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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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1]Abdul Qader 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但用法里语写作,通常被当成阿富汗诗人。原书作Beydel,有误。[1]、雅米[2]Ahmad Jami(1048~1141),古代波斯诗人。[2]、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3]Sufism,伊斯兰教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派别。[3]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
”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1]Abdul Qader 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但用法里语写作,通常被当成阿富汗诗人。原书作Beydel,有误。[1]、雅米[2]Ahmad Jami(1048~1141),古代波斯诗人。[2]、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3]Sufism,伊斯兰教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派别。[3]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