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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晨七点钟，我和唐玲玲就起了床。虽然没睡成懒觉，但她显得很兴奋。我们要去老贺在怀柔的“别墅”过这个周末。她喜欢“大自然”，如果说还有什么学生时代的痕迹在她身上保留下来的话，那就是对所谓“田园牧歌式”生活情调的浪漫向往吧。当然这种向往仅限于偶尔到乡下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而不是当农民。
要带的东西在前一天晚上就收拾好了。早饭准备在路上找个小摊子吃豆浆油条。我洗漱过后就没什么事了。唐玲玲却一进卫生间化妆，就像在那里拿了绿卡要永久居住似的不出来了。我去看了看，见台子上摆了几十种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她紧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看都不用看，伸手就能拿到需要的那一瓶，抹完了这个抹那个，工序极为繁复。我说亲爱的，今儿就算了吧，选美比赛已经奉命取消。她小心翼翼地把睫毛夹取下来说你一边儿呆着去！我到餐厅里煮了一壶咖啡，慢慢地喝着等她。她过来一看，也喝了一杯。喝完又去补妆。我说这他妈的简直赶上拍电影的了！当然我是在餐厅里对自己说的，她没听见。
总算出发了。我开车。她坐在我旁边，规规矩矩地系上了安全带。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夸她妆化得好，浓淡相宜。她说是吗？啪地一下把前面的遮光板放下来，对着那上面镶着的长条小镜子又没完没了地照起来。一边照，一边给我指挥道路。
我们在城里穿街走巷地绕着，停了三次，接上来唐玲玲的三个密友。那都是些已经或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中年妇女，她们目光锐利，苦大仇深，对男人的卑鄙虚伪自私懦弱了如指掌。我最害怕的就是她们。也怪了，唐玲玲回到北京以后，不知怎么一下就被吸进了这个圈子，如胶似漆地粘成一片。她们在一起泡咖啡馆、打保龄球，掏心挖肺地交换对付男人的心得。唐玲玲很快就把她丈夫的全部情况向她们交了底，就像必须履行的入会手续一样∶上自我爷爷奶奶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妈的护犊子的表现、我爸的窝囊，下至我个人吃喝拉撒睡的习惯、我的脚气病、世界观、买什么舍得花钱买什么抠……无所不谈。甚至连“我们那位性冷淡”“做ài像公事公办”这样的话都说过。她对我还有一个总体性的形容，是这么说的∶比方说他在路上看见地下扔着十块钱，如果旁边有人，他肯定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他马上就会捡起来塞进自己兜里。这个富有深刻含义的寓言故事“轰”地一下就传开了，她们都说准确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她们的老公或前老公，全是这种人！
这三位上了车以后，就像失散了三十年的亲骨肉一样和唐玲玲热烈交谈起来。唐玲玲扭过上身趴在椅背上，以同样的热情呼应着她们。我点上一支烟，将音乐声调大了一些，专心致志地开车。
“玲玲，你今天的妆化得真好哎！”
“是吗？”唐玲玲说，指指我，“他也说不错。”
“哟，他还注意你化妆哪？不赖呀！可以评模范丈夫啦。我老公从来不管我化不化妆。”
“这方面他表现还可以。”唐玲玲说，听得出来相当高兴。
“我们那位，简直就是木头疙瘩！”另一个说。“别说化妆了，你就是生天花长了满脸麻子他都瞧不见。可是见着别的女的，看得那叫细呀！有一次看见我一同事，就打了个照面儿，回来告诉我说那人五官还可以，但是耳朵后面的皮已经老了。统共跟人家说了三句话，居然连耳朵皮都看清楚了！”
“你老公可花，一看眼神儿就知道。”
另一个叫着我的名字说∶“史辉，你当年是怎么把玲玲骗到手的？”
“什么叫骗啊？爱情嘛。”
这句话引来一阵大笑。
“这可笑吗？”我说，“难道你们认为连爱情也是可笑的吗？”
“还来劲了！说他胖他就喘。”一个说。
“据说你最近表现不错，陪玲玲喝酒来着。任重道远，继续努力啊。掌声鼓励！”
她们还真的劈哧啪喳给我鼓起掌来。
我们来到老贺家时，已近正午，第一拨爬山的人已经老早就上山了。剩下的十来个人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三三两两地聊天。
老贺是经济学教授，五十岁出头，头发花白，说话有些结巴，所以文章写得好，讲课却不大受欢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和他成了朋友，在他的影响下看了不少书。他说小说只是消遣，睡觉之前翻翻就行了，读书要胸怀“经邦济世”之志，为老百姓找出路。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辜负了当年的这一番教导。老贺和他太太是青梅竹马，青年时代一起悬梁刺骨彻夜苦读，从来没想到要劳逸结合互相娱悦一下，所以直到多年后入洞房那天才第一次交欢，一时传为美谈。他们在怀柔一个小山村里买了一所农民的房子，才两万块钱，周末和暑假就来这儿住，戏称“别墅”。又好客，经常招朋友来玩儿。
这房子在一个山坡上，坐北朝南。三个房间，中间是堂屋，有灶，东西两间房里都有土炕，地面是水泥的，墙壁刷得雪白。院子很宽敞，石块铺地，有两张石桌，还支了两把白绿相间的遮阳伞，好象是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卖啤酒的。东北角有一个厕所，装了抽水马桶和自来水龙头。
唐玲玲和她的密友带了各种食品来，在堂屋的桌子上收拾。我遛了一圈，走出屋，站在门口抽烟。放眼望去，山下房屋错落，在很远的地方才看得到庄稼，刚才来的那条路是沿着山脚新开的，被炸开的山体露着白花花的石头，像人体的某个部位裸露出白骨一样扎眼。荒山秃岭，林木稀疏，哪有一点蓬勃的气象！近处，人们分成两堆围坐在那两张石桌四周，谈笑喝茶嗑瓜子儿。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啦！拖家带口，心事重重，每双眼里都闪动着老谋深算的狡诈目光。老贺的秃脑门儿在太阳底下发出亮晶晶的紫铜色。这里边有一多半人都是早就认识的，想当年小伙子英俊潇洒，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满街拍婆子；大姑娘任性风流，掐碎了多少颗少年单纯的心哪！这才一眨眼的功夫，怎么都变成这样儿了？
老贺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粗胖粗胖一个黑丫头，跟她妈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从小营养充足底子好，精神面貌不同。天还不够热，她已穿了一条带毛边儿的牛仔短裤和短袖衫。
“史叔叔，”她过来跟我说话，“女子足球世界杯赛您看了吗？”
“没有啊。”
“就在洛杉矶踢的，您没去呀？”
“噢，当时我在北京。”
“您不看球吧？”
“不看。”
“那您看什么呀？”
“我呀？也就是……”
“您有偶像吗？”
“你呢？”
“‘后街男孩’。”
“我只听过‘甲壳虫’，知道约翰·伦侬。”
“太老了！他被人开枪打死那年我刚出生。”
“我的偶像是可可·费尔南德兹。”
“可可·费尔南德兹？干嘛的？”
“洛杉矶东区一家脱衣舞场里的脱衣舞女。”
“Oh，MyGod！（哦，我的上帝！）”她说了一句英文。
唐玲玲在里面叫起来∶“史辉，说什么呢你！”
我赶紧从门边溜走，混进老贺他们那圈人里。结果他们也都听见了。
“你也是！”老贺说我，“这么大岁、岁数了，没个正形儿！”
“哪么大岁数啊？我不才四张儿嘛！四张儿五以下都算青年，这是团中央规定的。”以前北京人管十块钱叫“一张儿”，现在又用到岁数上了。
郑小红坐在我对面，一只手拉着她儿子，说∶“史辉，你说话注意点儿，这儿有小孩儿。”
我说∶“他才六岁，听不懂。”
“我是说你话里别带脏字儿。”
“我没带脏字儿啊。”
“刚才没带，一会儿就该带了。你说话脏字儿特多，提醒你。”
嘿，邪了门儿了！今天谁都跟我过不去。
“我都四张儿啦！”我大声说道。“没招谁没惹谁呀，该四张儿还是四张儿。”
郑小红比我大两岁，外语学院毕业。当年她是校花，长得明眸皓齿，追她的人成群结队。我有一段几乎天天摽着她，给她借书、搞音乐会票和内部电影票，但她一直管我叫小孩儿，对我毫无兴趣。大学三年级那年，她悄悄告诉我她怀孕了，让我帮她找医院的关系打胎。正好我一个小学同学是人民医院的司机，他以为孩子是我的呢，慨然相助，把她送进医院。他还嘱咐我打完胎要用鱼汤补。我买了条活鱼，熬了汤，放在一只小铝锅里，用尼龙网兜提着，趁热给她送去。她打开锅盖，噗哧一声就笑了，说“史辉呀史辉，你这个小坏孩儿！鱼汤是下奶的……”我听了，好一会才明白这话的意思：“噢！是吗？你不用下奶哈？那我自己给喝了得了，挺贵的。反正我喝多少也下不来奶。我岁数比你小，还没长全呢。”她毕业以后分在外企，听说轰轰烈烈谈了几次恋爱，有老人也有小孩，不是被骗就是被伤，现在唯一值得骄傲的是为了爱一点儿种族歧视也没有。最后嫁给一个香港商人，生了这个儿子，去年离的婚。
郑小红得到的瞻养费据说可以保证这辈子吃喝不愁了。她穿一件红色的POLO夹克外套，里面是质地精良的黑羊绒套头衫，脖颈上戴一条细细的金链子，下端坠着一个小十字架。皮肤依旧很白，但失去了血色，原来细溜溜的脖子上充塞着多余的脂肪，已经出现了双下巴。
老贺还是那么土，一件天坛牌的确良硬领白衬衫，腰以下塞在裤子里，裤子是鸡蛋黄颜色，料子的，腿一动滴里当啷晃。可能是插队时落下的习惯，袖口和裤腿都捋上去一截儿，一副随时准备下地干活儿的模样。
老贺说∶“小红，这儿有风，你带孩子到屋里去吧，别吹着。”
小红说∶“没关系，这孩子皮实着呢，很少生病。”
他的确显得很结实，长得不太像妈，嘴唇厚厚的，双眼凹进很深，大概随他爸爸。
老贺说∶“山里的风硬，去年夏天我光着膀子在这儿坐了一会儿，到晚上腰就疼了。”
我说∶“那是你上岁数啦。”
小孩突然一拍桌子，对老贺说道∶“******！”
这可不是我教的！
“******！”又是一句，声音清脆响亮。
小红喝道∶“所罗门，你怎么骂人哪！”
所罗门不理，转身跑到屋檐下，拣了几个小石子，又跑回来，一颗一颗向老贺投过去。老贺镇定地躲闪着。有一颗打在我的胳膊上，不太疼。
所罗门，以色列人的王！
爬山的人回来了，一共五、六个，包括老贺的太太和两个年轻女孩。
大家说吃饭吃饭。唐玲玲她们把堂屋里的食物往外面的石桌上运。密友之一对我说：“史辉，别愣着，干活儿！”唐玲玲手上端着酱牛肉、熏鸡，一边走一边说“你指望他？他眼里根本没活儿。”密友说“都是你惯的，就得训练训练他。”我走进去，见桌上一大堆纸盘子纸碗和一次性筷子，便一股脑抱在怀里，刚出到院子，密友之一就指着我笑起来，说“瞧这人，抱一大堆纸！真会偷尖耍猾。”
我没什么食欲，便开了一罐百威啤酒，站在一边慢慢地喝。
老贺的太太一身汗，坐在桌前狼吞虎咽，但样子并不贪婪，只是吃得香而已。她因为胖，十分注意运动，可是成效并不大。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念研究生，一副不做居里夫人誓不为人的架势。那时她和老贺虽然已经结了婚，但各自住在自己学校的学生宿舍里，相约每周只见一次面，又因为没房，所以每周的这次见面就是夹上一块塑料布、带上一把伞、买几个面包苹果梨，在紫竹院或玉渊潭的草地上铺开了吃一顿，谈的都是极为抽象高深的话题。老贺对此甚为得意，觉得很像他在十九世纪俄国小说里读到的某些场景。现在，贺太太唯一没变的就是那副又尖又细像小孩子一般的嫩嗓子。老贺曾经告诉我，一个人的吃相最能反映他的性格。以此观之，贺太太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距离居里夫人恐怕比较远，倒更像一个精力旺盛、脾气随和的老太太了。老贺站在她身后，细嚼慢咽，垂着眼全神贯注地吃着。这又反映了他的什么性格？看着这俩口子，我有时也挺羡慕的，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如此之简单明确，对现状是如此之心满意足，倒也他妈的满难得的咧！
老贺身旁的陈及律就不同了，别看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叨着挑食，他可从小就是一副欲壑难填的面相，不管看食品看钱还是看女人，双眼总是直勾勾的。他是我哥哥的同学，有一度几乎天天来我们家，而且全都是卡在晚饭的时间来，等饭一上桌，根本不用我们让，他毫不客气地端起碗来就吃，吃得狼吞虎咽，饭粒儿菜汤掉一桌子。时间一长，我哥也受不了了，说些不酸不凉的话刺他，给他作脸色看。可是他视若无睹，毫不介意。我们家人也集体商讨过对策，采取了假装家里没人或者拖延开饭时间等办法逼他走；他呢，满脸“瞧咱们今天谁饿得过谁”的从容表情，蹲在门外或坐在屋里，硬是不走，非把这顿饭吃下去不可。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如今，他成了这伙人里顶尖儿的大财主，你就是下帖子请他来吃鲍鱼筵席，也未必请得动。不动产方面，他现在有七座楼，因为其中的三座在海南，被套住了相当一部分资金，所以这几年气焰已经没那么嚣张了。不然的话，他绝不会和老贺这种人恢复来往。当年他在我们家蹭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可等闲视之，他那么宠辱不惊、沉着冷静，那么能忍那么不要脸，日后必成大器。
小红满院子追着所罗门跑，抓住一回，就往他嘴里塞一口东西。她已经把外套脱掉了，羊绒衫适度地箍紧她的身体，实话说身材还是满不错的，只是比原来整整大了一号——腰粗了，臀部肥大，胯也有点松，唯有****比原来大得好，很饱满地裹在羊绒衫里，跑动的时候有弹性地颤动着。那就是我曾经熬了鱼汤准备下奶的那两只****啊，二十多年来，它们不知接待过多少张各种肤色的贪婪的嘴，最后哺育出这个会说“******”的宝贝儿子所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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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晨七点钟，我和唐玲玲就起了床。虽然没睡成懒觉，但她显得很兴奋。我们要去老贺在怀柔的“别墅”过这个周末。她喜欢“大自然”，如果说还有什么学生时代的痕迹在她身上保留下来的话，那就是对所谓“田园牧歌式”生活情调的浪漫向往吧。当然这种向往仅限于偶尔到乡下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而不是当农民。
要带的东西在前一天晚上就收拾好了。早饭准备在路上找个小摊子吃豆浆油条。我洗漱过后就没什么事了。唐玲玲却一进卫生间化妆，就像在那里拿了绿卡要永久居住似的不出来了。我去看了看，见台子上摆了几十种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她紧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看都不用看，伸手就能拿到需要的那一瓶，抹完了这个抹那个，工序极为繁复。我说亲爱的，今儿就算了吧，选美比赛已经奉命取消。她小心翼翼地把睫毛夹取下来说你一边儿呆着去！我到餐厅里煮了一壶咖啡，慢慢地喝着等她。她过来一看，也喝了一杯。喝完又去补妆。我说这他妈的简直赶上拍电影的了！当然我是在餐厅里对自己说的，她没听见。
总算出发了。我开车。她坐在我旁边，规规矩矩地系上了安全带。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夸她妆化得好，浓淡相宜。她说是吗？啪地一下把前面的遮光板放下来，对着那上面镶着的长条小镜子又没完没了地照起来。一边照，一边给我指挥道路。
我们在城里穿街走巷地绕着，停了三次，接上来唐玲玲的三个密友。那都是些已经或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中年妇女，她们目光锐利，苦大仇深，对男人的卑鄙虚伪自私懦弱了如指掌。我最害怕的就是她们。也怪了，唐玲玲回到北京以后，不知怎么一下就被吸进了这个圈子，如胶似漆地粘成一片。她们在一起泡咖啡馆、打保龄球，掏心挖肺地交换对付男人的心得。唐玲玲很快就把她丈夫的全部情况向她们交了底，就像必须履行的入会手续一样∶上自我爷爷奶奶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妈的护犊子的表现、我爸的窝囊，下至我个人吃喝拉撒睡的习惯、我的脚气病、世界观、买什么舍得花钱买什么抠……无所不谈。甚至连“我们那位性冷淡”“做ài像公事公办”这样的话都说过。她对我还有一个总体性的形容，是这么说的∶比方说他在路上看见地下扔着十块钱，如果旁边有人，他肯定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他马上就会捡起来塞进自己兜里。这个富有深刻含义的寓言故事“轰”地一下就传开了，她们都说准确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她们的老公或前老公，全是这种人！
这三位上了车以后，就像失散了三十年的亲骨肉一样和唐玲玲热烈交谈起来。唐玲玲扭过上身趴在椅背上，以同样的热情呼应着她们。我点上一支烟，将音乐声调大了一些，专心致志地开车。
“玲玲，你今天的妆化得真好哎！”
“是吗？”唐玲玲说，指指我，“他也说不错。”
“哟，他还注意你化妆哪？不赖呀！可以评模范丈夫啦。我老公从来不管我化不化妆。”
“这方面他表现还可以。”唐玲玲说，听得出来相当高兴。
“我们那位，简直就是木头疙瘩！”另一个说。“别说化妆了，你就是生天花长了满脸麻子他都瞧不见。可是见着别的女的，看得那叫细呀！有一次看见我一同事，就打了个照面儿，回来告诉我说那人五官还可以，但是耳朵后面的皮已经老了。统共跟人家说了三句话，居然连耳朵皮都看清楚了！”
“你老公可花，一看眼神儿就知道。”
另一个叫着我的名字说∶“史辉，你当年是怎么把玲玲骗到手的？”
“什么叫骗啊？爱情嘛。”
这句话引来一阵大笑。
“这可笑吗？”我说，“难道你们认为连爱情也是可笑的吗？”
“还来劲了！说他胖他就喘。”一个说。
“据说你最近表现不错，陪玲玲喝酒来着。任重道远，继续努力啊。掌声鼓励！”
她们还真的劈哧啪喳给我鼓起掌来。
我们来到老贺家时，已近正午，第一拨爬山的人已经老早就上山了。剩下的十来个人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三三两两地聊天。
老贺是经济学教授，五十岁出头，头发花白，说话有些结巴，所以文章写得好，讲课却不大受欢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和他成了朋友，在他的影响下看了不少书。他说小说只是消遣，睡觉之前翻翻就行了，读书要胸怀“经邦济世”之志，为老百姓找出路。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辜负了当年的这一番教导。老贺和他太太是青梅竹马，青年时代一起悬梁刺骨彻夜苦读，从来没想到要劳逸结合互相娱悦一下，所以直到多年后入洞房那天才第一次交欢，一时传为美谈。他们在怀柔一个小山村里买了一所农民的房子，才两万块钱，周末和暑假就来这儿住，戏称“别墅”。又好客，经常招朋友来玩儿。
这房子在一个山坡上，坐北朝南。三个房间，中间是堂屋，有灶，东西两间房里都有土炕，地面是水泥的，墙壁刷得雪白。院子很宽敞，石块铺地，有两张石桌，还支了两把白绿相间的遮阳伞，好象是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卖啤酒的。东北角有一个厕所，装了抽水马桶和自来水龙头。
唐玲玲和她的密友带了各种食品来，在堂屋的桌子上收拾。我遛了一圈，走出屋，站在门口抽烟。放眼望去，山下房屋错落，在很远的地方才看得到庄稼，刚才来的那条路是沿着山脚新开的，被炸开的山体露着白花花的石头，像人体的某个部位裸露出白骨一样扎眼。荒山秃岭，林木稀疏，哪有一点蓬勃的气象！近处，人们分成两堆围坐在那两张石桌四周，谈笑喝茶嗑瓜子儿。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啦！拖家带口，心事重重，每双眼里都闪动着老谋深算的狡诈目光。老贺的秃脑门儿在太阳底下发出亮晶晶的紫铜色。这里边有一多半人都是早就认识的，想当年小伙子英俊潇洒，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满街拍婆子；大姑娘任性风流，掐碎了多少颗少年单纯的心哪！这才一眨眼的功夫，怎么都变成这样儿了？
老贺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粗胖粗胖一个黑丫头，跟她妈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从小营养充足底子好，精神面貌不同。天还不够热，她已穿了一条带毛边儿的牛仔短裤和短袖衫。
“史叔叔，”她过来跟我说话，“女子足球世界杯赛您看了吗？”
“没有啊。”
“就在洛杉矶踢的，您没去呀？”
“噢，当时我在北京。”
“您不看球吧？”
“不看。”
“那您看什么呀？”
“我呀？也就是……”
“您有偶像吗？”
“你呢？”
“‘后街男孩’。”
“我只听过‘甲壳虫’，知道约翰·伦侬。”
“太老了！他被人开枪打死那年我刚出生。”
“我的偶像是可可·费尔南德兹。”
“可可·费尔南德兹？干嘛的？”
“洛杉矶东区一家脱衣舞场里的脱衣舞女。”
“Oh，MyGod！（哦，我的上帝！）”她说了一句英文。
唐玲玲在里面叫起来∶“史辉，说什么呢你！”
我赶紧从门边溜走，混进老贺他们那圈人里。结果他们也都听见了。
“你也是！”老贺说我，“这么大岁、岁数了，没个正形儿！”
“哪么大岁数啊？我不才四张儿嘛！四张儿五以下都算青年，这是团中央规定的。”以前北京人管十块钱叫“一张儿”，现在又用到岁数上了。
郑小红坐在我对面，一只手拉着她儿子，说∶“史辉，你说话注意点儿，这儿有小孩儿。”
我说∶“他才六岁，听不懂。”
“我是说你话里别带脏字儿。”
“我没带脏字儿啊。”
“刚才没带，一会儿就该带了。你说话脏字儿特多，提醒你。”
嘿，邪了门儿了！今天谁都跟我过不去。
“我都四张儿啦！”我大声说道。“没招谁没惹谁呀，该四张儿还是四张儿。”
郑小红比我大两岁，外语学院毕业。当年她是校花，长得明眸皓齿，追她的人成群结队。我有一段几乎天天摽着她，给她借书、搞音乐会票和内部电影票，但她一直管我叫小孩儿，对我毫无兴趣。大学三年级那年，她悄悄告诉我她怀孕了，让我帮她找医院的关系打胎。正好我一个小学同学是人民医院的司机，他以为孩子是我的呢，慨然相助，把她送进医院。他还嘱咐我打完胎要用鱼汤补。我买了条活鱼，熬了汤，放在一只小铝锅里，用尼龙网兜提着，趁热给她送去。她打开锅盖，噗哧一声就笑了，说“史辉呀史辉，你这个小坏孩儿！鱼汤是下奶的……”我听了，好一会才明白这话的意思：“噢！是吗？你不用下奶哈？那我自己给喝了得了，挺贵的。反正我喝多少也下不来奶。我岁数比你小，还没长全呢。”她毕业以后分在外企，听说轰轰烈烈谈了几次恋爱，有老人也有小孩，不是被骗就是被伤，现在唯一值得骄傲的是为了爱一点儿种族歧视也没有。最后嫁给一个香港商人，生了这个儿子，去年离的婚。
郑小红得到的瞻养费据说可以保证这辈子吃喝不愁了。她穿一件红色的POLO夹克外套，里面是质地精良的黑羊绒套头衫，脖颈上戴一条细细的金链子，下端坠着一个小十字架。皮肤依旧很白，但失去了血色，原来细溜溜的脖子上充塞着多余的脂肪，已经出现了双下巴。
老贺还是那么土，一件天坛牌的确良硬领白衬衫，腰以下塞在裤子里，裤子是鸡蛋黄颜色，料子的，腿一动滴里当啷晃。可能是插队时落下的习惯，袖口和裤腿都捋上去一截儿，一副随时准备下地干活儿的模样。
老贺说∶“小红，这儿有风，你带孩子到屋里去吧，别吹着。”
小红说∶“没关系，这孩子皮实着呢，很少生病。”
他的确显得很结实，长得不太像妈，嘴唇厚厚的，双眼凹进很深，大概随他爸爸。
老贺说∶“山里的风硬，去年夏天我光着膀子在这儿坐了一会儿，到晚上腰就疼了。”
我说∶“那是你上岁数啦。”
小孩突然一拍桌子，对老贺说道∶“******！”
这可不是我教的！
“******！”又是一句，声音清脆响亮。
小红喝道∶“所罗门，你怎么骂人哪！”
所罗门不理，转身跑到屋檐下，拣了几个小石子，又跑回来，一颗一颗向老贺投过去。老贺镇定地躲闪着。有一颗打在我的胳膊上，不太疼。
所罗门，以色列人的王！
爬山的人回来了，一共五、六个，包括老贺的太太和两个年轻女孩。
大家说吃饭吃饭。唐玲玲她们把堂屋里的食物往外面的石桌上运。密友之一对我说：“史辉，别愣着，干活儿！”唐玲玲手上端着酱牛肉、熏鸡，一边走一边说“你指望他？他眼里根本没活儿。”密友说“都是你惯的，就得训练训练他。”我走进去，见桌上一大堆纸盘子纸碗和一次性筷子，便一股脑抱在怀里，刚出到院子，密友之一就指着我笑起来，说“瞧这人，抱一大堆纸！真会偷尖耍猾。”
我没什么食欲，便开了一罐百威啤酒，站在一边慢慢地喝。
老贺的太太一身汗，坐在桌前狼吞虎咽，但样子并不贪婪，只是吃得香而已。她因为胖，十分注意运动，可是成效并不大。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念研究生，一副不做居里夫人誓不为人的架势。那时她和老贺虽然已经结了婚，但各自住在自己学校的学生宿舍里，相约每周只见一次面，又因为没房，所以每周的这次见面就是夹上一块塑料布、带上一把伞、买几个面包苹果梨，在紫竹院或玉渊潭的草地上铺开了吃一顿，谈的都是极为抽象高深的话题。老贺对此甚为得意，觉得很像他在十九世纪俄国小说里读到的某些场景。现在，贺太太唯一没变的就是那副又尖又细像小孩子一般的嫩嗓子。老贺曾经告诉我，一个人的吃相最能反映他的性格。以此观之，贺太太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距离居里夫人恐怕比较远，倒更像一个精力旺盛、脾气随和的老太太了。老贺站在她身后，细嚼慢咽，垂着眼全神贯注地吃着。这又反映了他的什么性格？看着这俩口子，我有时也挺羡慕的，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如此之简单明确，对现状是如此之心满意足，倒也他妈的满难得的咧！
老贺身旁的陈及律就不同了，别看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叨着挑食，他可从小就是一副欲壑难填的面相，不管看食品看钱还是看女人，双眼总是直勾勾的。他是我哥哥的同学，有一度几乎天天来我们家，而且全都是卡在晚饭的时间来，等饭一上桌，根本不用我们让，他毫不客气地端起碗来就吃，吃得狼吞虎咽，饭粒儿菜汤掉一桌子。时间一长，我哥也受不了了，说些不酸不凉的话刺他，给他作脸色看。可是他视若无睹，毫不介意。我们家人也集体商讨过对策，采取了假装家里没人或者拖延开饭时间等办法逼他走；他呢，满脸“瞧咱们今天谁饿得过谁”的从容表情，蹲在门外或坐在屋里，硬是不走，非把这顿饭吃下去不可。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如今，他成了这伙人里顶尖儿的大财主，你就是下帖子请他来吃鲍鱼筵席，也未必请得动。不动产方面，他现在有七座楼，因为其中的三座在海南，被套住了相当一部分资金，所以这几年气焰已经没那么嚣张了。不然的话，他绝不会和老贺这种人恢复来往。当年他在我们家蹭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可等闲视之，他那么宠辱不惊、沉着冷静，那么能忍那么不要脸，日后必成大器。
小红满院子追着所罗门跑，抓住一回，就往他嘴里塞一口东西。她已经把外套脱掉了，羊绒衫适度地箍紧她的身体，实话说身材还是满不错的，只是比原来整整大了一号——腰粗了，臀部肥大，胯也有点松，唯有****比原来大得好，很饱满地裹在羊绒衫里，跑动的时候有弹性地颤动着。那就是我曾经熬了鱼汤准备下奶的那两只****啊，二十多年来，它们不知接待过多少张各种肤色的贪婪的嘴，最后哺育出这个会说“******”的宝贝儿子所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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