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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说，就在你家胡同口，问他干吗去，他也没说。
杨帆说，他可能是上班去了。
到了学校，还没到进考场时间，杨帆坐在操场上等。满场都是考生和家长，有的打着遮阳伞，有的拿着便携式电扇，有的抱着冰块。杨帆掏出保温壶，心说，大热天的，还让我喝开水。喝了一口，竟然清凉爽口，还有点儿甜，倒杯里一看，是绿豆汤。杨帆又喝了两口，不敢多喝，怕上厕所。
考完回到家，杨树林果然没有问考得怎么样，只是说，绿豆汤够甜吗，用不用多放点儿糖，下午再带一壶。
第一天杨帆考得还行。第二天，杨帆刚到学校门口，听见杨树林叫他。杨帆说，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不让你来吗，成心不让我考好吧。正要急，杨树林说，你没带准考证。杨帆一翻书包，果然没带。接过准考证，说，行了，你赶紧走吧。杨树林没再多说话，骑上车就走了。
第三天，杨帆的自行车在路上扎了，骑了才一半的路，附近也没修车的，杨帆正要锁上车步行去考场，杨树林出现了，把自己的车给杨帆，接过杨帆的车，让他赶紧走。杨帆也没多想，骑上正要走，被杨树林叫住，杨树林给了杨帆五十块钱，说要是再扎了，就打车去。
最后一门考的是化学，前面答得都挺顺，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杨帆突然冒出许多想法。突然，杨树林出现在杨帆的脑海中。杨帆想，他怎么会在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突然出现，是不是一直在跟踪我啊。这个想法让杨帆气愤不已，以至于第一遍读题的时候居然没看明白。又看了一遍，还是不明白。看完第三遍的时候，杨帆意识到，正在参加的似乎是化学考试。看了五遍，杨帆确定了这是化学考试，但是不知道在考什么。一看时间不多了，杨帆就把能想到的和题目似乎有关的化学符号和方程式都写在卷子上，写完卷子上还剩一点儿地方，离考试结束还有时间，杨帆就把元素周期表搬了上去——反正多写也不扣分，说不定碰上个有爱心的阅卷老师，还能多得一两分。
化学没考好，杨帆回家就把气撒在杨树林身上，问他为什么要跟踪自己。杨树林矢口否认。杨帆说，第一天，我刚出家门你也出来，那天你请假了，你出去干什么了。第二天，为什么到了学校门口才把准考证给我，难道真是那时候你才追上我，其实你早就发现我没带准考证了吧。第三天，为什么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你就正好出现，怎么就这么巧。杨树林想了想说，是挺巧的，不过北京就这么大，就正巧碰上了呗。
杨帆说，我考不上大学就赖你。
杨树林说，那明年再考的时候，我肯定不跟踪了。
杨帆说，有本事你就继续跟踪，反正复读的学费你给我掏。
杨树林说，你别赌气，学费是我掏，可是青春是你的。
杨帆觉得，自己报外地大学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让杨树林纳闷的是，杨帆怎么知道自己第一天跟踪他出门了，那天杨帆骑车的时候并没有回头啊。
出分前，杨帆一直期呆着这一天：把外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往桌上一拍，就收拾好行李，不等杨树林反应过来，说一句，我走了，便推门而出。
分数出来了，够第二志愿那所学校的录取线，杨帆认为就要摆脱杨树林了，开始珍惜和杨树林在一起的每一天，并为自己的异乡求学做着准备。
但是，通知书上印的是北京的一所大学。杨帆想肯定是印错了，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别人的通知书上了。去查，说没错。杨帆想，那就是把南京印成北京了。又去查，还说没错。杨帆想，自己填了服从分配，会不会是被分配的，但是分数不低啊，不至于被调剂。又去查，这所学校竟然是自己的第二志愿。
原来，杨树林听沈老师说杨帆报的都是外地院校，便赶到学校，掏出户口本，证明了和杨帆的父子关系后，擅自将杨帆的志愿都改成北京的学校。
得知真相后，杨帆气急败坏地说，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可以准备我复读的学费了，你报的学校我不上。
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杨帆改变了主意，他想，别跟自己过不去，一年的时间干点儿什么不好，不能浪费在复读上。于是拿着通知书坐公共汽车去报到。路上，杨帆想，虽然没去成外地，但我不回家就得了，既然学校是北京的，那我就把家当成在外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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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每个宿舍都有电话，一栋楼只有一部，在一楼传达室。一栋楼住了一千多人，他们的亲友只能通过这一部电话找到他们，于是这部普普通通的国产电话机便肩负起不平凡的使命，从就职之日起，几乎没歇过，除了响铃，便是攥在某个学生的手心里，或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原本黑色的机身，现在都磨白了，因为有些人说话喷唾沫腥子，话筒说话那端已经有了异味，在意的学生打的时候，把话筒离鼻子和嘴一拃以上，喊着说。学校并没有为此更换新的，除了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外，也知道换了新的用不了几天还得有味儿，所以仍让这部电话机服役，二十四小时为学生服务。
有些家长知道想把电话打进来比打市长热线还难，所以没什么急事儿就不打，而杨树林却有一种锲而不舍地精神，自己在家呆着无聊了，就以降温了、刮风了、闹流感了等事件为借口，打电话让杨帆加以防范，但每次打的时候都占线，于是杨树林举着话筒，不停地按重播键，导致该键磨损严重。三年后，当杨帆家换电话机的时候，这个键已经凹进去了，别的键还都鼓着。工夫不负有心人，连续按个两三天，到了子夜或黎明时分，电话就打进去了。往往这时候，温度都回升了，风也停了，流感改猩红热了。
杨帆经常在三更半夜被楼下的老头通过传呼器叫醒，迷迷糊糊地下了楼，拿起话筒，以为杨树林有什么事儿，杨树林在电话那头说，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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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说，就在你家胡同口，问他干吗去，他也没说。
杨帆说，他可能是上班去了。
到了学校，还没到进考场时间，杨帆坐在操场上等。满场都是考生和家长，有的打着遮阳伞，有的拿着便携式电扇，有的抱着冰块。杨帆掏出保温壶，心说，大热天的，还让我喝开水。喝了一口，竟然清凉爽口，还有点儿甜，倒杯里一看，是绿豆汤。杨帆又喝了两口，不敢多喝，怕上厕所。
考完回到家，杨树林果然没有问考得怎么样，只是说，绿豆汤够甜吗，用不用多放点儿糖，下午再带一壶。
第一天杨帆考得还行。第二天，杨帆刚到学校门口，听见杨树林叫他。杨帆说，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不让你来吗，成心不让我考好吧。正要急，杨树林说，你没带准考证。杨帆一翻书包，果然没带。接过准考证，说，行了，你赶紧走吧。杨树林没再多说话，骑上车就走了。
第三天，杨帆的自行车在路上扎了，骑了才一半的路，附近也没修车的，杨帆正要锁上车步行去考场，杨树林出现了，把自己的车给杨帆，接过杨帆的车，让他赶紧走。杨帆也没多想，骑上正要走，被杨树林叫住，杨树林给了杨帆五十块钱，说要是再扎了，就打车去。
最后一门考的是化学，前面答得都挺顺，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杨帆突然冒出许多想法。突然，杨树林出现在杨帆的脑海中。杨帆想，他怎么会在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突然出现，是不是一直在跟踪我啊。这个想法让杨帆气愤不已，以至于第一遍读题的时候居然没看明白。又看了一遍，还是不明白。看完第三遍的时候，杨帆意识到，正在参加的似乎是化学考试。看了五遍，杨帆确定了这是化学考试，但是不知道在考什么。一看时间不多了，杨帆就把能想到的和题目似乎有关的化学符号和方程式都写在卷子上，写完卷子上还剩一点儿地方，离考试结束还有时间，杨帆就把元素周期表搬了上去——反正多写也不扣分，说不定碰上个有爱心的阅卷老师，还能多得一两分。
化学没考好，杨帆回家就把气撒在杨树林身上，问他为什么要跟踪自己。杨树林矢口否认。杨帆说，第一天，我刚出家门你也出来，那天你请假了，你出去干什么了。第二天，为什么到了学校门口才把准考证给我，难道真是那时候你才追上我，其实你早就发现我没带准考证了吧。第三天，为什么我自行车坏了的时候你就正好出现，怎么就这么巧。杨树林想了想说，是挺巧的，不过北京就这么大，就正巧碰上了呗。
杨帆说，我考不上大学就赖你。
杨树林说，那明年再考的时候，我肯定不跟踪了。
杨帆说，有本事你就继续跟踪，反正复读的学费你给我掏。
杨树林说，你别赌气，学费是我掏，可是青春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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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前，杨帆一直期呆着这一天：把外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往桌上一拍，就收拾好行李，不等杨树林反应过来，说一句，我走了，便推门而出。
分数出来了，够第二志愿那所学校的录取线，杨帆认为就要摆脱杨树林了，开始珍惜和杨树林在一起的每一天，并为自己的异乡求学做着准备。
但是，通知书上印的是北京的一所大学。杨帆想肯定是印错了，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别人的通知书上了。去查，说没错。杨帆想，那就是把南京印成北京了。又去查，还说没错。杨帆想，自己填了服从分配，会不会是被分配的，但是分数不低啊，不至于被调剂。又去查，这所学校竟然是自己的第二志愿。
原来，杨树林听沈老师说杨帆报的都是外地院校，便赶到学校，掏出户口本，证明了和杨帆的父子关系后，擅自将杨帆的志愿都改成北京的学校。
得知真相后，杨帆气急败坏地说，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可以准备我复读的学费了，你报的学校我不上。
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杨帆改变了主意，他想，别跟自己过不去，一年的时间干点儿什么不好，不能浪费在复读上。于是拿着通知书坐公共汽车去报到。路上，杨帆想，虽然没去成外地，但我不回家就得了，既然学校是北京的，那我就把家当成在外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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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家长知道想把电话打进来比打市长热线还难，所以没什么急事儿就不打，而杨树林却有一种锲而不舍地精神，自己在家呆着无聊了，就以降温了、刮风了、闹流感了等事件为借口，打电话让杨帆加以防范，但每次打的时候都占线，于是杨树林举着话筒，不停地按重播键，导致该键磨损严重。三年后，当杨帆家换电话机的时候，这个键已经凹进去了，别的键还都鼓着。工夫不负有心人，连续按个两三天，到了子夜或黎明时分，电话就打进去了。往往这时候，温度都回升了，风也停了，流感改猩红热了。
杨帆经常在三更半夜被楼下的老头通过传呼器叫醒，迷迷糊糊地下了楼，拿起话筒，以为杨树林有什么事儿，杨树林在电话那头说，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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