我是会立下字据的，保证向她提供一套住宅，不收房租，供她用一辈子。可她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霍伊泽给了她什么呢？课税标准价格的四倍:总共六万马克，而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令人难以置信！嗨，用场，我的钱却派不上了———我尽量花钱，买家具、画、地毯，甚至还买书，但始终还剩下这三四十万现金放在家里。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大家都笑我说:‘佩尔策变得有人性了，第一次做了蚀本生意。’我做什么呢？我收购废钢，不是什么都收，而是专收优质钢梁，当然是合法的，我可以说是尽可能地搞到了拆毁废屋权———大多数人很高兴，这样一来就清除了他们地皮上的瓦砾。钢梁么，有地方堆放是关键，而地皮我有的是，于是就放手干！您知道，像莱尼或克雷默尔这样一个花圃工每小时的工资当时是多少？整整五十芬尼。而建筑行业一个小工呢，嗯，也许可以挣一个马克，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一马克二十芬尼，而且还有重体力劳动者补助票，凭票可以购买面包、油脂、白糖等。要弄到这种补助票，当然得开办一家公司，我这样做了，我的公司名称是‘拆房股份公司’。当我开始收钢梁的时候，全城有一半人都在笑我，因为当时有的是钢梁，全欧洲遍地都是钢，用不了两包香烟就能买一辆报废的坦克———嘿，我让人们去笑。我雇了四队工人，配备工具，弄到拆毁废屋许可证，将钢梁有条不紊地收集。因为我心想:你们笑吧，可钢总归是钢。那个时候，旧兵舰、坦克、飞机都可以白送，只要拉得走，而我也这样干了:拉走坦克；地皮我有的是，当时还没有盖房子。就这样，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把我的全部资本都投上了:十万米优质钢梁，堆放在那里，码得整整齐齐。从一开始我就不搞工资等级表，不按每天八或十马克付酬。我搞计件工资，每米三马克，有时有的人一天能挣一百五十马克以上，这要看地皮在什么地方了，外加他们全都领到了最重体力劳动配给卡。这是额外的优待的。我们有条不紊地从近郊区向市中心推进，那儿都是大商店和办公大楼。在那儿搞要困难一些，因为钢梁上还带有好多混凝土，钢筋有时乱成一团，需要熔焊开。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我当然也增加工资，每米付五六马克甚至十马克，这需要谈判商定，就像煤矿根据煤层位置进行谈判一样，好吧。莱尼父亲替我管这几个队当中的一个，他自己当然也动手干，按向我上缴的数量每天晚上领取现金:到手的都是现钞，有的人有时一天能挣到三百马克，有时当然只挣八十，但决不会低于此数。那时候，我的花圃的工人一星期还挣不到六十哩。全城有一半人仍在笑我收钢梁，收来的钢梁堆在舍恩施泰特街我的地皮上生锈，连已有的高炉那时候都正在拆除呢！不管我怎样坚持下去，即使只是由于固执。喏，我承认，这种活并不总是没有危险的，可我并没有强迫谁干啊，没有。条件一清二楚，交易一清二楚，两厢情愿，我而且并不过问，他们除此而外在废墟中还能找到什么东西:书籍和家用器具啦，家具什物啦，等等。这是他们的外快。人们笑得要死，他们走过我的地皮时总是说:‘佩尔策的钱在这里生锈。’在参加‘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的朋友中，几位吹毛求疵、喜爱逗趣的人甚至有———建筑工程师之类的人物———一五一十地算给我听，有多少钱确实放在那里锈掉了。他们这一套都是从造桥等方面学来的，都有精确的面积数字，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这笔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可是，真奇怪，到了一九五三年，这些劳什子堆在那里已有五年到八年之久，由于当时住房紧张，房子，我想用那些地皮盖，光是这个原因，我就得把它脱手。后来我到手一百五十万马克现金，那时他们又都说我是投机商、无赖、发战争财或其他什么了。突然那些旧坦克也身价百倍了，还有那些卡车以及我顺便———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弄到手种种东西，这时两大块地皮都腾空了，我到手的钱都躺在那里睡大觉。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娘儿们永远也不肯原谅我的可怕事件出了。莱尼的父亲在清除前卫生局的废墟时，摔死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种工作有危险，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发给危险补助，也就是提高了每米的固定价格，实际上等于是危险补助。老格鲁伊滕自己也拿起焊枪到处忙活时，他，我曾警告过。请问我又怎么能知道，他的静力学知识这么差，竟会把自己脚下的立足点烧掉，从八米高空中摔到废墟？天哪，他还是个建筑行家，有工程师头衔哩，他的公司使用过的钢梁比我五年中回收的钢梁要多十倍———我怎么能知道，他会把自己焊到深渊里去呢？我能料到这一点吗？这是我的责任吗？在成为废虚的城市里，谁不知道，从被炸毁的混凝土房屋中拆割钢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不是为这种风险相应地支付报酬了吗？而且，坦白地说，几乎这个神乎其神的建筑行家格鲁伊滕，甚至在收钢梁、撬钢梁或拆割钢梁方面也并不很熟练，甚至在理论上也并不掌握技术———看在莱尼的份上，为他我多破费了一些，因为莱尼和波利斯的遭遇使我很悲伤。”
此时佩尔策泪水涟涟，谁也无法怀疑其物质上的真实性，至于是否感情上真实，判断这一点则不是笔者份内的事。他握紧威士忌酒杯，环顾周围，对自己的活动室、酒柜和隔壁房间里陈列的花圈似乎都不认得了，继续低声说:“他掉在一束从混凝土板中伸出来的钢筋上，刺穿了身体，不是摔得稀巴烂，而是大穿孔，小腹、脖子、右上臂、胸口共四处穿孔，样子真可怕，而且———真可怕，真够呛———他还微笑，一直仍在微笑———疯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疯子，他看上去就像。真荒唐！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还有，”(佩尔策的声音有点犹豫，眼睛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手在颤抖—笔者)“还有，焊枪在被格鲁伊滕烧断的那根凸出的大梁的残余部分上挂着，咝咝地往外喷射火苗。真荒唐，这一切就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我正要停止收购钢梁呢———我的全部旧马克资本好歹已经花光了。不用说，出事后我立即停业清理，那些娘儿们说，我反正早就想了歇业，这可是弥天大谎。老实说，如果那是一九四六年中期的话，我也会歇业的。可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此事事实上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坐在那里，娘儿们对我切齿痛恨，嘲笑我收购的废钢堆在那里继续生锈，还要在那儿再堆放五年。老格鲁伊滕没有参加保险，我聘请他是作为自由工作者，不是作为公司的职工，而是作为转包人，我因此自动提出付给莱尼和洛蒂一小笔抚恤金，但没人理睬———有一次我到她们那儿去，洛蒂在我背后吐唾沫。什么‘吸血鬼’和‘刽子手’她骂着，还有更难听的话。可还是我救的她这一条命呢，在那个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在施尼勒巷的那次抢劫中，突然她像疯了似的高呼社会主义口号，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巴。我常同她的淘气儿子打交道，二月底我们在坟墓里待着没有香烟抽的时候，我从这两个小滑头那里买下了用我自己的烟屁股卷的香烟———我们二日那天，有将近七个小时之久蹲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牙齿格格打颤。告诉您，连相信无神论的洛蒂也跟着波利斯小声将主祷文念着，不声不响、胆战心惊、老老实实，连霍伊泽家的小流氓也是的，玛格蕾特呜呜地哭，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紧紧拥抱，好像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当时的情况真好像世界正在毁灭。那个时候，这一个人当过纳粹或共产党，另一个人是俄国兵，玛格蕾特是个心肠过于仁慈的护士，这一切，全都顾不上了，只有一点:生或死。尽管你不再常去教堂，你心里总是还留恋它，毕竟它是生活情景和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天之内它化为灰烬，而灰尘在我们的牙缝里、嗓子里牙碜了好几天———轰炸停止后，我们马上动手，共同—我说的是共同———去接收德国国防军的遗产———并且就在当天擦黑时帮莱尼和波利斯的儿子出世。”他一直还在流泪，声音越来越低“只有一个人喜欢我，理解我，我真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放在心上，当作一家人，让他参加我的买卖和随便什么事情，他比我老婆孩子还要亲———此人是谁您知道吗？波利斯利沃维奇———我爱他，虽然他抢走了我今天还在朝思暮想的姑娘———他也许真的了解我、认识我，他坚持要我给小男孩行洗礼。我。用这双手，是的———说真的，我一听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有片刻想到，说穿了，有什么没摸过呀，这一双手:活人死人，男人女人，现金支票，花圈缎带，等等———而他却要我，一定要我用这双手为他的儿子行洗礼。连洛蒂一听也不出声了，她本想又搬出她的口头禅:
‘乱弹琴。’波利斯对我说:
‘瓦尔特，’———我们两天后全都以你相称，干脆都以你相称了———‘瓦尔特，’他说，‘我现在请你给我们的儿子施紧急洗礼。’洛蒂听了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我照办———我走进办公室，拧开水龙头，等流完了铁锈和污物，自来水变得干净一些了，我就把我的玻璃杯冲洗干净，盛满水，按照我过去担任执事时常见的那种做法给他行了洗礼———我由于不能兼做孩子的教父，这一点我还懂，所以孩子就由小维尔纳和洛蒂两人托着，我给他一边行洗礼一边说:‘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你取名为莱夫。’———连库特这个小坏蛋这时也放声大哭，甚至连说话尖刻的洛蒂和波利斯也都哭了，反正玛格蕾特已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只有莱尼一个人没有哭，她在那里躺着，睁开被灰尘弄红的眼睛，满面笑容，立刻把孩子抱到自己怀里。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些，好吧，请让我一个人待着吧———我实在太激动了。”
听到这一切，笔者坦率承认，他也相当激动，在坐到自己汽车的方向盘前时勉强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两三滴眼泪。为了不至于过分伤感，他驱车直驶波加科夫的住处，在令人愉快的情况下把他见到了:在一个上有玻璃屋顶的平台上，他坐在轮椅里，身上裹着毛毯，目光将一大片园圃区越过，沉思地注视着两条铁路的交点，两条铁路之间勉强容下了一个碎石坑、一个苗圃和一个废料场。在这附近还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网球场，在褪了色的红土地上还有一个个积水坑，几架星式战斗机在天空中飞过，从一条迂回岔道上传来汽车噪音，在小菜园之间的道路上孩子们用空牛奶罐头玩曲棍球。波加科夫独自坐在平台上，心情也很悲伤，没有用他的吸烟架，不接受递给他的香烟，抓住笔者的手腕，似乎想给笔者号脉。
“我丢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在那里了。我的儿子要是能躲过七灾八难，和您的岁数大概差不多。我的拉夫里克一九四四年时十九岁，他们肯定把他抓走了———谁知道送到哪里去了，———有时我想回去，死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我的拉丽莎，她是否还在人世？是我对不起她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他们把我们送到埃尔夫特前线挖战壕、掩体和炮兵阵地时，我遇到了一次机会:那是我四年之后第一次抓住了一个女人，与她同宿———当时我们躺在一个黑洞洞的谷仓里，俄国人和德国人，俘虏、士兵、女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我说不上她有多大年纪———嗯，她并没有反抗，只是事后掉了几滴眼泪，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人都不习惯，在那种黑暗中，在谁也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归宿的荒谬情况下，干这种可说是通奸的勾当吧———我们在干草和甜菜中间躺着，那是一个真正的富足的富家村庄———格罗斯比勒斯海姆，天啊，我们俩都哭了，我也哭了———不如说是在恐惧、黑暗和垃圾中爬到一起的，在我们的脚上全是泥，也许她把我当成德国人或美国人了。因为当时也有几名冻得半死的受伤的年轻美国人躺在那里，有人本来送他们上野战医院或某个集合地点去，但此人很可能开了小差，扔他们在那里不管了。这些美国兵只会说什么‘操他妈的战争’，‘操他妈的将军们’，‘狗屁他妈的许特根森林’———这并不是易北河会师，而是在埃尔夫特这样一条吐口唾沫就可以吐到对岸的小河边上，建立埃尔夫特防线，在莱茵河和西部边界之间———那儿一个十岁男孩能把尿尿到对岸。嗯，我常常想念着这个向我敞开心怀的女人———我摸过她的脸蛋和又密又滑的头发。我甚至不知道头发是金色还是褐色，不知道她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是在黑暗中到达那儿的，又是在黑暗中离开那儿的———我只看见了一些大农场，有人在火堆上煎煮什么东西，有士兵，那些冻得要死的美国人和我们夹在他们当中，波利斯也在，莱尼就像童话中那个有七双铁鞋和七根节杖的少女一样跟着他。这个美丽的童话我想您一定知道。黑暗，脚上的泥，甜菜，她的头发，女人的脸蛋，她的眼泪———还有，是啊，她的怀抱。她叫玛丽或保拉或卡塔琳娜，但愿她永远不会想到她的丈夫了，或向某个神父低声忏悔这件事。来吧，老弟，把你的手给我———很好，摸一个人的脉搏。黄瓜迷和列宁格勒的厌世的俄国人一起看电影去了，他们去看了一部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苏联影片。我没意见。我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就被德国人俘虏了，老弟，在某一次狗屁包围战中，在基洛夫格勒附近———当时这个城市反正还这么叫，它今天叫什么谁知道？你当然知道他们对基洛夫是怎么做的———基洛夫是我的人，是我们的人———得啦，他不在了。
当你们德国人的俘虏，那可不是非常受用的事的，老弟，如果，你对我说，当我们的俘虏也不受用，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的人和德国俘虏一样糟糕———我们越过田野，穿过村庄，渴得嗓子冒烟儿———只要看到一口井或一条小溪，我们就渴得直舔着嘴唇，根本不想吃东西———五千人挤在一个集体农庄的牲口院里，在露天下，一直很渴。老百姓即我们自己人想给我们送点吃的喝的，我们却根本没法接近———哨兵会二话不说地向他们开枪———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向老百姓走去，机枪一扫射，老弟，他就完蛋了。有一名妇女打发了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给我们送面包和牛奶，一个地地道道的、可爱的小娜塔莎———她准是想，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手拎着一罐牛奶，一手拿着面包，对她他们是不会怎么样的，可是不然———机枪扫射———我们的小娜塔莎像别的人一样死了，洒了一地牛奶、啤酒和面包。就这样，我们从塔尔诺夫卡走到乌曼，从乌曼走到伊凡-戈拉，从伊凡-戈拉走到盖辛，从盖辛走到文尼扎，第六天接着前往什麦林卡，前往拉科沃，这地方在普罗库罗夫附近；每天吃两顿豌豆清汤———开伙时干脆把汤锅往人群中一放，那儿有两三万人，于是大家就一拥而上———我们空着手从锅里舀汤，要是能抢到手，就像狗一样舔着吃———几块半生不熟的甜菜、卷心菜或土豆有时是能捞到了，吃下去就胃痛，拉痢疾———倒在路旁就一命呜呼了。我们在那儿待到将近一九四二年三月，有时一天要死八九百人——经常又打又骂，又骂又打，有时朝人群开枪—既然他们没有东西或者据说没有东西给我们吃，那他们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送东西给我们呢？后来，我在柯尼斯堡一家克虏伯履带厂劳动———夜班十一小时，白班十二小时———我们在厕所里睡觉，运气好的能找到个狗窝，地方虽然小，但至少是一人独住。最糟的是生病或被认为磨洋工———磨洋工的人被送交党卫队———你要是生病不能再干活，就只有进大野战医院，实际上这种医院都是伪装成医院的死亡营、灭绝营，住院人数四倍于其收容量，脏得要命，每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两升稀菜汤:绝大部分是代用面粉做的代用面包，而代用面粉只不过是没有完全剁碎的干草麦秸，木质纤维其中还有———那些秕糠、草料刺激人的肠胃，毫无营养可言，而叫人有计划地营养不良———外加不断的打骂，老是用棍子抽打。连草料后来显然也太可惜了，便用锯末代替。面包有三分之二的成份是锯末，稀菜汤的原料是烂土豆，掺入种种泔脚，外加老鼠屎作香料———一天有时要死百把人。要想活着出来几乎不可能，你得是命运的宠儿。我可以说是个幸运儿，我干脆不再吃那玩意儿，肚子虽然饿，但起码没有生病。我一看就明白，那是一种把人毒死的东西———我宁可回到克虏伯先生的工厂去将履带装配。现在你可想而知，到一个城市去收尸和清除废墟是一件多么好的美差，为什么波利斯在我们眼中就像童话中的王子，最后会登上王位了。他从未学过园艺，却能到一家花圃去扎花圈，每天早晚有专人接送，不挨打，甚至还有人送东西给他，并且———除了我，知道的确实没有———甚至还有人爱，他也爱人家。这真是天之骄子啊！我们呢，我们并非天之骄子，但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虽然我们没有资格触摸和搬运德国人的尸体，这不行，但可以把街上的瓦砾铲到车上，抢修铁路，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清除瓦砾时有时会遇到:俄国人的手、俄国人使的铁锹，碰上一具死尸，就免不了要休息一下，不该得到的运气———直至尸体被运走，而波利斯则是在什么地方为这些尸体扎花圈，挑选缎带，准备鲜花。瓦砾堆里有时有打烂的橱柜酒柜，有时里面还有有用的东西。当然也有侥幸交上好运的时候，你找到吃的东西，又没有被哨兵看见；有的日子会交三倍的好运；找到吃的东西，哨兵没有看见，又没有被搜身。谁要是被抓住，就要倒霉了:就连那德国人都不准塞东西进自己腰包，要是俄国人把东西，把什么东西塞进自己腰包———嘿，下场就会像加弗里尔奥西波维奇和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一样，被交给党卫队处置，那就“砰砰”几枪完事。最好当然是一找到什么就把它吃掉，嚼东西时得小心，虽然并没有禁止干活时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规定是根本用不着。像我们这种人怎么会有东西吃呢？那一定是偷来的。我们营的少校司令官还不错，我们如果被告发，他只是关我们禁闭，只有当上士班长坚持要把人送交党卫队时他才这样做，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坚持要求让我们至少不折不扣地领到我们的定量配给。我有一次，在被搜身时亲耳听到他在同某个上级机关打电话，同什么人争论:是不是我们的活儿值得一提？这活儿如果值得一提，我们每天就可以领到大约三百二十克面包、二十二克肉、三十二克白糖、十八点五克油脂；干的活儿如果不值一得，就只有十五克油脂和肉、二百二十五面包、二十一克左右白糖———为使我们的活儿被承认是值得一提的，他同柏林或杜塞尔多夫的什么人争得很凶。毕竟，我的好朋友，毕竟———这关系到多领或少领一百克面包、三点五克油脂、七克肉和十一克白糖———这个少校很厉害，他比普通人少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那一次我被带他那里去搜查时，他气得咆哮如雷，后来倒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十二个人的命。在大轰炸中，溜了三十个人，钻进瓦砾堆或向西去投奔美国人，领头的就是我们那位不屈不挠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他们的消息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了。我们，包括兴致勃勃地等着去花圃的波利斯在内，那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全部哨兵团结一致地开了小差；岗哨没有了，看守室的门敞开着，铁栅门敞开着，只有铁丝网还在———当时我们看到的情景就像现在坐在这个平台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铁轨，园圃小屋，碎石场，废料场———这样我们便获得了自由，老实说，这种感觉真叫人难受。要自由干什么？又往何处去自由了？一个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随便乱跑可性命难保啊———哨兵队所干的并不是正式结束战争，而只是个人结束战争，他们说不定还抓住了他们中间的几个，把他们吊死或枪毙了吧。决定向老营报告情况是我们商量的结果，要是这位少校没有同样开小差，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重新脱离在这种时候极不相宜并有生命危险的自由———干脆一走了之，路上碰到巡逻队，落到警犬手里，那可是胡来；把人看管关押起来审判，那是相当麻烦的，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可以摆脱他们:把他们枪毙。我们可不想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这你也许会理解。我们那时已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这倒有些像是真正的自由———可是就这样取得自由，我们觉得太冒险。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地图和食品他准备好了，还有通过他的喽口罗或秘密通信地点得来的几个接头地址，他们分批走，然后在靠近荷兰边界的海因斯贝格会合，再动身去阿纳姆。好吧！可是我们却由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自由有五人有胆量享用了，他们收拾好个人的衣服什物，略微换一下装，穿过铁路走了。他们扛着铁锹和十字镐，装成了将出工的样子，这个主意不坏。可我们剩下的七个人都害怕，波利斯当然不愿离开他的莱尼，但没有他的保姆科尔布陪同当然不能一个人去，于是他马上去打了电话。他打通了花圃的电话，发出了警报。那个姑娘，半小时后骑着自行车来了，站在内格拉特和维尔德斯多夫街路口等着。波利斯接着，又打电话给老营报告说，我们的看守都不见了。不到半小时，这位独臂独腿独眼的少校带着几名士兵乘坐他的小汽车赶来了。他先是一声不吭地穿过了营房，他的假腿很合适、非常棒，甚至能骑自行车———然后进看守室看了看，再出来向波利斯详细询问了半天，向他表示感谢，同他真诚地握手，目光正视，一派德意志风度，并不像听上去可能很可笑那样。真见鬼，那是在美国人进城前十四天，这个少校做什么呢？他叫我们迎上前去！去埃尔夫特前线，美国人那时已到达那里。他对波利斯说:‘科尔托夫斯基，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您在花圃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看见那个姑娘曾和汽车司机交谈，她肯定已从司机口中得知现在要去的地方。我还清楚地看到，她怀着孩子，快要瓜熟蒂落了，我产生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二十分钟后就乘卡车出发了，先到大比莱斯海姆，再到大费尔尼希，接着又连夜前往巴尔克豪森。我们到达弗蒂辛的时候又是夜里，这时只剩下了波利斯和我两个人，其他人明白了少校的意思，在夜间爬过甜菜田跑到美国人那边去了。而我们的王子则被他的妃子将德国军服套上，缠上绷带并涂上鸡血，被带到陵园去了。至于我，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在夜里我一个人回到城里。二月底，我回到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曾有一年之久我在这座城市里清除废墟，挖掘尸体，将讥笑和辱骂挨过了，有时，岗哨不注意或不想注意时有人路过，丢给我一个香烟屁股或一整支香烟，有时丢一个苹果或一块面包———我回到了这座城市，躲在一幢被炸毁的别墅的地下室里，地下室半边已倒榻，倾斜的天花板变成我的屋顶，我就在这个藏身之处呆着等待。我身上带着从农民家里偷来的面包和鸡蛋，渴了就喝洗衣间里地上的积水，我白天捡木头，硬木地板，这种木头很好烧。我在被砸碎的家具堆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了烟抽:六支高级大雪茄，装在一个道地的资本家用的皮雪茄烟盒里，盒子上印有‘卢塞恩，1919年’字样。这只盒子今天我还留着，我可以拿给你看。六支资本家式的高级大雪茄，如果你不太挥霍的话，这就相当于三十六支相当不错的香烟了；如果你再有火柴，那就是一大笔钱哪。我不仅有火柴，还有卷烟纸，那是一本费尔尼希出版的薄纸祈祷书，有五百页，在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一八七八年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初领圣体———不用说，我在卷烟前先读一遍每一页上的那几句话:‘扪心自问，在思想言行上你是否冒犯过上帝？啊，天父，我有罪过，我对上天和你罪孽深重，我就像失群的迷路羊羔，你的儿女是不配称的。’在这张可怜的纸片付之一炬之前，我对它至少得这样做吧。我待在那里，身上裹着从周围捡来的破破烂烂的和未损坏的布料:窗帘和破台布、衬裙和破地毯，夜晚用硬木地板烧一小堆火取暖———我就在那里经历了二日那一天，那真是天崩地裂、十八层地狱，世界末日。我现在要说我未对任何人并且也未对自己说过的话:我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了我吃过的尘土，爱上了它那震动的大地，爱上了倒塌的教堂尘塔，爱上了后来天寒地冻时和我睡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了。我已离不开这个城市了。希望我的拉夫利克和拉丽莎原谅我这样做，希望她原谅。我在这本祈祷书上读到一段话:‘是否你在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循规蹈矩？你在思想言行上是否有过出轨的地方？想同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或单身男女造孽的念头你有过吗———哪怕并未见诸行动？’全都是向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提出的问题，但愿她能回答‘没有’，而我却必须回答一声‘有过’。在动手撕祈祷书卷香烟之前，内心感到必须先仔仔细细读每一页，这也许是进入祈祷的最好办法。好啦，把你的手伸给我，不要说话。”(笔者完全搞糊涂了，把手伸给他，发现他也有t和w，感到s，而且十拿九稳还有l2。)
这里，仅仅为波加科夫提供的具体情况作一点补充，笔者再摘引高级人士讲过的一些未完全核实的原话或谈话记录和报告，以作例证。
罗森贝格:到德国来的路和到西伯利亚去的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想象大约差不多。
我知道，如果送来了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用不着烦恼。但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想党区领袖绍克尔已经谈到或将要谈到了这个问题———把这些人从东方送到德国来干活，要达到尽量高的劳动效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将高效率达到，自然就不能让他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冻死，让他们一连站上十小时，相反，应当给予他们足够吃的东西，使他们具有后劲任何企业领导人均有权惩罚波兰籍农业工人将此种事件遇到，任何部门均不得因此指责企业领导人。
波兰籍农业工人应尽量与其家庭分离，可以让他们住牛棚马厩等。任何顾忌在这方面不要有。
施佩尔:现代化流水作业要求全月工作时间必须保持均衡。使工厂的零件和原材料供应中断是空袭。企业开工时间每天在八至十二小时之间。根据我们的统计，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大约在六十至六十四小时之间。
弗莱希斯纳博士:集中营来的劳动力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施佩尔:和企业中其他劳动力完全一样。因为通常集中营来的工人只占职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职工的负担也不比企业其他工人重。
弗莱希斯纳博士:这样是为什么？
施佩尔:党卫队要求将集中营来的囚犯集中在工厂的一个车间劳动。监工的是德国工长和领班。由于企业的生产情况，工作时间必须同整个企业的工作时间保持一致，因为在企业中众所周知只能将统一的步调采取。
弗莱希斯纳博士:上报的两份文件我都要分别说明，在陆军和海军军工厂以及空军军工厂劳动的集中营工人每周平均工作六十小时。
施佩尔先生，企业为什么要设立集中营特别营即所谓劳动营呢？
施佩尔:建立这种劳动营的目的是免得走远路，从而使工人在企业中精神饱满、乐于劳动(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死敌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士兵已丧失作为正直军人根据日内瓦协定所享有的资格奉命看守苏联战俘的德国士兵向公众必须随时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与自豪因此，遇有最微小的反抗迹象，特别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煽动者，必须采取果断无情的行动单是出于纪律的原因，就应对苏联战俘十分严厉地将武器动用了。
国防军必须立即将战俘中所有被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骨干分子的人清除。因此，东方战役的特殊情况要求采取特殊措施，不受官僚机构和行政当局的影响，以勇于负责的态度执行之。
枪决苏联战俘(命令):
有关苏联战俘死亡及枪决事件，自即日起不再作为特殊事件用电话报告战俘长官了。
全日出勤完成定额的战俘，基本每个劳动日报酬为:
非苏联战俘0。7马克
苏联战俘0。35马克。
但最低的每个劳动日报酬为:
非苏联占俘0。2马克
苏联战俘0。1马克。我们既然在旁征博引，这里不妨再提出一份文件，这是笔者有步骤地用骆驼牌香烟(不带过滤嘴！)收买马尔娅范多尔恩而搞到的。在笔者进一步调查她所盼望的莱尼搬到乡下去住一事时，孜孜不倦的范多尔恩在收拾莱尼乱七八糟的衣柜里将它发现了。是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一封信，是至今未被发现的，笔者不妨把它称为“具体派诗歌留下的例子”
房屋分配应精确加以计算，以确定在严格节约地利用房间(见使用计划的“规定利用能力”一栏)的情况下有多少房屋需要，特别是现有住房用以安置部队宿营的人数。在使用计划所规定的范围内部队如何具体安排，则不在考虑之列。除计划所允许的单间外，其余房间应按面积大小计算在内，直至宿营人数达到为止。无需使用的房间不属分配范围。在房间按规定即按照使用计划加以利用的情况下，军官营房的勤务兵房间和军官宿舍中规定军士与士兵居住的房屋，均由部队常年经费承担，故应计入长期使用之列。
如不能提供规定面积，即有超员营房时，则须在计算全年消费资料经费及全年小器具消耗开支的情况下考虑现有的一切房屋。住房的宿营人数，在这种情况下分配不按使用计划规定标准，而按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宿营人数重新计算时应对房屋分配进行调整。用于部队教区礼拜活动的国有建筑物和房屋(驻地教堂和练兵场教堂)以及驻地公墓的维修、提供和管理，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负责。祈祷党在大型军医院均有设立。
新建驻地教堂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将个别房间改作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改变现有的此种设施，均需陆军总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批准，并应事先将随军主教的意见征询。驻地如无适合宗教活动用的国有房屋，对民用教堂的使用或合用权应确保。合用民用教堂现有的圣器，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功，则根据第二章第113条a款规定由行政部门提供。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订立协议需有军队(海军)驻地教士与军区(兵站)教士参加，并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批准。参照陆军服役条例第29号第370条(a。b。)。
应在教堂或其他房屋内为接受坚信礼者(初领圣体者)上课提供合适的场所。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同意，必要时，可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租用。也可根据情况由教士自行提供场所，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在此种情况下应确定向其提供适当的报酬。
驻地教堂、第150条规定的专用场所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费用，将计划内的家具什物(包括宗教活动用品，参照第二章第113条a)的费用维持和补充，教堂和公墓礼拜堂的取暖、照明和清洁费用以及教堂衣物的保养清洗费用，均由预算中“安置”部分的有关项目支付。
凡部队自行经营厩肥者，每次应将出售厩肥所得纯收入(总收入扣除营业税，参照国家财政条例第69条乙款)半数上缴本部队会计室列入“杂项收入”另一半留给该单位，按第244条规定在“马厩”帐内辟出专门一项“肥料收入”入帐。
自营部门应负责:
1。清理堆肥场地(见第二章第408条d款)。
2。将自己的饲料车维修和更换。
3。在计划内设备器材之外改善厩栏、马术训练房(例如购置马术训练镜)、跑马场和跳马场的设施(第179条e和第246条)。
4。补充饲料和养马其他开支。
其他支出不得由“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项支付。自营部门应同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协商，积肥销售工作尽量搞好，后者应查明最佳销售机会。如以厩肥换取饲料，则此种易货交易应分为购进和出售两项，对方到场是无需的。金额应分别记入收支帐，厩肥金额半数作为售肥收入帐列入杂项收入，部队自用肥如用作牧场施肥均应作价，将其金额半数列入杂项收入。
自营厩肥由各经营单位(骑兵团、营等)经营。也可由各骑兵中队、炮兵中队和连队独立经营。按第244条和261条入“马厩”帐。
自营厩肥单位调动或换防时，是“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仍归其所有的。如该单位的一部分编入另一部队，可将相应的金额转交新单位。在支付剩下的支出后，单位解散时将肥料收入转入杂项收入项下。在此种情况下用肥料收入购置的物件应无偿上缴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出具收据并记入工具什物帐。
由于了解某些情况和作一些补充是需要的，也为了或多或少核实一些情况，那位高层人士被笔者再次打扰了，打电话去要求面谈一次。这位先生得知笔者的请求时，甚至让把电话接过去，毫不犹豫地同意再面谈一次，并且声称:“必要时可再作几次交谈。”这一次他的语调很友好，几乎很热烈。笔者这一次开始毫无惧怕的心情了。他大手大脚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而错过了这位先生专门派司机到火车站去接他的本特利轿车。由于这种厚待是笔者没有料到，而且事前也未曾向他通知，这次耽误花去他大约十七点八马克，连同小费在内共计十九点五马克，因为这位高层人士住的地方离市区相当远。对因此使财政局损失约一点七五至二点二马克所得税笔者深感遗憾。这一次他认为也应当破费一些，再带件礼物去。他选购了一张莱茵风景画，类似他在赫特霍尼太太家里见到的那些晶莹清澈、令人心旷神怡的画。费用是四十二马克，连同镜框是五十一点八马克。这位先生的夫人———以下简称咪咪———“对这件礼物十分高兴”(不仅是口头上)。至于先生本人，笔者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本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只是个摹本(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影印本，带一点儿美术装潢，竟也博得此君欣然一笑。
这一次气氛更轻松一些。咪咪不再了满腹狐疑，用茶招待客人，其质量与赫特霍尼太太在咖啡馆里认为并不特别好的那一种不相上下。有点心，是干的，有雪利酒，也是干的，还有香烟，这两个敏感的人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忧愁，虽说不是伤心落泪，但眼睛是泪汪汪的。这个下午过得挺愉快，没有隐晦的攻击，但不是完全没有公开的攻击。已介绍过花园，那间屋子也同样。平台尚未介绍过:它呈巴罗克式弧形，两端都是凉亭，向花园中间那一段伸进很多，草地上放着槌球用具。灌木丛中连翘含苞欲放。
咪咪，皮肤黝黑，虽年已五十六岁，却真像四十六岁左右，小嘴巴，长腿，胸脯丰满适中，穿一件褐红色针织紧身内衣，肤色人工增白，对她很相称。“您谈的那个姑娘骑自行车一个个营去找她的心上人，最后在公墓里找到了他，这真太好啦。我说太好啦，当然不是指公墓和她在那儿把他找到了；我只是说，一个年轻的女人骑自行车穿越艾费尔和阿登高地，直到那慕尔；她长途跋涉至兰斯，折回梅斯，再回家，将艾费尔高地穿过了，越过区界和国办。嗯，我认识这个年轻女人，要是我知道她就是您当时讲的那个女人，我就会———嗨，我就，我就会怎样我真不清楚———但我会设法使她高兴，她虽然是个较难接近的人。一九五二年我丈夫才获释不久，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花圃老板，从他那儿了解到她的地址，立即前去她家。这人漂亮得惊人，她那对男人的魅力，我作为女人却能够体会(？———笔者)。那个孩子也很漂亮，长着一头不鬈曲的金黄色长头发。我丈夫触景生情———这孩子使他想起年轻的波利斯，他虽然骨瘦如柴并且戴眼镜，但孩子仍像他，是吗？(先生点头———笔者。)当然罗，她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她不该拒绝送孩子上学。这孩子不管怎么说，当时已七岁半了，而且她对他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罗曼蒂克。唱歌啦，讲童话故事啦，还有风格截然相反的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和布莱希特这种大杂烩———给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读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我真不明白是否合适，所有人体器官的自然主义表现我也不明白，是否会导致一种，喏，就说是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吧。不过，她真有些了不起，虽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我要说，这种人体器官挂图，而且是放大了的，是否早了一些我真不知道———今天似乎又太晚了(两人都笑了———笔者)。可那孩子很可爱，天真可爱———还有这个年轻女人的遭遇，当时大概刚到三十岁吧，就可以说失去了三个男人，还将哥哥、父亲和母亲失去了，并且还很骄傲！不，我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她了，她是那么骄傲。我丈夫一九五五年随阿登纳去莫斯科访问时，我们和她还通过信呢。那一次，在外交部我丈夫确实还找到一个———一个———柏林时期的熟人，在门口急匆匆地打听科尔托夫斯基的情况。结果是否定的:这个可爱的孩子的祖父母都死了，姑姑莉季娃下落不明。”
先生:“波利斯不再活在人世，这是西方盟国的过错。我这样说并不夸大。我不是指在那张士兵证上做文章的不幸而愚蠢的做法和他在矿井事故中身亡的事实。不，不是这些。是把我拘捕关押了七年是西方盟国的过错，也就是禁闭了七年，尽管并不很严格。和埃里希封卡姆我曾商量好，波利斯一有危险就向我报警，可他由于全部警卫人员都开了小差而慌张起来，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一着他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把他送往埃尔夫特前线，使他一有机会就能顺利地跑过去。另外还讲好，由卡姆给他搞一套英军或美军军服，放他到一个关押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战俘营里———等到这个错误查清，战争早已结束。让他拿德国士兵证，穿德国军服，还冒充伤员，这些做法当然荒唐透顶。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当然罗，我和卡姆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女人在背后起作用！一个孩子快要出世了，还有那些空袭！胡闹！当时多少情况我从这个姑娘口中没有了解到，她得知是我把波利斯弄到花圃去时，曾来向我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么———嗨，也许就像一个比较有教养的姑娘感谢你送给她一块巧克力差不多。她哪里知道，我冒了多大风险。波利斯若没死，在纽伦堡能作证，会帮我多大的忙啊。在法庭上，我曾救过一个人的命，当着一起被控告的同事们的面说出了他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多大年纪等等，真叫我丢尽脸了。苏联原告说:‘好吧，既然您连战俘老营的号码都知道，我们可以设法去找到这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可是过了一年也没有找到他！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的托辞。只要他还活着并允许他出庭作证，他就能帮我。人们在审讯中，把最恶毒的言论栽在我头上，虽然这些言论是在我参加过的一些会议上发表的，但并不是我说的。下面的话，也许您认为我会说？(他掏出笔记本念道:)‘即使对听话肯干的苏联战俘也不能心慈手软。他把心慈手软说成是软弱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有人还说我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军备首脑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建议设置多层床铺，使原来只能住一百五十名俘虏的rad营房(德国劳役营房———笔者)容纳八百四十名俘虏。还说在我的一个工厂里，早晨上班时俄国人没有面包和工作服，向德国工人讨面包吃———还说有什么惩罚室。可是恰恰相反，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我抱怨分配到我们厂的俄国人由于营里伙食太差而体力大大下降，例如已无法正确转动车刀。在主管战俘工作的赖纳克将军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个人曾反对所谓俄国人面包的规定混合比例:百分之五十黑麦粗粉，百分之二十纤维粉，百分之二十甜菜渣，百分之十干草粉或树叶。我争取到把黑麦粗粉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甜菜渣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这样就相应地减少了纤维粉、干草粉或树叶这些难吃的成分，我们的工厂至少都是这样做的———由我们的工厂自负费用。可惜人们太容易忘记了，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那么简单。我曾提醒粮食部国务秘书巴克和司长莫里茨，在军火工业劳动不等于死刑，军火工业生产需要强劳动力。最后，是我提倡推行后来变得很有名的所谓‘面粉汤日’。我吵了一架同绍克尔，他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监狱，并想在我面前真的都搬了okh、okw和rsha(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保安总局———笔者)所有指令出来。由于这一套不人道的伙食制度不能让德国公众知道，我冒着巨大的危险，偷偷把有关消息有意泄露到瑞典，以提起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我得到了什么报答？两年拘留，五年监禁，就为了我们在柯尼斯堡的分厂，可实际上我并不主管那些厂。喏，好吧，看看别人，有的更倒霉，有的死了，而我呢，总算身体健康，没有受到特别的损害(？什么损害？———笔者)。我们就别再提了这些，还有审讯中那一套虚伪的无谓的争论，将一叠叠文件放在我面前，并把确实不是我说的话栽到我头上。我真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战争，而我没有能———我没有能够再找到他的父母和妹妹，对他儿子的教育我完全没有能施加影响。可我毕竟已证明，在文学上我对波利斯的影响并不坏。特拉克尔和卡夫卡他究竟是通过谁知道的，最后还知道了荷尔德林呢？这个文化修养有欠缺的不开窍的女人，归根结底不是通过我才知道这些大作家，后来又传给了么她儿子？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科尔托夫斯基家这个唯一有据可查的后裔承担一种高级教父的责任，这难道真是那么狂妄吗？我可以肯定，如果波利斯还活着，他自己是不会拒绝的这一出自内心的提议，他们何必这样叫我下不了台呢？特别是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忘了她的名字———满脑袋庸俗社会主义思想，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把我撵出了门。我听此人说同自己的儿子也合不来，经常搞一些无法无天的活动，如果不说是卖淫的话。难道格鲁伊滕先生，那个寡言少语得出奇的女人的父亲，那个不要脸的准左倾破鞋后来的情人，难道他在战争时期是个清白无辜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毫无理由，他们那么傲慢地把我轰走，随便相信一个法庭的判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这个法庭是很成问题的。不，不，确实我没有得到什么好报。”
这些话都是低声说出的，更多是的受委屈的语气，而不是攻击别人，每当他激动得青筋胀起的时候，咪咪就抓住他的手使他平静下来。“汇款被退回，写信去不回信，出主意不理睬。有一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指的是另外那个人，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我:‘难道您看不出莱尼不想理您不成？’那就好吧———从此我就完全克制了自己，不过当然我还经常了解情况，为了那个男孩———他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想说他是一个罪犯，我的水平还不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一种法律的观点。罪是我自己就犯过的，我自作主张将俄国人面包中的黑麦粗粉和甜菜渣含量提高百分之五，纤维粉和树叶的含量相应地减少了，为的是使面包好消化一些，这有可能让我进集中营，这是非法的。罪犯是我，只因为有些工厂有我的股份，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了一个连自己的王国或者不如说连自己的领域也看不清楚的大企业家。咳，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我自己犯的罪就够多的了，因此我不想简单地说这个孩子是罪犯，他不过一事无成。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人二十三岁，想通过篡改支票和伪造期票的办法把自己的家产弄回来，现已落这些家产到现已落别人手中，现在的主人采用了冷酷无情但却合法的手段，虽然也许可以说是用挖空心思的巧妙手法，然而却是把它不可变更地弄到手的。立契转让就是立契转让，卖掉就是卖掉。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男孩身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恋母憎父本能。她哪里知道，她用她的卡夫卡造成了什么后果———她哪里知道，像卡夫卡和布莱希特这样恰恰相反的作家，拚命读者他们的作品，囫囵吞枣，兼收并蓄———外加荷尔德林的狂热和特拉克尔迷人的颓废诗歌，孩子刚会讲和听就吸收这些东西，还有那种带神秘色彩的肉体唯物主义。我当然也反对种种清规戒律，但那么细致入微地搞这种生物主义，这样将一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赞美，究竟是否合适？———但我们终于分手了，性格不合。哦，爱莫能助真使人伤心，受到排斥真叫人痛心。”
笔者认为这里又发生了不可能的事:t作为w的结果，而w又是内心的l2的结果———主人家的狗正在这个时候从绿茵茵的草地上跑过来，那是几条名贵漂亮的阿富汗狗，它们只是嗅了嗅笔者，显然觉得他太庸俗而不屑一顾，便跑去舔主人的眼泪了。真见鬼，突然现在所有的人都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波加科夫、佩尔策、高级人士，甚至洛蒂的眼睛也闪烁着泪珠，马尔娅范多尔恩也公然哭哭啼啼———还有玛格蕾特几乎成了泪人儿，而莱尼自己不也是只允许她眼中的泪水不超过能使眼睛保持明亮和张开的限度吗？
向咪咪和先生告别时气氛亲切友好，他们请求笔者如有可能居间调停，语气一直还很悲伤。他们说，他们始终愿意帮助波利斯的儿子———正因为他是波利斯的儿子，是莱夫科尔托夫斯基的孙子———“重整旗鼓”
格龙奇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政治情况和所在位置战争结束时一直还没搞清楚，搞清楚是几乎毫不可能的。安排一次对他的访问毫不困难:一个电话，约好时间，在陵园闭园后格龙奇等候在生锈的铁门旁。只是在运送那些用塑料制造而不能用于堆肥的花圈和花卉下脚料时这扇门才开启。格龙奇热情好客，一如既往，对这次访问感到高兴，把笔者的手拉着，领着他安全无恙地经过一些“特别滑溜的地方”他在这期间在陵园内部的处境已大有改善。公共厕所的钥匙他新近才得到，还可以到市陵园工人淋浴室洗澡，配备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架晶体管电视机，正心情舒畅地迎接(那是复活节前后———笔者)即将来临的白色星期日的绣球花旺市。在三月里这个寒冷的傍晚，长凳上坐不住，但在陵园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可以的，这一次也是朝大路走去，格龙奇称之为大道。他笑嘻嘻地说:“这是我们最好的住宅区，最值钱的地皮，您如果不相信小瓦尔特的话，我还可以给您看几样东西来证明他的说法。他倒从来不说假话，正如他从来不近人情一样。”(窃笑)格龙奇指给笔者看佩尔策一九四五年二月同他在那里架的电线的残余部分:一根劣质黑色电线断断续续从花圃拉到一株长满常青藤的栎树上，从那儿穿过一片接骨木树丛(树干上还可以看见电线夹子，虽然已经生锈了)和一片水腊树篱，一直通向了封德策克家的祖坟。在这座庄严墓地的外墙上也留有夹子和劣质黑色电线的残余———这时，笔者(他不得不承认有一点毛骨悚然)在那扇威风凛凛的青铜墓门前面站着，它就是当年墓穴中苏维埃天堂的入口，可惜在这个春寒料峭的黄昏上了锁。“就是从这儿进去，”格龙奇说“里面再通往黑里格尔家墓，从那儿再通往博尚普家墓。”封德策克和黑里格尔两座家墓照管得很好，将苔藓、三色堇和玫瑰种上了。格龙奇说:“是啊，小瓦尔特把这两家的常年服务工作让给了我，那些通道战后他又用砖堵死了，并且粉刷过，可惜是相当马虎，是老格鲁伊滕干的，后来出现了裂缝和灰泥剥落，他都说是炸弹震坏的，这倒也不是说瞎话，因为二日那天这里一定炸得很厉害。那后面您还能看到一尊天使像，有一块炸弹弹片在头上，就好像有人用大斧砍进去拔不出来似的。(天色虽然已开始黑了，笔者仍能看到这尊天使像，可以证明格龙奇所述不假)。
您看，黑里格尔和封德策克两家都有一些矫揉造作的拿撒勒画派作品被毁了。它们被黑里格尔家修复了，封德策克家把它们现代化了，只有博尚普家的祖坟破败不堪。这孩子———嗨，他现在大约也有六十五岁了，可是我二十年代初，曾看到他穿着水兵服在这里哭爹叫妈做祷告，有非常好笑的样子，因为当时他穿水兵服已显得年龄太大，可又不肯脱掉———说不定他现在还穿着那身水兵服在南边梅腊诺附近的疗养院里跑来跑去呢。他的律师有时花点钱，雇人除掉最长的野草，这位律师还坚持那位至今仍靠香烟纸厂为生、身穿水兵服的可笑的老爷的安葬权。不然的话市政当局，很可能把这东西统统铲平。现在，正在为一块坟地大打官司呢(窃笑———笔者)，这老小子好像就不能葬在南边蒂罗尔似的。那里就是礼拜堂，门已经坏了，要是您愿意的话，可以进去看看莱尼和波利斯的石楠是否还留下一些。”
笔者果真走进了这座已很破旧的小礼拜堂，忧心忡忡地观察了造型非常优美的半圆形后厅里正在一片片脱落的拿撒勒画派的壁画。在礼拜堂里面又脏又凉又潮湿，笔者为了看清祭坛———祭坛上的有色金属已被偷走———的全貌，不惜破费几根火柴(他还不清楚问财政局是否能报销此项开支，因为他这个烟鬼消耗的火柴量是很大的，还得由支取高薪的官方和非官方专家审定，十三根至十六根火柴是否能作为业务开支予以报销)；在祭坛后面笔者发现一种奇怪地闪烁着紫红色的草木灰，完全有可能是石楠腐烂后留下的；还有一件通常是女人贴身穿在连衣裙或毛衣里面的衣服，当笔者毫无头绪地走出博尚普家礼拜堂时，悠然自得地抽着烟斗的格龙奇说明了它的来源。“是啊，很可能是他们，有几对情侣，有时迷路走到这儿，不知去哪儿好，既找不到背旮旯儿，又没有钱去住旅馆，不怕死人，就钻到这里面去。”
宾主在这个阴冷的傍晚，溜达了很长时间，兴尽而归，最后又恰到好处，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干了一瓶樱桃烧酒。
“是啊，”格龙奇说“我听说仗在我们老家那里打得很凶，真是火烧火燎，想回去看看母亲，她也许能帮帮忙。她那时快八十岁了，我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回去看过她，虽然她一辈子跟在教士屁股后面转，但这不能怪她，只怪某些体制。荒唐透顶(窃笑)，但我还是去了，可已经太晚了。我仗着自己熟悉地形，因为小时候我在那儿放过牛，沿着林间道路，沿着森林边缘，有时一直走到了白沙堆和红沙堆。只是我刚刚过了迪伦不久，就被那帮白痴抓住了，他们塞给我一支枪，给了我一个袖章，把我连同一群半大小子送进了森林。好吧，我们索性假装成侦察队———这一套鬼把戏还是我在上一次战争中学来的———带上那几个小子———可是我的地形知识这时已经不管用了:那里已面目全非，只有弹坑、树墩、地雷，要不是很快就被美国佬抓住，我们就完了———哪些道路没有埋雷他们当然知道。幸而那帮孩子得救了，我也得救了，虽然他们过了一阵子才把我放出来，住帐篷四个月，挨饿，又脏又冷，嘿，在美国人那里日子并不好过啊。从此我就永远落下了风湿病，而且再也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了。不知道是哪个德国畜生开枪打死了她，因为她升起了白旗———那个鬼地方有一阵子两军对峙，有时美国人打过来，有时德国人打过来，老太太又不肯离开那里。德国人果不其然，用冲锋枪给了快八十岁的老娘一枪，很可能就是今天在那里给他们树纪念碑的那帮王八蛋开的枪。对这种狗屁纪念碑那些教士竟不加阻止。我告诉您，当美国佬终于在六月把我跟农业人员一起释放时，我都快没命了。我尽管确实属于这个范围，此事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营里柯尔平组织的成员都对有关农业人员的这条消息加以保密，作为一个诀窍把它传给自己的伙伴。嗯，正好我学柯尔平老爹，学基督教工人，将几句虔诚的格言念了，这样我在六月就被放出来了。我回来后发现小花店整理得干干净净，经营井井有条，赫特霍尼规规矩矩地把它移交给了我，连同租金在内。这一点我永远也忘不了她，我今天还是以成本价格向她供应鲜花。小瓦尔特并没有来找我给他写清白证明———我真想让他至少吃几个月苦头，在所有困难时期这家伙都能太平无事。当然，只是让他受一点折腾，治病救人嘛，对他不会有什么坏处的。咳，他对我也不错，把我的一份补贴给我，还给了我一笔贷款，使我终于能自己开店。我们把我们的主顾一分为二，他还慷慨地支援我种子，我不过还是认为，把他关上半年对他是有好处的。”在格龙奇那里笔者还呆了一会儿(约一个半小时)。格龙奇一点也没有想哭的苗头，在讲完以后就心情舒畅地沉默不语。他的小屋相当舒适，有啤酒和樱桃酒，而且笔者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可以做格龙奇在陵园里因为怕人看见(“一支烟几公里路以外都能看见”)而不让他干的事情:抽烟。当笔者被格龙奇送出门，又走过滑溜的垃圾堆时，他并非泣不成声但却以十分激动的语气说:“必须竭尽全力把莱尼的儿子莱夫救出来。他尽干蠢事。他只是想私下替母亲向可恶的霍伊泽一家索取某种补偿。他是个棒小伙子，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也像他爸爸，他就是出生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我在这儿工作了三年后去陵园管理所，后来当了街道清洁工。他是个棒小伙子，一点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我们得帮他一把。他小时候，莱尼每当在大忙季节到佩尔策店里以及后来到我店里来帮忙的时候，他总是跟来在这里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把他藏在他父亲曾经隐藏过的这个陵园里。在这里藏着谁也找不到他，况且他也不像我这样害怕墓穴和地窖。”
笔者亲切地向他告别并答应———他打算说到做到———再来看他，他还答应，一旦小格鲁伊滕逃出了牢笼，就把格龙奇所说的这条“陵园妙计”告诉他。“还有，”格龙奇从后面向笔者喊道“告诉他，在我这老有儿咖啡、菜汤喝，老有香烟抽。”
现将直接引述莱尼本人的为数不多的言论归纳于下:
“去卖笑”(以免她的钢琴被扣押)
“生灵”(宇宙间)
“即兴跳舞”(同汉斯赫尔岑)
“穿着它到时候入土。”(穿浴衣)
“哎呀！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呀？”(莱尼小时候看到自己的大便时说)
“伸开四肢，情不自禁”“敞开怀抱”“接受”“施与”(石楠丛经历)
“请，请给我这块生命之饼！干吗要我等这么久呢？”(此话使她初领圣体遭到拒绝)
“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这个软绵绵、白不呲咧、干巴巴、不知什么滋味的玩意儿———差点我把它吐出来。”(指真正初领圣体)
“肌肉动作”(指大便“免纸”)
“一个我爱的男人，无条件的委身于他是我愿意的”；“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我要让他快乐，他要让我快乐”(指她的“意中人”)
“那小子”的“手不温柔”(首次幽会)
“在暗处为的是能够安静地哭一会儿”(看电影)
“很可爱，非常可爱、善良。”(哥哥海因里希)
“怕他，他所受的教育因为多得惊人”(哥哥海因里希)
“其次是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哥哥海因里希)
“日子过得不错”“包拆废屋者”(谈一九四五年后的父亲)
“大概对父亲当时就已是一种真正的诱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谈洛蒂霍伊泽)
“糟，糟，糟”(谈全家同哥哥海因里希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她疏通玛格蕾特家堵塞的马桶后对海因里希和艾哈德的评论)
“这事”(不一定而且也不允许)“在床上”(干)。“到野外去，到野外去。一起上床，这一套我才不希罕呢。”(当着玛格蕾特的面就人们平常所说的“同房”想入非非)
“在未死之前他就已在我的心目中死掉了。”(在她丈夫阿普逼她干上述那件事后说)
“她瘦成皮包骨，她是饿死的，虽然我最后常给她送吃的东西，她死后，他们把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什么的。我当时一进门就感到她已不在了，绍肯斯对我说:‘没有用了，小姐，没有用了———您难道想用手把土刨开么？’于是我就去找修道院院长，坚决要求说明拉黑尔的去向。她说拉黑尔出门去了，我又问上哪里去了，院长这时紧张起来，说:‘孩子，难道你神经错乱了？’”(谈拉黑尔之死)
“简直叫人受不了”(谈与阿洛伊斯的艳遇)
“看到这一堆堆刚印好的钞票(就恶心)”(她谈战时在父亲公司办事处的工作)
“报复”(莱尼推测父亲的死魂灵花招的动机)
“立即打得火热了”(按波利斯的手)
“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同上)
“那该死的礼炮声，正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点”(波利斯表白爱情的时刻)
“同房”(莱尼对玛格蕾特谈通常被人描写得更粗俗的一种活动)
“您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到了:小心，有生命危险！”(谈她与波首次同房后的处境)
“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滕，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对玛格蕾特莱尼谈她与波利斯的一次谈话)
美国人“止步不前”(同上)“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同上)
“干吗他们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再白天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么长时间？到这儿可一点也不远嘛。”(谈美国飞机轰炸和对莱尼来说行动太慢的推进)
“美好的念珠月”(指一九四四年十月，这一月白天空袭频繁，使莱尼与波利斯有机会同房)
“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我多么热爱她们，她们俩都没有忘记。”(念珠月)
“两人都是诗人，你如果问我的话，两人都是”(谈波利斯和艾哈德)
“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再次谈美军进军)
同房“已无从谈起”(腹中已有身孕的莱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