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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几十年的功夫，这就像美国的西部一样，官府管束不到位，加上战乱不止，这土匪才这么多。除了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大部分人还是想过安稳日子。”
和江南鱼米之乡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同，长达两百年的封禁使得东北成了块年轻的土地，从关内逃难的人们都把这里视为化为之地，也是希望之地。实事求是的说，除了战乱和胡匪，东北这地方是要比关内的百姓活的好些，只要自己不懒，随便哪里都可以把地给开垦出来，除了交给朝廷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对于这些关内移民来说，朝廷管理的缺位使得压榨减少的同时，又使他们又多了胡匪的掳掠，虽然很多胡匪都标榜自己是仁义的，但是胡匪再仁义也要吃饭啊，粮食从何而来，不是抢还能有其他办法吗？杨锐很清楚复兴会的定位，就是在在东北建立次序，在朝廷粗放管理下建立更为基层的次序，而要做到这点，那么胡匪第一个要清扫的，第二个就是那些不服管教在当地作威作福的大户，至于上面的朝廷，只要下面不出大事，打点好了不是问题。
杨锐现在最发愁的就是他没有合格的政工人员，去执行那著名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农村工作路线，大一学的毛概他又学习了几遍，真是好东西。没有这些理论知识那么复兴会就很难获得农民的支持，没有农民的支持也就难以真正的在东北立足。
虽然，以前有考虑直接土改分田地的革命策略，但杨锐对这种办法的可行性很是怀疑，因为这在当代看来完全又是一个太平天国，只不过这个太平天国是真是分田地的，也许是没有内斗的。但越是真的分田地就越是难与获得士绅文化阶层的支持。想当年太祖的天下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可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不能忘记五四以来的不计其数的新青年们前赴后继的都投入了社会党的怀抱，他们这些人是社会党的第一桶金，没有他们的领导绝对没有革命的成功。在没有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乌托邦还不被中国新锐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当下，那样的革命完全是农民领导农民的革命，而不是最新锐的知识分子引领农民的革命，没有他们。纵使自己是穿越者，但也只是一个人，杨锐不是神，他无法取代整个集体去领导革命。
杨锐很清楚，在还没有十月炮声送来麦克斯主义，精英们对那个知名的乌托邦没有接受的时代，土改这条红线还是要悠着点来，一旦这样做了，那么这些时代的精英就会抛弃自己。没有民国之后的动荡、对共和的失望、军阀的混战、一战谈判的出卖，这些出身地主家庭的精英们不会抛弃现在被认为最先进的共和制，去选择并不适合中国文化、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主义，可即使如此，农民这股强大的力量是不能抛弃的。
除了寻求农民的支持外，复兴会还要积极争取这个时代最新锐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不管是倾向革命的，还是倾向改良的，都欢迎加入，来者不拒。前者会安排他们去军队，或者潜入官场等待机会；而后者则安排他们去留学，将来去复兴会控制的公司、工厂、实验室、矿山。
杨锐这次的走神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就回过神来了。“宪鬯，我觉得应该成立银行了。”
钟观光有点莫名其妙，当然杨锐常常这样的莫名其妙，往往在走神之后就会抛出来一个新想法，不同的是以前的时其他，而现在的时银行。“银行不是洋人开的吗，我们不都是钱庄、票号什么的嘛？”
杨锐知道钟观光对金融一窍不通，只说道：“我们要在东北立足，那么就要和庄稼汉打好交道，以后的兵源、粮食都要从他们手中来，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在东北站不稳。”看着钟观光的迷糊样，杨锐就知道在这个时代也就只有自己知道农民的力量，就是这个时代公认的伟人孙忠山、黄兴也只把目光投向了会党。“这么说吧，我们的队伍会越来越大，但是这样么一股力量怎么隐藏起来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我想了好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军队伪装成联庄会、乡团之类的组织。”
这一点钟观光时完全明白的，但他的疑问也在这里：“如果真的变成联庄会、乡团，那我们也应该和那些地方上有势力的地主豪绅处好关系啊。为什么要直接去讨好庄稼汉？”
听到他的问题，杨锐笑了起来，“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组成联庄会、乡团要的人和钱财、粮食从哪里来？还不是出在那些庄稼汉身上，更有可能，地主土豪们会借着这个名义自己多捞一笔。为什么不绕开他们呢？你家也是种地的，如果朝廷直接向你收税，不通过那些官吏，那么你交的是不是要少，而且作为朝廷来说，直接接触庄稼汉，以后就不怕那些官吏拿调子，要杀头杀头，要革职革职。”
钟观光总算听懂了杨锐的意思，他这样的做法就像做生意撇开牙人，买洋货不走洋行一样，是杨锐的惯用伎俩。这种自古以来都没有的做法很让钟观光不安，“竟成，这样好吗，毕竟自古以来朝廷可是通过士绅治天下的。你把士绅都撇开了，那让他们干什么去？”
杨锐见他这么慎重感觉很好笑，这其实就是直接联系、直接沟通吗。打电话还要有人转接吗，不都追求一接就通的，“哈哈，宪鬯你多想了。解放人性是时代的趋势，我们现在做的不是抛弃士绅，而是把之前被大家忽略的庄稼汉摆上了桌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以前的朝廷、士绅的两元变成了朝廷、士绅、农民的三元。你想啊，如果这些庄稼汉能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还造什么反啊？这样的三权分立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就几十年的功夫，这就像美国的西部一样，官府管束不到位，加上战乱不止，这土匪才这么多。除了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大部分人还是想过安稳日子。”
和江南鱼米之乡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同，长达两百年的封禁使得东北成了块年轻的土地，从关内逃难的人们都把这里视为化为之地，也是希望之地。实事求是的说，除了战乱和胡匪，东北这地方是要比关内的百姓活的好些，只要自己不懒，随便哪里都可以把地给开垦出来，除了交给朝廷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对于这些关内移民来说，朝廷管理的缺位使得压榨减少的同时，又使他们又多了胡匪的掳掠，虽然很多胡匪都标榜自己是仁义的，但是胡匪再仁义也要吃饭啊，粮食从何而来，不是抢还能有其他办法吗？杨锐很清楚复兴会的定位，就是在在东北建立次序，在朝廷粗放管理下建立更为基层的次序，而要做到这点，那么胡匪第一个要清扫的，第二个就是那些不服管教在当地作威作福的大户，至于上面的朝廷，只要下面不出大事，打点好了不是问题。
杨锐现在最发愁的就是他没有合格的政工人员，去执行那著名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农村工作路线，大一学的毛概他又学习了几遍，真是好东西。没有这些理论知识那么复兴会就很难获得农民的支持，没有农民的支持也就难以真正的在东北立足。
虽然，以前有考虑直接土改分田地的革命策略，但杨锐对这种办法的可行性很是怀疑，因为这在当代看来完全又是一个太平天国，只不过这个太平天国是真是分田地的，也许是没有内斗的。但越是真的分田地就越是难与获得士绅文化阶层的支持。想当年太祖的天下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可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不能忘记五四以来的不计其数的新青年们前赴后继的都投入了社会党的怀抱，他们这些人是社会党的第一桶金，没有他们的领导绝对没有革命的成功。在没有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乌托邦还不被中国新锐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当下，那样的革命完全是农民领导农民的革命，而不是最新锐的知识分子引领农民的革命，没有他们。纵使自己是穿越者，但也只是一个人，杨锐不是神，他无法取代整个集体去领导革命。
杨锐很清楚，在还没有十月炮声送来麦克斯主义，精英们对那个知名的乌托邦没有接受的时代，土改这条红线还是要悠着点来，一旦这样做了，那么这些时代的精英就会抛弃自己。没有民国之后的动荡、对共和的失望、军阀的混战、一战谈判的出卖，这些出身地主家庭的精英们不会抛弃现在被认为最先进的共和制，去选择并不适合中国文化、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主义，可即使如此，农民这股强大的力量是不能抛弃的。
除了寻求农民的支持外，复兴会还要积极争取这个时代最新锐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不管是倾向革命的，还是倾向改良的，都欢迎加入，来者不拒。前者会安排他们去军队，或者潜入官场等待机会；而后者则安排他们去留学，将来去复兴会控制的公司、工厂、实验室、矿山。
杨锐这次的走神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就回过神来了。“宪鬯，我觉得应该成立银行了。”
钟观光有点莫名其妙，当然杨锐常常这样的莫名其妙，往往在走神之后就会抛出来一个新想法，不同的是以前的时其他，而现在的时银行。“银行不是洋人开的吗，我们不都是钱庄、票号什么的嘛？”
杨锐知道钟观光对金融一窍不通，只说道：“我们要在东北立足，那么就要和庄稼汉打好交道，以后的兵源、粮食都要从他们手中来，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在东北站不稳。”看着钟观光的迷糊样，杨锐就知道在这个时代也就只有自己知道农民的力量，就是这个时代公认的伟人孙忠山、黄兴也只把目光投向了会党。“这么说吧，我们的队伍会越来越大，但是这样么一股力量怎么隐藏起来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我想了好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军队伪装成联庄会、乡团之类的组织。”
这一点钟观光时完全明白的，但他的疑问也在这里：“如果真的变成联庄会、乡团，那我们也应该和那些地方上有势力的地主豪绅处好关系啊。为什么要直接去讨好庄稼汉？”
听到他的问题，杨锐笑了起来，“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组成联庄会、乡团要的人和钱财、粮食从哪里来？还不是出在那些庄稼汉身上，更有可能，地主土豪们会借着这个名义自己多捞一笔。为什么不绕开他们呢？你家也是种地的，如果朝廷直接向你收税，不通过那些官吏，那么你交的是不是要少，而且作为朝廷来说，直接接触庄稼汉，以后就不怕那些官吏拿调子，要杀头杀头，要革职革职。”
钟观光总算听懂了杨锐的意思，他这样的做法就像做生意撇开牙人，买洋货不走洋行一样，是杨锐的惯用伎俩。这种自古以来都没有的做法很让钟观光不安，“竟成，这样好吗，毕竟自古以来朝廷可是通过士绅治天下的。你把士绅都撇开了，那让他们干什么去？”
杨锐见他这么慎重感觉很好笑，这其实就是直接联系、直接沟通吗。打电话还要有人转接吗，不都追求一接就通的，“哈哈，宪鬯你多想了。解放人性是时代的趋势，我们现在做的不是抛弃士绅，而是把之前被大家忽略的庄稼汉摆上了桌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以前的朝廷、士绅的两元变成了朝廷、士绅、农民的三元。你想啊，如果这些庄稼汉能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还造什么反啊？这样的三权分立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