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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化的汉人隋文帝杨坚,
跟后来唐帝国的创始人一样,
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
身上既有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
也有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
当然会创造出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1]
这是隋开皇九年(589)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2]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3]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4]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5]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6]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7]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8]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而已,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9]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10]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11]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12]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439)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499),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528),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534)和西魏(535)。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550),西魏变成了北周(557)。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3]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15]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476)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 -->>
鲜卑化的汉人隋文帝杨坚,
跟后来唐帝国的创始人一样,
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
身上既有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
也有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
当然会创造出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1]
这是隋开皇九年(589)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2]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3]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4]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5]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6]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7]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8]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而已,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9]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10]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11]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12]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439)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499),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528),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534)和西魏(535)。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550),西魏变成了北周(557)。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3]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15]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476)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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