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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搓着手呆望着新华街上的车流。当他意识到草琴正坐在自己身旁，等着他拿主意的时候，三娃的脸上堆起了笑，手也不敢再搓，站起身作出拿主意的样子，草琴姐，咱先不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人家睡了没有？
三娃拦着行人问时间。他本要拦住的第一个人是个年轻的女子，可不等他到跟前，那女子已小跑着绕开了；他拦的第二个人也是个女人，年龄稍大些，没等他开口，这女人装出呼唤同伴的样子，也跑开了。三娃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的服饰上，他就把手中的三弦琴给了草琴，又解下了腰间的带子。这一次，三娃拦住了一个老汉。三娃说，伯呀，现在几点了？老汉并不答他，却用手向空中一指，又走开了。三娃仰起头看，脸就红了。新华街对面的楼顶上，正立着碾盘大的一口钟，清楚地显示着此刻的时间：八点四十分。
三娃本想着时间一定很晚了，可现在却是八点四十分。这个时间即使是在封姑沟也没有多少人家睡了的。三娃有些措手不及，他从来都没打过电话呢，可现在却不得不通过电话，从一个几乎陌生的女人那里讨要自己未来的生计。三娃像一个莽撞的考生，铃声响过却发现自己原来什么都不会。
三娃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去打电话。可三娃明白，自己心里再胆怯再没谱也不能让草琴看穿，他已堵住了草琴所有的退路只留下一线生机，草琴从此享福受罪就要跟着他了，他不能连个电话都不会打。三娃挺直了腰板，作出胸有成竹的样子说，草琴姐，前面找个电话打吧！
三娃和草琴就顺着新华街往前走。三娃走在前头，草琴跟在后头。三娃见人行道上来往的情侣们都手拉手肩并肩的样子，眼睛就热了，心也跟着热了，就停了脚步等草琴过来。草琴一过来，三娃腾出一只手就去拉草琴的胳膊。草琴拨开三娃的手，四下里看时，脸早已红了。草琴说，人多死了！却不敢放开声。
走到一个十字口，三娃眼睛一亮。他看见一家亮着灯的门面，门头上挂着一个牌子，上边有“公用电话”四个字。三娃一笑，把牌子指给草琴看，却已从怀中取出了名片。
我后来随了西城分局的刑警搜查三娃的住处时，还见过这张名片。我见到的名片已经卷曲皱缩，像一片枯叶，夹在三娃帆布包里的一堆菜谱中间。名片的主人叫朱红，是浪子夜总会的经理，名片右下角的电话我已记不清了，有一个是手机，还有一个是办公电话。
三娃说，那天晚上他没有打通朱红的电话。他那时还不知道手机与座机的区别，就先挑了个号码短的来打。他拨了号，通了，对方是个女的，却声音怪怪的让他留言。三娃那时更不知道录音电话的，就朱红朱红喊了两声，见对方并不接茬，他就挂了。三娃接着又拨了那个长号码，对方却说不在服务区，他又挂了。三娃觉出了朱红的遥远，觉出了他跟这个现代城市间的距离，就也觉出了前程的渺茫。三娃心里懵懵懂懂地知道了害怕，却还强迫自己向草琴笑着，拉了草琴去了汽车站。
三娃所说的打电话的这段，本与案情无关，是不需要记在笔录上作为供词的，可几个警察却你一句我一句逗着三娃讲。三娃知趣，就眉飞色舞地讲，关键处也和警察们一起笑。那天我也在场，我当时脸憋得通红，好像那个打电话的人是我，而不是三娃。直到我把话题转开，一屋子的笑声这才止住了。
三娃跟草琴在汽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躺了一夜。睡着睡着，三娃感觉到有人在推自己，睁开眼睛，草琴坐在他身旁。草琴腮边洇着两抹泪痕，脸上的尘土就鲜明了，像在有意昭示着她一路的颠簸和劳顿。草琴对三娃说，起来吧，人越来越多了。三娃抬起头，候车室里果然人头攒动，一男一女两个人站在他跟前，等着他腾座位。
两人洗了脸，出了车站，又来到新华街上。车多了起来，人多了起来，各样的声音多了起来，新华街比鼎盛时期的骡马大会还要热闹出了许多。草琴跟着三娃又去了昨晚的那家公用电话亭。
这一次，三娃决定了先拨名片上那个长一些的号码。三娃想，长也许代表着先进，代表着效率，代表着一拨就通。无论如何，今天都得跟这个叫做朱红的女人联系上，即使号码长代表着花钱多也并不重要了。
电话竟通了。话筒里传出一个女人喂喂的声音。通了！通了！三娃激动着，捏着话筒看着草琴就喊出了声。电话里的女人有些怒了，有普通话的骂声就从听筒里传了出来，三娃这才把嘴搭在话筒上：
你是朱红吗？我是从镇北县来的，就是那个弹三弦的人……
三娃起先还克制自己说普通话，可说着说着自己已经觉得变了味，就又改成镇北话了。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已经忘了三娃，不等三娃完成自我介绍，她已经骂了句神经病，挂了电话。
三娃觉得有一盆凉水从头浇到了脚。三娃不死心，他的嘴仍留恋地贴着话筒，模仿着对方喂喂地喊着。店老板不乐意了，左手从三娃手里夺过话筒按在机座上，右手伸出来向三娃要走了话费。
三娃蔫了，垂了头不敢看草琴。草琴知道出了岔子，可看着三娃的样子，就也低了头不再多问。而就在这时，三娃刚刚用过的那只红色的电话忽然又震起了铃，清脆的铃声再次给了三娃希望。三娃仰起了头要接电话，店老板却抢先接了。
店老板接了电话脸就沉了下来。店老板把话筒撂给三娃，三娃的脸就浮出了笑。三娃一下子猜出这电话肯定是朱红打过来的，便迫不及待地把话筒抱到了耳边。
电话里再次传来同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却已经修饰过了：
喂，我是朱红。请问刚才是您打的电话吗？
是我！是我！三娃赶紧回答，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和激动。三娃把眼睛腾出来看了草琴，也把激动跟紧张传给了草琴。三娃轻声对草琴说，是朱红！
你就是那个在集会上演讲过的，会弹三弦的镇北小伙子吗？你的名字叫——叫王成，对不对？
对着哩，对着哩，我就是王成，那个会弹三弦的王成！三娃几乎喊了起来，却又恢复了镇北口音。三娃为朱红还记着自己乱编的名字感动着，就转了头，作出自豪的样子对草琴说，我给人家说我叫王成，嘿嘿！
你到省城有什么事吗？朱红问。
三娃答不上来了。三娃脑子里忽地闪出友道叔一张白杀杀的脸，耳旁似乎又响起“乒乒”的枪声。三娃胆怯着不敢接话，朱红却并不在意，接着问：
你是不是来打工的？
是的！
你有没有带你的琴？
带了！
朱红似乎高兴了起来，话也变得热情了：
那好。你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早上你就有工作了！
撂下电话，三娃来了精神，再看草琴，草琴也在幸福地笑着，笑容浅浅的很是好看。好久没见过草琴笑了，三娃心中忽就萌生出那种久违的冲动。
三娃意识到，整整一天一夜了，自己曾经朝思暮盼的草琴实际上一直跟在他的身边，而他却忽略了与她的亲近。三娃心里有了安家的渴望。有了家，他就不再是个浪荡子；有了家，他的心思他的精力他的情感他的欲望，连同他的琴声与歌声都有了明确的指向；有了家，他才能把自己已经习惯了的那种慌张的压抑的匆忙的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放平了，慢慢地享用。
信心，搓着手呆望着新华街上的车流。当他意识到草琴正坐在自己身旁，等着他拿主意的时候，三娃的脸上堆起了笑，手也不敢再搓，站起身作出拿主意的样子，草琴姐，咱先不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人家睡了没有？
三娃拦着行人问时间。他本要拦住的第一个人是个年轻的女子，可不等他到跟前，那女子已小跑着绕开了；他拦的第二个人也是个女人，年龄稍大些，没等他开口，这女人装出呼唤同伴的样子，也跑开了。三娃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的服饰上，他就把手中的三弦琴给了草琴，又解下了腰间的带子。这一次，三娃拦住了一个老汉。三娃说，伯呀，现在几点了？老汉并不答他，却用手向空中一指，又走开了。三娃仰起头看，脸就红了。新华街对面的楼顶上，正立着碾盘大的一口钟，清楚地显示着此刻的时间：八点四十分。
三娃本想着时间一定很晚了，可现在却是八点四十分。这个时间即使是在封姑沟也没有多少人家睡了的。三娃有些措手不及，他从来都没打过电话呢，可现在却不得不通过电话，从一个几乎陌生的女人那里讨要自己未来的生计。三娃像一个莽撞的考生，铃声响过却发现自己原来什么都不会。
三娃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去打电话。可三娃明白，自己心里再胆怯再没谱也不能让草琴看穿，他已堵住了草琴所有的退路只留下一线生机，草琴从此享福受罪就要跟着他了，他不能连个电话都不会打。三娃挺直了腰板，作出胸有成竹的样子说，草琴姐，前面找个电话打吧！
三娃和草琴就顺着新华街往前走。三娃走在前头，草琴跟在后头。三娃见人行道上来往的情侣们都手拉手肩并肩的样子，眼睛就热了，心也跟着热了，就停了脚步等草琴过来。草琴一过来，三娃腾出一只手就去拉草琴的胳膊。草琴拨开三娃的手，四下里看时，脸早已红了。草琴说，人多死了！却不敢放开声。
走到一个十字口，三娃眼睛一亮。他看见一家亮着灯的门面，门头上挂着一个牌子，上边有“公用电话”四个字。三娃一笑，把牌子指给草琴看，却已从怀中取出了名片。
我后来随了西城分局的刑警搜查三娃的住处时，还见过这张名片。我见到的名片已经卷曲皱缩，像一片枯叶，夹在三娃帆布包里的一堆菜谱中间。名片的主人叫朱红，是浪子夜总会的经理，名片右下角的电话我已记不清了，有一个是手机，还有一个是办公电话。
三娃说，那天晚上他没有打通朱红的电话。他那时还不知道手机与座机的区别，就先挑了个号码短的来打。他拨了号，通了，对方是个女的，却声音怪怪的让他留言。三娃那时更不知道录音电话的，就朱红朱红喊了两声，见对方并不接茬，他就挂了。三娃接着又拨了那个长号码，对方却说不在服务区，他又挂了。三娃觉出了朱红的遥远，觉出了他跟这个现代城市间的距离，就也觉出了前程的渺茫。三娃心里懵懵懂懂地知道了害怕，却还强迫自己向草琴笑着，拉了草琴去了汽车站。
三娃所说的打电话的这段，本与案情无关，是不需要记在笔录上作为供词的，可几个警察却你一句我一句逗着三娃讲。三娃知趣，就眉飞色舞地讲，关键处也和警察们一起笑。那天我也在场，我当时脸憋得通红，好像那个打电话的人是我，而不是三娃。直到我把话题转开，一屋子的笑声这才止住了。
三娃跟草琴在汽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躺了一夜。睡着睡着，三娃感觉到有人在推自己，睁开眼睛，草琴坐在他身旁。草琴腮边洇着两抹泪痕，脸上的尘土就鲜明了，像在有意昭示着她一路的颠簸和劳顿。草琴对三娃说，起来吧，人越来越多了。三娃抬起头，候车室里果然人头攒动，一男一女两个人站在他跟前，等着他腾座位。
两人洗了脸，出了车站，又来到新华街上。车多了起来，人多了起来，各样的声音多了起来，新华街比鼎盛时期的骡马大会还要热闹出了许多。草琴跟着三娃又去了昨晚的那家公用电话亭。
这一次，三娃决定了先拨名片上那个长一些的号码。三娃想，长也许代表着先进，代表着效率，代表着一拨就通。无论如何，今天都得跟这个叫做朱红的女人联系上，即使号码长代表着花钱多也并不重要了。
电话竟通了。话筒里传出一个女人喂喂的声音。通了！通了！三娃激动着，捏着话筒看着草琴就喊出了声。电话里的女人有些怒了，有普通话的骂声就从听筒里传了出来，三娃这才把嘴搭在话筒上：
你是朱红吗？我是从镇北县来的，就是那个弹三弦的人……
三娃起先还克制自己说普通话，可说着说着自己已经觉得变了味，就又改成镇北话了。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已经忘了三娃，不等三娃完成自我介绍，她已经骂了句神经病，挂了电话。
三娃觉得有一盆凉水从头浇到了脚。三娃不死心，他的嘴仍留恋地贴着话筒，模仿着对方喂喂地喊着。店老板不乐意了，左手从三娃手里夺过话筒按在机座上，右手伸出来向三娃要走了话费。
三娃蔫了，垂了头不敢看草琴。草琴知道出了岔子，可看着三娃的样子，就也低了头不再多问。而就在这时，三娃刚刚用过的那只红色的电话忽然又震起了铃，清脆的铃声再次给了三娃希望。三娃仰起了头要接电话，店老板却抢先接了。
店老板接了电话脸就沉了下来。店老板把话筒撂给三娃，三娃的脸就浮出了笑。三娃一下子猜出这电话肯定是朱红打过来的，便迫不及待地把话筒抱到了耳边。
电话里再次传来同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却已经修饰过了：
喂，我是朱红。请问刚才是您打的电话吗？
是我！是我！三娃赶紧回答，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和激动。三娃把眼睛腾出来看了草琴，也把激动跟紧张传给了草琴。三娃轻声对草琴说，是朱红！
你就是那个在集会上演讲过的，会弹三弦的镇北小伙子吗？你的名字叫——叫王成，对不对？
对着哩，对着哩，我就是王成，那个会弹三弦的王成！三娃几乎喊了起来，却又恢复了镇北口音。三娃为朱红还记着自己乱编的名字感动着，就转了头，作出自豪的样子对草琴说，我给人家说我叫王成，嘿嘿！
你到省城有什么事吗？朱红问。
三娃答不上来了。三娃脑子里忽地闪出友道叔一张白杀杀的脸，耳旁似乎又响起“乒乒”的枪声。三娃胆怯着不敢接话，朱红却并不在意，接着问：
你是不是来打工的？
是的！
你有没有带你的琴？
带了！
朱红似乎高兴了起来，话也变得热情了：
那好。你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早上你就有工作了！
撂下电话，三娃来了精神，再看草琴，草琴也在幸福地笑着，笑容浅浅的很是好看。好久没见过草琴笑了，三娃心中忽就萌生出那种久违的冲动。
三娃意识到，整整一天一夜了，自己曾经朝思暮盼的草琴实际上一直跟在他的身边，而他却忽略了与她的亲近。三娃心里有了安家的渴望。有了家，他就不再是个浪荡子；有了家，他的心思他的精力他的情感他的欲望，连同他的琴声与歌声都有了明确的指向；有了家，他才能把自己已经习惯了的那种慌张的压抑的匆忙的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放平了，慢慢地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