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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夫民贼蒋介石终于垮台了！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
毛泽东深知老友说这番话的各种含义，也顺着柳亚子的话音笑着说道：“我再加上一句：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同意吧？”
“同意，同意！”柳亚子听后心中久存的块垒完全化解，遂指着院中，“润之，请进，你我在此品茗交谈，不也是一种快事吗？”
查柳亚子先生的日记，这天记道：“午餐后假寐，二时即醒。忽毛泽东偕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讷来访，先至心情略淡，旋来于益寿堂后轩谈诗甚畅……”
接着，毛泽东与柳亚子相偕游有名的长廊。时下的毛泽东已经不是指挥雄兵百万的三军统帅了，完全化作一位纯粹的文化人兼史学家，与一代诗坛盟主柳亚子进行文化心理的沟通。当他们看见长廊中的那一幅幅画作的时候，一定会在品评我国民间画师笔下艺术的同时，还会想到他们那不求功名的风节。自然，他们置身这皇家公园之中，也一定会触景生情，发些文人那特有的感慨。据史记载，柳亚子曾说：“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立她的乐园，真是无耻！”
对此宏论，毛泽东是赞成的。但是，当他想到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遂又讲了这样一段话：“你说得好啊！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也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好吧！”
柳亚子用心品评毛泽东的这番议论，顿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为此，他唯有啧啧称道。
接着，毛泽东与柳亚子提出要去看仁寿殿，由于没有准备，遂改为看龙王庙。这样一来，毛泽东与柳亚子又泛舟昆明湖上，他们二人随意地议论着那独具特色的话题。
柳亚子说道：“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一句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尚未成功。你们几起几落，终于取得了胜利。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
“先生所言极是！”毛泽东也颇有感慨地说道，“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革命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其中是有很多教训可以汲取的。”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知道共产党迟早是要胜利的，这是肯定的。”
“你作为我的老朋友，可以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
“我认为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全国人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我看，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样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润之你用的是什么妙计？”
“我也说句老实话，”毛泽东笑了笑说，“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得像诸葛亮那样，用借东风、空城计；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仗没有什么妙计。”
“那你靠什么打这样多的胜仗呢？”
“孙子兵法讲的知己知彼四个字，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那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让我说，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
“人民？……”柳亚子若有所思地自语。
“对！这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平心静气地说，“先生想想看，一百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用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只木船、木排筏子，在我们的大炮掩护下，很快就把三十万大军运到了长江南岸。有意思的是，像这样大的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你看有何等的奇妙啊！”
“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民心啊！”
“这才是真正的妙计啊！”毛泽东望着微然颔首的柳亚子又风趣地说道，“我还可以告诉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真正的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
两位诗友谈古论今，兴致不减。当柳亚子说起当年身受政治迫害的往事时，毛泽东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
诚如当事人所记：“两只游船，一前一后，很快划到昆明湖南侧的龙王庙上岸。但是，龙王庙也不清静，这里也挤满了游园的群众。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毛主席来了，站在岸边，台阶上，坡坎上，期待着，而更多的游园群众，仍然在向这里拥来。”怎么办？“游人太多了，我们的工作，又缺乏充分的准备，唯恐拥挤出了问题。毛主席也同意，只好放弃了看龙王庙的打算，便从附近的南小门出了颐和园，乘汽车返回香山驻地。”
毛泽东在如此繁忙的时日里，抽出大半天的时间看望受了周恩来批评的老友柳亚子，应当说是破例行事了！但是，诚如他自己在与柳亚子握别时说：“今天没有看好。”遂于五月五日的上午，“派秘书田家英去颐和园接柳亚子先生到香山寓所叙谈。其间，谈论了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隋朝诗人薛道衡《昔昔盐》、宋朝诗人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等诗篇，并论及其中‘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名句。中午，毛泽东宴请柳亚子，作陪的有朱德、江青及女儿李讷、秘书田家英。毛泽东将上述诸诗句题写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并作一题记：‘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与柳亚子这段交往，不知被多少诗家论及。但是，当我们把他们这段不寻常的交往放到当时那特殊的历史中，以及在其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件中去剖析，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是那样的珍重昔情旧谊，而且也由此透视出了毛泽东是何等谨慎地处理与民主人士的关系！
毛泽东在做老友柳亚子先生工作的同时，依然把主要精力用于解放全国的军事部署以及接收南京，准备接收上海的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大事上。就在他约见柳亚子的前夕——四月三十日，收到总前委转来的电文，“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他感到问题十分严重，遂于五月三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总前委及有关人员：
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外事无小事。对此，我们常年在农村打天下的指战员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的。或许中央考虑到我人民解放军无办理外事方面的经验，遂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议定：由黄华赶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
黄华原系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既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的弟子，又是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同学。因此，当司徒雷登获悉自己的弟子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之后，遂派傅泾波于五月六日前来拜会。
据史记述：傅泾波、黄华在燕京大学同窗于“一二·九”运动的前夜，分手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十几年来，他们二人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些年来，黄华虽然没有机会与傅泾波打交道，然而他却完全清楚，这位老同学早已追随所谓的恩师司徒雷登，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全身心地为美国效力。在他看来，傅的这次来访一定是亲受司徒雷登指派，或曰是代表美国利益的。因此，他作为中央委派负责办理外事的官员，在没有了解傅泾波的全部来意之前，只有采取“听”的态度。
傅泾波的身上毕竟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再加上这些年来的耳濡目染，他很是相信所谓“人情”的。说句实在话，司徒雷登指派他来造访黄华，也是包含着“师生之情”和“同窗之谊”的。两位老同学寒暄过后，傅泾波便主动地告诉黄华：长年生活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已经逐渐了解到美国过去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时下，司徒雷登已获得美国政府国务卿艾奇逊的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最后，他特别作了说明：“司徒大使已表露一九四六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自然明白傅泾波讲的上述这番话的真实含义，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上述讲话还包含着投石问路的性质。对此，他只表示：“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接着，黄华把与傅泾波会谈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并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会面？
毛泽东在接到黄华报告的同时，又通过其他途径收到了另外一份外事情报：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于月初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只有对解放区各级政府给以事实上的承认，才能在维持领事关系的基础上有效保护西方的利益，否则，便可能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的侨民和西方利益带来有害影响。美国务卿艾奇逊接到司徒雷登的报告后，是日指示驻有关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讨此事。艾奇逊强调，不论是主动表示将给予承认或通过官方声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共寻求承认的措施将受到欢迎，所有这些做法均不可取；有关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应结成‘共同阵线’。”毛泽东将这两份报告加以认真地比较与分析，明确地感到：一、英国与美国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或曰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态度上开始发生了分歧；二、美国政府与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微妙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清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华政策上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他抓住这一关键的时机，重点解决与美国的外交问题。为此，他于五月十日电示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割断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或许是我军攻占南京及江南各中小城市发生问题过多，抑或是他们从毛泽东一系列的电令中感到了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总前委给中央发了一件十分重要的电报：
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加以上海、杭州于部尚在长江北岸，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为此建议：1．七兵团应照粟（裕）张（震）命令迫近杭州，先以有力部队截断敌之退路，尔后派人与守敌谈判投降，推延一点时间，以便自己作入城准备。．推迟进占浏河时间。．华东局、三野前委及七兵团加紧进入上海、杭州的准备，限期完成，以免仓促被动。
毛泽东读罢这则电文，引出很多感慨！昔日，没有攻占大城市的时候，竭尽全力创造一切军事条件去占领；时下，攻占大市的军事时机完全成熟了，可又必须因为政治准备不足而推延。然而军事的发展往往又是超出常人所料之外的，一旦驻守上海、杭州的敌军猝然撤退怎么办？在如此动荡不定的特殊岁月里，像上海、杭州这样大的城市是不能出现真空的。他历经几天的深思熟虑，遂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发去了《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的电令：
（一）总前委陷辰电悉。（二）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即姬鹏飞）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涵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况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三）上海在辰灰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伟大号召的时候，就曾明确地指出：“党和军队的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他还指出“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然而，从三十五军接收南京的经验来看，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广大的指战员，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适应大城市的环境的。至于说到学会管理大中城市，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我军占领南京以及即将夺取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时候，绝没有我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时的喜悦。相反，他的心情不仅是相当沉重的，而且在发布有关指令的时候也是相当谨慎的。他明白一种全新的“战争”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世人皆知，毛泽东是一位敢于向对手、向困难挑战的大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有着政治远见的大预测家。为了适应迅即攻占、接管大城市这一新形势的到来，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有意布下了如下的几步大棋：
首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提议，选陈云为未来总揽全国经济战线的帅才。诚如前文所述，他在西柏坡亲自向陈云交代了任务。随着渡江战役的临近，他又亲自审阅中央致东北局的电令：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随着南京的解放，全国经济突然出现通胀的形势，毛泽东再请周恩来亲自电示东北：希望陈云及早动身来北平。五月三日，毛泽东收到陈云的电报：“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五月十日前可到北平。”至此，毛泽东才算放心。
其次，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北平、天津的工作中积累有关的经验。举例说，天津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自打一月十五日解放后，虽说社会秩序恢复较快，但生产恢复却很慢，而且还出现了一些预想不到的困难。“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等因素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薄一波曾向中央报告：“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五十三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由于许多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没有着落，这自然是极为严重的问题。那时，毛泽东正全力运筹北平和谈与渡江战役两件大事，当他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很自然地又想到南京，尤其是上海、武汉等工业城市解放之后，一旦发生像天津这样的情况，且又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他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刘少奇到天津去，在解决如何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问题的同时，也为接管南京、上海等江南大中城市积累经验。
刘少奇在天津、唐山等地作了整整一个月的调查研究，除去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外，他还进一步认识到恢复国民经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刘少奇曾讲：“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同时，他还亲自修改、批准了刘少奇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事后简称中财委），还任命陈云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在他的关照下，很快着手组成了领导全国经济恢复以及重建的中财委领导机构，为不久的将来战胜上海等地的不法资本家的经济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虽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未来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由于敌人在溃退之前进行疯狂掠夺，使得本已摇摇欲坠的城市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另外，再加上劳资关系处理不当，以及潜伏特务、黑社会势力肆虐活动，都给城市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的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所谓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济工作的纲领，对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工作，尤其是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没有经验的。向美国学习吗？除去社会性质存在着差异以外，那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不会帮助我们恢复国民生产，而且还要使用军事和经济的手段对我们实行制裁，妄图把我们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面对国内经济的严峻形势，同时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就要实行的各种制裁，毛泽东于五月四日亲自给斯大林发去了求援电，他说：“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与经济任务。解决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要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毛泽东在作出上述带有战略性的部署之后，他的目光依然在对着就要解放的上海。他一边命令未来的陈毅市长立即赶往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的大本营，一边请周恩来调熟悉上海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同志由香港北来，接受中央新的任命。说来也巧，就在陈云入关“升帐”的前后，他们三人也赶到了北平。
据许涤新记述，他们三人安抵北平之后，先住在老战友李克农的住处，相继与李维汉、廖承志等见面。接着分头活动，许涤新拜会老领导——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当时，叶剑英对他说：“大革命失败，广东的干部损失惨重。我不久就要离平到华南去。干部现在成为我的脑子中的大问题，你看香港有什么人才可吸引到广东来？还有你自己，能不能回广东去？”
许涤新向叶剑英解释自己北来的任务之后，遂又把“港工委”的“财经委”的几位同志开列出来交给叶剑英。由此可知，当时接管城市的干部是何等的缺乏！
周恩来于一天夜里十时，在颐年堂与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谈接管上海的工作。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见，告诉陈总（即陈毅）。”他并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许涤新则任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翌日下午，他们三人去香山看望毛主席。对于这次接见，许涤新作了记述：
下午二时左右，由王拓同志陪同我们上香山。龚澎刚从香港来，改穿了解放军军装，要求同我们一道上山。车子走得不快，到香山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我们首先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同志接见我们。因为在重庆谈判时龚澎当过他的翻译，他看到龚澎如此装饰，笑着说：“你穿上军装，不是变成一名男子汉吗？是不是？”汇报香港工作，主要是由汉年说的。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问起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前，港英当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把李任潮（即李济深）留在香港；后来我军大举渡江，直接解放了南京，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让一些“大平绅士”也来参加。毛主席笑着说：“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上海已在我们的包围之中。”我们请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他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至于具体的政策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毛主席情绪很好，在谈了总的指示之后，又对各人谈了几句。他问我：“你不是劳动大学易培基的学生吗？”我答：“是。”他又说：“你们三人都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工作做好啊。”我刚上香山时，心里有两种感觉：一是高兴毛主席能接见我们；二是担心毛主席会提出一些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但是，经过一个多小时谈话之后，这种紧张的情绪就消失了。
如何才能做到在上海“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呢？毛泽东在接见潘汉年等三人之前——五月八日，就下达了“尽量将市区守敌调至外围歼灭，以避免在市区大打”的电令：同意粟（裕）张（震）关于冻结上海物资，截敌逃路的部署，并指出：“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有必要的。”接着，粟裕、张震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作战命令，上海外围战于五月十二日正式打响了！
……（未完待续）
独夫民贼蒋介石终于垮台了！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
毛泽东深知老友说这番话的各种含义，也顺着柳亚子的话音笑着说道：“我再加上一句：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同意吧？”
“同意，同意！”柳亚子听后心中久存的块垒完全化解，遂指着院中，“润之，请进，你我在此品茗交谈，不也是一种快事吗？”
查柳亚子先生的日记，这天记道：“午餐后假寐，二时即醒。忽毛泽东偕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讷来访，先至心情略淡，旋来于益寿堂后轩谈诗甚畅……”
接着，毛泽东与柳亚子相偕游有名的长廊。时下的毛泽东已经不是指挥雄兵百万的三军统帅了，完全化作一位纯粹的文化人兼史学家，与一代诗坛盟主柳亚子进行文化心理的沟通。当他们看见长廊中的那一幅幅画作的时候，一定会在品评我国民间画师笔下艺术的同时，还会想到他们那不求功名的风节。自然，他们置身这皇家公园之中，也一定会触景生情，发些文人那特有的感慨。据史记载，柳亚子曾说：“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立她的乐园，真是无耻！”
对此宏论，毛泽东是赞成的。但是，当他想到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遂又讲了这样一段话：“你说得好啊！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也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好吧！”
柳亚子用心品评毛泽东的这番议论，顿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为此，他唯有啧啧称道。
接着，毛泽东与柳亚子提出要去看仁寿殿，由于没有准备，遂改为看龙王庙。这样一来，毛泽东与柳亚子又泛舟昆明湖上，他们二人随意地议论着那独具特色的话题。
柳亚子说道：“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一句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尚未成功。你们几起几落，终于取得了胜利。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
“先生所言极是！”毛泽东也颇有感慨地说道，“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革命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其中是有很多教训可以汲取的。”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知道共产党迟早是要胜利的，这是肯定的。”
“你作为我的老朋友，可以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
“我认为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全国人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我看，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样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润之你用的是什么妙计？”
“我也说句老实话，”毛泽东笑了笑说，“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得像诸葛亮那样，用借东风、空城计；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仗没有什么妙计。”
“那你靠什么打这样多的胜仗呢？”
“孙子兵法讲的知己知彼四个字，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那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让我说，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
“人民？……”柳亚子若有所思地自语。
“对！这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平心静气地说，“先生想想看，一百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用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只木船、木排筏子，在我们的大炮掩护下，很快就把三十万大军运到了长江南岸。有意思的是，像这样大的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你看有何等的奇妙啊！”
“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民心啊！”
“这才是真正的妙计啊！”毛泽东望着微然颔首的柳亚子又风趣地说道，“我还可以告诉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真正的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
两位诗友谈古论今，兴致不减。当柳亚子说起当年身受政治迫害的往事时，毛泽东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
诚如当事人所记：“两只游船，一前一后，很快划到昆明湖南侧的龙王庙上岸。但是，龙王庙也不清静，这里也挤满了游园的群众。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毛主席来了，站在岸边，台阶上，坡坎上，期待着，而更多的游园群众，仍然在向这里拥来。”怎么办？“游人太多了，我们的工作，又缺乏充分的准备，唯恐拥挤出了问题。毛主席也同意，只好放弃了看龙王庙的打算，便从附近的南小门出了颐和园，乘汽车返回香山驻地。”
毛泽东在如此繁忙的时日里，抽出大半天的时间看望受了周恩来批评的老友柳亚子，应当说是破例行事了！但是，诚如他自己在与柳亚子握别时说：“今天没有看好。”遂于五月五日的上午，“派秘书田家英去颐和园接柳亚子先生到香山寓所叙谈。其间，谈论了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隋朝诗人薛道衡《昔昔盐》、宋朝诗人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等诗篇，并论及其中‘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名句。中午，毛泽东宴请柳亚子，作陪的有朱德、江青及女儿李讷、秘书田家英。毛泽东将上述诸诗句题写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并作一题记：‘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与柳亚子这段交往，不知被多少诗家论及。但是，当我们把他们这段不寻常的交往放到当时那特殊的历史中，以及在其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件中去剖析，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是那样的珍重昔情旧谊，而且也由此透视出了毛泽东是何等谨慎地处理与民主人士的关系！
毛泽东在做老友柳亚子先生工作的同时，依然把主要精力用于解放全国的军事部署以及接收南京，准备接收上海的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大事上。就在他约见柳亚子的前夕——四月三十日，收到总前委转来的电文，“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他感到问题十分严重，遂于五月三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总前委及有关人员：
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外事无小事。对此，我们常年在农村打天下的指战员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的。或许中央考虑到我人民解放军无办理外事方面的经验，遂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议定：由黄华赶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
黄华原系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既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的弟子，又是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同学。因此，当司徒雷登获悉自己的弟子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之后，遂派傅泾波于五月六日前来拜会。
据史记述：傅泾波、黄华在燕京大学同窗于“一二·九”运动的前夜，分手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十几年来，他们二人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些年来，黄华虽然没有机会与傅泾波打交道，然而他却完全清楚，这位老同学早已追随所谓的恩师司徒雷登，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全身心地为美国效力。在他看来，傅的这次来访一定是亲受司徒雷登指派，或曰是代表美国利益的。因此，他作为中央委派负责办理外事的官员，在没有了解傅泾波的全部来意之前，只有采取“听”的态度。
傅泾波的身上毕竟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再加上这些年来的耳濡目染，他很是相信所谓“人情”的。说句实在话，司徒雷登指派他来造访黄华，也是包含着“师生之情”和“同窗之谊”的。两位老同学寒暄过后，傅泾波便主动地告诉黄华：长年生活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已经逐渐了解到美国过去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时下，司徒雷登已获得美国政府国务卿艾奇逊的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最后，他特别作了说明：“司徒大使已表露一九四六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自然明白傅泾波讲的上述这番话的真实含义，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上述讲话还包含着投石问路的性质。对此，他只表示：“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接着，黄华把与傅泾波会谈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并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会面？
毛泽东在接到黄华报告的同时，又通过其他途径收到了另外一份外事情报：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于月初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只有对解放区各级政府给以事实上的承认，才能在维持领事关系的基础上有效保护西方的利益，否则，便可能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的侨民和西方利益带来有害影响。美国务卿艾奇逊接到司徒雷登的报告后，是日指示驻有关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讨此事。艾奇逊强调，不论是主动表示将给予承认或通过官方声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共寻求承认的措施将受到欢迎，所有这些做法均不可取；有关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应结成‘共同阵线’。”毛泽东将这两份报告加以认真地比较与分析，明确地感到：一、英国与美国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或曰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态度上开始发生了分歧；二、美国政府与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微妙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清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华政策上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他抓住这一关键的时机，重点解决与美国的外交问题。为此，他于五月十日电示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割断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或许是我军攻占南京及江南各中小城市发生问题过多，抑或是他们从毛泽东一系列的电令中感到了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总前委给中央发了一件十分重要的电报：
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加以上海、杭州于部尚在长江北岸，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为此建议：1．七兵团应照粟（裕）张（震）命令迫近杭州，先以有力部队截断敌之退路，尔后派人与守敌谈判投降，推延一点时间，以便自己作入城准备。．推迟进占浏河时间。．华东局、三野前委及七兵团加紧进入上海、杭州的准备，限期完成，以免仓促被动。
毛泽东读罢这则电文，引出很多感慨！昔日，没有攻占大城市的时候，竭尽全力创造一切军事条件去占领；时下，攻占大市的军事时机完全成熟了，可又必须因为政治准备不足而推延。然而军事的发展往往又是超出常人所料之外的，一旦驻守上海、杭州的敌军猝然撤退怎么办？在如此动荡不定的特殊岁月里，像上海、杭州这样大的城市是不能出现真空的。他历经几天的深思熟虑，遂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发去了《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的电令：
（一）总前委陷辰电悉。（二）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即姬鹏飞）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涵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况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三）上海在辰灰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伟大号召的时候，就曾明确地指出：“党和军队的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他还指出“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然而，从三十五军接收南京的经验来看，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广大的指战员，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适应大城市的环境的。至于说到学会管理大中城市，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我军占领南京以及即将夺取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时候，绝没有我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时的喜悦。相反，他的心情不仅是相当沉重的，而且在发布有关指令的时候也是相当谨慎的。他明白一种全新的“战争”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世人皆知，毛泽东是一位敢于向对手、向困难挑战的大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有着政治远见的大预测家。为了适应迅即攻占、接管大城市这一新形势的到来，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有意布下了如下的几步大棋：
首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提议，选陈云为未来总揽全国经济战线的帅才。诚如前文所述，他在西柏坡亲自向陈云交代了任务。随着渡江战役的临近，他又亲自审阅中央致东北局的电令：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随着南京的解放，全国经济突然出现通胀的形势，毛泽东再请周恩来亲自电示东北：希望陈云及早动身来北平。五月三日，毛泽东收到陈云的电报：“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五月十日前可到北平。”至此，毛泽东才算放心。
其次，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北平、天津的工作中积累有关的经验。举例说，天津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自打一月十五日解放后，虽说社会秩序恢复较快，但生产恢复却很慢，而且还出现了一些预想不到的困难。“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等因素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薄一波曾向中央报告：“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五十三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由于许多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没有着落，这自然是极为严重的问题。那时，毛泽东正全力运筹北平和谈与渡江战役两件大事，当他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很自然地又想到南京，尤其是上海、武汉等工业城市解放之后，一旦发生像天津这样的情况，且又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他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刘少奇到天津去，在解决如何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问题的同时，也为接管南京、上海等江南大中城市积累经验。
刘少奇在天津、唐山等地作了整整一个月的调查研究，除去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外，他还进一步认识到恢复国民经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刘少奇曾讲：“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同时，他还亲自修改、批准了刘少奇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事后简称中财委），还任命陈云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在他的关照下，很快着手组成了领导全国经济恢复以及重建的中财委领导机构，为不久的将来战胜上海等地的不法资本家的经济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虽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未来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由于敌人在溃退之前进行疯狂掠夺，使得本已摇摇欲坠的城市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另外，再加上劳资关系处理不当，以及潜伏特务、黑社会势力肆虐活动，都给城市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的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所谓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济工作的纲领，对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工作，尤其是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没有经验的。向美国学习吗？除去社会性质存在着差异以外，那时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不会帮助我们恢复国民生产，而且还要使用军事和经济的手段对我们实行制裁，妄图把我们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面对国内经济的严峻形势，同时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就要实行的各种制裁，毛泽东于五月四日亲自给斯大林发去了求援电，他说：“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与经济任务。解决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要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毛泽东在作出上述带有战略性的部署之后，他的目光依然在对着就要解放的上海。他一边命令未来的陈毅市长立即赶往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的大本营，一边请周恩来调熟悉上海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同志由香港北来，接受中央新的任命。说来也巧，就在陈云入关“升帐”的前后，他们三人也赶到了北平。
据许涤新记述，他们三人安抵北平之后，先住在老战友李克农的住处，相继与李维汉、廖承志等见面。接着分头活动，许涤新拜会老领导——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当时，叶剑英对他说：“大革命失败，广东的干部损失惨重。我不久就要离平到华南去。干部现在成为我的脑子中的大问题，你看香港有什么人才可吸引到广东来？还有你自己，能不能回广东去？”
许涤新向叶剑英解释自己北来的任务之后，遂又把“港工委”的“财经委”的几位同志开列出来交给叶剑英。由此可知，当时接管城市的干部是何等的缺乏！
周恩来于一天夜里十时，在颐年堂与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谈接管上海的工作。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见，告诉陈总（即陈毅）。”他并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许涤新则任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翌日下午，他们三人去香山看望毛主席。对于这次接见，许涤新作了记述：
下午二时左右，由王拓同志陪同我们上香山。龚澎刚从香港来，改穿了解放军军装，要求同我们一道上山。车子走得不快，到香山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我们首先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同志接见我们。因为在重庆谈判时龚澎当过他的翻译，他看到龚澎如此装饰，笑着说：“你穿上军装，不是变成一名男子汉吗？是不是？”汇报香港工作，主要是由汉年说的。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问起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前，港英当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把李任潮（即李济深）留在香港；后来我军大举渡江，直接解放了南京，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让一些“大平绅士”也来参加。毛主席笑着说：“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上海已在我们的包围之中。”我们请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他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至于具体的政策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毛主席情绪很好，在谈了总的指示之后，又对各人谈了几句。他问我：“你不是劳动大学易培基的学生吗？”我答：“是。”他又说：“你们三人都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工作做好啊。”我刚上香山时，心里有两种感觉：一是高兴毛主席能接见我们；二是担心毛主席会提出一些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但是，经过一个多小时谈话之后，这种紧张的情绪就消失了。
如何才能做到在上海“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呢？毛泽东在接见潘汉年等三人之前——五月八日，就下达了“尽量将市区守敌调至外围歼灭，以避免在市区大打”的电令：同意粟（裕）张（震）关于冻结上海物资，截敌逃路的部署，并指出：“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有必要的。”接着，粟裕、张震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作战命令，上海外围战于五月十二日正式打响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