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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讲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小学识字后让孩子读插图本的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初中后，她又买来了厚厚的一本纯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和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散文选。结果可想而知，孩子“不好好读课外书了”。
还有一位家长，他一考虑到孩子需要读些书，就直接买来《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结果是他也很直接地把孩子吓住了。
这些家长为孩子提供着“经典”，旁人对他们的选择可能也提不出什么批评。孩子们虽然不知道自己需要哪本书，但他们知道不需要哪本书，对于没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只有一个态度：拒绝。
所以，在给孩子选择阅读书目时，要了解孩子，然后再给出建议。不要完全用成人的眼光来挑选，更不要以“有没有用”来作为价值判断，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接受水平、他的兴趣所在。
我还见过一位家长，她发现自己正在读初中的孩子爱读韩寒、郭敬明等一些少年成名的人的作品，大惊失色。其实她自己从没读过这些人的作品，不知为什么，就主观地认定这些作品不健康、没意思，总是阻拦孩子去读。结果因此和孩子常发生冲突，凡她推荐的书，孩子一概拒绝，凡她不让看的，孩子就要偷偷去看。
我的建议是：家长自己如果经常读书，心里十分清楚哪本书好，可以推荐给孩子；如果家长总能给孩子推荐一些让他也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其实是很愿意听取家长的指点的。但如果家长自己很少读书，就不要随便对孩子的阅读指手画脚，选择的主动权应交给孩子。
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出了中学生必读的三十部名著，中外各十五部。我不清楚近年有没有修改。这三十部书都是经典之作，可以作为选择参考。但是否适合全部推荐给中学生，恐怕还需要斟酌，毕竟有些作品离当下孩子们的生活太远，而可读性又不是很强，也许它只是适合孩子们长大了再读。
真正适合孩子的东西他一定不会拒绝，他拒绝的，要么是作品本身不够好，要么是和他的阅读能力不匹配。
在这里提醒家长的是，一定要让孩子到正规的书店买书，不要在地摊或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店里买，以防买到内容低俗的书刊。凡在正规书店里买到的，并且孩子感兴趣的图书，应该都是适合他看的。
即使对成人来说，持久的阅读兴趣也是来源于书籍的“有趣”而不是“有用”。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孩子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子的兴趣为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选择标准。
事实上“有趣”与“有用”并不对立，有趣的书往往也是有用的书。一本好小说对孩子写作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本作文选，甚至会超过作文选。陶行知先生就曾建议把《红楼梦》当作语文教材来使用。所以，我在这里说“不读有用的书”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目的是强调关注“有趣”。只有“有趣”，才能让孩子实现阅读活动，只有实现了阅读活动，才能实现“有用”。
8 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
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入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
前几年有一位叫李路珂的女孩一度被人们关注。她两次跳级，十五岁就考上了清华，二十岁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当人们都用看待天才的目光看她时，她父亲却说，女儿并非智力超常，她与别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当别人的孩子正在拼命去读去背一些无关紧要的、最多只能供翻翻而已的文字（主要指语文课本）时，我在让孩子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
李路珂的父亲坚持让女儿有大量的课外阅读，认为最好的少年时光应该去读经典作品。他对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很不满，认为“在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喋喋不休、浪费过多光阴只会毁掉人的一生”。由于他的这种想法与学校教育有矛盾，他让孩子休学三次，以便女儿能无拘无束地自由阅读。大量的课外阅读给李路珂带来了智力和学习上的飞跃，带来生命的早慧和成长的轻松。
李路珂父亲的做法可谓离经叛道，与当下很多教师和家长把语文课本奉为语文学习的圣经形成对比。由此不能不欣赏他的勇气和见识。
看过一本书叫《我们怎样学语文》，里面有当代七十多位知名科学家、学者、作家等撰写了自己早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按作者们出生或求学的年代，全书从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分为四个部分。我从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五十年代以前的学界泰斗们，他们对自己当年的语文学习全都充满温情的回忆。他们的语文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章；他们几乎都遇到一个或几个学养丰厚的语文教师，从最初的语文学习中获得了完善的语言和思想的滋养；都肯定地认为早年的语文学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及做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有人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院士，有什么个人因素。他回答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9]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语文教育充满批判，认为教材选编质量不高、教学方法陈腐、思想启蒙贫乏。而他们之所以后来“成才”，在于侥幸获得一些课外读物，正是这些课外读物成全了他们。[10]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上中小学的时间应该在七八十年代。他在《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后，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11]
他批评的是当时的语文教育。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语文教育依然故我。这种糟糕状态，到现在尚未有结束的迹象。
从教材的编排看。现在小学语文大致还是采用先学拼音、生字，再学词汇、句子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拼音真的需要放到语文学习的最前面吗？生字真的需要那样一个个独立地去学吗？
这里有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推理：会读文章就得先认字，想认字就得学拼音——事实上，这个表面合理的逻辑并不符合儿童的认知顺序，逆反了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颠倒了语言学习的顺序，充满反认知的内质。
从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讲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小学识字后让孩子读插图本的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初中后，她又买来了厚厚的一本纯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和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散文选。结果可想而知，孩子“不好好读课外书了”。
还有一位家长，他一考虑到孩子需要读些书，就直接买来《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结果是他也很直接地把孩子吓住了。
这些家长为孩子提供着“经典”，旁人对他们的选择可能也提不出什么批评。孩子们虽然不知道自己需要哪本书，但他们知道不需要哪本书，对于没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只有一个态度：拒绝。
所以，在给孩子选择阅读书目时，要了解孩子，然后再给出建议。不要完全用成人的眼光来挑选，更不要以“有没有用”来作为价值判断，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接受水平、他的兴趣所在。
我还见过一位家长，她发现自己正在读初中的孩子爱读韩寒、郭敬明等一些少年成名的人的作品，大惊失色。其实她自己从没读过这些人的作品，不知为什么，就主观地认定这些作品不健康、没意思，总是阻拦孩子去读。结果因此和孩子常发生冲突，凡她推荐的书，孩子一概拒绝，凡她不让看的，孩子就要偷偷去看。
我的建议是：家长自己如果经常读书，心里十分清楚哪本书好，可以推荐给孩子；如果家长总能给孩子推荐一些让他也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其实是很愿意听取家长的指点的。但如果家长自己很少读书，就不要随便对孩子的阅读指手画脚，选择的主动权应交给孩子。
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出了中学生必读的三十部名著，中外各十五部。我不清楚近年有没有修改。这三十部书都是经典之作，可以作为选择参考。但是否适合全部推荐给中学生，恐怕还需要斟酌，毕竟有些作品离当下孩子们的生活太远，而可读性又不是很强，也许它只是适合孩子们长大了再读。
真正适合孩子的东西他一定不会拒绝，他拒绝的，要么是作品本身不够好，要么是和他的阅读能力不匹配。
在这里提醒家长的是，一定要让孩子到正规的书店买书，不要在地摊或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店里买，以防买到内容低俗的书刊。凡在正规书店里买到的，并且孩子感兴趣的图书，应该都是适合他看的。
即使对成人来说，持久的阅读兴趣也是来源于书籍的“有趣”而不是“有用”。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孩子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子的兴趣为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选择标准。
事实上“有趣”与“有用”并不对立，有趣的书往往也是有用的书。一本好小说对孩子写作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本作文选，甚至会超过作文选。陶行知先生就曾建议把《红楼梦》当作语文教材来使用。所以，我在这里说“不读有用的书”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目的是强调关注“有趣”。只有“有趣”，才能让孩子实现阅读活动，只有实现了阅读活动，才能实现“有用”。
8 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
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入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
前几年有一位叫李路珂的女孩一度被人们关注。她两次跳级，十五岁就考上了清华，二十岁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当人们都用看待天才的目光看她时，她父亲却说，女儿并非智力超常，她与别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当别人的孩子正在拼命去读去背一些无关紧要的、最多只能供翻翻而已的文字（主要指语文课本）时，我在让孩子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
李路珂的父亲坚持让女儿有大量的课外阅读，认为最好的少年时光应该去读经典作品。他对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很不满，认为“在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喋喋不休、浪费过多光阴只会毁掉人的一生”。由于他的这种想法与学校教育有矛盾，他让孩子休学三次，以便女儿能无拘无束地自由阅读。大量的课外阅读给李路珂带来了智力和学习上的飞跃，带来生命的早慧和成长的轻松。
李路珂父亲的做法可谓离经叛道，与当下很多教师和家长把语文课本奉为语文学习的圣经形成对比。由此不能不欣赏他的勇气和见识。
看过一本书叫《我们怎样学语文》，里面有当代七十多位知名科学家、学者、作家等撰写了自己早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按作者们出生或求学的年代，全书从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分为四个部分。我从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五十年代以前的学界泰斗们，他们对自己当年的语文学习全都充满温情的回忆。他们的语文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章；他们几乎都遇到一个或几个学养丰厚的语文教师，从最初的语文学习中获得了完善的语言和思想的滋养；都肯定地认为早年的语文学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及做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有人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院士，有什么个人因素。他回答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9]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语文教育充满批判，认为教材选编质量不高、教学方法陈腐、思想启蒙贫乏。而他们之所以后来“成才”，在于侥幸获得一些课外读物，正是这些课外读物成全了他们。[10]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上中小学的时间应该在七八十年代。他在《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后，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11]
他批评的是当时的语文教育。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语文教育依然故我。这种糟糕状态，到现在尚未有结束的迹象。
从教材的编排看。现在小学语文大致还是采用先学拼音、生字，再学词汇、句子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拼音真的需要放到语文学习的最前面吗？生字真的需要那样一个个独立地去学吗？
这里有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推理：会读文章就得先认字，想认字就得学拼音——事实上，这个表面合理的逻辑并不符合儿童的认知顺序，逆反了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颠倒了语言学习的顺序，充满反认知的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