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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司法和行政机关，看似队五庞大，监督机构完善，其实这些机构在官员们面前形同虚设，特别是在上级官员面前，这些机关根本没有监督他们的权力，相反还成了他们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对于那些敢于举报他们贪污腐败的人民群众，给予打击报复。这些机构不仅反不了贪，有时候还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
所以官员们年年嘴里反腐败，而在私下里，他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玩还怎么玩，腐败不腐败，完全凭自觉，凭自己的道德修养，那些有自律精神的，还有上进的念头的，就收敛些。那些意志薄弱的，或者升官无望的就下水了，萌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导致现在的官场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污腐败成了普遍现象，廉洁自律成了空喊的口号，能够做到洁身自好的人更是成了凤毛麟角，你说这样的情况，上面就是想抓，你抓谁？抓得完吗？再说了，谁能保证他王一鸣不收礼，不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行贿？所以现在的官场上，你只要进了这个圈子，想完全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基本上没有那个可能了。大家谁也不要说谁，仔细看看，屁股上谁会没有屎！
按照安排，下午王一鸣和李耀一帮人陪着首长视察了西城市的棚户区。
西城市是个资源比较富裕的地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曾经建设了几十家大型工厂，有锰矿厂、水泥厂、翻砂厂、机械厂、造纸厂、棉纺织厂等等，这些工厂大部分都集中在市区的东郊，自然而然形成了周围十几平方公里的工人村，在这里，生活着四五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整个工人村最高峰的时候，有十几万人。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整个西城市最生机勃勃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工人们是这座城市收入最高、住房条件最好、生活水平最优越的一个群体。他们一旦进了工厂，就成了国家的人，再也不用为自己的收入和工作发愁了，生老病死，都有企业安排好了。他们按时上班，按时领工资，工厂里还时不时地发福利。到了结婚的年龄，找到结婚对象，打了结婚证，就可以向厂方申请住房。房子虽然不大，有时候是一间平房。条件好的工厂，有些工人可以分到一个一房一厅的职工宿舍楼，但随着年龄、工龄的增长，老工人和有行政级别的，可以优先住新房，换大房。大家都是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到时候都会有的。房子是企业免费分的，孩子可以在工厂里的托儿所，也不要钱，天天还有免费的午餐吃。工厂里有食堂，澡堂，医院和学校。在附近，还有大型的百货商店和工人大剧院、工人体育场，在这里，工人们嫣然成了一个大型社区的真正的主人。业余的时间，大家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到大剧院看电影，到百货商店里购物、逛街，生活得非常惬意。
当时，市区的姑娘们争着要和这些厂子里的小伙子搞对象，因为他们工资高，福利好，什么都有保障，嫁给他们，一辈子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发愁了。那些小伙子也挑剔得很，姑娘长相不好的，他们还不要呢！
但好景不长，时代说变就变了，进入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外商投资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什么减免税收，免费划拨土地，保证贷款，使外商投资的企业和国有企业根本不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刚投资建厂的外资企业又没有人员负担，没有离退休职工，不承担社会义务，所以负担轻，机制活，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自然低，很快就把国内的大批国有企业打垮了。
那个时候，全国都一样，国有和集体企业整体上进入了经营困难时期，绝大部分企业停产了，很多工人失业了，在家里没有活干，也没有了任何收入。没办法，只能是另谋出路。西城市工人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衰败、没落的道路的。在这里上班的工人家庭，家家几乎都有下岗职工，有的家庭，父亲下岗了，儿子、闺女也下岗了，一家几口人，没有一个有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的。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吧。于是，男的出去打短工，或者摆摊设点，推三轮车，挣几个辛苦钱，买粮买煤，把一家人的肚子填饱就是最高要求，实在不行，就去偷、去抢。那个时候，整个西城市的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到处是小偷、抢劫犯、杀人犯，每年都有几十起杀人案，抢劫、盗窃成了普遍现象，因为受害人太多了，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去报案。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小偷天天在派出所门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那些民警根本不敢抓他们，因为小偷都是一伙的，他们人多，等到民警下班了，他们在路上就可以集体围攻民警，有的民警被小偷和黑社会团伙打残了，胳膊剁掉了一个，脚筋给挑断了，成了残废，结果公安局破不了案。有的公安人员本身就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事实上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于是，犯罪嫌疑人更受不到什么惩罚，他们继续逍遥法外，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老百姓见了他们，像躲瘟疫一样，因为他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正不压邪，为了自己的平安，还是少说为妙。他们就是亲眼见了那些人违法乱纪的事情，让他们作证，他们也会拒绝，说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是害怕自己将来会受到报复。那些家伙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一旦从里面放了出来，是要杀人的。
院等司法和行政机关，看似队五庞大，监督机构完善，其实这些机构在官员们面前形同虚设，特别是在上级官员面前，这些机关根本没有监督他们的权力，相反还成了他们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对于那些敢于举报他们贪污腐败的人民群众，给予打击报复。这些机构不仅反不了贪，有时候还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
所以官员们年年嘴里反腐败，而在私下里，他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玩还怎么玩，腐败不腐败，完全凭自觉，凭自己的道德修养，那些有自律精神的，还有上进的念头的，就收敛些。那些意志薄弱的，或者升官无望的就下水了，萌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导致现在的官场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污腐败成了普遍现象，廉洁自律成了空喊的口号，能够做到洁身自好的人更是成了凤毛麟角，你说这样的情况，上面就是想抓，你抓谁？抓得完吗？再说了，谁能保证他王一鸣不收礼，不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行贿？所以现在的官场上，你只要进了这个圈子，想完全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基本上没有那个可能了。大家谁也不要说谁，仔细看看，屁股上谁会没有屎！
按照安排，下午王一鸣和李耀一帮人陪着首长视察了西城市的棚户区。
西城市是个资源比较富裕的地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曾经建设了几十家大型工厂，有锰矿厂、水泥厂、翻砂厂、机械厂、造纸厂、棉纺织厂等等，这些工厂大部分都集中在市区的东郊，自然而然形成了周围十几平方公里的工人村，在这里，生活着四五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整个工人村最高峰的时候，有十几万人。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整个西城市最生机勃勃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工人们是这座城市收入最高、住房条件最好、生活水平最优越的一个群体。他们一旦进了工厂，就成了国家的人，再也不用为自己的收入和工作发愁了，生老病死，都有企业安排好了。他们按时上班，按时领工资，工厂里还时不时地发福利。到了结婚的年龄，找到结婚对象，打了结婚证，就可以向厂方申请住房。房子虽然不大，有时候是一间平房。条件好的工厂，有些工人可以分到一个一房一厅的职工宿舍楼，但随着年龄、工龄的增长，老工人和有行政级别的，可以优先住新房，换大房。大家都是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到时候都会有的。房子是企业免费分的，孩子可以在工厂里的托儿所，也不要钱，天天还有免费的午餐吃。工厂里有食堂，澡堂，医院和学校。在附近，还有大型的百货商店和工人大剧院、工人体育场，在这里，工人们嫣然成了一个大型社区的真正的主人。业余的时间，大家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到大剧院看电影，到百货商店里购物、逛街，生活得非常惬意。
当时，市区的姑娘们争着要和这些厂子里的小伙子搞对象，因为他们工资高，福利好，什么都有保障，嫁给他们，一辈子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发愁了。那些小伙子也挑剔得很，姑娘长相不好的，他们还不要呢！
但好景不长，时代说变就变了，进入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外商投资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什么减免税收，免费划拨土地，保证贷款，使外商投资的企业和国有企业根本不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刚投资建厂的外资企业又没有人员负担，没有离退休职工，不承担社会义务，所以负担轻，机制活，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自然低，很快就把国内的大批国有企业打垮了。
那个时候，全国都一样，国有和集体企业整体上进入了经营困难时期，绝大部分企业停产了，很多工人失业了，在家里没有活干，也没有了任何收入。没办法，只能是另谋出路。西城市工人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衰败、没落的道路的。在这里上班的工人家庭，家家几乎都有下岗职工，有的家庭，父亲下岗了，儿子、闺女也下岗了，一家几口人，没有一个有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的。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吧。于是，男的出去打短工，或者摆摊设点，推三轮车，挣几个辛苦钱，买粮买煤，把一家人的肚子填饱就是最高要求，实在不行，就去偷、去抢。那个时候，整个西城市的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到处是小偷、抢劫犯、杀人犯，每年都有几十起杀人案，抢劫、盗窃成了普遍现象，因为受害人太多了，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去报案。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小偷天天在派出所门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那些民警根本不敢抓他们，因为小偷都是一伙的，他们人多，等到民警下班了，他们在路上就可以集体围攻民警，有的民警被小偷和黑社会团伙打残了，胳膊剁掉了一个，脚筋给挑断了，成了残废，结果公安局破不了案。有的公安人员本身就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事实上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于是，犯罪嫌疑人更受不到什么惩罚，他们继续逍遥法外，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老百姓见了他们，像躲瘟疫一样，因为他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正不压邪，为了自己的平安，还是少说为妙。他们就是亲眼见了那些人违法乱纪的事情，让他们作证，他们也会拒绝，说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是害怕自己将来会受到报复。那些家伙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一旦从里面放了出来，是要杀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