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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磨墨的砚台或用作“跳房子”的工具。那时学校也没有体育课，同学们多是在课间或课余玩一些如“抛子”、“跳房”、“打珠子”、“踢毽子”、走“五子棋”等活动。
1962年，大约是秋季开学不久。一天下午，同学们都到山上去给向显云老师拣柴火。我们每人都捡到了刺猪的翎毛，长长的，硬硬的，一节白，一节黑。放学时，就装在书包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同学w责问同学n：为什么到老师处告状，说我们在路上乱写乱画？同学n不回答，同学w就用刺猪毛锥他屁股，虽然锥得不是很重，但也会有点痛。我打趣n说：你被打了几针。n有气无处洒，就想来打我；我在前面跑，n在后面追；追到一个地方，我在高处，他在低处；我手持刺猪毛胡乱挥舞，他奋不顾身掩面前冲；不想刺猪毛真就扎在了他的嘴角上；顿时血流如线，我和他都有些慌乱了；他哭喊着，我抚慰着，其他同学都没趣地跑走了。血止住的时候，我说给他一个新的作业本，求他别告诉家里人，他不应声，只是呜呜着；后来就各自回家。随后就是两家大人吵架，但母亲破天荒的没有打我。过后的几天，我不敢去上学；那天，向老师来家叫我去上学，说没有事的。我去了学校，下午放学时，我被老师留下直到天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还要路过坟地和密林，听着宿鸟归巢的争吵，心中忐忑，头冒冷汗。
1963年的夏天，初小毕业，回到长滩公社中心小学参加高小升学考试。升高小的作文题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编了个救落水儿童的故事。发榜时，考在前几名。于是开学时就到本公社的中心校去读五年级。长滩的学校到底是公社的中心校，盖在河边的高地上。教室的房屋是两层的瓦房，共有6间教室，还有老师的宿舍（兼作办公），二层是木板楼，前后都有走廊；教室的旁边有专门的伙房；稍远处有厕所；教室前面是操场兼做篮球场；教室后面种有一些果树和花草；外有一大块土地，是学校的菜地；菜地靠河边的角上，有一棵树龄百年的黄粱树。学校的北面不远处，就是公社办公的地方，还有卫生院，营业所，小食店等。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向永德老师，向老师出身地主，为人低调，但教学能力很强。他启发式引导学生的学习，比如他会组织课外书籍阅读座谈会，他不参加，让同学们自己座谈。他有时会在教室的外面听，然后在结束时，才突然出现，作些点评。记得一次座谈，我讲了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很受他的赞赏。向永德老师在文革初期被调到“兵马坟小学”任教，因为受不了冲击，上吊自尽了。了解他的人，无不唏嘘。六年级的班主任是毛清喜老师。毛老师为人严厉，不苟言笑。一次我跟一个同学吵了架，那同学告了状，他不问缘由就狠狠地批评了我，我有些不服气。学校除教学外，还会经常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如“深山探宝”、“活捉司令”啥的，很受学生喜爱。
五年级时，我住在外婆家跟幺舅一起开通学，每天早上去学校，下午回到外婆家；星期六才回自己家。六年级时，幺舅考去中学了，我就在学校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拿米和咸菜。
在长滩河读书时，我曾经用梦找回了我丢失的鞋。记得是新学期开学，我和n同学一起去到学校。当铺好各自的床铺（楼板地铺）时，公社小食店老板的儿子来约我俩去玩，还给每人一把麻花吃，我们就匆匆离宿舍而去。过了几天，我找不着自己的胶鞋了。那时的一双胶鞋还是很宝贵的，我终日思索着鞋会去了哪里？一天上课时，我突然想起头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鞋在床上。下课时，我就按梦去寻找。果然那鞋就在床铺的稻草里藏着。心里的压力瞬间释放。
1965年夏天，高小毕业。放假时，父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时间是中午，就去公社的小食店吃面条；吃面时，父亲对我说：“书别读了，回家劳动挣工分吧”！我略作思索，回答：“如果初中考起了，我还是读吧”！父亲没再说啥，就背起我读书住校用的被子等物件往家走。
没过多久，通知去铁佛参加初中升学考试。那天，下着大雨，我和n一起往铁佛赶路。先打算走长滩河大路，走到茅滩子时，河水暴涨，过不了河。于是我们又顺着哗哗涨水的溪沟往上游走，走到离外婆家不远的拱桥沟过沟，走钟岭梁经李家河上松岭崖，最后平安抵达铁佛中学所在地。晚上住在中学的学生宿舍，没有被子啥的，就躺在床板上，思索着来日的考试。当睡着醒来时，突然感觉全身奇痒；暗想：这里的夜蚊子也太厉害了吧！后来才发现是遭了臭虫的偷袭，脸上、耳朵上、眼皮上都起了无数小包，小包散后就是无数小疙瘩，痒的心理发烦。第二天的考试就是在烦躁和无奈中坚持下来的。
考试的题目不难。数学题基本会做，只是着了一个圈套：一道题，是可以除尽的，题目要求保留两位小数，没认真看，没按要求答题，因为过去作的题都是除不尽才保留小数的。出题的老师很狡猾。语文的作文题有两道，选作一题。一道是给越南小朋友一封信，另一题是在一次队日活动上。我那时对写信拿不准，就选作队日活动那道题。写前先审题，我想着这不是记一次队日活动，而是要写在某次队日活动上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又编了个某次队日活动学雷锋，突然有同学生了急病，一个同学爬山涉水送生病同学去医院的事。故事纯属虚构，但估计会得高分。因为其他写成记一次队日活动的同学，都落了榜。我们长滩河小学21人参加考试，仅7人考取初中。那次考试录取最多的是东山小学，因为他们学校押中了写信的题。那年的全国升学考试都是写信，小学升初中是给越南小朋友一封信，初中升高中是给越南青年一封信，高中升大学是给越南人民一封信。因为那时美国佬正在欺负越南人，我们要声援他们。我没有写信，因为我不会写信。不写信，我也顺利地考起了初中。
1965年秋季开学时，我去铁佛中学报名上初中一年级。铁佛中学位于铁佛镇的土城寨山下，学校占地面积很大；有三层的“工字型”办公楼，有四栋教室，两栋学生宿舍，有一栋教职工宿舍，有食堂兼做礼堂，有篮球场及水泥做的乒乓球台，有大操场及一些体育设施，有实验室、图书室及医务室等，还有菜地；每个年级两个班，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农中班；那时的校长是吕庆立，副校长潘光述，教导主任赵国坤，政治干事郑文吉。我们是初68级，一共两个班，每个班大约45人，我被分在68级2班；班主任老师邹景先（女），语文老师钟大键，数学老师赵光政，英语老师王步清，地理老师龙光群，植物老师李开美，体育老师姓宋。这些老师都是个顶个的教学高手，很受学生喜爱；尤其是王步清老师，更是个全才型的老师，外语、美术、体育、音乐，无一不精；他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为人很低调，很受学生尊敬。
开学的第一课，邹老师带领大家到菜地拔草。大家表现都很积极，胆大的同学还不时跟老师交流，性格内向的我，只有埋头干活。干了一下午，拔完了一大块菜地的草，有些累，但心情还不错。后来老师指定班干部，赵建龙是班长，王大德大队长，我只是个中队长。
初中上了一年学，我的语文和外语成绩很好，数学成绩一般。每天除上课学习外，就是打乒乓球，有时也读一些课外书籍。我那时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财主的女儿等，感觉烈火金刚写得最好。一次打乒乓球，把新衣服的口袋撕破了，害怕回家挨打，担心了好几天。
记得邹老师组织排了一个节目，是个小话剧，剧名是一百分不算满分，参加排练的有邹老师、王大德、陈翠兰、白俊德，还有我。剧情是弟弟考试得了100分，有些骄傲，一家人帮助他认识到，一百分不算满分，使他明白了如何做人的道理。我在剧中扮演的是那个弟弟。此剧后来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演出过。
农忙时节，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到附近的农村助民劳动，如薅秧、刨地瓜、割稻子、打理冬水田等。一次去农村劳动，晚上住在那里，睡地铺。我跟平时要好的w同学挨着，他晚上尿床，湿了我的裤子，此后我不再理他。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初中一年勉强读完，就“停课闹革命”；秋天开学时，给大家发了课本，但是没有上课。每天都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吵闹声中度过的。后来，学校有了第一批“红卫兵”他们还选派代表去了北京。我幺舅也是第一批红卫兵，他也去了北京，回来讲了坐火车的感觉，还带回一些大辣椒种子。
文革初起
1966年5月，中央发出“5。16”通知，文革开始。此后的校园就不再宁静。开始动静不大，随着红卫兵串联的兴起，造反之风就吹皱了一池春水。最初的宣传活动都是由学校组织的，无非是唱歌、跳舞、背诵语录、写大字报等；后来就逐步发展到辩论、争论、语言攻击等；有时也组织一些有益的活动，如种树啥的，我们在附近的“三三大队”植了一片桉树林，还取名为“红卫林”
1966年的10月前后，学校规定有20元钱的同学，可以出外串联；没有钱的，组织回本公社宣传。我们几个没有钱的同学，就一起回了长滩公社宣传，除本公社的外，还有学校于朝声老师的儿子也参加了我们的宣传队，叫于光大。宣传队有王安南（我幺舅）、岳海林、谷继伦、程道义、苟兴玉等，都是男孩子。我们宣传队设想的行进的路线是从距离公社最近的跑马大队起，然后东升、五星、钟岭、长胜、凤凰，最后是走到钟岭就没再往下走。宣传队每天的任务是，白天跟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早上要到高处用自制的喇叭筒向群众朗读毛主席语录。我们还排了个节目，也是个小话剧，叫孩子们在战斗，说的是美国轰炸越南期间，越南的小朋友如何坚持学习上课，如何与敌人斗争的故事，我在剧中扮演一个美军军官，大盖帽是自己用竹篾做个架子，然后糊上报纸，再用墨汁涂染而成的。感觉很好玩的。此话剧只在东升和五星演出了两场，虽是闹着玩的，但群众仍然是不怕劳累冒黑跑来观看。
我们宣传到钟岭大队，住在岳家弯。每天都看到有举着红卫兵旗帜的队伍走过，开始有些好奇，后来有些羡慕，再后来就有些蠢蠢欲动了。听到铁佛赶场回来的人说，学校的红卫兵也发展起来了，成立了好几个组织，有旗帜，有袖章，还发毛主席语录等。我们几个终于耐不住了，就回到了学校。一看，所言不虚，到处都是红黑两色。红的是红旗、红袖章、红语录、红油漆；黑的是大字报，四处墙上都是，而且每天都有更新，很有些让人震惊。
我到处看了看，觉得“鲁迅战斗团”的袖章制作精美，字好，也印得好，加之是熟悉的67级同学王杰组织的，就参加了。王杰老家是四川宣汉人，他父亲曾当过红军；王杰平时对人总是狡黠的笑，外号叫“王疤子”他脸上有个小疤瘌。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初，当文革气候还不明朗的时候，王杰独自去过北京，听说还受到要员接待。回来后，他就在学校刷了张大标语：立即行动起来，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不准消极对抗，违者严惩！这标语立即在学校引起轰动，半夜里学生们就聚集在一起辩论。有说是反对文革的，有说是爪牙的，有说“消极对抗”不妥的，理由是“难道你要积极对抗”？围观许久，还是回床上睡觉舒服些。王杰后来是县革委委员，铁佛区成立革委会时，是他宣布的命令；再后来，王杰在县种子站上班，大约是在1989年前后，不幸死于车祸。
大约是在1967年5月的前后，我回到了家。父母听说外面闹得凶，很多地方已经在武斗了，就不让再去学校。父亲说：不要看闹得凶，闹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回家劳动吧，不要去了。我听了父母的话，没再去学校。后来证明，老人的话，总是有先见之明的。到文革后期，有几个闹得凶的，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被监督劳动；还有个同学与我同年入伍，入伍后表现很好，部队去函到地方调查他入党的材料时，被老区长发现，说：此人在文革中造反打人，现在俺的膀子还痛呢，怎么能入党！于是给部队回函说此人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被部队遣送回原籍。此是后话先说了。
1967年的的农村，也非避风港，农村的造反派也很活跃。也是大字报满天飞，批斗会天天开，道听途说，无中生有，闹得鸡犬不宁。不是斗走资派，就是批坏分子。我们生产队没有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每次就把一个因以前偷盗劳改释放回家的老太婆叫到队里开会批斗。批斗时，轻则跪平地，稍重则跪木块，重则跪瓦片；有时还得被棍子抽打。那老太婆被批斗得多了，有了经验，凡是叫她去开会，六月天气，她也会穿上厚棉袄，以备挨打时所需。那时的人，不敢乱说话，即使是贫农，说错了话，也会挨批挨斗挨打；如果有如私宰生猪等类的违法行为被抓住，不但批斗，还得胸挂黑牌，游村串户。
父亲那时是大队会计，造反派也说他是走资派，要批斗他。批斗父亲那天晚上，我也去了会场。造反派们先是喊了很多“打到谁谁”的口号，从北京到本村，该点名的都点了名；然后是安排人揭发父亲的所谓问题，揭发者都是些造反的积极分子，边揭发，边喊口号；最后是让父亲交待问题，父亲说：“我没啥可交待的”！有人就要父亲跪下，父亲说：“我站着比你们高些，跪着比你们矮些，没关系的”！说得笑了场。因父亲平时为人和气，从不得罪人，也就没有下跪，保留了一点尊严。批斗会开了约两小时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那些人揭发的问题是真的么？”父亲说：“都是胡编乱造的”父亲回答得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定窝着火。此时此刻，对于一个老党员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
文革在继续，造反也没停。一直到1969年我参军离家时，据说县里的造反派还在酝酿大的行动。
务农两年
1967年的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就正式地参加了农村的劳动，每天只能挣到8个工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凡是一应的农活，除耕田犁地外，其它都学会了。每天早出晚归，风霜雨雪，从无间断；有时还得帮家里砍柴挑水扫地做饭。农村的活路，最辛苦的一是插秧，累得直不起腰；有时碰上“秧虱子”会满腿起疙瘩，其痒难挠。二是碾场，就是脱粒稻谷，这事都是在晚上进行，有时干通宵，整得人疲惫不堪。三是交公粮，山区交公粮靠人力背运，走几十里山路去粮站；到了还不一定能顺利交收，粮站的人会说你的粮食要么不干，要么不净，不是要晒，就是要筛；往往是天不亮出门，摸着黑回家。
在农村的两年，既是锻炼，也是无奈。有时也会思考人生的出路，曾想着去学木匠，或是跟外祖父学医，但都没有成为行动。到了1968年12月，参加了征兵体检，于1969年的3月离家参军。
（2014年9月5日—8日）
用作磨墨的砚台或用作“跳房子”的工具。那时学校也没有体育课，同学们多是在课间或课余玩一些如“抛子”、“跳房”、“打珠子”、“踢毽子”、走“五子棋”等活动。
1962年，大约是秋季开学不久。一天下午，同学们都到山上去给向显云老师拣柴火。我们每人都捡到了刺猪的翎毛，长长的，硬硬的，一节白，一节黑。放学时，就装在书包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同学w责问同学n：为什么到老师处告状，说我们在路上乱写乱画？同学n不回答，同学w就用刺猪毛锥他屁股，虽然锥得不是很重，但也会有点痛。我打趣n说：你被打了几针。n有气无处洒，就想来打我；我在前面跑，n在后面追；追到一个地方，我在高处，他在低处；我手持刺猪毛胡乱挥舞，他奋不顾身掩面前冲；不想刺猪毛真就扎在了他的嘴角上；顿时血流如线，我和他都有些慌乱了；他哭喊着，我抚慰着，其他同学都没趣地跑走了。血止住的时候，我说给他一个新的作业本，求他别告诉家里人，他不应声，只是呜呜着；后来就各自回家。随后就是两家大人吵架，但母亲破天荒的没有打我。过后的几天，我不敢去上学；那天，向老师来家叫我去上学，说没有事的。我去了学校，下午放学时，我被老师留下直到天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还要路过坟地和密林，听着宿鸟归巢的争吵，心中忐忑，头冒冷汗。
1963年的夏天，初小毕业，回到长滩公社中心小学参加高小升学考试。升高小的作文题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编了个救落水儿童的故事。发榜时，考在前几名。于是开学时就到本公社的中心校去读五年级。长滩的学校到底是公社的中心校，盖在河边的高地上。教室的房屋是两层的瓦房，共有6间教室，还有老师的宿舍（兼作办公），二层是木板楼，前后都有走廊；教室的旁边有专门的伙房；稍远处有厕所；教室前面是操场兼做篮球场；教室后面种有一些果树和花草；外有一大块土地，是学校的菜地；菜地靠河边的角上，有一棵树龄百年的黄粱树。学校的北面不远处，就是公社办公的地方，还有卫生院，营业所，小食店等。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向永德老师，向老师出身地主，为人低调，但教学能力很强。他启发式引导学生的学习，比如他会组织课外书籍阅读座谈会，他不参加，让同学们自己座谈。他有时会在教室的外面听，然后在结束时，才突然出现，作些点评。记得一次座谈，我讲了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很受他的赞赏。向永德老师在文革初期被调到“兵马坟小学”任教，因为受不了冲击，上吊自尽了。了解他的人，无不唏嘘。六年级的班主任是毛清喜老师。毛老师为人严厉，不苟言笑。一次我跟一个同学吵了架，那同学告了状，他不问缘由就狠狠地批评了我，我有些不服气。学校除教学外，还会经常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如“深山探宝”、“活捉司令”啥的，很受学生喜爱。
五年级时，我住在外婆家跟幺舅一起开通学，每天早上去学校，下午回到外婆家；星期六才回自己家。六年级时，幺舅考去中学了，我就在学校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拿米和咸菜。
在长滩河读书时，我曾经用梦找回了我丢失的鞋。记得是新学期开学，我和n同学一起去到学校。当铺好各自的床铺（楼板地铺）时，公社小食店老板的儿子来约我俩去玩，还给每人一把麻花吃，我们就匆匆离宿舍而去。过了几天，我找不着自己的胶鞋了。那时的一双胶鞋还是很宝贵的，我终日思索着鞋会去了哪里？一天上课时，我突然想起头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鞋在床上。下课时，我就按梦去寻找。果然那鞋就在床铺的稻草里藏着。心里的压力瞬间释放。
1965年夏天，高小毕业。放假时，父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时间是中午，就去公社的小食店吃面条；吃面时，父亲对我说：“书别读了，回家劳动挣工分吧”！我略作思索，回答：“如果初中考起了，我还是读吧”！父亲没再说啥，就背起我读书住校用的被子等物件往家走。
没过多久，通知去铁佛参加初中升学考试。那天，下着大雨，我和n一起往铁佛赶路。先打算走长滩河大路，走到茅滩子时，河水暴涨，过不了河。于是我们又顺着哗哗涨水的溪沟往上游走，走到离外婆家不远的拱桥沟过沟，走钟岭梁经李家河上松岭崖，最后平安抵达铁佛中学所在地。晚上住在中学的学生宿舍，没有被子啥的，就躺在床板上，思索着来日的考试。当睡着醒来时，突然感觉全身奇痒；暗想：这里的夜蚊子也太厉害了吧！后来才发现是遭了臭虫的偷袭，脸上、耳朵上、眼皮上都起了无数小包，小包散后就是无数小疙瘩，痒的心理发烦。第二天的考试就是在烦躁和无奈中坚持下来的。
考试的题目不难。数学题基本会做，只是着了一个圈套：一道题，是可以除尽的，题目要求保留两位小数，没认真看，没按要求答题，因为过去作的题都是除不尽才保留小数的。出题的老师很狡猾。语文的作文题有两道，选作一题。一道是给越南小朋友一封信，另一题是在一次队日活动上。我那时对写信拿不准，就选作队日活动那道题。写前先审题，我想着这不是记一次队日活动，而是要写在某次队日活动上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又编了个某次队日活动学雷锋，突然有同学生了急病，一个同学爬山涉水送生病同学去医院的事。故事纯属虚构，但估计会得高分。因为其他写成记一次队日活动的同学，都落了榜。我们长滩河小学21人参加考试，仅7人考取初中。那次考试录取最多的是东山小学，因为他们学校押中了写信的题。那年的全国升学考试都是写信，小学升初中是给越南小朋友一封信，初中升高中是给越南青年一封信，高中升大学是给越南人民一封信。因为那时美国佬正在欺负越南人，我们要声援他们。我没有写信，因为我不会写信。不写信，我也顺利地考起了初中。
1965年秋季开学时，我去铁佛中学报名上初中一年级。铁佛中学位于铁佛镇的土城寨山下，学校占地面积很大；有三层的“工字型”办公楼，有四栋教室，两栋学生宿舍，有一栋教职工宿舍，有食堂兼做礼堂，有篮球场及水泥做的乒乓球台，有大操场及一些体育设施，有实验室、图书室及医务室等，还有菜地；每个年级两个班，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农中班；那时的校长是吕庆立，副校长潘光述，教导主任赵国坤，政治干事郑文吉。我们是初68级，一共两个班，每个班大约45人，我被分在68级2班；班主任老师邹景先（女），语文老师钟大键，数学老师赵光政，英语老师王步清，地理老师龙光群，植物老师李开美，体育老师姓宋。这些老师都是个顶个的教学高手，很受学生喜爱；尤其是王步清老师，更是个全才型的老师，外语、美术、体育、音乐，无一不精；他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为人很低调，很受学生尊敬。
开学的第一课，邹老师带领大家到菜地拔草。大家表现都很积极，胆大的同学还不时跟老师交流，性格内向的我，只有埋头干活。干了一下午，拔完了一大块菜地的草，有些累，但心情还不错。后来老师指定班干部，赵建龙是班长，王大德大队长，我只是个中队长。
初中上了一年学，我的语文和外语成绩很好，数学成绩一般。每天除上课学习外，就是打乒乓球，有时也读一些课外书籍。我那时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财主的女儿等，感觉烈火金刚写得最好。一次打乒乓球，把新衣服的口袋撕破了，害怕回家挨打，担心了好几天。
记得邹老师组织排了一个节目，是个小话剧，剧名是一百分不算满分，参加排练的有邹老师、王大德、陈翠兰、白俊德，还有我。剧情是弟弟考试得了100分，有些骄傲，一家人帮助他认识到，一百分不算满分，使他明白了如何做人的道理。我在剧中扮演的是那个弟弟。此剧后来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演出过。
农忙时节，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到附近的农村助民劳动，如薅秧、刨地瓜、割稻子、打理冬水田等。一次去农村劳动，晚上住在那里，睡地铺。我跟平时要好的w同学挨着，他晚上尿床，湿了我的裤子，此后我不再理他。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初中一年勉强读完，就“停课闹革命”；秋天开学时，给大家发了课本，但是没有上课。每天都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吵闹声中度过的。后来，学校有了第一批“红卫兵”他们还选派代表去了北京。我幺舅也是第一批红卫兵，他也去了北京，回来讲了坐火车的感觉，还带回一些大辣椒种子。
文革初起
1966年5月，中央发出“5。16”通知，文革开始。此后的校园就不再宁静。开始动静不大，随着红卫兵串联的兴起，造反之风就吹皱了一池春水。最初的宣传活动都是由学校组织的，无非是唱歌、跳舞、背诵语录、写大字报等；后来就逐步发展到辩论、争论、语言攻击等；有时也组织一些有益的活动，如种树啥的，我们在附近的“三三大队”植了一片桉树林，还取名为“红卫林”
1966年的10月前后，学校规定有20元钱的同学，可以出外串联；没有钱的，组织回本公社宣传。我们几个没有钱的同学，就一起回了长滩公社宣传，除本公社的外，还有学校于朝声老师的儿子也参加了我们的宣传队，叫于光大。宣传队有王安南（我幺舅）、岳海林、谷继伦、程道义、苟兴玉等，都是男孩子。我们宣传队设想的行进的路线是从距离公社最近的跑马大队起，然后东升、五星、钟岭、长胜、凤凰，最后是走到钟岭就没再往下走。宣传队每天的任务是，白天跟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早上要到高处用自制的喇叭筒向群众朗读毛主席语录。我们还排了个节目，也是个小话剧，叫孩子们在战斗，说的是美国轰炸越南期间，越南的小朋友如何坚持学习上课，如何与敌人斗争的故事，我在剧中扮演一个美军军官，大盖帽是自己用竹篾做个架子，然后糊上报纸，再用墨汁涂染而成的。感觉很好玩的。此话剧只在东升和五星演出了两场，虽是闹着玩的，但群众仍然是不怕劳累冒黑跑来观看。
我们宣传到钟岭大队，住在岳家弯。每天都看到有举着红卫兵旗帜的队伍走过，开始有些好奇，后来有些羡慕，再后来就有些蠢蠢欲动了。听到铁佛赶场回来的人说，学校的红卫兵也发展起来了，成立了好几个组织，有旗帜，有袖章，还发毛主席语录等。我们几个终于耐不住了，就回到了学校。一看，所言不虚，到处都是红黑两色。红的是红旗、红袖章、红语录、红油漆；黑的是大字报，四处墙上都是，而且每天都有更新，很有些让人震惊。
我到处看了看，觉得“鲁迅战斗团”的袖章制作精美，字好，也印得好，加之是熟悉的67级同学王杰组织的，就参加了。王杰老家是四川宣汉人，他父亲曾当过红军；王杰平时对人总是狡黠的笑，外号叫“王疤子”他脸上有个小疤瘌。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初，当文革气候还不明朗的时候，王杰独自去过北京，听说还受到要员接待。回来后，他就在学校刷了张大标语：立即行动起来，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不准消极对抗，违者严惩！这标语立即在学校引起轰动，半夜里学生们就聚集在一起辩论。有说是反对文革的，有说是爪牙的，有说“消极对抗”不妥的，理由是“难道你要积极对抗”？围观许久，还是回床上睡觉舒服些。王杰后来是县革委委员，铁佛区成立革委会时，是他宣布的命令；再后来，王杰在县种子站上班，大约是在1989年前后，不幸死于车祸。
大约是在1967年5月的前后，我回到了家。父母听说外面闹得凶，很多地方已经在武斗了，就不让再去学校。父亲说：不要看闹得凶，闹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回家劳动吧，不要去了。我听了父母的话，没再去学校。后来证明，老人的话，总是有先见之明的。到文革后期，有几个闹得凶的，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被监督劳动；还有个同学与我同年入伍，入伍后表现很好，部队去函到地方调查他入党的材料时，被老区长发现，说：此人在文革中造反打人，现在俺的膀子还痛呢，怎么能入党！于是给部队回函说此人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被部队遣送回原籍。此是后话先说了。
1967年的的农村，也非避风港，农村的造反派也很活跃。也是大字报满天飞，批斗会天天开，道听途说，无中生有，闹得鸡犬不宁。不是斗走资派，就是批坏分子。我们生产队没有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每次就把一个因以前偷盗劳改释放回家的老太婆叫到队里开会批斗。批斗时，轻则跪平地，稍重则跪木块，重则跪瓦片；有时还得被棍子抽打。那老太婆被批斗得多了，有了经验，凡是叫她去开会，六月天气，她也会穿上厚棉袄，以备挨打时所需。那时的人，不敢乱说话，即使是贫农，说错了话，也会挨批挨斗挨打；如果有如私宰生猪等类的违法行为被抓住，不但批斗，还得胸挂黑牌，游村串户。
父亲那时是大队会计，造反派也说他是走资派，要批斗他。批斗父亲那天晚上，我也去了会场。造反派们先是喊了很多“打到谁谁”的口号，从北京到本村，该点名的都点了名；然后是安排人揭发父亲的所谓问题，揭发者都是些造反的积极分子，边揭发，边喊口号；最后是让父亲交待问题，父亲说：“我没啥可交待的”！有人就要父亲跪下，父亲说：“我站着比你们高些，跪着比你们矮些，没关系的”！说得笑了场。因父亲平时为人和气，从不得罪人，也就没有下跪，保留了一点尊严。批斗会开了约两小时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那些人揭发的问题是真的么？”父亲说：“都是胡编乱造的”父亲回答得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定窝着火。此时此刻，对于一个老党员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
文革在继续，造反也没停。一直到1969年我参军离家时，据说县里的造反派还在酝酿大的行动。
务农两年
1967年的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就正式地参加了农村的劳动，每天只能挣到8个工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凡是一应的农活，除耕田犁地外，其它都学会了。每天早出晚归，风霜雨雪，从无间断；有时还得帮家里砍柴挑水扫地做饭。农村的活路，最辛苦的一是插秧，累得直不起腰；有时碰上“秧虱子”会满腿起疙瘩，其痒难挠。二是碾场，就是脱粒稻谷，这事都是在晚上进行，有时干通宵，整得人疲惫不堪。三是交公粮，山区交公粮靠人力背运，走几十里山路去粮站；到了还不一定能顺利交收，粮站的人会说你的粮食要么不干，要么不净，不是要晒，就是要筛；往往是天不亮出门，摸着黑回家。
在农村的两年，既是锻炼，也是无奈。有时也会思考人生的出路，曾想着去学木匠，或是跟外祖父学医，但都没有成为行动。到了1968年12月，参加了征兵体检，于1969年的3月离家参军。
（2014年9月5日—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