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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儿子轼、辙赴京应礼部试，将其所作权书、衡论、机策等22篇文章，呈献给翰林院，深得翰林学士欧阳修和宰相韩琦的称赏，欧阳修在其上书朝廷的荐布衣苏洵状中高度评价苏洵的文章：“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物能文之士也。”宋仁宗皇帝，被破格任命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任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宋代开国以来的第一部礼书太常英革礼一百卷。治平三年，苏洵病逝京师，英宗赠其为光禄寺丞，并敕官府派船将其运回四川，葬于眉山安镇乡可龙里，后追赠为“文安公”
除了得天独厚的身世和父亲的榜样作用之外，苏轼后来的成就更是离不开其母亲程氏的谆谆教导。据说苏轼尚幼时，程氏便对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有了这般多的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苏轼后来的成就可以说是早就注定了的。
二十岁的时候，苏轼随同父亲出蜀中向京城进发。那时的苏轼虽说年轻，但是其学识修养已经不容小觑了。在京城期间，苏轼结识了许多文坛耆宿。其中以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对苏轼尤为看重。
北宋的文人似乎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的表示以后将把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轻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越自己。
年轻的苏轼面对前辈的如此褒奖，并没有丝毫的惶恐和退缩，而是当仁不让。后来他甚至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年欧阳文忠以是任付与某，故不能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苏轼同李白一样，胸怀大志，怀抱天下苍生的安危，心系万民生灵的福祉。只是不同的是，李白虽也积极入世却心系道教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苏轼则不同，他服膺儒家的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嘉佑二年，也就是苏轼22岁的时候，苏轼和胞弟苏辙同中进士，且都各列前茅，一时之间，苏氏父子三人名动公卿冠绝天下，苏轼并没有因此而骄傲，反而是更加的努力用功，26岁苏轼又高中制科优入三等。这是宋代最高级别的功名。
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并且勇于进言，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抱着“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态度。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苏轼便在新党和旧党之争中处在了一种尴尬的地位，王安石厉行新发时，他不满新党的有些做法，不得不持反对态度，后来司马光上台废除新法，苏轼又不满于旧党的一味排斥，于是又大力抵制旧党。处在这样一种尴尬地位的苏轼的命运可想而知。
苏轼文名盖天下，可是在政治上似乎总是被排挤在边缘地上。由于政见不同的缘故，苏轼屡次被贬谪，流放到地方为官。
苏轼之名天下人所共知，但苏轼丝毫不为名声所累。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时，苏轼常常深入百姓生活了解民生疾苦，更是常常为百姓的疾苦而痛心疾首。
在苏轼的诗文里我们常常能够看见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伏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样子。
“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敧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是对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的悲鸣。
“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部及黎元。”是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农民的惨状。
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的身上，百姓们千辛万苦的收获了粮食，却也难以对付官府的横征暴敛。苏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无奈人微言轻只好写诗感慨到：“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知道西门豹的人，都知道河伯妇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是早时的的活杀，将一个年方正好的姑娘活活的丢进河里，权当为河伯做嫁。是什么样不堪的生活，会让人不愿意活下去，生灵的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不局限于新政，也不局限于眼前。他甚至能用一种先民智者的眼光，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譬如苏轼晚年所做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车跨山鹘棋海，风枝露业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姇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唐代杜牧曾做过一首过华清宫绝句，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来讽刺唐明皇的荒唐无端。苏轼的荔枝叹从唐代进贡的荔枝一直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了尖锐的讥讽。苏轼自屡遭贬谪的晚年依然能够如此的敢怒敢骂，其批判精神是何等的执着，我们也不难想象了。
面对生灵的苦痛的生活，极富同情心和儒家经世济民抱负的苏轼的心里尤似火烧。可是他不是当权者，只是一方小小之地的官儿，即便这样苏轼也没有忘记造福一方，更没有忘记许身报国——
在杭州太守任上的时候，苏轼便动员百姓共同疏浚西湖，留下了一条流芳百世的苏堤，并因此为后人留出一方不错的景致，成为“钱塘十景”之一。这是苏轼不忘造福一方的经典之作。
在被贬密州的时期，苏轼已经两鬓斑白却依旧雄心不老，希望自己能够驰骋疆场以身许国，无不表现出了苏轼骨子里的那种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气质。他甚至还留下了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为证：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的深情，不是只对百姓苍生的，也不是只对国家社稷的，苏轼对待自己的亲人，更是一腔真诚，满怀牵挂。
大约在苏轼二十九岁的时候，妻子王弗不幸早亡，苏轼痛不欲生。这种深入骨髓的伤痛就是经过岁月的洗练，也不曾褪色半分。大约过了十多年，苏轼被贬密州的时候，于梦中猛然忆起早亡的妻子，尚于哀痛难忍之际写下了缠绵绯恻的悼念亡妻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对已亡十多年的妻子哀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为之动容，不忍卒读。这江城子同陆游的钗头凤被后世人并列称为悼亡情人的经典之作。
苏轼对待自己的妻子是如此的深情款款，对待自己的兄弟也是那样的牵肠挂肚。在其名作水调歌头的开篇，便明确的写出，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一个人于狂欢之际，总是会忘记很多人，而苏轼却能于大醉的状态中，念念不忘自己的兄弟苏辙。其情不能不令人称颂。其词曰：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正是依仗着这等不俗的阅历和胸襟，苏轼百折不挠，历经万苦心不死。纵观苏轼一生曾受到两次极为严重的政治迫害。
其一是在四十五岁那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乌台诗案”是政治阴谋的产物，是不学无术之人歪曲诗意构陷忠臣的产物，不提也罢。倒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的表现值得称道。
站在黄州冈上的苏轼面向惊涛拍岸的浪涛，心生激荡，难以抑制心中的豪情，朗然吟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一种大胸襟大抱负才能造就的旷世词章。
被贬黄州的第三个春天，苏轼于沙湖道中遇雨，由于不曾带的雨具，结果被淋的一塌糊涂。这样的遭遇本是人生小事，随处可见。可是在东坡的眼中却全然不是小事，而是感悟人生真谛的绝佳机遇，于是有了流传千年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只有经过了大磨难，大是非的人，才能体味出人生百味真谛，才能自我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
苏轼一生中的另一场惨痛的劫难是在其晚年。
59岁的时候，他被贬往惠州，当时的惠州乃是蛮荒之地，道路不通，语言不畅。苏轼面对这样的苦境，依然能够泰然处之，并留下了同样传唱千古的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我仿佛看见已经老的掉牙的苏轼口含荔枝故作逍遥的样子，在惠州的蛮荒之野等着皇帝的恩泽。可是就在苏轼以为苦难的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命运再次向苏轼亮起来了黄牌。
62岁的时候。苏轼又被朝廷贬谪到更加愚昧更加无知更加蛮荒的海南岛。平生极爱朋友极爱热闹的苏轼，不得不一个人远走他乡，托着残缺的躯体，乘着一只小小木筏，度过茫茫海峡，向瞻州进发。这样的贬谪，一贬便是六年，在瞻州的六年时间里，苏东坡大力发展教育，带领瞻州百姓拓荒辟野，使瞻州的百姓脱离了愚昧无知的状态。至今尚有东坡书院传世，可以说东坡居士对海南岛的贡献卓著，其功足以彪炳千古。
苏轼65岁的时候，朝廷终于想起来还有一个苏轼尚在蛮远的海南苦度余生。于是朝廷良心发现降诏赦免苏轼，让其北归故里。
可是这份苏轼苦等的诏书来的太晚了。公元1101年，苏轼终于无法承受俗世的苦难，驾鹤西归而去了。去世前苏轼曾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瞻州。”
3、
天才和白痴是人类的两端，却拥有相同的尴尬处境，两者同样的孤独，同样的少知音。天才的孤独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俗人庸才难以企及。而白痴的孤独是因为他不自知，不明白自己的处境而疯言疯语。
毋庸置疑，李白和苏轼都是天才的典范。而且都是悲剧性天才的典范。两人都拥有震古烁今的才华。都因为拥有一副傲绝当时的傲骨，而难以被俗世所见容，故而两人拥有差相仿佛的命运格局。
李白是唐诗的极致，苏轼是宋词的极致。两者通过文学的交流，走到了极致的行列，成了一对难兄难弟。
两人都立志要为百姓立命，为国家立威，做着一场关乎千秋家国的春梦。可是到头来却被自己挚爱的王朝弃如敝履。这是封建文人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因为封建帝国不会容忍一个异姓人做一场家国梦。所以，梦从一开始便就注定了破灭的结局。李白是这样，苏轼也是这样。
带着儿子轼、辙赴京应礼部试，将其所作权书、衡论、机策等22篇文章，呈献给翰林院，深得翰林学士欧阳修和宰相韩琦的称赏，欧阳修在其上书朝廷的荐布衣苏洵状中高度评价苏洵的文章：“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物能文之士也。”宋仁宗皇帝，被破格任命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任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宋代开国以来的第一部礼书太常英革礼一百卷。治平三年，苏洵病逝京师，英宗赠其为光禄寺丞，并敕官府派船将其运回四川，葬于眉山安镇乡可龙里，后追赠为“文安公”
除了得天独厚的身世和父亲的榜样作用之外，苏轼后来的成就更是离不开其母亲程氏的谆谆教导。据说苏轼尚幼时，程氏便对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有了这般多的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苏轼后来的成就可以说是早就注定了的。
二十岁的时候，苏轼随同父亲出蜀中向京城进发。那时的苏轼虽说年轻，但是其学识修养已经不容小觑了。在京城期间，苏轼结识了许多文坛耆宿。其中以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对苏轼尤为看重。
北宋的文人似乎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的表示以后将把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轻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越自己。
年轻的苏轼面对前辈的如此褒奖，并没有丝毫的惶恐和退缩，而是当仁不让。后来他甚至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年欧阳文忠以是任付与某，故不能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苏轼同李白一样，胸怀大志，怀抱天下苍生的安危，心系万民生灵的福祉。只是不同的是，李白虽也积极入世却心系道教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苏轼则不同，他服膺儒家的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嘉佑二年，也就是苏轼22岁的时候，苏轼和胞弟苏辙同中进士，且都各列前茅，一时之间，苏氏父子三人名动公卿冠绝天下，苏轼并没有因此而骄傲，反而是更加的努力用功，26岁苏轼又高中制科优入三等。这是宋代最高级别的功名。
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并且勇于进言，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抱着“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态度。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苏轼便在新党和旧党之争中处在了一种尴尬的地位，王安石厉行新发时，他不满新党的有些做法，不得不持反对态度，后来司马光上台废除新法，苏轼又不满于旧党的一味排斥，于是又大力抵制旧党。处在这样一种尴尬地位的苏轼的命运可想而知。
苏轼文名盖天下，可是在政治上似乎总是被排挤在边缘地上。由于政见不同的缘故，苏轼屡次被贬谪，流放到地方为官。
苏轼之名天下人所共知，但苏轼丝毫不为名声所累。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时，苏轼常常深入百姓生活了解民生疾苦，更是常常为百姓的疾苦而痛心疾首。
在苏轼的诗文里我们常常能够看见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伏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样子。
“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敧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是对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的悲鸣。
“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部及黎元。”是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农民的惨状。
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的身上，百姓们千辛万苦的收获了粮食，却也难以对付官府的横征暴敛。苏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无奈人微言轻只好写诗感慨到：“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知道西门豹的人，都知道河伯妇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是早时的的活杀，将一个年方正好的姑娘活活的丢进河里，权当为河伯做嫁。是什么样不堪的生活，会让人不愿意活下去，生灵的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不局限于新政，也不局限于眼前。他甚至能用一种先民智者的眼光，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譬如苏轼晚年所做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车跨山鹘棋海，风枝露业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姇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唐代杜牧曾做过一首过华清宫绝句，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来讽刺唐明皇的荒唐无端。苏轼的荔枝叹从唐代进贡的荔枝一直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了尖锐的讥讽。苏轼自屡遭贬谪的晚年依然能够如此的敢怒敢骂，其批判精神是何等的执着，我们也不难想象了。
面对生灵的苦痛的生活，极富同情心和儒家经世济民抱负的苏轼的心里尤似火烧。可是他不是当权者，只是一方小小之地的官儿，即便这样苏轼也没有忘记造福一方，更没有忘记许身报国——
在杭州太守任上的时候，苏轼便动员百姓共同疏浚西湖，留下了一条流芳百世的苏堤，并因此为后人留出一方不错的景致，成为“钱塘十景”之一。这是苏轼不忘造福一方的经典之作。
在被贬密州的时期，苏轼已经两鬓斑白却依旧雄心不老，希望自己能够驰骋疆场以身许国，无不表现出了苏轼骨子里的那种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气质。他甚至还留下了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为证：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的深情，不是只对百姓苍生的，也不是只对国家社稷的，苏轼对待自己的亲人，更是一腔真诚，满怀牵挂。
大约在苏轼二十九岁的时候，妻子王弗不幸早亡，苏轼痛不欲生。这种深入骨髓的伤痛就是经过岁月的洗练，也不曾褪色半分。大约过了十多年，苏轼被贬密州的时候，于梦中猛然忆起早亡的妻子，尚于哀痛难忍之际写下了缠绵绯恻的悼念亡妻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对已亡十多年的妻子哀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为之动容，不忍卒读。这江城子同陆游的钗头凤被后世人并列称为悼亡情人的经典之作。
苏轼对待自己的妻子是如此的深情款款，对待自己的兄弟也是那样的牵肠挂肚。在其名作水调歌头的开篇，便明确的写出，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一个人于狂欢之际，总是会忘记很多人，而苏轼却能于大醉的状态中，念念不忘自己的兄弟苏辙。其情不能不令人称颂。其词曰：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正是依仗着这等不俗的阅历和胸襟，苏轼百折不挠，历经万苦心不死。纵观苏轼一生曾受到两次极为严重的政治迫害。
其一是在四十五岁那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乌台诗案”是政治阴谋的产物，是不学无术之人歪曲诗意构陷忠臣的产物，不提也罢。倒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的表现值得称道。
站在黄州冈上的苏轼面向惊涛拍岸的浪涛，心生激荡，难以抑制心中的豪情，朗然吟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一种大胸襟大抱负才能造就的旷世词章。
被贬黄州的第三个春天，苏轼于沙湖道中遇雨，由于不曾带的雨具，结果被淋的一塌糊涂。这样的遭遇本是人生小事，随处可见。可是在东坡的眼中却全然不是小事，而是感悟人生真谛的绝佳机遇，于是有了流传千年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只有经过了大磨难，大是非的人，才能体味出人生百味真谛，才能自我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
苏轼一生中的另一场惨痛的劫难是在其晚年。
59岁的时候，他被贬往惠州，当时的惠州乃是蛮荒之地，道路不通，语言不畅。苏轼面对这样的苦境，依然能够泰然处之，并留下了同样传唱千古的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我仿佛看见已经老的掉牙的苏轼口含荔枝故作逍遥的样子，在惠州的蛮荒之野等着皇帝的恩泽。可是就在苏轼以为苦难的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命运再次向苏轼亮起来了黄牌。
62岁的时候。苏轼又被朝廷贬谪到更加愚昧更加无知更加蛮荒的海南岛。平生极爱朋友极爱热闹的苏轼，不得不一个人远走他乡，托着残缺的躯体，乘着一只小小木筏，度过茫茫海峡，向瞻州进发。这样的贬谪，一贬便是六年，在瞻州的六年时间里，苏东坡大力发展教育，带领瞻州百姓拓荒辟野，使瞻州的百姓脱离了愚昧无知的状态。至今尚有东坡书院传世，可以说东坡居士对海南岛的贡献卓著，其功足以彪炳千古。
苏轼65岁的时候，朝廷终于想起来还有一个苏轼尚在蛮远的海南苦度余生。于是朝廷良心发现降诏赦免苏轼，让其北归故里。
可是这份苏轼苦等的诏书来的太晚了。公元1101年，苏轼终于无法承受俗世的苦难，驾鹤西归而去了。去世前苏轼曾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瞻州。”
3、
天才和白痴是人类的两端，却拥有相同的尴尬处境，两者同样的孤独，同样的少知音。天才的孤独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俗人庸才难以企及。而白痴的孤独是因为他不自知，不明白自己的处境而疯言疯语。
毋庸置疑，李白和苏轼都是天才的典范。而且都是悲剧性天才的典范。两人都拥有震古烁今的才华。都因为拥有一副傲绝当时的傲骨，而难以被俗世所见容，故而两人拥有差相仿佛的命运格局。
李白是唐诗的极致，苏轼是宋词的极致。两者通过文学的交流，走到了极致的行列，成了一对难兄难弟。
两人都立志要为百姓立命，为国家立威，做着一场关乎千秋家国的春梦。可是到头来却被自己挚爱的王朝弃如敝履。这是封建文人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因为封建帝国不会容忍一个异姓人做一场家国梦。所以，梦从一开始便就注定了破灭的结局。李白是这样，苏轼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