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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husband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husband。”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欲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十八
和思文的感情一旦开始走下坡，就以加速度下滑。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我和她都无意出于理智的考虑作出妥协，把发展引向另一个方向。对事情的危险前景我有了模糊的意识，却没有情绪去补救，倒象自己是个听之任之的旁观者。我并没有在内心精心计算过利弊得失，只是凭着直感去行事，这种直感是理智不能驾驭的强大心理力量，连自己也无法解释。后来想起来，当时我潜意识中有一种破坏性的恶意，它裹挟着任性、固执和些许残忍向前滚动。不知思文对事情的前景有怎样的认识，她并不是缺乏想象的人。
于是很小的冲突也有了很强的破坏性。这一天思文说，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思华弄到圣约翰斯读语言学校。我说：“自己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再背上几十几百斤。思华外语不懂几句，体力又没有，娇娇的弱不禁风，来了干什么。”她说：“思华是做工人的，没有你这么多麻烦，只要能赚钱就行。她端盘子总端得起吧。”我说：“你想清楚，林思文！我工作还找不到她找得到？读语言学校工作许可证也申请不到。”她说：“打黑工，总比中国赚得多。”我说：“来了还不是天天闲在这里，起码房子你要给她租一间。”她说：“这你别怕，不要你养她，不要你拔一根毫毛，不要你去找工作，都归我包圆。”我说：“你能负责包圆，你能负责我还会落到这一步！你只能负责一个屁！”她马上说：“我就能负责你这个屁，不是我你这个屁能放到北美历史系来？”我一次次鞠躬说：“感恩戴德，感恩戴德。”又说：“那我的弟弟也要来。”她说：“那也可以，等思华来了再说。”我说：“他是男的先来。”她说：“我先来思华先来。”争了半天她不再理我，到楼下去做饭，我心里静不下来，又追到楼下去说，她把饭锅往电炉上一顿，水溅起来在烧红的电热盘上“滋滋”地响，腾起一股白气，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商量了，你再说我也懒得听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一踏糊涂，哪里有精神来听这些闲空话。跟你我口水都讲枯了。”说着吐了舌子给我看，我气得腿直抖，一恨一恨地咬了嘴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害了我们自己还要害思华。”她冲过来说：“我害了你是吗，我害了你！你良心都喂给狗猫吃去了！”又瞪了我咬牙切齿说：“固执的人，固执的人！你这个人真的不是人！”我说：“那你找了我这个不是人的人！”她嚷道：“是我自己瞎了眼！做个男人就这么狭隘，你什么时候才会象个男人！”我浑身的血燃烧着，把冰箱踢了一脚说：“放屁！”冰箱的门开了，她把它关上，笑一笑说：“踩着了你的痛脚是吧！”我说：“放屁，放狗屁！”她说：“你再骂，你敢再骂一句，我拳头都捏得叫了。”我笑起来说：“嘿嘿，你还想打人！放──”话没说完她一掌打在我脸上，我痛得一叫说：“真的你打了，你打了！被你打了脸我还是个男人！”我用手挡了第二掌，她又朝我身上打。我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手，她弓着身子挣不开，就踩我的脚。我松开她说：“你打，让你打！”她不再打我的脸，使劲打我的身上。我闭了眼站在那里不动。她又打了几下说““没有劲了，手打痛了。”我的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象一尊木偶，无法理解身外的一切。她喘息着，坐在椅子上呆望着我。我一时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痴呆着不知多久，时间似乎也停止了。突然一滴泪从眼角沁出来，缓缓流过面颊带来一点微痒。这痒痒的感觉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回到了现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鼻子一阵酸痛，抿了嘴眼泪默默地流，一颗颗挂在下巴处，再滴下去。思文开始木然地望着我，象是看一个陌生人。这时看到我流泪，她似乎省悟到了什么，低了头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用力去擦手背那碰破了皮出血的地方。她的动作中带着一种自虐的残忍，象是要平衡一下刚才对我的粗暴。我装作不理解她这动作的意义，麻木地望了她不做声。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站得有点累了，才长长地叹息一声，颓然地倒在肮脏的地毯上。我听到她开始轻轻地啜泣，又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这也没有引起我心里的那种爱怜的感情。
平生第一次，我拒绝了女人的眼泪。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深心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为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在这次事情之后，我忽然感到思文脸上说不清楚的一点什么是那样难以忍受，潜意识中那种生理性排拒忽然明确化了。四年多前，我和思文认识的时候，这一点使我有一点犹豫，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人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好多次我下决心想咬紧牙关冲过去，心想结了婚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但又怀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怕结婚以后那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人人都说思文长得漂亮，连我那些挑剔的朋友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使我想与他们交流一下感受也难于启齿。我在心里叹息着，自己这么敏感可怎么得了。有一次我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这一点，朋友马上反驳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真的十全十美又轮不到你了。他的话马上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这话真是太对了真是无法反驳。思文的柔顺消除了我最后一点心理抗拒，我告诉自己这种弥补已经足够。她对我那样爱那样痴心，我不忍也舍不得叫她失望。何况我周围也没有几个姑娘经得起那样近距离的仔细审视。结婚以后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偶然有点感觉也没有觉得那就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这种排拒的感觉又强烈起来，它阻挡着我从内心去接受思文暗示性的和解信号。对思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再在内心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对自己长时间的装聋作哑。“离婚”这样一个念头一旦在心里闪过，就再也不能抹去，它在内心看不清的什么地方发出诱人的遥遥召唤。
思文对那天情绪的失控显然很后悔。她也许没有料到我根本就不回手，也不遮挡，这样使她的冲动找不到合理性的借口，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还手，她心里反而会舒服一些。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木然的态度比粗暴的反抗更加可怕。我对那天的事并没有特别计较，没有提及一句，只是用一种淡漠来回答她表示悔意的暗示。那几天我无心看书，上课也集中不起精力，整天的神思恍惚。我知道思文需要一个台阶，使她得到我的谅解而又不至于太突兀羞于出口。我在一种阴暗的心理支配下，以一种刻意的冷漠来阻挡她和解的意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还是说还是做，可是语气和神态中却渗透着一种拒绝。晚上睡觉时我说一声“瞌睡了”就熄灯背对了她，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嘴角那一丝冰冷的笑。
思文对我有意的拒绝已经理解，这使她羞于再做出和解的姿态。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那天晚上她吃饭只吃了几分钟，一碗饭还剩下一大半，就推了饭碗，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推开饭碗的时候调羹掉在桌子上“当”地一响，这响声使我领悟了这一举动的特别用意。我想问一声，犹豫着还是装着没注意到，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使我非常痛苦，我已经完全体会不到自己的冷漠带来的报复的快意。整个晚上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种冷漠。好几次我几乎就要换一种口气去问她，为什么只吃这一点饭，是不是病了，但总是在心里害羞着鼓不起勇气。又想到前几天的事对自己来说甚至是一次机会，它使我有被良心允许的充分理由保持这种冷漠。于是我装作没有意识到她的自虐，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大多数时候用漫不经心的阅读来掩饰沉默中包含的残忍。睡觉之前我几乎要崩溃了，不经意似地问她：“我肚子又饿了，煮了牛奶你也吃一杯好不？”她淡然地说：“算了。”得不到回应我马上退了回来，默然的睡了。
半夜我突然醒来，象心里有什么在提醒着自己。我伸了脚慢慢的朝身后探过去，空空的使我吃了一惊，睡意顿消。装着翻身侧了身子我发现思文裹了什么坐在床上... -->>
十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husband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husband。”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欲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十八
和思文的感情一旦开始走下坡，就以加速度下滑。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我和她都无意出于理智的考虑作出妥协，把发展引向另一个方向。对事情的危险前景我有了模糊的意识，却没有情绪去补救，倒象自己是个听之任之的旁观者。我并没有在内心精心计算过利弊得失，只是凭着直感去行事，这种直感是理智不能驾驭的强大心理力量，连自己也无法解释。后来想起来，当时我潜意识中有一种破坏性的恶意，它裹挟着任性、固执和些许残忍向前滚动。不知思文对事情的前景有怎样的认识，她并不是缺乏想象的人。
于是很小的冲突也有了很强的破坏性。这一天思文说，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思华弄到圣约翰斯读语言学校。我说：“自己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再背上几十几百斤。思华外语不懂几句，体力又没有，娇娇的弱不禁风，来了干什么。”她说：“思华是做工人的，没有你这么多麻烦，只要能赚钱就行。她端盘子总端得起吧。”我说：“你想清楚，林思文！我工作还找不到她找得到？读语言学校工作许可证也申请不到。”她说：“打黑工，总比中国赚得多。”我说：“来了还不是天天闲在这里，起码房子你要给她租一间。”她说：“这你别怕，不要你养她，不要你拔一根毫毛，不要你去找工作，都归我包圆。”我说：“你能负责包圆，你能负责我还会落到这一步！你只能负责一个屁！”她马上说：“我就能负责你这个屁，不是我你这个屁能放到北美历史系来？”我一次次鞠躬说：“感恩戴德，感恩戴德。”又说：“那我的弟弟也要来。”她说：“那也可以，等思华来了再说。”我说：“他是男的先来。”她说：“我先来思华先来。”争了半天她不再理我，到楼下去做饭，我心里静不下来，又追到楼下去说，她把饭锅往电炉上一顿，水溅起来在烧红的电热盘上“滋滋”地响，腾起一股白气，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商量了，你再说我也懒得听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一踏糊涂，哪里有精神来听这些闲空话。跟你我口水都讲枯了。”说着吐了舌子给我看，我气得腿直抖，一恨一恨地咬了嘴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害了我们自己还要害思华。”她冲过来说：“我害了你是吗，我害了你！你良心都喂给狗猫吃去了！”又瞪了我咬牙切齿说：“固执的人，固执的人！你这个人真的不是人！”我说：“那你找了我这个不是人的人！”她嚷道：“是我自己瞎了眼！做个男人就这么狭隘，你什么时候才会象个男人！”我浑身的血燃烧着，把冰箱踢了一脚说：“放屁！”冰箱的门开了，她把它关上，笑一笑说：“踩着了你的痛脚是吧！”我说：“放屁，放狗屁！”她说：“你再骂，你敢再骂一句，我拳头都捏得叫了。”我笑起来说：“嘿嘿，你还想打人！放──”话没说完她一掌打在我脸上，我痛得一叫说：“真的你打了，你打了！被你打了脸我还是个男人！”我用手挡了第二掌，她又朝我身上打。我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手，她弓着身子挣不开，就踩我的脚。我松开她说：“你打，让你打！”她不再打我的脸，使劲打我的身上。我闭了眼站在那里不动。她又打了几下说““没有劲了，手打痛了。”我的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象一尊木偶，无法理解身外的一切。她喘息着，坐在椅子上呆望着我。我一时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痴呆着不知多久，时间似乎也停止了。突然一滴泪从眼角沁出来，缓缓流过面颊带来一点微痒。这痒痒的感觉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回到了现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鼻子一阵酸痛，抿了嘴眼泪默默地流，一颗颗挂在下巴处，再滴下去。思文开始木然地望着我，象是看一个陌生人。这时看到我流泪，她似乎省悟到了什么，低了头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用力去擦手背那碰破了皮出血的地方。她的动作中带着一种自虐的残忍，象是要平衡一下刚才对我的粗暴。我装作不理解她这动作的意义，麻木地望了她不做声。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站得有点累了，才长长地叹息一声，颓然地倒在肮脏的地毯上。我听到她开始轻轻地啜泣，又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这也没有引起我心里的那种爱怜的感情。
平生第一次，我拒绝了女人的眼泪。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深心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为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在这次事情之后，我忽然感到思文脸上说不清楚的一点什么是那样难以忍受，潜意识中那种生理性排拒忽然明确化了。四年多前，我和思文认识的时候，这一点使我有一点犹豫，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人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好多次我下决心想咬紧牙关冲过去，心想结了婚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但又怀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怕结婚以后那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人人都说思文长得漂亮，连我那些挑剔的朋友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使我想与他们交流一下感受也难于启齿。我在心里叹息着，自己这么敏感可怎么得了。有一次我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这一点，朋友马上反驳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真的十全十美又轮不到你了。他的话马上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这话真是太对了真是无法反驳。思文的柔顺消除了我最后一点心理抗拒，我告诉自己这种弥补已经足够。她对我那样爱那样痴心，我不忍也舍不得叫她失望。何况我周围也没有几个姑娘经得起那样近距离的仔细审视。结婚以后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偶然有点感觉也没有觉得那就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这种排拒的感觉又强烈起来，它阻挡着我从内心去接受思文暗示性的和解信号。对思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再在内心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对自己长时间的装聋作哑。“离婚”这样一个念头一旦在心里闪过，就再也不能抹去，它在内心看不清的什么地方发出诱人的遥遥召唤。
思文对那天情绪的失控显然很后悔。她也许没有料到我根本就不回手，也不遮挡，这样使她的冲动找不到合理性的借口，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还手，她心里反而会舒服一些。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木然的态度比粗暴的反抗更加可怕。我对那天的事并没有特别计较，没有提及一句，只是用一种淡漠来回答她表示悔意的暗示。那几天我无心看书，上课也集中不起精力，整天的神思恍惚。我知道思文需要一个台阶，使她得到我的谅解而又不至于太突兀羞于出口。我在一种阴暗的心理支配下，以一种刻意的冷漠来阻挡她和解的意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还是说还是做，可是语气和神态中却渗透着一种拒绝。晚上睡觉时我说一声“瞌睡了”就熄灯背对了她，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嘴角那一丝冰冷的笑。
思文对我有意的拒绝已经理解，这使她羞于再做出和解的姿态。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那天晚上她吃饭只吃了几分钟，一碗饭还剩下一大半，就推了饭碗，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推开饭碗的时候调羹掉在桌子上“当”地一响，这响声使我领悟了这一举动的特别用意。我想问一声，犹豫着还是装着没注意到，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使我非常痛苦，我已经完全体会不到自己的冷漠带来的报复的快意。整个晚上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种冷漠。好几次我几乎就要换一种口气去问她，为什么只吃这一点饭，是不是病了，但总是在心里害羞着鼓不起勇气。又想到前几天的事对自己来说甚至是一次机会，它使我有被良心允许的充分理由保持这种冷漠。于是我装作没有意识到她的自虐，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大多数时候用漫不经心的阅读来掩饰沉默中包含的残忍。睡觉之前我几乎要崩溃了，不经意似地问她：“我肚子又饿了，煮了牛奶你也吃一杯好不？”她淡然地说：“算了。”得不到回应我马上退了回来，默然的睡了。
半夜我突然醒来，象心里有什么在提醒着自己。我伸了脚慢慢的朝身后探过去，空空的使我吃了一惊，睡意顿消。装着翻身侧了身子我发现思文裹了什么坐在床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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