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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过了好几年了。我被带到这儿，拉去哪儿，各种各样的人向我灌输这样那样的观感和理念。各种各样本不属于我的东西在我身边、身上堆砌起来,叫我目不暇接。偶尔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也会有些惶惑，不知道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会是怎么个样子。我有点害怕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像从前那样简单独立的生活。在那样简单独立的生活里，我总是可以信心满满的在面试当中谈起自己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甚至，下一个十年。而Lyle，他全无所谓，甚至并不总是在我身边。
当我知道婚礼上用的白色普罗旺斯多头玫瑰要十八美元一支，蛋糕上数不清的樱桃味红色心形巧克力每个五块九，摄影师每小时收上千美元，看中的公寓价钱有好多个零零零……我私下问他：“预算是多少？”
“我们有预算吗？”他反问，接着又提醒我，“不要在我妈和Cheryl-Ann面前提预算，我妈讨厌这个词，Cheryl-Ann会嘲笑你，她很会嘲笑人。然后你会不高兴，你不高兴，Caresse就不高兴，那我也不会开心。”
预算有这么可笑吗？我不想显得矫情，但是内心里，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根本不是我要的方式，不是我的婚礼。
越洋电话上，我告诉爸妈我要结婚了，他们很“惊喜”。当然，新郎的背景是必定要问的，我笼统地说了一下，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最真实的，她很严肃地说：“要么是在骗你吧？”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就确信自己的女儿会嫁个好人家，但NickTse可能比Lyle更接近他们对于“好”的定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吧，谁知道呢，自己来看吧。更没敢说自己怀孕了，要是说了，他们一定更加确信我是被骗了。
二零零六年一月，婚礼前两个礼拜，我爸妈终于搞定了签证的事情，从上海来到纽约。他们被安置在公园大道和第三十八街交界处的一间精品酒店里，我也退租了布鲁克林的公寓，暂时搬去和他们同住，直到婚礼那天。
孕吐，以及婚前协议
在准备婚礼的同时，另外两件恶心的事情也在进行，孕吐和婚前协议。
自打误了那个星期三的手术预约之后，豌豆大的、小恐龙似的Caresse在黑暗里逐渐长大。在那之前，我对怀孕一向没什么兴趣，也一无所知，还要谢谢探索频道的“家庭与健康”节目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第八周，我知道它大概有一颗蚕豆那么大了，长着一个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头，眼睛是个黑点，鼻孔和耳朵是四个洞，身体上长出的幼芽将会变成腿和胳膊。而且它开始心跳了，每分钟有一百五十下之多！甚至可能已经做了第一个动作！只是我还感觉不到。
我仍旧觉得****很胀，有的时候还是会肚子痛，医生说那是因为子宫在扩张。平躺着的时候，小腹会变得温热而紧张。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英文里面把孕吐称为“晨吐”，因为从早到晚，我都像个得了绝症的人那样头昏乏力，恶心呕吐，胃里几乎留不住东西。我心情不好，脾气也变得很坏，很少有食物对我的胃口，总是嫌这个冷了，那个又太腻，或者就含着眼泪什么都不吃。
Lyle并没有像通常的准爸爸一样鞍前马后地殷勤伺候，我也知道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心情不好，他会哄我一下，再多就没有了。像从前一样，如果见了面不开心，他宁愿不要见，反正有的是可去的地方。不过那段时间，我也无所谓了，太难受了，我更喜欢自己一个安安静静地难受。而且，他的出现总会带来意外的情绪波动，和更多的呕吐。
这种翻江倒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第十一周。那个时候，Caresse长到一英寸半长，七克重，完全成形了，皮肤是透明的，手指和脚趾已经可以分开，微小的动作舒展而又优美，按照书里说法，有的时候，它甚至还会吞咽和打嗝。终于，有一天早晨，我醒过来，觉得稍微舒服一点了，兴冲冲地告诉Lyle，这倒霉的孕吐总算是挨过去了。
他看起来好像也很开心。过了一会儿，他把早餐送到床上来，托盘上放着一个紫红色的大信封，对我说：“婚前协议已经准备好了，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权衡考虑，所以，我想最好尽快给你。”
我一时语塞，打开信封来看，里面是十二页厚实的A4纸打印的文件，约定了离婚或者配偶（也就是Lyle）死亡的情况下我能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抚养费。林林总总分为十几个章节，包括对配偶财产的权利，继承祖传住宅、享有信托基金滋息、和继承家族津贴的权利，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权利，作为配偶财产执行人及管理人的权利，等等。
我粗粗翻了一遍，抬头看着他说：“我会找人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要？”
“婚礼之前随时都可以。”他回答，又补充道，“你不用太当真，就是个惯例。”
“怎么能不当真？”我反问，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上面的条款差不多有一份劳动合同那么多。”
下午，我约了一个打过几场离婚官司的同学帮我看那份东西。她告诉我，这是一份堪称范本的婚前协议，滴水不漏，条件开的也很公平。之后我们一起去剪头发，从洗头的皮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我扶了一下腰，动作有些不自然。她看在眼里，很快就恭喜我，已经有相当于她一年半薪水的“奖金”入账了。
在我父母到达纽约之前，我在史密特和谢林顿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签了那份协议。三十二楼，一个多月之前，在同一楼层，我被解雇了。有两名律师在场，都是代表Lyle的，我代表我自己。旁边甚至有人在操作一架手提式数码摄像机，录下整个签署过程，好在将来某种情形下面证明我不是受胁迫的。
尽管我知道所有这些条款、见证人，包括这些形式，都是一次又一次恼人诉讼之后的亡羊补牢之举，尽管我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轻易改变，就好像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Lyle，反过来，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改变我。不过，在内心里，我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尽全力迎合他，改变自己，如果那样东西还在，我会一直迎合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那东西不在了，没有什么可以给我补偿，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我，无论是钱，地产，还是滋息。
像是过了好几年了。我被带到这儿，拉去哪儿，各种各样的人向我灌输这样那样的观感和理念。各种各样本不属于我的东西在我身边、身上堆砌起来,叫我目不暇接。偶尔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也会有些惶惑，不知道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会是怎么个样子。我有点害怕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像从前那样简单独立的生活。在那样简单独立的生活里，我总是可以信心满满的在面试当中谈起自己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甚至，下一个十年。而Lyle，他全无所谓，甚至并不总是在我身边。
当我知道婚礼上用的白色普罗旺斯多头玫瑰要十八美元一支，蛋糕上数不清的樱桃味红色心形巧克力每个五块九，摄影师每小时收上千美元，看中的公寓价钱有好多个零零零……我私下问他：“预算是多少？”
“我们有预算吗？”他反问，接着又提醒我，“不要在我妈和Cheryl-Ann面前提预算，我妈讨厌这个词，Cheryl-Ann会嘲笑你，她很会嘲笑人。然后你会不高兴，你不高兴，Caresse就不高兴，那我也不会开心。”
预算有这么可笑吗？我不想显得矫情，但是内心里，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根本不是我要的方式，不是我的婚礼。
越洋电话上，我告诉爸妈我要结婚了，他们很“惊喜”。当然，新郎的背景是必定要问的，我笼统地说了一下，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最真实的，她很严肃地说：“要么是在骗你吧？”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就确信自己的女儿会嫁个好人家，但NickTse可能比Lyle更接近他们对于“好”的定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吧，谁知道呢，自己来看吧。更没敢说自己怀孕了，要是说了，他们一定更加确信我是被骗了。
二零零六年一月，婚礼前两个礼拜，我爸妈终于搞定了签证的事情，从上海来到纽约。他们被安置在公园大道和第三十八街交界处的一间精品酒店里，我也退租了布鲁克林的公寓，暂时搬去和他们同住，直到婚礼那天。
孕吐，以及婚前协议
在准备婚礼的同时，另外两件恶心的事情也在进行，孕吐和婚前协议。
自打误了那个星期三的手术预约之后，豌豆大的、小恐龙似的Caresse在黑暗里逐渐长大。在那之前，我对怀孕一向没什么兴趣，也一无所知，还要谢谢探索频道的“家庭与健康”节目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第八周，我知道它大概有一颗蚕豆那么大了，长着一个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头，眼睛是个黑点，鼻孔和耳朵是四个洞，身体上长出的幼芽将会变成腿和胳膊。而且它开始心跳了，每分钟有一百五十下之多！甚至可能已经做了第一个动作！只是我还感觉不到。
我仍旧觉得****很胀，有的时候还是会肚子痛，医生说那是因为子宫在扩张。平躺着的时候，小腹会变得温热而紧张。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英文里面把孕吐称为“晨吐”，因为从早到晚，我都像个得了绝症的人那样头昏乏力，恶心呕吐，胃里几乎留不住东西。我心情不好，脾气也变得很坏，很少有食物对我的胃口，总是嫌这个冷了，那个又太腻，或者就含着眼泪什么都不吃。
Lyle并没有像通常的准爸爸一样鞍前马后地殷勤伺候，我也知道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心情不好，他会哄我一下，再多就没有了。像从前一样，如果见了面不开心，他宁愿不要见，反正有的是可去的地方。不过那段时间，我也无所谓了，太难受了，我更喜欢自己一个安安静静地难受。而且，他的出现总会带来意外的情绪波动，和更多的呕吐。
这种翻江倒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第十一周。那个时候，Caresse长到一英寸半长，七克重，完全成形了，皮肤是透明的，手指和脚趾已经可以分开，微小的动作舒展而又优美，按照书里说法，有的时候，它甚至还会吞咽和打嗝。终于，有一天早晨，我醒过来，觉得稍微舒服一点了，兴冲冲地告诉Lyle，这倒霉的孕吐总算是挨过去了。
他看起来好像也很开心。过了一会儿，他把早餐送到床上来，托盘上放着一个紫红色的大信封，对我说：“婚前协议已经准备好了，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权衡考虑，所以，我想最好尽快给你。”
我一时语塞，打开信封来看，里面是十二页厚实的A4纸打印的文件，约定了离婚或者配偶（也就是Lyle）死亡的情况下我能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抚养费。林林总总分为十几个章节，包括对配偶财产的权利，继承祖传住宅、享有信托基金滋息、和继承家族津贴的权利，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权利，作为配偶财产执行人及管理人的权利，等等。
我粗粗翻了一遍，抬头看着他说：“我会找人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要？”
“婚礼之前随时都可以。”他回答，又补充道，“你不用太当真，就是个惯例。”
“怎么能不当真？”我反问，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上面的条款差不多有一份劳动合同那么多。”
下午，我约了一个打过几场离婚官司的同学帮我看那份东西。她告诉我，这是一份堪称范本的婚前协议，滴水不漏，条件开的也很公平。之后我们一起去剪头发，从洗头的皮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我扶了一下腰，动作有些不自然。她看在眼里，很快就恭喜我，已经有相当于她一年半薪水的“奖金”入账了。
在我父母到达纽约之前，我在史密特和谢林顿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签了那份协议。三十二楼，一个多月之前，在同一楼层，我被解雇了。有两名律师在场，都是代表Lyle的，我代表我自己。旁边甚至有人在操作一架手提式数码摄像机，录下整个签署过程，好在将来某种情形下面证明我不是受胁迫的。
尽管我知道所有这些条款、见证人，包括这些形式，都是一次又一次恼人诉讼之后的亡羊补牢之举，尽管我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轻易改变，就好像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Lyle，反过来，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改变我。不过，在内心里，我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尽全力迎合他，改变自己，如果那样东西还在，我会一直迎合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那东西不在了，没有什么可以给我补偿，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我，无论是钱，地产，还是滋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