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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时代，电视还是奢侈品，听收音机才是精神生活的主题。
那一年，父亲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县上破例奖给他一台“红灯”牌收音机。颁奖的时候，县长非常小心，生怕父亲没有接稳而迟迟不肯松手。父亲更是谨慎万分，双手捧了收音机紧紧贴在胸前，直到回得家来，轻轻搁在书桌上，才敢出一口长气。
有了收音机，我们家似乎一下子阔气了许多，好些久已不来往的亲戚朋友都相继恢复了交往。大方一些的有事没事都来串门，一进屋就趴在收音机前凝神谛听；腼腆一点的则搬了凳子有意无意地靠近我家窗户闲坐，手里摆弄着小零碎，耳朵却固执地竖着。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让绵绵不绝的说话声和慷慨激昂的音乐声飘得很远、很远。
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对其他节目的兴致不高，惟独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和星星火炬。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这两档节目的形式似乎过于简单，制作也显得朴素，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尤其是侯玉茹老师播讲的儿童故事，让人十分着迷。她的声音如同磁石一般，几乎弥漫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相信，和我一样的许多人，都曾经在这个清澈如山泉、动听如百灵的声音里痴迷过、陶醉过、神往过。
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最爱围坐在一起描绘侯玉茹老师的形象。有的说，她就是传说中的天使，有洁白如雪的翅膀；有的说，她更象童话里的仙女，身披金色霞光，脚踏五色祥云；只有二丫傻乎乎地说可能象她的姐姐。二丫的姐姐我们都见过，她是我们小县城里少有的美女。即便如此，二丫的姐姐也不能够和我们心目中的偶像相提并论呀！所以，她的话刚一出口，就招来大家一番抢白。二丫立刻闭了声，从此再不敢发表侯玉茹老师象她姐姐之类的谬论。
神秘是永远的诱惑，但是，不能够参与的神秘只是虚构，能够参与的神秘又带着某些遗憾。偶像也是如此，站在远处看，我们往往被他们眩目的光环所迷惑，一旦走近，才发现偶像原来就是自己的近邻——这是二十年后，我和侯玉茹老师站在北京广播学院的白杨树下谈心时最真切的体会。
1998年春，我作为四川省语委推荐的学员到北京参加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学习。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南方早已莺飞草长，这里依然寒气逼人。由于火车晚点，我赶到北京广播学院招待所已经夜里11点了。校园里早已寂静无声，招待所门厅的大吊灯也早早地“休息”了，只留下吧台上三两盏昏昏欲睡的台灯无精打采地亮着。见有客人入住，一位体态臃肿、衣着朴素的老太太马上迎了上来，问我是不是参加培训的学员。我点点头，告诉她火车晚点了。老太太连忙宽慰我说：“你还不算最晚的，有几个广西和贵州的学员还不知什么时候到呢！我这不在这儿等着么？”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帮我办好手续，把我领到房间，还罗里罗嗦地交代了一系列注意事项。
第二天清晨，老太太一大早就在楼道里催我们起床。她特地叮嘱女学员要擦点护脸膏、护手霜什么的，说是北京的春天风沙大，皮肤容易皲裂，形象受了损回去不好向家人和朋友交代。我暗暗觉得好笑，心想国家语委怎么会派这样一位老太太来照看我们，象保姆似的，也不嫌烦。不过，转念一想，能够在远离故乡的日子受到如此这般的关怀，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动。
当天的开学典礼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最后一道程序是介绍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任课教师有好些都是常在电视里露面的名人，所以，每介绍一位会场里都会出现一阵骚动。... -->>
在我的童年时代，电视还是奢侈品，听收音机才是精神生活的主题。
那一年，父亲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县上破例奖给他一台“红灯”牌收音机。颁奖的时候，县长非常小心，生怕父亲没有接稳而迟迟不肯松手。父亲更是谨慎万分，双手捧了收音机紧紧贴在胸前，直到回得家来，轻轻搁在书桌上，才敢出一口长气。
有了收音机，我们家似乎一下子阔气了许多，好些久已不来往的亲戚朋友都相继恢复了交往。大方一些的有事没事都来串门，一进屋就趴在收音机前凝神谛听；腼腆一点的则搬了凳子有意无意地靠近我家窗户闲坐，手里摆弄着小零碎，耳朵却固执地竖着。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让绵绵不绝的说话声和慷慨激昂的音乐声飘得很远、很远。
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对其他节目的兴致不高，惟独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和星星火炬。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这两档节目的形式似乎过于简单，制作也显得朴素，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尤其是侯玉茹老师播讲的儿童故事，让人十分着迷。她的声音如同磁石一般，几乎弥漫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相信，和我一样的许多人，都曾经在这个清澈如山泉、动听如百灵的声音里痴迷过、陶醉过、神往过。
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最爱围坐在一起描绘侯玉茹老师的形象。有的说，她就是传说中的天使，有洁白如雪的翅膀；有的说，她更象童话里的仙女，身披金色霞光，脚踏五色祥云；只有二丫傻乎乎地说可能象她的姐姐。二丫的姐姐我们都见过，她是我们小县城里少有的美女。即便如此，二丫的姐姐也不能够和我们心目中的偶像相提并论呀！所以，她的话刚一出口，就招来大家一番抢白。二丫立刻闭了声，从此再不敢发表侯玉茹老师象她姐姐之类的谬论。
神秘是永远的诱惑，但是，不能够参与的神秘只是虚构，能够参与的神秘又带着某些遗憾。偶像也是如此，站在远处看，我们往往被他们眩目的光环所迷惑，一旦走近，才发现偶像原来就是自己的近邻——这是二十年后，我和侯玉茹老师站在北京广播学院的白杨树下谈心时最真切的体会。
1998年春，我作为四川省语委推荐的学员到北京参加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学习。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南方早已莺飞草长，这里依然寒气逼人。由于火车晚点，我赶到北京广播学院招待所已经夜里11点了。校园里早已寂静无声，招待所门厅的大吊灯也早早地“休息”了，只留下吧台上三两盏昏昏欲睡的台灯无精打采地亮着。见有客人入住，一位体态臃肿、衣着朴素的老太太马上迎了上来，问我是不是参加培训的学员。我点点头，告诉她火车晚点了。老太太连忙宽慰我说：“你还不算最晚的，有几个广西和贵州的学员还不知什么时候到呢！我这不在这儿等着么？”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帮我办好手续，把我领到房间，还罗里罗嗦地交代了一系列注意事项。
第二天清晨，老太太一大早就在楼道里催我们起床。她特地叮嘱女学员要擦点护脸膏、护手霜什么的，说是北京的春天风沙大，皮肤容易皲裂，形象受了损回去不好向家人和朋友交代。我暗暗觉得好笑，心想国家语委怎么会派这样一位老太太来照看我们，象保姆似的，也不嫌烦。不过，转念一想，能够在远离故乡的日子受到如此这般的关怀，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动。
当天的开学典礼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最后一道程序是介绍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任课教师有好些都是常在电视里露面的名人，所以，每介绍一位会场里都会出现一阵骚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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