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顶点笔趣阁 www.ddbiquge.co，中国通史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地海渊全文阅读
光绪三十一年（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4《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5《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985年版，第7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075页。
第二十章张謇第一节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853年7月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岁就读于乡间私塾。岁考取秀才。9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87）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88）到光绪十八年（892），总共25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2，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2《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力量。
光绪二十年（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3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张季子九录·文录·致黄学使函》。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904），该厂增加资本3万两，纱锭2万余枚。三十三年（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00万两，纱锭2.万枚。到宣统三年（9）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900）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0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2万多亩土地，看来好象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000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陆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300余户，丁口500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首”（押租）钱00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90—907），张謇先后创办了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0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讲习（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90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
第二节在两个世纪之交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速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0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23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月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
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2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90年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90年3月5日）以后陆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42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90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民的关心和。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此后，张謇日益明2参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第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
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年（90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第三节辛亥革命前后光绪三十一年（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廷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特别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袁世凯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张謇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年之久。光绪二十七年（90）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显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90）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吹嘘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909）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韫。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清廷并没有为张謇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4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咨议局会议，决定再次请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张謇日记》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张一鏖《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
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
此次请愿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9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廷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9）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铤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廷“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月7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五月十二日张謇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劻、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咨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人（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三日（0月4日）又赶到武昌。十六日，大维纱厂、布厂同时开工，紧接着便是频繁的宴会，以欢庆他的经济势力伸入华中地区的中心。丰厚的利润几乎使他陶醉忘忧。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总机关被破获的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瑞澂畅谈到深夜。十九日（0月0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已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
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当地新军已在酝酿起义，还有什么导淮可言呢？二十日，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赶回南京。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但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终于使张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大势已去。他重新判断时局，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九月十八日（月8日），通州也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謇的哥哥张謇且出任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王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十一月初一日（月2日），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赴沪，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晤谈。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表明了与清皇朝决绝。他接受了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但这并非是真心实意革命。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2总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时结束，由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不相统率；就是江苏省内，也出现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为政、相互争持的现象。张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第二步是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而第三步则是通过“南北和谈”，把独立各省的政权汇总起来，统统移交给袁世凯。根据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稿，可以知道张謇等人曾经设计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经过他们的多方面活动，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终于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所正式开议，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
可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六日（2月25日）到达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由于这位革命领袖在同盟会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由于黄兴等人极力维护革命阵营的统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导的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持刘厚生《张謇传记》，第80—82页。
《自订年谱》辛亥八月。
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消极态度。他很快就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同时，他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联络章太炎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改组为统一党，用意都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为职志。所以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时，便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十二月二十五日（92年2月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张謇认为“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所谓难，是指结束革命远远难于结束清朝。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经孙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职，使之离开北方巢穴，以便对他有所约束。而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等鼓噪，大体上都与张謇的意愿相吻合。
92年3月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自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马上参加袁记内阁。这是由于他刚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2。说穿了，就是想掩盖自己反孙拥袁的政治立场，而以在野的身份为袁“拾遗补阙”和“遥为声援”。他先后参与了共和党、进步党的建立，以对抗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府和上海军政府的结束及遣散民军有所策划张罗。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苏以至南方局势已经初步稳定，才亲自北上拜会袁世凯，表面上仅仅是就盐法改革有所陈说，实际上是参与共和党筹谋如何分化革命派并袁政府“集权统一”。
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大展“棉铁主义”宏图的时候，93年3月日出现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惨遭暗杀的案件，整个政局重新动荡，南北战争一触即发。张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对武力讨袁，力主“持以镇静”和“法律解决”。他夸大革命代价的高昂，并且丑化与诋毁革命的领导人，说是孰肯以汗血多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3他以“调停”人自居，实际上都是利用汪精卫、陈陶遗等妥协分子，拉拢并影响黄兴等人，孤立孙中山并反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张謇这种政治态度，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倾向于妥协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立即于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他不明白袁世凯无非是把这个“名流内阁”作为一种装饰品和通向独裁帝制道路的垫脚石，幻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在两年任期中，他“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认真编辑余种法令条例。他主张应把工业发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提倡和保护民营工商业，强调吸收外资须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并拟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实业的计《张謇日记》辛亥九月二十日。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2《张謇日记》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
3《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调和南北致孙少信、王铁珊函》。
划。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他还懂得经济不能离开政治的道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他很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保护本国农、工、商业发展的“贤良”政府，可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最关心的却是复辟帝制，两年来努力制定的来种法令条例往往流于空言。
9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说，“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等，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可是袁世凯决不“释网”，5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95年春，又不惜就“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帝制复辟迫在眉睫，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95年月日，张謇看到上海报纸上有袁世凯将封他为“太傅”的消息之后，在日记上写道“何为若是之纷纷逼迫耶！”9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謇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
但是，张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在欧战期间得到空前发展。截至92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3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0余万两。到924年，大生已增加到4个厂，资本总额达770多万两，纱锭共5万枚，布机共500余台，同时着手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大达轮步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公司林立，垦区扩展，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临黄海的0余英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面积70万亩，投资总额共29万元2。张謇的经济事业在9年前后达到顶峰。
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而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更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同时也使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张謇被迫把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体系濒于土崩瓦解。张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反对共产主义和群众运动，提倡尊孔信佛以谋抵制方兴未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期望祖国富强之心始终未泯，曾撰文指责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主张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他还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得以顺利发展的和平环境。只是由于他已经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这些梦想<:"="_.的幻灭是必然的结果。
92年7月7日，张謇病故。这年春天，他“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曾赋长诗以寄孤愤。结尾几句是“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这便是他暮年处境的自我写照。《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
2《张謇未刊函电》。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如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
第二十一章李善兰李善兰（8—882），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县人。中国微积分学的先驱，近代科学的先行者。
《张季子九录·诗录》。
第一节雅志说算术，心志穷专一浙江省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口，杭州湾北岸。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县境内东北部的硖石镇，沿河两岸有审山、紫微山之胜，俗呼东山、西山，灵秀所钟，代有传人。山下有一李姓读书世家，溯其先祖，乃南宋末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李伯翼，他一生读书谈道，不乐仕进。元初，因其子李衎举贤良方正，授朝请大夫嘉兴路总管府同知，迎养来浙，旋即定居硖石。五百年来，传至十七世孙，名曰李祖烈，号虚谷先生，乃经学名儒。李祖烈初娶望海县知县许季溪的孙女为妻，不幸许氏早逝；继娶妻妹填房，又病故。后续弦崔氏，系名儒崔景远之女，知书达理，性情贤淑。婚后二人感情甚笃，相敬如宾。8年月2日凌晨子时，崔氏生下一子。斯时，李祖烈已年逾40，中年得子，欣喜若狂。他捋着唇边不多的几根胡须，一眼瞥见案头平素最心爱的一盆兰花，正早早地开出了几朵淡红色的花星星儿，竞吐芬芳，于是给刚刚呱呱下地的胖儿子取名叫心兰，字竟芳。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近代科学先驱者的李善兰。
心兰自幼就读于私塾，改取庠名善兰。他资禀颖异，勤奋好学，于所读之诗书，过目即能成诵。
9岁那年，有一天他从父亲的书架上取下来一本古书，一看封面，“九章算术”四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他平时接触的都是四书五经，还从来没有见过数学书呢。打开书本一看，没有“子曰”，没有“之乎者也”，却有什么“方田”、“粟米”、“方程”、“勾股”之类的词儿，令他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从此他便迷上了数学。
到他4岁的时候，又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卷。这是明末徐光启（52—33）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古希腊数学名著。书中欧氏几何学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演绎推理，与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异其旨趣，自有它的特色与长处。李善兰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鲜血液和养料，这使它的数学造诣日趋精深。
又过了几年，作为州县的生员，李善兰到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因做不好八股文章，未曾中举。虽落第而归，但却在杭州的书坊摊头买到了金元数学家李冶关于“天元术”的名著《测圆海镜》以及清初学者戴震的《勾股割圆记》，带回家来，仔细研读，数学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海盐人吴兆圻《读畴人书有感示李壬叔》诗中说“众流汇一壑，雅志说算术。中西有派别，圆径穷密率。”“三统探汉法，余者难具悉。余方好兹学，心志穷专一。”李善兰很重视从实践中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他的经学老师陈奂说他“熟习九数之术，常立表线，用长短式依节候以测日景，便于稽考”。
有一次，李善兰与学友们同游东山。有人问他东山有多高？他立即从地《海宁州志稿》、《清史稿》、《畴人传》及其后诸书均误作“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今据原始资料《苞溪李氏家乘》（祠堂藏版，890）卷六改。
《硖川诗续钞》卷五。
上拾起一根草芥，平伸手臂，眯着眼睛，沿着草芥顶端对准东山一瞄，随即脱口而出“二十六丈！”同行者无不惊讶。原来他是用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目测心算算出了东山的高度。
李善兰结婚那天的晚上，要拜堂了，却不见了新郎，大家都很着急。他的二弟心梅和小弟心葵却心中有数，他们跑上二楼的阁楼上一看，大哥正猫着身子，探头于窗外，聚精会神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呢！原来李善兰为了研究数学和天文历法，平时经常独自上东山，观测象纬■次。当晚，他来不及上山去了，只好跑到阁楼的窗台上进行每天例行的天象观测。
第二节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840年，李善兰29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842年5月，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乍浦离李善兰的家乡硖石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他耳闻目睹了侵略者烧杀淫掠的血腥罪行，满怀悲愤，奋笔疾书《乍浦行》一诗“壬寅四月夷船来，海塘不守城门开。官兵畏死作鼠窜，百姓号哭声如雷。夷人好杀攻用火，飞炮轰击千家灰饱惊十日扬帆去，满城尸骨如山堆。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2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对清政府临敌不战的强烈谴责，以及他对敌主战的坚决态度。
人民群众不堪忍受侵略者的凌辱。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七姑的女子，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死不屈，投井自尽。李善兰写了一首民歌体裁的《刘烈女》诗夷船海上来，将军不敢守。
炮声一震魂魄丧，骑马掩耳出城走。
呜呼！将军性命重如此，烈女乃于井中死。
用通俗明白的语言对比描绘“将军”和“烈女”的形象，褒贬爱憎的感情色彩何其鲜明！李善兰还在《汉奸谣》2一诗中痛斥那些“割民首级争献功”的民族败类，对于“街头义勇捉汉奸”、“为尔良民一雪仇”的举动则表示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鸦片战争血淋淋的事实，激发了李善兰忧国忧民和科学救国的进步思想。他说“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其制器之精，算学明也。”3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希望“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4。从此，他自己便身体力行，在家乡刻苦从事数学研究工作。
2陈奂《师友渊源记》。
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2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3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4李善兰《重学》序，8年。
第三节步算中西独绝伦，小李将军算法奇845年前后，李善兰在嘉兴陆费家设馆授徒，得以与江浙一带的学者（主要是数学家）顾观光（）、张文虎（）、汪曰桢（83—88）等人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此间，李善兰有关于“尖锥术”的著作《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问世。
李善兰的尖锥术，可以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色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由于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包括微积分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一直未能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数学界，除了见到零星几个由传教士带进来的三角函数无穷级数表达式和对数计算方法之外，其余则一概不知。就是这些公式和方法，也只有结论，没有推导的过程和计算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李善兰异军突起，独辟蹊径，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中国传统数学中垛积术和无穷小极限方法的基础上，发明尖锥术，不仅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而且还具备了解析几何思想和一些重要定积分公式的雏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首先，李善兰所创立的尖锥概念，是一种处理代数问题的几何模型。它由互相垂直的底线、高线和凹向的尖锥曲线所组成，并且在考虑尖锥合积的问题时，也是使诸尖锥有共同方向上的底和高，这样的底和高具有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纵、横两个坐标的作用。
其次，这种尖锥是由乘方数渐增渐迭而得，尖锥曲线是由随同乘方数一起渐增渐迭的底线和高线所确定的点变动而成的轨迹。由于李善兰把每一条尖锥曲线看作是无穷幂级数中相应的项，实际上他给出了直线（长方、平尖锥）、抛物线（立尖锥）、立方抛物线（二乘尖锥）的方程。他的对数合尖锥还相当于给出了等轴双曲线的方程。
再次，李善兰的尖锥求积术，实质上就是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和逐项积分的运算法则。同时，李善兰用这种积分的方法，配合还原（级数回求）、商除等代数运算方法，卓有成效地展开了许多超越函数的研究，这也是属于微积分学早期阶段的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的对数论，它建立在尖锥术的基础上，独具特色，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誉。伟烈亚力（.—887）说“李善兰的对数论，使用了具有独创性的一连串方法，达到了如同圣文森特的j.格雷戈里（—75）发明双曲线求积法时同样漂亮的结果。”“倘若李善兰生于j.纳皮尔（—7）、h.布里格斯（—3）之时，则只此一端即可名闻于世。”5顾观光发觉李善兰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简捷、高明，认为这是洋人“故为委曲繁重之算法以惑人视听”，因而大力表彰“中土李（善兰）、戴（煦）诸公又能入其室而发其藏”，大声疾呼“以告中土之受欺而不悟者”。
在李善兰尖锥术的基础上，解析几何思想和微积分方法的萌芽，是可以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数学也可能以自己特殊的方5李善兰《重学》序，8年.
>
式走上近代数学的道路。只是几年以后，到了852年，李善兰便接触到了大量从西方传进来的近代数学，并参与了把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介绍进中国的翻译工作。从此，中国传统数学逐渐汇入世界数学的发展洪流之中。
清初有两位天算大师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28—82）、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33—72），当时号称“二庵”。蒋学坚说“李先生算学为中外所共仰，国初王晓庵、梅勿庵二先生后，当首屈一指。”2又有诗称李善兰“步算中西独绝伦”、“王梅而后此传人”，“二庵之后更推谁，小李将军算法奇”。
2顾观光《■賸余稿》卷下，《武陵山人遗书》，883年。
蒋学坚《李壬叔先生〈则古昔斋遗诗〉跋》，《怀亭文录》。
第四节朝译几何，暮译重学852年夏天，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将自己的数学著作给主持书馆的英国传教士w.h.麦都思（—857）展阅，其时住于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出了几道数学难题请教李善兰，李善兰一一作了正确的解答。于是伟烈亚力便请他留在上海合作翻译西方数学书籍。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的数学书有《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3卷和《代微积拾级》8卷等。
据伟烈亚力说，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英文版本“校勘未精，语讹字误，毫厘千里，所失匪轻”，而“（李善兰）君固精于算学，于几何之术，心领神悟，能言其故。于是相与翻译，余口之，君笔之。删芜正讹，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病，则李君之力居多。余得以借手告成而已”2。看来，这并非谦虚之词。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伟烈亚力口述，李善兰笔录。这种笔录，是对口述的再翻译，整理、加工、乃至创造的比重是很大的。李善兰自己也说“当笔受时，辄以意匡补”，如此“屡作屡辍，凡四历寒暑，始卒业”，“伟烈亚力君言，异日西士欲求是书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该书于85年译毕，857年出版发行。
英国数学家.棣么甘（a，80—87）的《代数学》（>
内容包括代数方程、方程组、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及其幂级数展开式等。这是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的译本，西方通用的一些代数符号，例如＝，×，÷，拉伯数码字用一、二、三个英文字母用中国传统的十天干（甲、乙、丙二地支（子、丑、寅加四元（天、地、人、物）来表示。
美国e.罗密士（，8—899）的《代微积拾级》（850）是一部高等数学的教科书，内容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初步，“由易而难若阶级之渐升”。译文用“微”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符号d，用“积”的偏旁“禾”表示积分符号∫，再配合其他相应的表示方法，象这样的积分式+=++òl便被译为禾甲⊥天彳天甲⊥天对⊥然同当今通用的数学符号和表达方式相比还相差甚远，但这是高等数学第一次被介绍进中国，在中国近现代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翻译《几何原本》的同时，李善兰和伟烈亚力还翻译了西方力学著作《重学》，真所谓“朝译几何，暮译重学”2，十分紧张和辛苦。《重学》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力学译著，也是当时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
2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882年。
伟烈亚力《几何原本》译序，85年。
2李善兰《几何原本》译序，85年。
李善兰《重学》序，8年。
从年，李善兰除了翻译出版上述数学和力学的著作外，还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天文学著作《谈天》和植物学著作《植物学》（英国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这也是西方近代天文学和植物学首次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翻译过程中，大量的近代科学名词，在汉语中都没有先例供参考。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李善兰仔细思考，反复斟酌，十分贴切恰当地创译了一大批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中的科学名词，例如代数、常数、变数、已知数、未知数、函数、系数、指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轴、切线、法线、渐近线、微分、积分；历元、方位、视差、章动、自行、摄动、光行差、月行差、月角差、二均差、蒙气差、星等、变星、双星、三合星、本轮、均轮；分力、合力、质点、刚体；细胞、植物；等等。00多年来，这些科学名词不仅在我国流传下来，扎下了根，还飘洋过海，东渡日本等国，沿用至今而勿替。如今，当我们天天和这些熟悉的科学名词打交道时，饮水思源，李善兰的开创之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
李善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翻译工作，加上七十年代初徐寿（88—884）翻译《化学鉴原》，华蘅芳（）翻译《地学浅释》等，年间，西方近代科学中，数、理、化，天、地、生，各大门类的先进知识都介绍进了中国，这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辅佐洋务新政，实施科学救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皇朝中一部分善于通权达变的封建政治家，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䜣、文祥和拥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实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设备和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起新式的海军和陆军。这些活动，史称“洋务运动”。此时，李善兰投身洋务派官僚集团，积极参与洋务新政中的学术活动，试图以此实现他的科学救国的理想。
8年秋，曾国藩在安庆筹建一个试用机器生产的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先邀著名化学家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到内军械分局研制机动船只，后又将李善兰“聘入戎幄，兼主书局”2。李善兰一到安庆，就拿出因战乱初刊版已毁的《几何原本》等数学书籍对曾国藩说“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在曾国藩的下，于85年在金陵（南京）出版了5卷足本《几何原本》。曾国藩亲自为之作序，推荐此书。这对当时中国的数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8年，曾国藩在上海筹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局，他“邮致三百金”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算书，这样就有了87年金陵刊本的李善兰数学著作《则古昔斋算学》付梓问世。与此同时，在南京开办金陵机器局的李鸿章也资助李善兰重刻《重学》8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收有他多年来的各种数学著作等3种，除前述关于尖锥术的《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外，还有关于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垛积比类》2，关于行星运动轨道研究方面的《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和《椭圆拾遗》，提出别具一格的图解法、堪称我国第一部精密科学意义上的弹道学著作《火器真诀》，在我国级数研究史上带有开创性的《级数回求》，解决了若干有关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问题的《天算或问》，诠释和发扬中国传统数学和历法的《四元解》、《麟德术解》，以及融会中西数学方法的《对数尖锥变法释》。"=""=""></:>
（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地海渊全文阅读
光绪三十一年（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4《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5《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985年版，第7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075页。
第二十章张謇第一节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853年7月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岁就读于乡间私塾。岁考取秀才。9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87）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88）到光绪十八年（892），总共25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2，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2《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力量。
光绪二十年（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3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张季子九录·文录·致黄学使函》。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904），该厂增加资本3万两，纱锭2万余枚。三十三年（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00万两，纱锭2.万枚。到宣统三年（9）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900）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0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2万多亩土地，看来好象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000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陆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300余户，丁口500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首”（押租）钱00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90—907），张謇先后创办了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0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讲习（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90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
第二节在两个世纪之交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速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0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23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月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
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2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90年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90年3月5日）以后陆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42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90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民的关心和。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此后，张謇日益明2参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第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
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年（90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第三节辛亥革命前后光绪三十一年（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廷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特别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袁世凯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张謇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年之久。光绪二十七年（90）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显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90）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吹嘘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909）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韫。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清廷并没有为张謇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4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咨议局会议，决定再次请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张謇日记》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张一鏖《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
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
此次请愿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9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廷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9）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铤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廷“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月7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五月十二日张謇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劻、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咨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人（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三日（0月4日）又赶到武昌。十六日，大维纱厂、布厂同时开工，紧接着便是频繁的宴会，以欢庆他的经济势力伸入华中地区的中心。丰厚的利润几乎使他陶醉忘忧。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总机关被破获的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瑞澂畅谈到深夜。十九日（0月0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已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
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当地新军已在酝酿起义，还有什么导淮可言呢？二十日，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赶回南京。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但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终于使张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大势已去。他重新判断时局，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九月十八日（月8日），通州也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謇的哥哥张謇且出任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王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十一月初一日（月2日），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赴沪，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晤谈。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表明了与清皇朝决绝。他接受了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但这并非是真心实意革命。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2总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时结束，由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不相统率；就是江苏省内，也出现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为政、相互争持的现象。张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第二步是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而第三步则是通过“南北和谈”，把独立各省的政权汇总起来，统统移交给袁世凯。根据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稿，可以知道张謇等人曾经设计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经过他们的多方面活动，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终于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所正式开议，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
可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六日（2月25日）到达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由于这位革命领袖在同盟会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由于黄兴等人极力维护革命阵营的统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导的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持刘厚生《张謇传记》，第80—82页。
《自订年谱》辛亥八月。
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消极态度。他很快就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同时，他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联络章太炎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改组为统一党，用意都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为职志。所以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时，便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十二月二十五日（92年2月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张謇认为“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所谓难，是指结束革命远远难于结束清朝。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经孙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职，使之离开北方巢穴，以便对他有所约束。而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等鼓噪，大体上都与张謇的意愿相吻合。
92年3月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自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马上参加袁记内阁。这是由于他刚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2。说穿了，就是想掩盖自己反孙拥袁的政治立场，而以在野的身份为袁“拾遗补阙”和“遥为声援”。他先后参与了共和党、进步党的建立，以对抗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府和上海军政府的结束及遣散民军有所策划张罗。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苏以至南方局势已经初步稳定，才亲自北上拜会袁世凯，表面上仅仅是就盐法改革有所陈说，实际上是参与共和党筹谋如何分化革命派并袁政府“集权统一”。
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大展“棉铁主义”宏图的时候，93年3月日出现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惨遭暗杀的案件，整个政局重新动荡，南北战争一触即发。张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对武力讨袁，力主“持以镇静”和“法律解决”。他夸大革命代价的高昂，并且丑化与诋毁革命的领导人，说是孰肯以汗血多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3他以“调停”人自居，实际上都是利用汪精卫、陈陶遗等妥协分子，拉拢并影响黄兴等人，孤立孙中山并反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张謇这种政治态度，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倾向于妥协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立即于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他不明白袁世凯无非是把这个“名流内阁”作为一种装饰品和通向独裁帝制道路的垫脚石，幻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在两年任期中，他“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认真编辑余种法令条例。他主张应把工业发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提倡和保护民营工商业，强调吸收外资须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并拟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实业的计《张謇日记》辛亥九月二十日。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2《张謇日记》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
3《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调和南北致孙少信、王铁珊函》。
划。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他还懂得经济不能离开政治的道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他很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保护本国农、工、商业发展的“贤良”政府，可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最关心的却是复辟帝制，两年来努力制定的来种法令条例往往流于空言。
9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说，“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等，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可是袁世凯决不“释网”，5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95年春，又不惜就“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帝制复辟迫在眉睫，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95年月日，张謇看到上海报纸上有袁世凯将封他为“太傅”的消息之后，在日记上写道“何为若是之纷纷逼迫耶！”9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謇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
但是，张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在欧战期间得到空前发展。截至92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3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0余万两。到924年，大生已增加到4个厂，资本总额达770多万两，纱锭共5万枚，布机共500余台，同时着手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大达轮步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公司林立，垦区扩展，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临黄海的0余英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面积70万亩，投资总额共29万元2。张謇的经济事业在9年前后达到顶峰。
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而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更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同时也使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张謇被迫把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体系濒于土崩瓦解。张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反对共产主义和群众运动，提倡尊孔信佛以谋抵制方兴未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期望祖国富强之心始终未泯，曾撰文指责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主张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他还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得以顺利发展的和平环境。只是由于他已经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这些梦想<:"="_.的幻灭是必然的结果。
92年7月7日，张謇病故。这年春天，他“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曾赋长诗以寄孤愤。结尾几句是“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这便是他暮年处境的自我写照。《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
2《张謇未刊函电》。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如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
第二十一章李善兰李善兰（8—882），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县人。中国微积分学的先驱，近代科学的先行者。
《张季子九录·诗录》。
第一节雅志说算术，心志穷专一浙江省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口，杭州湾北岸。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县境内东北部的硖石镇，沿河两岸有审山、紫微山之胜，俗呼东山、西山，灵秀所钟，代有传人。山下有一李姓读书世家，溯其先祖，乃南宋末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李伯翼，他一生读书谈道，不乐仕进。元初，因其子李衎举贤良方正，授朝请大夫嘉兴路总管府同知，迎养来浙，旋即定居硖石。五百年来，传至十七世孙，名曰李祖烈，号虚谷先生，乃经学名儒。李祖烈初娶望海县知县许季溪的孙女为妻，不幸许氏早逝；继娶妻妹填房，又病故。后续弦崔氏，系名儒崔景远之女，知书达理，性情贤淑。婚后二人感情甚笃，相敬如宾。8年月2日凌晨子时，崔氏生下一子。斯时，李祖烈已年逾40，中年得子，欣喜若狂。他捋着唇边不多的几根胡须，一眼瞥见案头平素最心爱的一盆兰花，正早早地开出了几朵淡红色的花星星儿，竞吐芬芳，于是给刚刚呱呱下地的胖儿子取名叫心兰，字竟芳。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近代科学先驱者的李善兰。
心兰自幼就读于私塾，改取庠名善兰。他资禀颖异，勤奋好学，于所读之诗书，过目即能成诵。
9岁那年，有一天他从父亲的书架上取下来一本古书，一看封面，“九章算术”四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他平时接触的都是四书五经，还从来没有见过数学书呢。打开书本一看，没有“子曰”，没有“之乎者也”，却有什么“方田”、“粟米”、“方程”、“勾股”之类的词儿，令他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从此他便迷上了数学。
到他4岁的时候，又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卷。这是明末徐光启（52—33）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古希腊数学名著。书中欧氏几何学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演绎推理，与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异其旨趣，自有它的特色与长处。李善兰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鲜血液和养料，这使它的数学造诣日趋精深。
又过了几年，作为州县的生员，李善兰到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因做不好八股文章，未曾中举。虽落第而归，但却在杭州的书坊摊头买到了金元数学家李冶关于“天元术”的名著《测圆海镜》以及清初学者戴震的《勾股割圆记》，带回家来，仔细研读，数学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海盐人吴兆圻《读畴人书有感示李壬叔》诗中说“众流汇一壑，雅志说算术。中西有派别，圆径穷密率。”“三统探汉法，余者难具悉。余方好兹学，心志穷专一。”李善兰很重视从实践中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他的经学老师陈奂说他“熟习九数之术，常立表线，用长短式依节候以测日景，便于稽考”。
有一次，李善兰与学友们同游东山。有人问他东山有多高？他立即从地《海宁州志稿》、《清史稿》、《畴人传》及其后诸书均误作“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今据原始资料《苞溪李氏家乘》（祠堂藏版，890）卷六改。
《硖川诗续钞》卷五。
上拾起一根草芥，平伸手臂，眯着眼睛，沿着草芥顶端对准东山一瞄，随即脱口而出“二十六丈！”同行者无不惊讶。原来他是用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目测心算算出了东山的高度。
李善兰结婚那天的晚上，要拜堂了，却不见了新郎，大家都很着急。他的二弟心梅和小弟心葵却心中有数，他们跑上二楼的阁楼上一看，大哥正猫着身子，探头于窗外，聚精会神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呢！原来李善兰为了研究数学和天文历法，平时经常独自上东山，观测象纬■次。当晚，他来不及上山去了，只好跑到阁楼的窗台上进行每天例行的天象观测。
第二节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840年，李善兰29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842年5月，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乍浦离李善兰的家乡硖石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他耳闻目睹了侵略者烧杀淫掠的血腥罪行，满怀悲愤，奋笔疾书《乍浦行》一诗“壬寅四月夷船来，海塘不守城门开。官兵畏死作鼠窜，百姓号哭声如雷。夷人好杀攻用火，飞炮轰击千家灰饱惊十日扬帆去，满城尸骨如山堆。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2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对清政府临敌不战的强烈谴责，以及他对敌主战的坚决态度。
人民群众不堪忍受侵略者的凌辱。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七姑的女子，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死不屈，投井自尽。李善兰写了一首民歌体裁的《刘烈女》诗夷船海上来，将军不敢守。
炮声一震魂魄丧，骑马掩耳出城走。
呜呼！将军性命重如此，烈女乃于井中死。
用通俗明白的语言对比描绘“将军”和“烈女”的形象，褒贬爱憎的感情色彩何其鲜明！李善兰还在《汉奸谣》2一诗中痛斥那些“割民首级争献功”的民族败类，对于“街头义勇捉汉奸”、“为尔良民一雪仇”的举动则表示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鸦片战争血淋淋的事实，激发了李善兰忧国忧民和科学救国的进步思想。他说“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其制器之精，算学明也。”3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希望“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4。从此，他自己便身体力行，在家乡刻苦从事数学研究工作。
2陈奂《师友渊源记》。
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2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3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4李善兰《重学》序，8年。
第三节步算中西独绝伦，小李将军算法奇845年前后，李善兰在嘉兴陆费家设馆授徒，得以与江浙一带的学者（主要是数学家）顾观光（）、张文虎（）、汪曰桢（83—88）等人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此间，李善兰有关于“尖锥术”的著作《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问世。
李善兰的尖锥术，可以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色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由于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包括微积分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一直未能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数学界，除了见到零星几个由传教士带进来的三角函数无穷级数表达式和对数计算方法之外，其余则一概不知。就是这些公式和方法，也只有结论，没有推导的过程和计算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李善兰异军突起，独辟蹊径，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中国传统数学中垛积术和无穷小极限方法的基础上，发明尖锥术，不仅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而且还具备了解析几何思想和一些重要定积分公式的雏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首先，李善兰所创立的尖锥概念，是一种处理代数问题的几何模型。它由互相垂直的底线、高线和凹向的尖锥曲线所组成，并且在考虑尖锥合积的问题时，也是使诸尖锥有共同方向上的底和高，这样的底和高具有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纵、横两个坐标的作用。
其次，这种尖锥是由乘方数渐增渐迭而得，尖锥曲线是由随同乘方数一起渐增渐迭的底线和高线所确定的点变动而成的轨迹。由于李善兰把每一条尖锥曲线看作是无穷幂级数中相应的项，实际上他给出了直线（长方、平尖锥）、抛物线（立尖锥）、立方抛物线（二乘尖锥）的方程。他的对数合尖锥还相当于给出了等轴双曲线的方程。
再次，李善兰的尖锥求积术，实质上就是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和逐项积分的运算法则。同时，李善兰用这种积分的方法，配合还原（级数回求）、商除等代数运算方法，卓有成效地展开了许多超越函数的研究，这也是属于微积分学早期阶段的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的对数论，它建立在尖锥术的基础上，独具特色，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誉。伟烈亚力（.—887）说“李善兰的对数论，使用了具有独创性的一连串方法，达到了如同圣文森特的j.格雷戈里（—75）发明双曲线求积法时同样漂亮的结果。”“倘若李善兰生于j.纳皮尔（—7）、h.布里格斯（—3）之时，则只此一端即可名闻于世。”5顾观光发觉李善兰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简捷、高明，认为这是洋人“故为委曲繁重之算法以惑人视听”，因而大力表彰“中土李（善兰）、戴（煦）诸公又能入其室而发其藏”，大声疾呼“以告中土之受欺而不悟者”。
在李善兰尖锥术的基础上，解析几何思想和微积分方法的萌芽，是可以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数学也可能以自己特殊的方5李善兰《重学》序，8年.
>
式走上近代数学的道路。只是几年以后，到了852年，李善兰便接触到了大量从西方传进来的近代数学，并参与了把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介绍进中国的翻译工作。从此，中国传统数学逐渐汇入世界数学的发展洪流之中。
清初有两位天算大师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28—82）、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33—72），当时号称“二庵”。蒋学坚说“李先生算学为中外所共仰，国初王晓庵、梅勿庵二先生后，当首屈一指。”2又有诗称李善兰“步算中西独绝伦”、“王梅而后此传人”，“二庵之后更推谁，小李将军算法奇”。
2顾观光《■賸余稿》卷下，《武陵山人遗书》，883年。
蒋学坚《李壬叔先生〈则古昔斋遗诗〉跋》，《怀亭文录》。
第四节朝译几何，暮译重学852年夏天，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将自己的数学著作给主持书馆的英国传教士w.h.麦都思（—857）展阅，其时住于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出了几道数学难题请教李善兰，李善兰一一作了正确的解答。于是伟烈亚力便请他留在上海合作翻译西方数学书籍。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的数学书有《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3卷和《代微积拾级》8卷等。
据伟烈亚力说，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英文版本“校勘未精，语讹字误，毫厘千里，所失匪轻”，而“（李善兰）君固精于算学，于几何之术，心领神悟，能言其故。于是相与翻译，余口之，君笔之。删芜正讹，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病，则李君之力居多。余得以借手告成而已”2。看来，这并非谦虚之词。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伟烈亚力口述，李善兰笔录。这种笔录，是对口述的再翻译，整理、加工、乃至创造的比重是很大的。李善兰自己也说“当笔受时，辄以意匡补”，如此“屡作屡辍，凡四历寒暑，始卒业”，“伟烈亚力君言，异日西士欲求是书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该书于85年译毕，857年出版发行。
英国数学家.棣么甘（a，80—87）的《代数学》（>
内容包括代数方程、方程组、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及其幂级数展开式等。这是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的译本，西方通用的一些代数符号，例如＝，×，÷，拉伯数码字用一、二、三个英文字母用中国传统的十天干（甲、乙、丙二地支（子、丑、寅加四元（天、地、人、物）来表示。
美国e.罗密士（，8—899）的《代微积拾级》（850）是一部高等数学的教科书，内容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初步，“由易而难若阶级之渐升”。译文用“微”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符号d，用“积”的偏旁“禾”表示积分符号∫，再配合其他相应的表示方法，象这样的积分式+=++òl便被译为禾甲⊥天彳天甲⊥天对⊥然同当今通用的数学符号和表达方式相比还相差甚远，但这是高等数学第一次被介绍进中国，在中国近现代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翻译《几何原本》的同时，李善兰和伟烈亚力还翻译了西方力学著作《重学》，真所谓“朝译几何，暮译重学”2，十分紧张和辛苦。《重学》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力学译著，也是当时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
2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882年。
伟烈亚力《几何原本》译序，85年。
2李善兰《几何原本》译序，85年。
李善兰《重学》序，8年。
从年，李善兰除了翻译出版上述数学和力学的著作外，还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天文学著作《谈天》和植物学著作《植物学》（英国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这也是西方近代天文学和植物学首次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翻译过程中，大量的近代科学名词，在汉语中都没有先例供参考。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李善兰仔细思考，反复斟酌，十分贴切恰当地创译了一大批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中的科学名词，例如代数、常数、变数、已知数、未知数、函数、系数、指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轴、切线、法线、渐近线、微分、积分；历元、方位、视差、章动、自行、摄动、光行差、月行差、月角差、二均差、蒙气差、星等、变星、双星、三合星、本轮、均轮；分力、合力、质点、刚体；细胞、植物；等等。00多年来，这些科学名词不仅在我国流传下来，扎下了根，还飘洋过海，东渡日本等国，沿用至今而勿替。如今，当我们天天和这些熟悉的科学名词打交道时，饮水思源，李善兰的开创之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
李善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翻译工作，加上七十年代初徐寿（88—884）翻译《化学鉴原》，华蘅芳（）翻译《地学浅释》等，年间，西方近代科学中，数、理、化，天、地、生，各大门类的先进知识都介绍进了中国，这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辅佐洋务新政，实施科学救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皇朝中一部分善于通权达变的封建政治家，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䜣、文祥和拥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实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设备和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起新式的海军和陆军。这些活动，史称“洋务运动”。此时，李善兰投身洋务派官僚集团，积极参与洋务新政中的学术活动，试图以此实现他的科学救国的理想。
8年秋，曾国藩在安庆筹建一个试用机器生产的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先邀著名化学家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到内军械分局研制机动船只，后又将李善兰“聘入戎幄，兼主书局”2。李善兰一到安庆，就拿出因战乱初刊版已毁的《几何原本》等数学书籍对曾国藩说“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在曾国藩的下，于85年在金陵（南京）出版了5卷足本《几何原本》。曾国藩亲自为之作序，推荐此书。这对当时中国的数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8年，曾国藩在上海筹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局，他“邮致三百金”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算书，这样就有了87年金陵刊本的李善兰数学著作《则古昔斋算学》付梓问世。与此同时，在南京开办金陵机器局的李鸿章也资助李善兰重刻《重学》8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收有他多年来的各种数学著作等3种，除前述关于尖锥术的《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外，还有关于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垛积比类》2，关于行星运动轨道研究方面的《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和《椭圆拾遗》，提出别具一格的图解法、堪称我国第一部精密科学意义上的弹道学著作《火器真诀》，在我国级数研究史上带有开创性的《级数回求》，解决了若干有关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问题的《天算或问》，诠释和发扬中国传统数学和历法的《四元解》、《麟德术解》，以及融会中西数学方法的《对数尖锥变法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