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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回国去是不可能了，不敢见父母也不敢见朋友。死也不敢死，死那么容易，听见列车开过来，近了，往下一跳就解决了。但自己死了父母也得死，至少也得坚持活到他们去世那一天。我想象着自己怎么摸索着写了信回去报平安，人却不敢回去；想象着自己知道了父亲母亲去世的消息反而松了一口气；想象着一个没有了自己这个人的世界一切依然如旧。又想象着自己寂灭了内心一切的想法，每天背了架子鼓下到地铁站“答答”的敲，来来往往的行人怜悯地望着这个盲人，往纸盒中丢一点钱。又有几个小孩跑到跟前来仔细观察，看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列车隆隆开来，我知道身边有了更多的人，就“答答”地敲得更加起劲，双手灵活地起落，配合得更加巧妙，鼓锤上缠着红色的布带，在空中划出潇洒优美的孤线。夜里地铁站渐渐寥落，我伸了双手把纸盒中的钱拢起来，一张张摸着辩别是多少，叠好，塞到口袋中去，背起鼓，一根长竿点着路面，平静地咀嚼着生命的悲凉，在霓红灯下慢慢走回去。想到这里不敢往下再想，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又傻子似的自己笑了，记起早几个星期看见一个中国男人在地铁站拉二胡，有不少人把钱给他，又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母亲是某某名人呢。当时我还遗憾自己什么乐器也不会。还是敲鼓好，敲鼓声音大，敲鼓容易。我觉得自己这种构想并不那么拙劣，甚至还是“goodidea”呢。
第二天我辞去了那家小餐馆的工作，不敢再做下去，哪怕当自己是头牛呢，我也得让这头牛喘喘气。韩国老板娘很遗憾，问我是不是嫌七块钱一个小时太少了，可以再加五毛钱。我告诉她说，不，我在报社找了一份好工作，每个小时十八块钱呢。她望了我呆了似的，半天说：“you'relucky，verylucky！”
思文的失眠拖了快一个月，办法想尽了也不见转机。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是焦虑过度引发的情绪失衡，保持心理平衡安静就会不治而愈。她越想平静就越平静不下来，对自己生气也对我生气。学校的作业和考试使她焦虑，两人的关系也使她焦虑，现在又多了一层焦虑，不能消除焦虑的焦虑。
那段时间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她，她睡不好已经成了我无可推脱的罪责，因为她情绪失衡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对这一点我不敢辩驳。看她一天天憔悴不成人形，我也着急起来，在无可奈何中总劝她要多喝牛奶，她不喝就吓她说，吃再不补上点身体就垮掉了。有几次我做出很亲切温柔的姿态，她却推开我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你也别来安慰我，我也不是小孩说逗就逗了，我要就要真的，你又没有。”我搓了手在一边窘迫地笑，说：“要怎样才是真的呢，怎样才是真的呢。”她说：“真的才是真的，你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做得不象，我在心里恨着自己：“别的地方做得也象，做了三年炒锅的牛皮吹了脸也没变色，怎么这就不行！”这个敏感的人，她太了解我了，瞒不过她。哪怕我做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临场发挥总是不行，被她点了出来。我真的的恨起自己来，恨完了还是不行。这样几次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做出那种姿态。我所能做的就是象一个朋友那样去关照她，哪怕是个朋友呢，也得尽做朋友的责任，我只能如此了。这时我对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体会得特别清楚，就隔那么薄薄的一层纸，却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感情的界线。
这天晚上我陪了她折腾到两点，音乐也听了，数也数了，牛奶也喝了，她总算安静地睡去了。我马上抓紧时间去睡，也许她过一会就会惊醒过来。睡下去却睡不着，这一两年来的种种生活景象，那混乱无序的画面，一幕幕在心中显现，象河水一般流淌过来，流过无阻碍的心的河道。躺久了我胳膊支撑着轻轻翻了一下身，思文惊醒了。她问：“几点钟？”我一看表是三点多一点，却说：“快五点了，你两点钟睡的。”她说：“那快天亮了。”我说：“骗你呢，怕你又着急没睡着，其实才三点钟，你放宽心睡。”把表伸过去让她看。又说：“再睡一觉，一说话就让瞌睡跑掉了。”她说：“你睡了就别动行不行？”我说：“我睡着了，动不动我自己也不知道，刚才我动了没呢？”她说：“就是你动醒的。”我说：“要不我抱了毯子睡到地板上去好不？”她说：“那由你，我没有赶你啊。”我说：“睡在地上我还睡得着一些。睡在床上越不想动就越记得这件事就越想动，就越睡不着。”
我把毯子铺在地板上，半垫半盖。地板很硬，我有些不适应。但我还是感到好些，压力消除了，想打个滚也可以。精神上的一放松，睡意就上来了。快要睡着的时候，思文叫我：“高力伟，高力伟。”我不理她，把气出得更粗一些，又转为轻微的鼾声。她开了灯把脚伸下来在我背上点一下说：“打什么鼾呢，你又不打鼾的。”我坐起来说：“还没睡着？”她说：“你还是睡上来，你睡在地板上我更加不习惯。”我说：“那我会动来动去的。”她说：“实在想动就动一下算了。”我只好睡到床上去说：“你这样敏感怎么会不失眠，一星点变化都不适应。”她说：“睡不着了，睡不着了，心里又烦躁起来。你害得我这样还怪我敏感。”我说：“春天来了，心里烦躁一点也是正常的，你不要自己去成天那么大，越记得烦躁就越烦躁。”她嚷着说：“我烦躁也烦躁不得！心它要烦躁我也没有办法！什么春天不春天，都是你害的又怪春天，开始失眠的时候根本没到春天。”她把失眠全部怪了我，我心里本来就不服气，这时说顺了口道：“自己心里不放松，情绪不平衡，老是怪我，医生都说了是你自己心里作怪！你越是抱怨我就越是睡不着就越是”她嚷着说：“还不是你，还不是你！你又想不承认了，你又想翻案了！”她双脚乱蹬，把毯子蹬下去。我说：“我不清不白背了这个罪名都一个多月了，还要我背多久？”她用脚来蹬我说：“又想翻案，不是你那还是谁！”说着用力一蹬，把我蹬到床下去了！
我扶着地爬起来，笑着说：“乱蹬乱蹬的蹄子！我不翻案好吧，不翻案。”她见我一脸的笑，倒有些意外，望着我不做声。我说：“下了床就顺便去解个手。”到水房解了手，对着镜子做出可怜的神态，想带点表演性做得更动人些，却在镜中看见一副滑稽的模样。又自己笑一下，笑纹荡开去凝在嘴角，一副似笑非笑的怪样。回到床边我说：“下了床就顺便睡在地上算了。”说着把枕头往地下一扯，又去扯毯子。她把毯子抓了抱在胸前不松手，又不做声。我拉了几下拉不动，又把枕头捡回去说：“好了，好了，睡吧，再翻腾几下就天亮了。”我又怕她会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又说：“也别说什么了，我瞌睡得脑袋都要掉下来了，你明天还要上课呢。”她松了毯子，熄了灯两人睡下。我心想：“对不起也不说一句，好，好，这样也好。”
拖了一个多月，思文的失眠不治而愈。她能睡好了叹息说：“啊呀呀，一个多月不知怎么过去的，我以为就是那样拖下去拖死了呢。”我说：“你要知道你好伟大，你救了两条命！”
五十三
我和思文都感觉到，再这样拖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手的问题。
不知是谁先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两个人绕过来绕过去暗示着，还是绕不过这两个字，终于被谁先说了出来。以前在气头上很多次说到离婚，事后两人又回避着，现在竟心平气和说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这种冷静的讨论一旦开始，事情就再也无法挽回。
思文也不愿这样拖下去，她对我绝望了。她非常现实，既然分手无可避免，就要趁早，时间对她更加宝贵。我呢，这一年多来，离婚的念头萌发之后，就象一只怪兽，顺着不同的黑暗路径，在湿润的空气中寻着嗅着，沉重地喘息着，最终都回到那唯一的窝巢中来。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办理这件事。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事情也格外简单。在那个初夏的周末，我们坐在窗前从中午讲到傍晚，她的面孔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象隔了许多岁月的朦胧印象。我们象老朋友一样说了许多伤心动感情的话，说到认识的那一天，说到一起到黄山去玩，记忆中的细节都活生生描绘了出来。她提到结婚那天我被客人灌醉了摇摇晃晃，她还发了朋友的脾气。我提到那年考研究生她说两人都考起了她就要飞到屋顶上去。说着说着好几次似乎都要改变了话题。有一瞬间我几乎要动摇了，她再多说几句我就会哭出声来把她抱住。但两人都很清醒地及时刹车转向，把话题拉了回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试一试，已经试过很久也没有意义，感情用事的确很危险，对这一点思文比我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说好不要互相怨恨，她说：“我心里也不恨你，你是个好人。”我心里非常沉重，为她的前途担心，怕误了她这一生，那样我就永远不得安宁。这种想法我不敢说出来，这个好强的人是听不得这样的话的。她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
我们说好了星期一到领事馆去办手续，办了手续她就搬到多大的单身宿舍去，那里正好空出来一间房子，机会难得。这里我再住一个月也得搬走，别人已经来催要房子了。她要我借两千块钱给她，我同意了。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开了灯说：“思文，我现在来跟你做个实验，你把两只手交错这么叉起来。”她按照我比划的把手指交叉起来，问：“什么意思？”我说：“你看你哪只手的拇指在上面？”她说：“右手拇指。”我说：“你交换一下，叉起来把左手拇指放到上面。”她照我说的做了，说：“挺别扭的。”说着就松开了。我说：“别动，别动，这是做试验呢。”她又把手指交叉了说：“快点，不舒服呢。”我说：“打比一只手就是一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她说：“有点明白了。”我说：“你说。”她说：“你说。”我说：“不舒服吧？也不是左手有问题，也不是右手有问题。”我说着把左手和右手摊一下“两只手要配合得好才好，不然那两只手都难受。手还是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就只好分开，也不要怪左手，也不要怪右手。”她这时把两只手分开，甩几下似乎想甩掉难受的感觉，指了我说：“也不要怪左手，”又指了自己说“也不要怪右手。”我说：“是的。”她说：“我们的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到这一步怪你也怪我，只是怪来怪去怪谁也没用了。”我说：“你要怪我，怪也怪得不怪，不怪才怪呢。不过既然怪我怪谁也没用了，还是别怪的好。”她说：“你倒会为自己开脱！说到底你到底要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你的这种说法算了，求个心安理得，将来也不后悔，两人配合不好，劈开过有什么后悔呢？哪怕就自己过一辈子我也不后悔。”她说着带了哭声，我心中凄切，连忙岔开了说：“做饭吃去，你还不饿吗？”
星期天我一觉醒来，已经是十点钟了。思文还睡着动也不动。我想起要去唐人街买米买菜，轻手轻脚爬起来，怕惊醒她。到厨房烧水冲了一包方便面，端到门外，轻轻带上门，坐在楼道的地板上吃。那只花猫又从斜对面门缝中伸出头来，冲着我叫一声。我用筷子敲敲碗，把碗伸过去，那猫马上缩回去了。我笑一笑，吃完面把碗放在门口，下楼去了。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来，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她见我回来了，马上放下作业过来接了菜问：“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我说：“是呀，我还以为谁拿走了呢。”她很激动说：“你站在外面吃的？”我说：“我坐在那里吃的呢。”她望了我的眼说：“也难得你这样一个好人，离婚的事再商量商量，你愿意不愿意。”我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使她激动，说：“商量商量是可以，要真正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你要想好了别冲动，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什么用。”她讪讪地笑笑说：“那就算了，我跟你说着好玩的呢。”
按原来的约定，星期一思文下了课就到领事馆去，我在那里等她。我骑车去了，等了一会，她穿着那件小碎花连衣裙从马路那边斜插过来。她走到跟前，我从草坪上站起来，朝里面走。她轻轻拖一下我的衣服说：“急什么呢，我是懂道理的人，会让你为难吗？”我跟她站在铁栏杆外面，她沉默着。我说：“想法又改变了？”她说：“没有。”我说：“没有你想说什么就说。”她沉吟说：“我说一句，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高力伟你最后最后想一想！”我说：“到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已经晚了点。”其实她如果作出明显的表示，我也并不是不能改变主意，我的抗拒并不那么坚定，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我正想着她真表示了我该怎么办，她说：“现在进去吧，我也是信口开河问一句。”两人都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又签了委托书，委托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办手续。出来时我冷眼观察她，似乎也很平静。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起走，她说：“就这么完了，做梦样的好难想象，可心里又知道这梦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陪着叹一口气，不做声。她说：“你倒没有事，你回国去一群姑娘都包围上来了，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可能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我说：“别说那么悲观。讲句二意话放在这里，你先找着试试，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再来找我，我这一年半年又不会回国去。”她说：“把这句话先放在这里。你如果回国去了，找谁也可以，我还希望你找个好的呢，就是不要找那个舒明明，我心里恨她。”我说：“那不是主要原因，你又不信，我跟她都快一年没联系了，我想她已经有人了。”她说：“那我心里还是恨她。”我沉默不语，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心里恨她。”我说：“回去吃饭吧，你在后面坐了。”我骑了车，她跳到后面坐了说：“最后一次搭你的车了。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被警察抓了还罚了五角钱，我们说自己是大学生，不敢说是大学老师。”说起过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不敢接口，于是说：“我们也没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只是个熟人呢，他的车也搭得。”她说：“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选择，都不会选原来那个人，看透了。”我说：“又选了别人无非是重新看透一次。”她说：“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了毫无意义，只有不想那么好才有意义。”我说：“天下总还有几个例外，说不定就被谁幸运撞上了。”到了家她说：“明天你帮我搬家好不？”我说：“那当然。”她说：“下午我就把东西清好。”我说：“要什么你都拿去，反正我饭在餐馆吃。你东西也不多，叫部出租车也装下了。”她说：“我已经跟赵文斌说好了，他开车来。”我说：“才几块钱的事呢，麻烦别人干什么。”她说：“已经叫了就算了。”我说：“想不到赵文斌还买了部车，几个月不见，他派头就不同了。”她一笑说：“像你这样抠死了钱不松手的，那也没几个。到北美来一趟车也没开过，也可惜了来这一趟。”我说：“再过一年，我就回去了，车也不学了。留在这里我怕看别人的脸色。老板脸色不好看，你要赚他的钱也只好看了。白人心里也有点那个，他笑眯眯的他心里对你有点那个。在这地方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想自己也不能算个东西。她说：“绿卡呢，绿卡也不等了？一张绿卡抵得五万块钱呢。”我说：“绿卡说起来真是个好东西，可惜我又没福气消受。”
晚上我下班回家，她还没有睡。我说：“今天你早点睡呀！”她说：“睡晚的睡惯了，每天你都回得晚。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最后一晚。”我脱了衣服钻到毯子里，她也躺下来。黑暗中两人似乎有什么话说，又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沉默着却等着对方先开口。我想等她先说点什么，又怕她说什么，过了一会她还不说话，我似乎又放了心，似乎又有点遗憾。我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到话头，犹豫着终于下决心不再开口，倒了身子去睡。过一会她“嗯”了一声，我不做声。她悄声问：“你睡着了？”我说：“睡着了。”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知道。”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晚了。”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领会错了，说：“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她马上说：“你别胡思乱想。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
。那样回国去是不可能了，不敢见父母也不敢见朋友。死也不敢死，死那么容易，听见列车开过来，近了，往下一跳就解决了。但自己死了父母也得死，至少也得坚持活到他们去世那一天。我想象着自己怎么摸索着写了信回去报平安，人却不敢回去；想象着自己知道了父亲母亲去世的消息反而松了一口气；想象着一个没有了自己这个人的世界一切依然如旧。又想象着自己寂灭了内心一切的想法，每天背了架子鼓下到地铁站“答答”的敲，来来往往的行人怜悯地望着这个盲人，往纸盒中丢一点钱。又有几个小孩跑到跟前来仔细观察，看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列车隆隆开来，我知道身边有了更多的人，就“答答”地敲得更加起劲，双手灵活地起落，配合得更加巧妙，鼓锤上缠着红色的布带，在空中划出潇洒优美的孤线。夜里地铁站渐渐寥落，我伸了双手把纸盒中的钱拢起来，一张张摸着辩别是多少，叠好，塞到口袋中去，背起鼓，一根长竿点着路面，平静地咀嚼着生命的悲凉，在霓红灯下慢慢走回去。想到这里不敢往下再想，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又傻子似的自己笑了，记起早几个星期看见一个中国男人在地铁站拉二胡，有不少人把钱给他，又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母亲是某某名人呢。当时我还遗憾自己什么乐器也不会。还是敲鼓好，敲鼓声音大，敲鼓容易。我觉得自己这种构想并不那么拙劣，甚至还是“goodidea”呢。
第二天我辞去了那家小餐馆的工作，不敢再做下去，哪怕当自己是头牛呢，我也得让这头牛喘喘气。韩国老板娘很遗憾，问我是不是嫌七块钱一个小时太少了，可以再加五毛钱。我告诉她说，不，我在报社找了一份好工作，每个小时十八块钱呢。她望了我呆了似的，半天说：“you'relucky，verylucky！”
思文的失眠拖了快一个月，办法想尽了也不见转机。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是焦虑过度引发的情绪失衡，保持心理平衡安静就会不治而愈。她越想平静就越平静不下来，对自己生气也对我生气。学校的作业和考试使她焦虑，两人的关系也使她焦虑，现在又多了一层焦虑，不能消除焦虑的焦虑。
那段时间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她，她睡不好已经成了我无可推脱的罪责，因为她情绪失衡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对这一点我不敢辩驳。看她一天天憔悴不成人形，我也着急起来，在无可奈何中总劝她要多喝牛奶，她不喝就吓她说，吃再不补上点身体就垮掉了。有几次我做出很亲切温柔的姿态，她却推开我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你也别来安慰我，我也不是小孩说逗就逗了，我要就要真的，你又没有。”我搓了手在一边窘迫地笑，说：“要怎样才是真的呢，怎样才是真的呢。”她说：“真的才是真的，你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做得不象，我在心里恨着自己：“别的地方做得也象，做了三年炒锅的牛皮吹了脸也没变色，怎么这就不行！”这个敏感的人，她太了解我了，瞒不过她。哪怕我做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临场发挥总是不行，被她点了出来。我真的的恨起自己来，恨完了还是不行。这样几次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做出那种姿态。我所能做的就是象一个朋友那样去关照她，哪怕是个朋友呢，也得尽做朋友的责任，我只能如此了。这时我对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体会得特别清楚，就隔那么薄薄的一层纸，却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感情的界线。
这天晚上我陪了她折腾到两点，音乐也听了，数也数了，牛奶也喝了，她总算安静地睡去了。我马上抓紧时间去睡，也许她过一会就会惊醒过来。睡下去却睡不着，这一两年来的种种生活景象，那混乱无序的画面，一幕幕在心中显现，象河水一般流淌过来，流过无阻碍的心的河道。躺久了我胳膊支撑着轻轻翻了一下身，思文惊醒了。她问：“几点钟？”我一看表是三点多一点，却说：“快五点了，你两点钟睡的。”她说：“那快天亮了。”我说：“骗你呢，怕你又着急没睡着，其实才三点钟，你放宽心睡。”把表伸过去让她看。又说：“再睡一觉，一说话就让瞌睡跑掉了。”她说：“你睡了就别动行不行？”我说：“我睡着了，动不动我自己也不知道，刚才我动了没呢？”她说：“就是你动醒的。”我说：“要不我抱了毯子睡到地板上去好不？”她说：“那由你，我没有赶你啊。”我说：“睡在地上我还睡得着一些。睡在床上越不想动就越记得这件事就越想动，就越睡不着。”
我把毯子铺在地板上，半垫半盖。地板很硬，我有些不适应。但我还是感到好些，压力消除了，想打个滚也可以。精神上的一放松，睡意就上来了。快要睡着的时候，思文叫我：“高力伟，高力伟。”我不理她，把气出得更粗一些，又转为轻微的鼾声。她开了灯把脚伸下来在我背上点一下说：“打什么鼾呢，你又不打鼾的。”我坐起来说：“还没睡着？”她说：“你还是睡上来，你睡在地板上我更加不习惯。”我说：“那我会动来动去的。”她说：“实在想动就动一下算了。”我只好睡到床上去说：“你这样敏感怎么会不失眠，一星点变化都不适应。”她说：“睡不着了，睡不着了，心里又烦躁起来。你害得我这样还怪我敏感。”我说：“春天来了，心里烦躁一点也是正常的，你不要自己去成天那么大，越记得烦躁就越烦躁。”她嚷着说：“我烦躁也烦躁不得！心它要烦躁我也没有办法！什么春天不春天，都是你害的又怪春天，开始失眠的时候根本没到春天。”她把失眠全部怪了我，我心里本来就不服气，这时说顺了口道：“自己心里不放松，情绪不平衡，老是怪我，医生都说了是你自己心里作怪！你越是抱怨我就越是睡不着就越是”她嚷着说：“还不是你，还不是你！你又想不承认了，你又想翻案了！”她双脚乱蹬，把毯子蹬下去。我说：“我不清不白背了这个罪名都一个多月了，还要我背多久？”她用脚来蹬我说：“又想翻案，不是你那还是谁！”说着用力一蹬，把我蹬到床下去了！
我扶着地爬起来，笑着说：“乱蹬乱蹬的蹄子！我不翻案好吧，不翻案。”她见我一脸的笑，倒有些意外，望着我不做声。我说：“下了床就顺便去解个手。”到水房解了手，对着镜子做出可怜的神态，想带点表演性做得更动人些，却在镜中看见一副滑稽的模样。又自己笑一下，笑纹荡开去凝在嘴角，一副似笑非笑的怪样。回到床边我说：“下了床就顺便睡在地上算了。”说着把枕头往地下一扯，又去扯毯子。她把毯子抓了抱在胸前不松手，又不做声。我拉了几下拉不动，又把枕头捡回去说：“好了，好了，睡吧，再翻腾几下就天亮了。”我又怕她会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又说：“也别说什么了，我瞌睡得脑袋都要掉下来了，你明天还要上课呢。”她松了毯子，熄了灯两人睡下。我心想：“对不起也不说一句，好，好，这样也好。”
拖了一个多月，思文的失眠不治而愈。她能睡好了叹息说：“啊呀呀，一个多月不知怎么过去的，我以为就是那样拖下去拖死了呢。”我说：“你要知道你好伟大，你救了两条命！”
五十三
我和思文都感觉到，再这样拖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手的问题。
不知是谁先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两个人绕过来绕过去暗示着，还是绕不过这两个字，终于被谁先说了出来。以前在气头上很多次说到离婚，事后两人又回避着，现在竟心平气和说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这种冷静的讨论一旦开始，事情就再也无法挽回。
思文也不愿这样拖下去，她对我绝望了。她非常现实，既然分手无可避免，就要趁早，时间对她更加宝贵。我呢，这一年多来，离婚的念头萌发之后，就象一只怪兽，顺着不同的黑暗路径，在湿润的空气中寻着嗅着，沉重地喘息着，最终都回到那唯一的窝巢中来。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办理这件事。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事情也格外简单。在那个初夏的周末，我们坐在窗前从中午讲到傍晚，她的面孔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象隔了许多岁月的朦胧印象。我们象老朋友一样说了许多伤心动感情的话，说到认识的那一天，说到一起到黄山去玩，记忆中的细节都活生生描绘了出来。她提到结婚那天我被客人灌醉了摇摇晃晃，她还发了朋友的脾气。我提到那年考研究生她说两人都考起了她就要飞到屋顶上去。说着说着好几次似乎都要改变了话题。有一瞬间我几乎要动摇了，她再多说几句我就会哭出声来把她抱住。但两人都很清醒地及时刹车转向，把话题拉了回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试一试，已经试过很久也没有意义，感情用事的确很危险，对这一点思文比我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说好不要互相怨恨，她说：“我心里也不恨你，你是个好人。”我心里非常沉重，为她的前途担心，怕误了她这一生，那样我就永远不得安宁。这种想法我不敢说出来，这个好强的人是听不得这样的话的。她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
我们说好了星期一到领事馆去办手续，办了手续她就搬到多大的单身宿舍去，那里正好空出来一间房子，机会难得。这里我再住一个月也得搬走，别人已经来催要房子了。她要我借两千块钱给她，我同意了。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开了灯说：“思文，我现在来跟你做个实验，你把两只手交错这么叉起来。”她按照我比划的把手指交叉起来，问：“什么意思？”我说：“你看你哪只手的拇指在上面？”她说：“右手拇指。”我说：“你交换一下，叉起来把左手拇指放到上面。”她照我说的做了，说：“挺别扭的。”说着就松开了。我说：“别动，别动，这是做试验呢。”她又把手指交叉了说：“快点，不舒服呢。”我说：“打比一只手就是一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她说：“有点明白了。”我说：“你说。”她说：“你说。”我说：“不舒服吧？也不是左手有问题，也不是右手有问题。”我说着把左手和右手摊一下“两只手要配合得好才好，不然那两只手都难受。手还是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就只好分开，也不要怪左手，也不要怪右手。”她这时把两只手分开，甩几下似乎想甩掉难受的感觉，指了我说：“也不要怪左手，”又指了自己说“也不要怪右手。”我说：“是的。”她说：“我们的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到这一步怪你也怪我，只是怪来怪去怪谁也没用了。”我说：“你要怪我，怪也怪得不怪，不怪才怪呢。不过既然怪我怪谁也没用了，还是别怪的好。”她说：“你倒会为自己开脱！说到底你到底要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你的这种说法算了，求个心安理得，将来也不后悔，两人配合不好，劈开过有什么后悔呢？哪怕就自己过一辈子我也不后悔。”她说着带了哭声，我心中凄切，连忙岔开了说：“做饭吃去，你还不饿吗？”
星期天我一觉醒来，已经是十点钟了。思文还睡着动也不动。我想起要去唐人街买米买菜，轻手轻脚爬起来，怕惊醒她。到厨房烧水冲了一包方便面，端到门外，轻轻带上门，坐在楼道的地板上吃。那只花猫又从斜对面门缝中伸出头来，冲着我叫一声。我用筷子敲敲碗，把碗伸过去，那猫马上缩回去了。我笑一笑，吃完面把碗放在门口，下楼去了。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来，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她见我回来了，马上放下作业过来接了菜问：“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我说：“是呀，我还以为谁拿走了呢。”她很激动说：“你站在外面吃的？”我说：“我坐在那里吃的呢。”她望了我的眼说：“也难得你这样一个好人，离婚的事再商量商量，你愿意不愿意。”我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使她激动，说：“商量商量是可以，要真正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你要想好了别冲动，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什么用。”她讪讪地笑笑说：“那就算了，我跟你说着好玩的呢。”
按原来的约定，星期一思文下了课就到领事馆去，我在那里等她。我骑车去了，等了一会，她穿着那件小碎花连衣裙从马路那边斜插过来。她走到跟前，我从草坪上站起来，朝里面走。她轻轻拖一下我的衣服说：“急什么呢，我是懂道理的人，会让你为难吗？”我跟她站在铁栏杆外面，她沉默着。我说：“想法又改变了？”她说：“没有。”我说：“没有你想说什么就说。”她沉吟说：“我说一句，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高力伟你最后最后想一想！”我说：“到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已经晚了点。”其实她如果作出明显的表示，我也并不是不能改变主意，我的抗拒并不那么坚定，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我正想着她真表示了我该怎么办，她说：“现在进去吧，我也是信口开河问一句。”两人都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又签了委托书，委托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办手续。出来时我冷眼观察她，似乎也很平静。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起走，她说：“就这么完了，做梦样的好难想象，可心里又知道这梦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陪着叹一口气，不做声。她说：“你倒没有事，你回国去一群姑娘都包围上来了，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可能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我说：“别说那么悲观。讲句二意话放在这里，你先找着试试，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再来找我，我这一年半年又不会回国去。”她说：“把这句话先放在这里。你如果回国去了，找谁也可以，我还希望你找个好的呢，就是不要找那个舒明明，我心里恨她。”我说：“那不是主要原因，你又不信，我跟她都快一年没联系了，我想她已经有人了。”她说：“那我心里还是恨她。”我沉默不语，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心里恨她。”我说：“回去吃饭吧，你在后面坐了。”我骑了车，她跳到后面坐了说：“最后一次搭你的车了。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被警察抓了还罚了五角钱，我们说自己是大学生，不敢说是大学老师。”说起过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不敢接口，于是说：“我们也没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只是个熟人呢，他的车也搭得。”她说：“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选择，都不会选原来那个人，看透了。”我说：“又选了别人无非是重新看透一次。”她说：“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了毫无意义，只有不想那么好才有意义。”我说：“天下总还有几个例外，说不定就被谁幸运撞上了。”到了家她说：“明天你帮我搬家好不？”我说：“那当然。”她说：“下午我就把东西清好。”我说：“要什么你都拿去，反正我饭在餐馆吃。你东西也不多，叫部出租车也装下了。”她说：“我已经跟赵文斌说好了，他开车来。”我说：“才几块钱的事呢，麻烦别人干什么。”她说：“已经叫了就算了。”我说：“想不到赵文斌还买了部车，几个月不见，他派头就不同了。”她一笑说：“像你这样抠死了钱不松手的，那也没几个。到北美来一趟车也没开过，也可惜了来这一趟。”我说：“再过一年，我就回去了，车也不学了。留在这里我怕看别人的脸色。老板脸色不好看，你要赚他的钱也只好看了。白人心里也有点那个，他笑眯眯的他心里对你有点那个。在这地方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想自己也不能算个东西。她说：“绿卡呢，绿卡也不等了？一张绿卡抵得五万块钱呢。”我说：“绿卡说起来真是个好东西，可惜我又没福气消受。”
晚上我下班回家，她还没有睡。我说：“今天你早点睡呀！”她说：“睡晚的睡惯了，每天你都回得晚。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最后一晚。”我脱了衣服钻到毯子里，她也躺下来。黑暗中两人似乎有什么话说，又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沉默着却等着对方先开口。我想等她先说点什么，又怕她说什么，过了一会她还不说话，我似乎又放了心，似乎又有点遗憾。我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到话头，犹豫着终于下决心不再开口，倒了身子去睡。过一会她“嗯”了一声，我不做声。她悄声问：“你睡着了？”我说：“睡着了。”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知道。”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晚了。”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领会错了，说：“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她马上说：“你别胡思乱想。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