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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一再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学会管理经济和城市的工作。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能否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与夺取政权同等重要的新课题。自然，也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上海刚刚解放，不法资本家与国内外敌人勾结，公然制造所谓“银元风潮”，妄图从经济上摧毁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新政权。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未经十天的较量，共产党人就打败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不仅不承认失败，反而认为共产党是采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并得出结论：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不懂经济规律。为此，他们公然叫嚣：“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就连一些共产党人的朋友，也不无担心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在他们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这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土八路”，一定要失败在不懂经济上！对此，毛泽东公然说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事后，薄一波是这样诠释毛泽东这句话的：“我们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不仅向全党发出号召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同时还一再提出把几百万解放军变成工作队。与此同时，他还及时地建立了管理全国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经委员会，选调熟悉城市工作又懂经济的陈云出任中财委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陈云走马上任之后，一是健全中财委各级组织，真正成为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再是南下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财经会议。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陈云是上海人，自三十年代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已近二十年没有与家人相见了。这时，陈云家中尚有相依为命的姐姐以及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舅舅，他自应回家看看，或请留居在沪的亲人到下榻处相聚。然而，陈云想到此次经济会议的重要性，他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对上海经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财经会议制定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他到达上海之后，全力投入到调查研究的工作中去了！这就是自律甚严的陈云同志！
陈云此次调研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他们躲在暗处，不断地打黑枪，随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陈云到达上海不久，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即遭受了三十年未遇的台风袭击，由于国民党长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损严重，以至于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南京路闹市可以行船，市府大厦内水深过膝。”由于陈云调查的对象多为资本家，他们瞧不起共产党，认为是土包子，根本不懂经济，所以他们不仅不坦诚相待，反而处处为难。然而，陈云这个老上海知难而进，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接着，他成功地召开了财经会议，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九月二日，陈云由沪返北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毛泽东历来重视上海的工作，他视上海为全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他在听了陈云的有关汇报之后，为了稳定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于翌日九月三日，给饶漱石发去电报，就上海的工作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的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易迁移，不轻易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需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但是，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在经济运行中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自上海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于六月二十三日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东海门户，切断各国开往上海的商船。这样一来，“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结果，如上海市长陈毅所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一时间，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提出要求：他们可以用商船帮着我们把原料运到上海，但必须由他们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对此，陈毅坚定地答说：“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从此，一场反封锁斗争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毛泽东批准了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制定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使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并走上了复苏的道路。说到这场反封锁斗争的意义，陈毅市长讲：“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但是，经济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毛泽东作出多少指示，也不论资本家在“银元风潮”中吃过多大的亏，不法资本家依然会受利益的驱动，在动荡不定的上海金融界再次掀起新的金融风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内外敌人不甘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企图在经济战线上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就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的经济形势逆转，“自十月十五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一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一点八倍，上海涨一点五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为此，毛泽东找来了陈云，商讨有关解决的办法。
陈云很早就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时或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为此，我中财委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利用我们发行纸币过多，全国政局尚不稳定等因素，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了挑战。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看问题的视点自然是政治。他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道：在较量的主战场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三点八倍，棉布上涨了三点五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顷，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远在二十年代，毛泽东就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对上海的工商业做过调查。他认为上海的工商业带有很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具有极大的投机性。所以，当他听陈云说不法资本家采取的手段是囤积居奇之后，冷笑着说：“万变不离其宗。二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
对此，在上海长大的陈云就更有切身的体会。就在他南下上海搞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了解到解放前夕，“上海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的投机买卖，许多商业行号投机活动严重……这些商业机构都是靠着投机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多数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此外，当时上海专以此为生俗称“踢皮球”的从业人员就有二十多万人。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前夕，上海的投机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因此，陈云冷峻地说道：“若想投机牟取暴利，就必须奇货可居。举例说：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没有所谓洋布，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纱布。”
“他们的手段还是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十一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四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三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我们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渐渐地形成了。最后，他就像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商，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他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平、天津的粮食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围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蔗围，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这招棋很灵，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而来，未敢轻举妄动。因此，北粮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毛泽东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但是，毛泽东在解决上海所谓纱布之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那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为了迅速平抑全国的物价，打击上海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连续向全国发出了十二道指令。为了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他要求：（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们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货时，我应乘机买进。他起草完这份电报，当晚即上报中央。
周恩来阅罢立即在这份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出送阅。”
世人皆知，毛泽东多在夜间办公。他收到这份电报后，当即提笔指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少奇）、朱（德）。”
为求在上海经济战线上发动的这场战役大获全胜，毛泽东又亲自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报告，作出具体部署。首先，陈云报告说：“根据中央、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于十一月十三日向全国发出指示电。同时，为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的纱布量。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中央下命令了！”毛泽东说罢仍不放心地问道，“恩来同志，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的确有了充足的反击投机家们的子弹了？”
“是的，”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我们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一句话，与上海投机家们决战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好！”毛泽东习惯地掷出右手，“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订的决战方案吧！”
陈云亲自制订的方案共分三个步骤：一、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和呆货，供上海的投机家们抢购；二、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价格抛售纱布，再次供投机家们抢购；三、当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压价抛售。接着，周恩来又补充说道：“这样一来，吃到投机家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就涨死。一句话，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当他获悉这些投机家们的融资手段一是借高利贷，再是向人民银行借贷后，他又严肃地指出：要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这些投机家不还钱，就以实物抵押。最后，他终于下达了命令：“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让这些投机家们在商场中变成瞎子、聋子，要做到像蒋介石那样听从我们的指挥。为此，请总理电告上海的陈毅同志：欲要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陈云同志，你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请下达决战的命令吧！”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的命令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与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在同一天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一起抛售纱布。
开市之后，上海等地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不知是计，一看市面上有纱布售出，拿出全部资本争相购进，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是因为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根据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当天出售，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而且还可以获高利。另外，正像俗话说的那样：“资本家生得怪，越贵他越买，越贱他越卖。”结果，上海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争相借贷、争相抢购纱布的风潮，搞得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陈毅市长及其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他命令上海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市面上绝无告罄的态势出现。随着库存滞销的冷货、呆货等抛售完毕之后，这些国营花纱布公司又根据市委的指示一边抛售上等的纱布，一边逐日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一看国营公司货源充足，价格一路走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开始抛售自己原有的以及最近吃进的纱布。结果，他们抛售得越多，市民们越不买，因而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据史记载：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降了一半。接着，陈毅市长根据中财委的指示，又采取了如下几条措施：
首先，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借贷，让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无法周转可供投机用的资本，唯有降价、亏老本抛售手中囤积居奇的纱布；
其次，严格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必须照发工人的工资。结果，这些不法资本家不仅无工可开，而且也无工资可发，被逼得只有夜对苍天叫苦不迭；
第三，国家税务部门加紧征税，严格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罚税金额的百分之三。
这样一来，参与投机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他们“两面挨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市政府出面，由国营花纱布公司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棉布。国营公司乘机以极低的价格又买进大量的纱布。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历经这一买一卖，仅仅几天，就赔得“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由此，上海及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当时，对于我党在上海打击投机势力的做法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如上海的某位大资本家曾这样对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当即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过去，那些曾经说共产党经济打零分的资本家，而今却发出了如下的感叹：“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毛泽东在接到上海打击投机势力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后，对陈云领导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另外一场禁毒、禁娼、取缔黑社会的战斗，也在上海初战告捷。
毛泽东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旧社会黑暗到什么程度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他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深知造成中国如此黑暗、腐败的罪魁祸首是历代帝王和一切统治阶级。随着时代的推移，勾栏妓院、行帮迷信应运而生。等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旧中国彻底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在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他就严肃地向全国人民指出：妓院、烟馆、黑社会是附在中华民族肌肤上的三个大毒瘤，不下定决心清除它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地变黑。世人皆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藏污纳垢之地。据史记载：赌场、按摩院之多位居全国之冠。说到大小妓院更是无计其数。据说有个干部做过调查研究，从四马路（今福州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遇到妓女有七百六十四个！说到上海的流氓，多与青帮、洪帮有关系，就说是解放之后，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依然是司空见惯；昔日的“码头霸”、“扒窃霸”、“菜场霸”、“人力车霸”、“粪霸”……依旧招摇过市。这些流氓集团依附于青帮、洪帮，实际上是上海底层的控制者。为此，毛泽东要求陈毅市长坚决打击各种黑社会势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取缔妓院、赌场和烟馆。
毛泽东早在西柏坡的时候，就曾通过与青帮有着关系的章士钊先生向杜月笙传过话；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潘汉年与时在香港的杜月笙谈妥，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的时候只要他命令弟子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上海解放以后，陈毅又亲自派干部找到留居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八十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被先后正法，刑场周围几千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据史记载，上海的妓女，“解放时登记在册的近两千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经过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四千多妓女。真是不寒而栗啊！
就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妓院、烟馆、黑社会的同时，毛泽东请来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一道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除这三大毒瘤的运动。那天下午，毛泽东独自在中南海岸边踽踽踱步，不时眺望故宫的深墙和角楼，似陷入十分深沉的凝思。有顷，彭真和罗瑞卿来到跟前，询问毛泽东在想些什么？毛泽东很是意外地问道：“请问二位，你们知不知道皇帝有多少个老婆？”
彭真和罗瑞卿被问得瞠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稍顷，罗瑞卿看了看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知趣地摇了摇头。
“彭真同志，你是北京市委书记，应该知道吧？”毛泽东问道。
彭真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了想，很不自然地答说：“主席，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清朝皇帝已经退位整整三十八年了！”
“这不是理由嘛！”毛泽东沉吟片刻，“你是当今北京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事嘛！你们二位听没听说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
彭真与罗瑞卿相继点了点头。
“罗部长，算算看，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八十一。”罗瑞卿似有所悟，“也就是说，皇帝有八十一个老婆。”
“这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帝玩弄的女性！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龌龊不堪！因此，我对着紫禁城终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却是妓院的衍生之地。”毛泽东越说越气，他停了一下，又严肃地说道，“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一是要你们在首都查禁妓院、烟馆，坚决地取缔黑社会；再是研究一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
彭真和罗瑞卿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召见他们的原因。因此，他们当即表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同时还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落实毛泽东交给的查封妓院，严禁烟馆，取缔黑社会这三大任务。
毛泽东转而又问道：“彭真同志，你知道如今的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彭真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罗瑞卿也摇了摇头。
接着，毛泽东把陈毅在上海查封妓院、上街“钓”暗娼等方面的经验讲了一遍，又指示道：“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有二：一是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二是搞出一套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再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推广。”
彭真和罗瑞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就查封了二百二十四家妓院，收容妓女一千二百八十八人。为了扩大战果，他们不仅正在向纵深发展，而且还把这些妓女集中起来学习，要她们学会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毛泽东听后并未出现喜悦之情，相反，他却皱起了眉头。思索有时，又要通了彭真的电话：“你把那一千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认为同时，你们还要请高明的大夫，为她们进行全面的检查。”
“主席，这个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从检查的结果看，有百分之五十的妓女有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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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一再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学会管理经济和城市的工作。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能否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与夺取政权同等重要的新课题。自然，也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上海刚刚解放，不法资本家与国内外敌人勾结，公然制造所谓“银元风潮”，妄图从经济上摧毁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新政权。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未经十天的较量，共产党人就打败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不仅不承认失败，反而认为共产党是采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并得出结论：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不懂经济规律。为此，他们公然叫嚣：“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就连一些共产党人的朋友，也不无担心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在他们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这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土八路”，一定要失败在不懂经济上！对此，毛泽东公然说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事后，薄一波是这样诠释毛泽东这句话的：“我们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不仅向全党发出号召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同时还一再提出把几百万解放军变成工作队。与此同时，他还及时地建立了管理全国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经委员会，选调熟悉城市工作又懂经济的陈云出任中财委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陈云走马上任之后，一是健全中财委各级组织，真正成为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再是南下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财经会议。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陈云是上海人，自三十年代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已近二十年没有与家人相见了。这时，陈云家中尚有相依为命的姐姐以及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舅舅，他自应回家看看，或请留居在沪的亲人到下榻处相聚。然而，陈云想到此次经济会议的重要性，他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对上海经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财经会议制定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因此，他到达上海之后，全力投入到调查研究的工作中去了！这就是自律甚严的陈云同志！
陈云此次调研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他们躲在暗处，不断地打黑枪，随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陈云到达上海不久，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即遭受了三十年未遇的台风袭击，由于国民党长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损严重，以至于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南京路闹市可以行船，市府大厦内水深过膝。”由于陈云调查的对象多为资本家，他们瞧不起共产党，认为是土包子，根本不懂经济，所以他们不仅不坦诚相待，反而处处为难。然而，陈云这个老上海知难而进，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接着，他成功地召开了财经会议，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九月二日，陈云由沪返北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毛泽东历来重视上海的工作，他视上海为全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他在听了陈云的有关汇报之后，为了稳定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于翌日九月三日，给饶漱石发去电报，就上海的工作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的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易迁移，不轻易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需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但是，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在经济运行中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自上海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于六月二十三日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东海门户，切断各国开往上海的商船。这样一来，“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结果，如上海市长陈毅所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一时间，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提出要求：他们可以用商船帮着我们把原料运到上海，但必须由他们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对此，陈毅坚定地答说：“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从此，一场反封锁斗争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毛泽东批准了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制定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使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并走上了复苏的道路。说到这场反封锁斗争的意义，陈毅市长讲：“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但是，经济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毛泽东作出多少指示，也不论资本家在“银元风潮”中吃过多大的亏，不法资本家依然会受利益的驱动，在动荡不定的上海金融界再次掀起新的金融风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内外敌人不甘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企图在经济战线上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就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的经济形势逆转，“自十月十五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一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一点八倍，上海涨一点五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为此，毛泽东找来了陈云，商讨有关解决的办法。
陈云很早就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时或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为此，我中财委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利用我们发行纸币过多，全国政局尚不稳定等因素，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了挑战。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看问题的视点自然是政治。他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道：在较量的主战场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三点八倍，棉布上涨了三点五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顷，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远在二十年代，毛泽东就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对上海的工商业做过调查。他认为上海的工商业带有很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具有极大的投机性。所以，当他听陈云说不法资本家采取的手段是囤积居奇之后，冷笑着说：“万变不离其宗。二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
对此，在上海长大的陈云就更有切身的体会。就在他南下上海搞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了解到解放前夕，“上海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的投机买卖，许多商业行号投机活动严重……这些商业机构都是靠着投机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多数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此外，当时上海专以此为生俗称“踢皮球”的从业人员就有二十多万人。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前夕，上海的投机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因此，陈云冷峻地说道：“若想投机牟取暴利，就必须奇货可居。举例说：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没有所谓洋布，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纱布。”
“他们的手段还是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十一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四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三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我们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渐渐地形成了。最后，他就像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商，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他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平、天津的粮食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围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蔗围，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这招棋很灵，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而来，未敢轻举妄动。因此，北粮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毛泽东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但是，毛泽东在解决上海所谓纱布之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那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为了迅速平抑全国的物价，打击上海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连续向全国发出了十二道指令。为了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他要求：（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们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货时，我应乘机买进。他起草完这份电报，当晚即上报中央。
周恩来阅罢立即在这份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出送阅。”
世人皆知，毛泽东多在夜间办公。他收到这份电报后，当即提笔指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少奇）、朱（德）。”
为求在上海经济战线上发动的这场战役大获全胜，毛泽东又亲自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报告，作出具体部署。首先，陈云报告说：“根据中央、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于十一月十三日向全国发出指示电。同时，为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的纱布量。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中央下命令了！”毛泽东说罢仍不放心地问道，“恩来同志，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的确有了充足的反击投机家们的子弹了？”
“是的，”周恩来深沉地点了点头，“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我们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一句话，与上海投机家们决战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好！”毛泽东习惯地掷出右手，“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订的决战方案吧！”
陈云亲自制订的方案共分三个步骤：一、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和呆货，供上海的投机家们抢购；二、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价格抛售纱布，再次供投机家们抢购；三、当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压价抛售。接着，周恩来又补充说道：“这样一来，吃到投机家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就涨死。一句话，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当他获悉这些投机家们的融资手段一是借高利贷，再是向人民银行借贷后，他又严肃地指出：要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这些投机家不还钱，就以实物抵押。最后，他终于下达了命令：“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让这些投机家们在商场中变成瞎子、聋子，要做到像蒋介石那样听从我们的指挥。为此，请总理电告上海的陈毅同志：欲要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陈云同志，你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请下达决战的命令吧！”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的命令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与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在同一天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一起抛售纱布。
开市之后，上海等地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不知是计，一看市面上有纱布售出，拿出全部资本争相购进，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是因为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根据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当天出售，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而且还可以获高利。另外，正像俗话说的那样：“资本家生得怪，越贵他越买，越贱他越卖。”结果，上海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争相借贷、争相抢购纱布的风潮，搞得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陈毅市长及其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他命令上海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市面上绝无告罄的态势出现。随着库存滞销的冷货、呆货等抛售完毕之后，这些国营花纱布公司又根据市委的指示一边抛售上等的纱布，一边逐日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一看国营公司货源充足，价格一路走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开始抛售自己原有的以及最近吃进的纱布。结果，他们抛售得越多，市民们越不买，因而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据史记载：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降了一半。接着，陈毅市长根据中财委的指示，又采取了如下几条措施：
首先，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借贷，让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无法周转可供投机用的资本，唯有降价、亏老本抛售手中囤积居奇的纱布；
其次，严格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必须照发工人的工资。结果，这些不法资本家不仅无工可开，而且也无工资可发，被逼得只有夜对苍天叫苦不迭；
第三，国家税务部门加紧征税，严格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罚税金额的百分之三。
这样一来，参与投机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们，他们“两面挨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市政府出面，由国营花纱布公司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棉布。国营公司乘机以极低的价格又买进大量的纱布。这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家历经这一买一卖，仅仅几天，就赔得“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由此，上海及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当时，对于我党在上海打击投机势力的做法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如上海的某位大资本家曾这样对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当即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过去，那些曾经说共产党经济打零分的资本家，而今却发出了如下的感叹：“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毛泽东在接到上海打击投机势力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后，对陈云领导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另外一场禁毒、禁娼、取缔黑社会的战斗，也在上海初战告捷。
毛泽东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旧社会黑暗到什么程度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他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深知造成中国如此黑暗、腐败的罪魁祸首是历代帝王和一切统治阶级。随着时代的推移，勾栏妓院、行帮迷信应运而生。等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旧中国彻底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在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他就严肃地向全国人民指出：妓院、烟馆、黑社会是附在中华民族肌肤上的三个大毒瘤，不下定决心清除它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地变黑。世人皆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藏污纳垢之地。据史记载：赌场、按摩院之多位居全国之冠。说到大小妓院更是无计其数。据说有个干部做过调查研究，从四马路（今福州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遇到妓女有七百六十四个！说到上海的流氓，多与青帮、洪帮有关系，就说是解放之后，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依然是司空见惯；昔日的“码头霸”、“扒窃霸”、“菜场霸”、“人力车霸”、“粪霸”……依旧招摇过市。这些流氓集团依附于青帮、洪帮，实际上是上海底层的控制者。为此，毛泽东要求陈毅市长坚决打击各种黑社会势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取缔妓院、赌场和烟馆。
毛泽东早在西柏坡的时候，就曾通过与青帮有着关系的章士钊先生向杜月笙传过话；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潘汉年与时在香港的杜月笙谈妥，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的时候只要他命令弟子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上海解放以后，陈毅又亲自派干部找到留居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八十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被先后正法，刑场周围几千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据史记载，上海的妓女，“解放时登记在册的近两千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经过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四千多妓女。真是不寒而栗啊！
就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妓院、烟馆、黑社会的同时，毛泽东请来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一道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除这三大毒瘤的运动。那天下午，毛泽东独自在中南海岸边踽踽踱步，不时眺望故宫的深墙和角楼，似陷入十分深沉的凝思。有顷，彭真和罗瑞卿来到跟前，询问毛泽东在想些什么？毛泽东很是意外地问道：“请问二位，你们知不知道皇帝有多少个老婆？”
彭真和罗瑞卿被问得瞠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稍顷，罗瑞卿看了看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知趣地摇了摇头。
“彭真同志，你是北京市委书记，应该知道吧？”毛泽东问道。
彭真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了想，很不自然地答说：“主席，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清朝皇帝已经退位整整三十八年了！”
“这不是理由嘛！”毛泽东沉吟片刻，“你是当今北京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事嘛！你们二位听没听说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
彭真与罗瑞卿相继点了点头。
“罗部长，算算看，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八十一。”罗瑞卿似有所悟，“也就是说，皇帝有八十一个老婆。”
“这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帝玩弄的女性！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龌龊不堪！因此，我对着紫禁城终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却是妓院的衍生之地。”毛泽东越说越气，他停了一下，又严肃地说道，“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一是要你们在首都查禁妓院、烟馆，坚决地取缔黑社会；再是研究一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清除依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
彭真和罗瑞卿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召见他们的原因。因此，他们当即表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同时还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落实毛泽东交给的查封妓院，严禁烟馆，取缔黑社会这三大任务。
毛泽东转而又问道：“彭真同志，你知道如今的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彭真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罗瑞卿也摇了摇头。
接着，毛泽东把陈毅在上海查封妓院、上街“钓”暗娼等方面的经验讲了一遍，又指示道：“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有二：一是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二是搞出一套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再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推广。”
彭真和罗瑞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就查封了二百二十四家妓院，收容妓女一千二百八十八人。为了扩大战果，他们不仅正在向纵深发展，而且还把这些妓女集中起来学习，要她们学会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毛泽东听后并未出现喜悦之情，相反，他却皱起了眉头。思索有时，又要通了彭真的电话：“你把那一千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认为同时，你们还要请高明的大夫，为她们进行全面的检查。”
“主席，这个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从检查的结果看，有百分之五十的妓女有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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