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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那年我刚过16岁，正是在家等待中考录取通知书的赋闲日子，为给贫困的家中挣点工分，母亲托队长为我找了一个给生产队看玉米的活，同去的还有一个长我几岁乳名叫三元的人，按乡间我应称他哥哥。
要看的玉米地在村东北二里处，队上早在那里搭好了用四根柱子顶起来的草苫棚，棚内是一张不大的木板床，我和三元哥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我们是在农历的七月初开始上任的，当时的玉米才抽穗，看管的目的主要是防备白天里路过的村人偷食已赛甘蔗的玉米秸。为此我和三元哥白天里不敢脱岗与偷懒，顶着日头不断地巡逻于田间地头，即使吃饭也轮流替岗，生怕出了意外让队长扣我们的工分。一般夜晚就好多了，没有谁在晚上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而且那时抓阶级斗争还没停，村里村外不少站岗放哨的。
晚上是我和三元哥最自由的时候，悠闲地躺在已铺了凉席的木板床上，天上是月郎星稀，地下是绿禾如林，沐湿润雾蔼，听婉转虫鸣，一种融入大自然的清爽惬意漫溢而来，全然忘却了生活的困窘与麻木。那时的田野并不燥热，习习凉风吹得蚊子也无了踪影，我的三元哥就在这样如幻似梦的美景里随意地拉着家常。
三元哥长我六七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圆的脸总是笑盈盈的，眼睛不大却有神，透着机灵。母亲嘱咐我要多听三元哥的话，我便把三元哥当作了我的新老师，时时处处敬着他，顺从他。其实三元哥也是很关心我的，他从不对我指手画脚，他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也许就是一种所谓的默契与缘分吧，自那以后我俩真的成了一生的朋友。
当时我舅舅从东北回来了，好多天里我常将舅舅带回的纸烟偷拿了给三元哥抽，那可是乡下爱抽烟人的奢侈品，我知道他爱吸烟，甚而我见过他实在没烟抽了就吸路边的麻籽叶。三元哥很是感激我，也从家中给我拿来我爱吃的红瓤的地瓜和咸煮的花生。也许贫苦岁月的点滴惠赠就会带来令人永世不忘的感动与感激，我与三元哥的交情就是在这些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建立起来并得以张扬的。
及至后来玉米缨子冒出来了，我俩更重要的任务是防人盗掰鲜玉米了，不但白天要值勤，晚上也要不时地巡逻一番，特别是每次睡醒一觉后就会东南西北地听一听动静，那分警觉就如同在执行一次重要的特殊任务。有次三元哥叫醒我，说看见两个人影从西边路口闪过，我立即毫无了困意，穿上鞋就随三元哥猫着腰轻悄悄地循断续声音而去。借着月光惊见两个偷情的男女在忘乎所以地叠趴在玉米地的地垅里，压抑了的醉生梦死的呻吟声切切传来，一时惊得我魂魄全无了。三元哥示意我趴下不要出声，他自个慢慢向前靠近，正在我的心紧张得快要崩溃时，只听玉米叶子一阵哗啦声，原来那男女听到了动静起身跑了。回窝棚的路上，三元哥兴奋地哼起了村野小调，那声音在寂静的暗夜里传得很远很远。回到窝棚后我睡不着，问三元哥：“为何不抓他们呀？也好向队长请功领赏啊！”三元哥笑着说：“不是偷玉米的，抓他们干嘛？”我又问：“那他们来偷什么了？”三元哥神秘地说：“偷人呢，你大了就知道了，嘿嘿。”
我记得和三元哥在那里呆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好像是收秋完毕了我们才撤回。后来我考中师范后就很少再回乡下了，但每次回老家都要去找三元哥唠一阵子。及至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在县城里成家立业，好像农村离我远了，三元哥也远离了我，但我一直惦念着家乡，更惦念着家乡的三元哥。
听说三元哥后来的日子颇为坎坷，花钱找了个外地媳妇没过半年媳妇就跑了，自己去东北的姐姐家呆了几年也没混出个名堂来，前几年回山东老家后在邻村一亲戚承包的砖瓦窑上打工，并张罗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小寡妇，他让新媳妇在窑厂的伙房里做饭，这就算又安了家。
有好多年我没见过三元哥了，每次回家时探听来的关于他的消息也不多，村人不理解我这个在城里出息了的头脸人为何老念叨在村上人看来又土又愚的三元。前几天听母亲说三元哥近段时间每天都来城里给工地送砖，为此我专门去那工地找到了他。十多年的不见，三元哥苍老了许多，毕竟也是快五十的人了，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青春雀跃。我俩的手紧紧攥在一起，长久没有松开，三元哥不知要对我说什么好，我分明见他过早浑浊了的眼睛湿润了，本来伶俐的嘴唇有些嗫嚅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想不通为何那年给生产队看庄稼的任务完成后，我因一张录取通知书就步步高升了，而三元哥却因一次婚姻的打击就穷困潦倒了，好在三元哥如今的生活又好像走上了正轨，也许未来的日子里三元哥会像我一样，会像大家一样顺顺利利地过上好日子，我惦念他，我祝福他。
高中毕业那年我刚过16岁，正是在家等待中考录取通知书的赋闲日子，为给贫困的家中挣点工分，母亲托队长为我找了一个给生产队看玉米的活，同去的还有一个长我几岁乳名叫三元的人，按乡间我应称他哥哥。
要看的玉米地在村东北二里处，队上早在那里搭好了用四根柱子顶起来的草苫棚，棚内是一张不大的木板床，我和三元哥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我们是在农历的七月初开始上任的，当时的玉米才抽穗，看管的目的主要是防备白天里路过的村人偷食已赛甘蔗的玉米秸。为此我和三元哥白天里不敢脱岗与偷懒，顶着日头不断地巡逻于田间地头，即使吃饭也轮流替岗，生怕出了意外让队长扣我们的工分。一般夜晚就好多了，没有谁在晚上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而且那时抓阶级斗争还没停，村里村外不少站岗放哨的。
晚上是我和三元哥最自由的时候，悠闲地躺在已铺了凉席的木板床上，天上是月郎星稀，地下是绿禾如林，沐湿润雾蔼，听婉转虫鸣，一种融入大自然的清爽惬意漫溢而来，全然忘却了生活的困窘与麻木。那时的田野并不燥热，习习凉风吹得蚊子也无了踪影，我的三元哥就在这样如幻似梦的美景里随意地拉着家常。
三元哥长我六七岁的样子，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圆的脸总是笑盈盈的，眼睛不大却有神，透着机灵。母亲嘱咐我要多听三元哥的话，我便把三元哥当作了我的新老师，时时处处敬着他，顺从他。其实三元哥也是很关心我的，他从不对我指手画脚，他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也许就是一种所谓的默契与缘分吧，自那以后我俩真的成了一生的朋友。
当时我舅舅从东北回来了，好多天里我常将舅舅带回的纸烟偷拿了给三元哥抽，那可是乡下爱抽烟人的奢侈品，我知道他爱吸烟，甚而我见过他实在没烟抽了就吸路边的麻籽叶。三元哥很是感激我，也从家中给我拿来我爱吃的红瓤的地瓜和咸煮的花生。也许贫苦岁月的点滴惠赠就会带来令人永世不忘的感动与感激，我与三元哥的交情就是在这些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建立起来并得以张扬的。
及至后来玉米缨子冒出来了，我俩更重要的任务是防人盗掰鲜玉米了，不但白天要值勤，晚上也要不时地巡逻一番，特别是每次睡醒一觉后就会东南西北地听一听动静，那分警觉就如同在执行一次重要的特殊任务。有次三元哥叫醒我，说看见两个人影从西边路口闪过，我立即毫无了困意，穿上鞋就随三元哥猫着腰轻悄悄地循断续声音而去。借着月光惊见两个偷情的男女在忘乎所以地叠趴在玉米地的地垅里，压抑了的醉生梦死的呻吟声切切传来，一时惊得我魂魄全无了。三元哥示意我趴下不要出声，他自个慢慢向前靠近，正在我的心紧张得快要崩溃时，只听玉米叶子一阵哗啦声，原来那男女听到了动静起身跑了。回窝棚的路上，三元哥兴奋地哼起了村野小调，那声音在寂静的暗夜里传得很远很远。回到窝棚后我睡不着，问三元哥：“为何不抓他们呀？也好向队长请功领赏啊！”三元哥笑着说：“不是偷玉米的，抓他们干嘛？”我又问：“那他们来偷什么了？”三元哥神秘地说：“偷人呢，你大了就知道了，嘿嘿。”
我记得和三元哥在那里呆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好像是收秋完毕了我们才撤回。后来我考中师范后就很少再回乡下了，但每次回老家都要去找三元哥唠一阵子。及至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在县城里成家立业，好像农村离我远了，三元哥也远离了我，但我一直惦念着家乡，更惦念着家乡的三元哥。
听说三元哥后来的日子颇为坎坷，花钱找了个外地媳妇没过半年媳妇就跑了，自己去东北的姐姐家呆了几年也没混出个名堂来，前几年回山东老家后在邻村一亲戚承包的砖瓦窑上打工，并张罗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小寡妇，他让新媳妇在窑厂的伙房里做饭，这就算又安了家。
有好多年我没见过三元哥了，每次回家时探听来的关于他的消息也不多，村人不理解我这个在城里出息了的头脸人为何老念叨在村上人看来又土又愚的三元。前几天听母亲说三元哥近段时间每天都来城里给工地送砖，为此我专门去那工地找到了他。十多年的不见，三元哥苍老了许多，毕竟也是快五十的人了，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青春雀跃。我俩的手紧紧攥在一起，长久没有松开，三元哥不知要对我说什么好，我分明见他过早浑浊了的眼睛湿润了，本来伶俐的嘴唇有些嗫嚅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想不通为何那年给生产队看庄稼的任务完成后，我因一张录取通知书就步步高升了，而三元哥却因一次婚姻的打击就穷困潦倒了，好在三元哥如今的生活又好像走上了正轨，也许未来的日子里三元哥会像我一样，会像大家一样顺顺利利地过上好日子，我惦念他，我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