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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前584）。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10]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11]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2]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3]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5]请参看《论语·季氏》。
[16]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18]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19]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20]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22]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向，请参看《青春志》。
[23]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25]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
[26]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是旧体制崩溃了。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
[28]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左传》的评论是“非礼也”。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左传》的说法是“为齐难故”。
[29]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30]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31]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见《左传·定公五年》。
[33]事见《左传·定公八年》。
[34]事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35]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36]请参看《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据说，当时周公便感叹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37]请参看《左传·昭公三年》。
[38]事见《左传·昭公十年》。
[39]以上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40]以上据《史记·孔子世家》。
[41]以上请参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2]据《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封建之初，鲁国和卫国的政策都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国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就是开启；疆，就是疆理；索，就是法则。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制度，用姬周的法则区划土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是沿用部落国家时代的政治制度，用戎狄的法则区划土地。
[43]晋是西周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始封之地为唐（今山西省太原市），后改名晋。成侯时迁都曲沃，穆侯时迁绛（翼），景公时迁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亦称绛，旧都则为故绛。
[44]事见《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
[45]事见《左传·成公八年》。
[46]事见《左传·定公十三年》。
[47]春秋时，县大于郡；战国和战国以后，郡大于县。
[48]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9]事见《史记·赵世家》。
第五章
[1]事见《左传》之庄公十年、十四年。
[2]事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3]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据《史记》之《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并请参看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5]请参看《荀子·议兵》。荀子是反对屠城的。但他特别提出“不屠城”，则说明屠城之事已经发生。
[6]赵籍是赵襄子侄孙，魏斯是魏桓子之孙，韩虔是韩康子之孙，绛即今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即今山西省闻喜县。
[7]楚国令尹子西说，楚在西周封建时的国土面积只有方圆五十里，可见那时的楚也是城市国家。见《史记·孔子世家》。
[8]北方诸国的称王时间已无法确知，司马迁说最早是秦惠王（请参看《史记·周本纪》）。但秦惠之前，齐威和魏惠，还有韩和燕，似乎已都是王衔，只有赵国称王最晚。
[9]本章涉及的商鞅事迹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商君列传》。
[10]请参看《资治通鉴·周纪二》，原文是“皆以夷翟遇秦，摒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11]荀子比较过不同王国的军事制度，认为像齐国那样用钱奖励的雇佣军式军队是“亡国之兵”；魏国那样用免税来奖励的是“危国之兵”；用赐爵来奖励的秦军最有战斗力。正如齐军打不过魏军，魏军打不过秦军，秦军也不可能战胜齐桓和晋文，更不可能战胜商汤和周武的军队。因为齐桓、晋文靠的是纪律严明，商汤和周武的则是仁义之师。请参看《荀子·议兵》。
[12]请参看刘歆《新序》。
[13]车裂有分裂死尸和分裂活人两种，商鞅是在死后车裂，即五马分尸。
[14]关于连坐的解释，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15]关于对商鞅变法及其立法和执法的评价，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里面有更详尽的论述。
第六章
[1]本节与下节所述史实，请参看《史记》之《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
[2]请参看《孟子·滕文公下》。
[3]冯的，是欢的异体字。《战国策》作冯谖（读如宣）。
[4]本节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和《战国策·齐策四》。两书所载多有不同，本书取材以《史记》为主，参考《战国策》。
[5]本节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
[6]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7]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亦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8]事见《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秦策一》。
[9]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0]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11]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2]请参看刘向《战国策序》。
[13]请参看沈长云、杨善群《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14]请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15]刘向的《战国策序》就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此说甚为有理。
[16]见王充《论衡·效力》。
[17]据说，田成子是“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孟尝君与三千食客吃同样的饭菜，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8]请参看《史记·魏世家》。
nbsp;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前584）。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10]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11]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2]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3]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5]请参看《论语·季氏》。
[16]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18]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19]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20]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22]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向，请参看《青春志》。
[23]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25]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
[26]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是旧体制崩溃了。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
[28]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左传》的评论是“非礼也”。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左传》的说法是“为齐难故”。
[29]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30]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31]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见《左传·定公五年》。
[33]事见《左传·定公八年》。
[34]事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35]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36]请参看《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据说，当时周公便感叹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37]请参看《左传·昭公三年》。
[38]事见《左传·昭公十年》。
[39]以上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40]以上据《史记·孔子世家》。
[41]以上请参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2]据《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封建之初，鲁国和卫国的政策都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国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就是开启；疆，就是疆理；索，就是法则。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制度，用姬周的法则区划土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是沿用部落国家时代的政治制度，用戎狄的法则区划土地。
[43]晋是西周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始封之地为唐（今山西省太原市），后改名晋。成侯时迁都曲沃，穆侯时迁绛（翼），景公时迁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亦称绛，旧都则为故绛。
[44]事见《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
[45]事见《左传·成公八年》。
[46]事见《左传·定公十三年》。
[47]春秋时，县大于郡；战国和战国以后，郡大于县。
[48]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9]事见《史记·赵世家》。
第五章
[1]事见《左传》之庄公十年、十四年。
[2]事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3]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据《史记》之《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并请参看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5]请参看《荀子·议兵》。荀子是反对屠城的。但他特别提出“不屠城”，则说明屠城之事已经发生。
[6]赵籍是赵襄子侄孙，魏斯是魏桓子之孙，韩虔是韩康子之孙，绛即今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即今山西省闻喜县。
[7]楚国令尹子西说，楚在西周封建时的国土面积只有方圆五十里，可见那时的楚也是城市国家。见《史记·孔子世家》。
[8]北方诸国的称王时间已无法确知，司马迁说最早是秦惠王（请参看《史记·周本纪》）。但秦惠之前，齐威和魏惠，还有韩和燕，似乎已都是王衔，只有赵国称王最晚。
[9]本章涉及的商鞅事迹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商君列传》。
[10]请参看《资治通鉴·周纪二》，原文是“皆以夷翟遇秦，摒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11]荀子比较过不同王国的军事制度，认为像齐国那样用钱奖励的雇佣军式军队是“亡国之兵”；魏国那样用免税来奖励的是“危国之兵”；用赐爵来奖励的秦军最有战斗力。正如齐军打不过魏军，魏军打不过秦军，秦军也不可能战胜齐桓和晋文，更不可能战胜商汤和周武的军队。因为齐桓、晋文靠的是纪律严明，商汤和周武的则是仁义之师。请参看《荀子·议兵》。
[12]请参看刘歆《新序》。
[13]车裂有分裂死尸和分裂活人两种，商鞅是在死后车裂，即五马分尸。
[14]关于连坐的解释，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15]关于对商鞅变法及其立法和执法的评价，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里面有更详尽的论述。
第六章
[1]本节与下节所述史实，请参看《史记》之《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
[2]请参看《孟子·滕文公下》。
[3]冯的，是欢的异体字。《战国策》作冯谖（读如宣）。
[4]本节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和《战国策·齐策四》。两书所载多有不同，本书取材以《史记》为主，参考《战国策》。
[5]本节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
[6]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7]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亦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8]事见《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秦策一》。
[9]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0]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11]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2]请参看刘向《战国策序》。
[13]请参看沈长云、杨善群《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14]请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15]刘向的《战国策序》就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此说甚为有理。
[16]见王充《论衡·效力》。
[17]据说，田成子是“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孟尝君与三千食客吃同样的饭菜，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8]请参看《史记·魏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