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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公开招标怎么看？”我的大学同学、天行健公司董事长梁刚问我。
“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对于公开招标来说，有两件关于公开招标的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回答说。
“哪两件事啊，什么印象？”梁刚问。
“记得我在省发改委工作的时候，我们要买一辆工作用车。单位领导要我具体办这件事，我跑到采购中心，查了一下采购目录，就到采购目录对应的公司去谈价格。”我说。
“我明明白白跟这家公司说，如果不便宜，我们就换一家公司去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谈的购买价是23.3万元，直接购置不符合规定，需要通过采购中心才行。”我说。
“我就跟采购中心商量，请求他们支持办一下手续，但采购中心坚决不同意，说我们只能报品牌，报车型，怎么购车，向谁购车，购车价格多少，统统要通过他们谈，他们负责购置车辆，我们只负责给钱提车。”我说。
“结果，同样的车型，同样的公司，最后，我们花了28.8万元，比我们自己谈的贵了23.6%。我跟领导汇报时，心里愤愤不平。”我说。
“领导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啊，只有走这个程序才合法啊，我们花的钱才经得起检查啊。公开采购招标的东西，比我们自己谈的还贵。所以，我心里对公开招标没什么好感。”我老老实实说。
“那还有一件事呢？”梁刚继续问。
“那就是省科技大楼公开招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负责具体办事的是省科技厅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跟我很熟。他们制定了很详细的规定，尤其禁止转包，希望通过公开招标，找一家信誉好的公司，顺利完成大楼建设。”我说。
“省科技厅委托的是一家在业内很有名气的招标代理公司，具体负责招标。一套程序下来，确定了中标的公司。从表面上看，中标的公司倒还说得过去，价格也说得过去，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我说。
“但具体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中标公司的具体施工人员不是中标公司的人，这个人业内很熟悉，是借中标公司牌子中的标。中标公司除了收取几千万元的所谓管理费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干。”我说。
“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具体施工人总是扯皮拉筋，并且找各种借口加价。科技厅找中标公司理论，中标公司就推给具体施工人，找具体施工人，施工人就推给中标公司。”我说。
“每一次加价都要履行各种复杂繁琐的手续，工期也一再延期，省科技厅烦死了。最后的结果是，经过审计最终确定的价格，比当初最高的报价还高。”我说。
“我记得，当时省科技厅的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满腔怒火地对我说，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国家的钱也是老百姓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国家的钱也是钱，不能这么瞎折腾啊。”我说。
“通过这两件事，我对公开招标并无好感。公开招标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念歪。推而广之，我们国家再好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总是在部分执行者中打了折扣，走了样，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国家执行、落实层面的问题，不能忽视啊。”我说。
“你是一名县委书记，但本质上是一名学者。你能不能从理论角度上，谈谈对公开招标的看法？”梁刚说。
“我哪有什么理论啊，我只能就我自己的了解和理解说一下，公开招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一种做法，能基本实现规范运作及管理，避免暗箱操作，截断利益输送，打破市场垄断，实现公开透明，保证公平公正，无疑是一种进步，肯定也是一剂良药。但却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我说。
“什么缺陷啊？”梁刚问。
“缺陷大体上表现有三点，一、公开招标实行一次性报价，没有通过充分的竞争。有竞争实力的公司没有充分竞争的机会，不一定在投标中能中标。这容易挫伤公司的投标积极性，不利于招标市场秩序的建立。”我说。
“二、公开招标多以低价竞争为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标公司会找多种借口加价。就是说先低价中标，然后再端着盘子讲价钱。省科技厅科技大楼公开招标就是鲜明的例子。”我说。
“三、公开招标评标存在一些主观因素，可能会导致评标不够公平。一是评标强调价格是第一位因素，而低价格往往会左右评委的倾向性。二是评委受知识结构、专业技术程度的局限，势必会影响评标的公正性。”我说。
“三是评委的情感因素和道德水平因素也会影响评标的公正性。四是制定标书人员受专业技术水平限制，所制标书不尽完善。五是用户和评委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公正评标。……。我对公开招标没有什么研究，主要是凭一些感性认识说说，我说完了，该你从实践的角度说说吧。”我说。
梁刚说：“我们既是同学又... -->>
“你对公开招标怎么看？”我的大学同学、天行健公司董事长梁刚问我。
“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对于公开招标来说，有两件关于公开招标的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回答说。
“哪两件事啊，什么印象？”梁刚问。
“记得我在省发改委工作的时候，我们要买一辆工作用车。单位领导要我具体办这件事，我跑到采购中心，查了一下采购目录，就到采购目录对应的公司去谈价格。”我说。
“我明明白白跟这家公司说，如果不便宜，我们就换一家公司去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谈的购买价是23.3万元，直接购置不符合规定，需要通过采购中心才行。”我说。
“我就跟采购中心商量，请求他们支持办一下手续，但采购中心坚决不同意，说我们只能报品牌，报车型，怎么购车，向谁购车，购车价格多少，统统要通过他们谈，他们负责购置车辆，我们只负责给钱提车。”我说。
“结果，同样的车型，同样的公司，最后，我们花了28.8万元，比我们自己谈的贵了23.6%。我跟领导汇报时，心里愤愤不平。”我说。
“领导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啊，只有走这个程序才合法啊，我们花的钱才经得起检查啊。公开采购招标的东西，比我们自己谈的还贵。所以，我心里对公开招标没什么好感。”我老老实实说。
“那还有一件事呢？”梁刚继续问。
“那就是省科技大楼公开招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负责具体办事的是省科技厅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跟我很熟。他们制定了很详细的规定，尤其禁止转包，希望通过公开招标，找一家信誉好的公司，顺利完成大楼建设。”我说。
“省科技厅委托的是一家在业内很有名气的招标代理公司，具体负责招标。一套程序下来，确定了中标的公司。从表面上看，中标的公司倒还说得过去，价格也说得过去，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我说。
“但具体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中标公司的具体施工人员不是中标公司的人，这个人业内很熟悉，是借中标公司牌子中的标。中标公司除了收取几千万元的所谓管理费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干。”我说。
“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具体施工人总是扯皮拉筋，并且找各种借口加价。科技厅找中标公司理论，中标公司就推给具体施工人，找具体施工人，施工人就推给中标公司。”我说。
“每一次加价都要履行各种复杂繁琐的手续，工期也一再延期，省科技厅烦死了。最后的结果是，经过审计最终确定的价格，比当初最高的报价还高。”我说。
“我记得，当时省科技厅的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满腔怒火地对我说，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国家的钱也是老百姓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国家的钱也是钱，不能这么瞎折腾啊。”我说。
“通过这两件事，我对公开招标并无好感。公开招标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念歪。推而广之，我们国家再好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总是在部分执行者中打了折扣，走了样，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国家执行、落实层面的问题，不能忽视啊。”我说。
“你是一名县委书记，但本质上是一名学者。你能不能从理论角度上，谈谈对公开招标的看法？”梁刚说。
“我哪有什么理论啊，我只能就我自己的了解和理解说一下，公开招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一种做法，能基本实现规范运作及管理，避免暗箱操作，截断利益输送，打破市场垄断，实现公开透明，保证公平公正，无疑是一种进步，肯定也是一剂良药。但却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我说。
“什么缺陷啊？”梁刚问。
“缺陷大体上表现有三点，一、公开招标实行一次性报价，没有通过充分的竞争。有竞争实力的公司没有充分竞争的机会，不一定在投标中能中标。这容易挫伤公司的投标积极性，不利于招标市场秩序的建立。”我说。
“二、公开招标多以低价竞争为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标公司会找多种借口加价。就是说先低价中标，然后再端着盘子讲价钱。省科技厅科技大楼公开招标就是鲜明的例子。”我说。
“三、公开招标评标存在一些主观因素，可能会导致评标不够公平。一是评标强调价格是第一位因素，而低价格往往会左右评委的倾向性。二是评委受知识结构、专业技术程度的局限，势必会影响评标的公正性。”我说。
“三是评委的情感因素和道德水平因素也会影响评标的公正性。四是制定标书人员受专业技术水平限制，所制标书不尽完善。五是用户和评委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公正评标。……。我对公开招标没有什么研究，主要是凭一些感性认识说说，我说完了，该你从实践的角度说说吧。”我说。
梁刚说：“我们既是同学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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