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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就像所有军事家那样，在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会战计划的时候，还是要再三权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未来交战期间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当时在一般将领看来，红军一旦撤出遵义后的行动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出遵义北上，“通过赤水趁四川刘湘的兵力尚未集结之前，由赤水直趋长江边，从泸州、叙永地区，渡过长江，另辟川西南战场，策应川北红军，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主力会师；一是渡过赤水向川滇边穿越凉山西上，绕道滇北经西康间道入松（潘）、懋（功），支持红四方面军，背靠康藏建立根据地，**四川，然后进图西北；一是进入川康不易，入滇另辟战场，而多民族地区也不易发展，最后仍是回转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东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此策就红军而言虽可暂安一时，但出路不大”。接着，蒋介石发电质询薛岳、陈诚、龙云、刘湘等有关的将领和封疆大吏，问其想法。不久，他得到如下回复：
“薛岳认为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在贵州久居公算小；如再东下回湘，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贵州不比江西，遍地穷山恶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久居不宜。陈诚则认为红军图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回湘与贺龙会合，在战略上是必然的腹案；就目前而言，川滇地接边陲，蒋介石早有决策不足为虑，最应注意者是东行，因东行与贺、萧会合，‘追剿’比较困难，影响也较大。”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点头。不久，他又从薛岳处获悉云南王龙云的真实看法：
“龙云认为红军多江西客，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地方民情；云南民情较为悍且有组织，地接边陲，想在此生根不易；此次入滇，过路是上策，想久居是下策。”
蒋介石认为龙云说得在理。但是，作为军事家，尤其是从所谓歼灭红军的战略意图出发，不但要打破龙云的这种侥幸心理，而且还要从全局着想——绝不允许西边成为红军逃逸的缺口。由此，他又想到了湖南，也绝不允许何键存有这样的想法：“进剿”中央红军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对手是红二、六军团。为此，他于元月十四日给龙云、何键发了如下这通电文：
绥密。据甫澄（刘湘）真午电节称：现因陈蔡两师（实为陈万仞师）调移江津，酉（阳）、秀（山）防务空虚，请速令郭（汝栋）、罗（启疆）两部克日出动，接防酉、秀，并饬滇军兼程到毕节增援，用达歼灭该匪于黔北之目的。等语。钸志舟（龙云）兄饬所部兼程开赴毕节堵截。芸樵（何键）兄转催沅江流域部队迅速进至酉、秀为要。
与此同时，他从于元月十二日在重庆就任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处获悉：“当黔军师长侯之担，弃城不守，匪遂据而组织各级伪机关，加紧地方匪化。遵义当川、黔交通要冲，为黔北一大市场，其重要仅亚于贵阳，一旦失陷，重庆为之震动。刘湘前往南京，委员长曾谕其负责专以全力剿办徐匪，至朱毛西窜，则由中央处理；故于川南，未加部署，且无兵布防。”故刘湘等人惶恐不安。另，他又从薛岳处获悉：“刘湘认为红军必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公算最大；因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是四川人，对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过去在泸州很熟，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湘，如要与贺龙合股就不会入贵州。”因此，他急切盼望南京阻红军北上入川。
蒋介石感到刘湘的担心不无道理，遂电令贺国光拿出稳住川局办法的同时，立即组织川军，防堵红军北渡长江。
贺国光为稳住川局，首先通电严惩弃遵义逃至重庆的黔军师长侯之担：“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以俟复电到渝，再行奉闻。”接着，他又与刘湘分析所谓“敌情”，结论是：“当时判断匪之行动，以向泸县、宜宾西窜，是其上策；东窜酉、秀、黔、彭，图渡奉节、万县，与徐（向前）匪会合，是其中策；直犯重庆，是其下策，则为我军聚歼良机。”针对川南—长江两岸无兵布防，“国光乃与刘湘计划防堵，抽调三十个团兵力，以潘文华为川南剿匪军总指挥，驻泸县负责堵剿。”为防红军“东西突窜，并压迫于川江南岸聚歼之之目的”，当即发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堵剿”红军的方针大计。
蒋介石在摸清了西南诸地方实力派的心态之后，遂又暗自估算川、黔、滇三省参与“进剿”红军的实力；同时，他又暗自巧布并实施他早已定下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
首先，蒋认为黔军在经受红军初次打击之后，虽然心态上已成惊弓之鸟，但其实力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损伤。他们的内心都有一本账：待中央军尾随红军北入四川或东进湖南之后，他们再进行争夺贵州领地的内战。为此，他命令薛岳坐镇贵阳，借休整部队之机，严密控制贵州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明令指示王家烈所部划归薛岳指挥的系列，为他日调黔军“进剿”红军打下伏笔。换言之，王家烈的黔军在未来与红军的作战中被削弱的同时，贵州军政大权就自然而然地上交南京中央政府了！
但是，这不到三万人枪的黔军，并在薛岳所部十多万中央军的“督战”之下，凭借乌江防线，毕竟是防止红军再渡乌江南下的一支力量。因此，蒋介石已暗定了黔军北上“进剿”红军的腹案。
接下来，蒋介石考虑的重点已经移到了“图川”方面。诚如前文所述，蒋氏久有图川之谋，但由于刘湘等四川地头蛇拒中央派军队入川，国民政府对四川只有礼仪上的领导。事实上，四川一直是川人争霸的天下。时下，红军有极大可能挥师北渡长江入川，刘湘等地头蛇慌了手脚，自乱了方寸，主动请求中央派部队支持。这对蒋介石而言，真是天赐图川的良机！他暗自说：“古时刘备图川，先有张松献图；而今我蒋某人图川，已派进贺国光为耳目，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他当即命令中央军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豫西入川参战，令鄂湘川边区“剿匪军”徐源泉部派兵在黔江、彭水一线堵防。当他再想到薛岳所部十余万人马尾随红军入川之后，他的心里禁不住地笑了。
与此同时，蒋审核了刘湘匆匆组建的川南“剿匪”总指挥部属下的部队，计有刘湘的教导师、模范师、第五师主力及三个独立旅、两个边防路司令（旅）等部队，共有近四十团约十余万人枪。再加上江南的黔军，足有十五万多军队。蒋暗自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即使不能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两岸，刘湘看家的本钱也会损失不少，到那时，我不入川，你也得像刘表请刘备那样请我入川了！……”
蒋介石清楚云南的情况，他更知道龙云这位云南王是位了不起的彝族军事家兼政治家。因此，滇军虽然只有六个旅又一个警卫团的兵力——比贵州少了一半，“但滇军兵精粮足，人员充实，龙云对内统御比较巩固，远非王家烈内部可比”。如何在今天重演一幕“七擒七纵孟获”的好戏呢？蒋介石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把话说白了，如何借“追剿”红军收复当今的孟获龙云呢？蒋氏还不知该从何下手！再加之他已清楚龙云参与“追剿”红军的真实目的是：滇军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后果”。所以，蒋氏对龙云参与“追剿”红军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与红军打仗就行。结果，云南的问题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氏才密派爱将杜聿明发动昆明政变，囚龙云于山城重庆、南京。此乃后话。
正当蒋介石全部考虑成熟之时，他获悉红军于元月十九日主动撤离遵义，向着他所预计的黔北方向转移。因此，他于当天发布《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现摘抄如下：
甲、方针
一、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乙、指导要领
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往酉（阳）、秀（山），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源泉）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连合黔军，应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冈、湄潭、遵义、黔西之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户尤须控制重兵于兵团左翼，俾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
三、堵截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县，则由龙门场与泸县、纳溪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县）、叙（永）、毕（节）线；第二步，防堵于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与宜（宾）泸（县）大江之线。滇军应守滩头、盐津、毕节之线，衔接川军。防堵各部，应带完成各地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图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匪窜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蹑匪追剿。
四、徐源泉部，以一部协同湘军剿办萧、贺，一部如限速连接彭（水）、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夔（州）、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备切应。
……
蒋介石审核下达这则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之后，再次走到悬挂军事地图的大墙下边，不动声色地看了好一阵子那标有不同符号的地图，他的结论是：“除湘、鄂军在川湘边布置战略封锁线的部队及归薛岳直接控制于贵阳的机动预备部队约十个师兵力不计外，实际参加在黔北追截堵击的兵力大约十五万人以上。这对红军来说，兵力是多出五倍的绝对优势。就地形而言，川、滇、黔边，南有乌江，北有长江，西有横江、金沙江重重地障，比在湘江战役的困难减轻有限。”因此，他有些得意地笑了。而他这笑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看你红军如何逃出重围，再获新生？二、看你西南诸省实力派是怎样拜倒在我蒋某人的面前，主动接受中央的领导。但笔者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新出山的毛泽东，是如何打破蒋介石在长江南岸布好的‘围剿’计划的？……”
二
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向黔北挺进中，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与周等中央领导同志结伴北行，随时筹划与应对瞬息万变的军机大事。
读者一定还记得：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提出请毛泽东出山，重新指挥红军的建议之后，朱德、聂荣臻、李富春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其中“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然而，遵义会议的决定却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即使到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常委分工的会议上，结果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帮助者”。形成这些决定的经过和原因，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当事人都未谈及，也没留下任何文字史料。
笔者认为：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的行动”是出于公心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从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中，看到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路线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他不仅有勇气正视自己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执行错误路线的最高“三人团”决裂，大胆支持受到长期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促成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并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铺平了道路。另外，他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并把“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他作为一名“立党为公”、“相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主动“让贤”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在于：他光明磊落，绝不向所谓的强权、错误低头。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出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贵品质，而且还集纳着中国，尤其是楚文化孕育出的政治家重气节、文化人重名节的风范与传统。从他推崇屈子的赋到赞扬蹈海殉节的陈天华以及谭嗣同等，我们都会从中看出某些相承的脉系。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使他早期宁可受处分，也绝不当“八面美人”；使他晚年敢于与赫鲁晓夫决裂，表现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雄风。但是，当“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的被孤立的痛苦的磨炼，使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与博古、李德等人的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看到了“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因而，采取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办法。就是到了湘江血战之后，面对失败的局面，最高“三人团”已经束手无策，他还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步一步地“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对此，贺子珍曾这样说过：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错误，同时也看到了周恩来那种从不诿过于人、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更重要的是，毛还看到了周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以及周那种任劳任怨且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组织能力。换言之，毛认识到周所具备的政治品格与道德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把存有不同歧见的领导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渡过中国革命最为困难的时期。因此，周恩来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工作能力。时下，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的路线问题，而且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博古等同志，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仅对毛泽东有着难以消除的成见，而且还明确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斗争策略出发，还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是会同意自己做周恩来的助手的。
对此，周恩来作为政治家心里也是明白的。他曾经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过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另外，周恩来清楚博古、李德，当然也有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犯了路线错误，但他更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提军事路线错误是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对此，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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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就像所有军事家那样，在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会战计划的时候，还是要再三权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未来交战期间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当时在一般将领看来，红军一旦撤出遵义后的行动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出遵义北上，“通过赤水趁四川刘湘的兵力尚未集结之前，由赤水直趋长江边，从泸州、叙永地区，渡过长江，另辟川西南战场，策应川北红军，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主力会师；一是渡过赤水向川滇边穿越凉山西上，绕道滇北经西康间道入松（潘）、懋（功），支持红四方面军，背靠康藏建立根据地，**四川，然后进图西北；一是进入川康不易，入滇另辟战场，而多民族地区也不易发展，最后仍是回转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东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此策就红军而言虽可暂安一时，但出路不大”。接着，蒋介石发电质询薛岳、陈诚、龙云、刘湘等有关的将领和封疆大吏，问其想法。不久，他得到如下回复：
“薛岳认为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在贵州久居公算小；如再东下回湘，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贵州不比江西，遍地穷山恶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久居不宜。陈诚则认为红军图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回湘与贺龙会合，在战略上是必然的腹案；就目前而言，川滇地接边陲，蒋介石早有决策不足为虑，最应注意者是东行，因东行与贺、萧会合，‘追剿’比较困难，影响也较大。”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点头。不久，他又从薛岳处获悉云南王龙云的真实看法：
“龙云认为红军多江西客，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地方民情；云南民情较为悍且有组织，地接边陲，想在此生根不易；此次入滇，过路是上策，想久居是下策。”
蒋介石认为龙云说得在理。但是，作为军事家，尤其是从所谓歼灭红军的战略意图出发，不但要打破龙云的这种侥幸心理，而且还要从全局着想——绝不允许西边成为红军逃逸的缺口。由此，他又想到了湖南，也绝不允许何键存有这样的想法：“进剿”中央红军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对手是红二、六军团。为此，他于元月十四日给龙云、何键发了如下这通电文：
绥密。据甫澄（刘湘）真午电节称：现因陈蔡两师（实为陈万仞师）调移江津，酉（阳）、秀（山）防务空虚，请速令郭（汝栋）、罗（启疆）两部克日出动，接防酉、秀，并饬滇军兼程到毕节增援，用达歼灭该匪于黔北之目的。等语。钸志舟（龙云）兄饬所部兼程开赴毕节堵截。芸樵（何键）兄转催沅江流域部队迅速进至酉、秀为要。
与此同时，他从于元月十二日在重庆就任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处获悉：“当黔军师长侯之担，弃城不守，匪遂据而组织各级伪机关，加紧地方匪化。遵义当川、黔交通要冲，为黔北一大市场，其重要仅亚于贵阳，一旦失陷，重庆为之震动。刘湘前往南京，委员长曾谕其负责专以全力剿办徐匪，至朱毛西窜，则由中央处理；故于川南，未加部署，且无兵布防。”故刘湘等人惶恐不安。另，他又从薛岳处获悉：“刘湘认为红军必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公算最大；因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是四川人，对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过去在泸州很熟，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湘，如要与贺龙合股就不会入贵州。”因此，他急切盼望南京阻红军北上入川。
蒋介石感到刘湘的担心不无道理，遂电令贺国光拿出稳住川局办法的同时，立即组织川军，防堵红军北渡长江。
贺国光为稳住川局，首先通电严惩弃遵义逃至重庆的黔军师长侯之担：“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以俟复电到渝，再行奉闻。”接着，他又与刘湘分析所谓“敌情”，结论是：“当时判断匪之行动，以向泸县、宜宾西窜，是其上策；东窜酉、秀、黔、彭，图渡奉节、万县，与徐（向前）匪会合，是其中策；直犯重庆，是其下策，则为我军聚歼良机。”针对川南—长江两岸无兵布防，“国光乃与刘湘计划防堵，抽调三十个团兵力，以潘文华为川南剿匪军总指挥，驻泸县负责堵剿。”为防红军“东西突窜，并压迫于川江南岸聚歼之之目的”，当即发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堵剿”红军的方针大计。
蒋介石在摸清了西南诸地方实力派的心态之后，遂又暗自估算川、黔、滇三省参与“进剿”红军的实力；同时，他又暗自巧布并实施他早已定下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
首先，蒋认为黔军在经受红军初次打击之后，虽然心态上已成惊弓之鸟，但其实力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损伤。他们的内心都有一本账：待中央军尾随红军北入四川或东进湖南之后，他们再进行争夺贵州领地的内战。为此，他命令薛岳坐镇贵阳，借休整部队之机，严密控制贵州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明令指示王家烈所部划归薛岳指挥的系列，为他日调黔军“进剿”红军打下伏笔。换言之，王家烈的黔军在未来与红军的作战中被削弱的同时，贵州军政大权就自然而然地上交南京中央政府了！
但是，这不到三万人枪的黔军，并在薛岳所部十多万中央军的“督战”之下，凭借乌江防线，毕竟是防止红军再渡乌江南下的一支力量。因此，蒋介石已暗定了黔军北上“进剿”红军的腹案。
接下来，蒋介石考虑的重点已经移到了“图川”方面。诚如前文所述，蒋氏久有图川之谋，但由于刘湘等四川地头蛇拒中央派军队入川，国民政府对四川只有礼仪上的领导。事实上，四川一直是川人争霸的天下。时下，红军有极大可能挥师北渡长江入川，刘湘等地头蛇慌了手脚，自乱了方寸，主动请求中央派部队支持。这对蒋介石而言，真是天赐图川的良机！他暗自说：“古时刘备图川，先有张松献图；而今我蒋某人图川，已派进贺国光为耳目，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他当即命令中央军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豫西入川参战，令鄂湘川边区“剿匪军”徐源泉部派兵在黔江、彭水一线堵防。当他再想到薛岳所部十余万人马尾随红军入川之后，他的心里禁不住地笑了。
与此同时，蒋审核了刘湘匆匆组建的川南“剿匪”总指挥部属下的部队，计有刘湘的教导师、模范师、第五师主力及三个独立旅、两个边防路司令（旅）等部队，共有近四十团约十余万人枪。再加上江南的黔军，足有十五万多军队。蒋暗自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即使不能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两岸，刘湘看家的本钱也会损失不少，到那时，我不入川，你也得像刘表请刘备那样请我入川了！……”
蒋介石清楚云南的情况，他更知道龙云这位云南王是位了不起的彝族军事家兼政治家。因此，滇军虽然只有六个旅又一个警卫团的兵力——比贵州少了一半，“但滇军兵精粮足，人员充实，龙云对内统御比较巩固，远非王家烈内部可比”。如何在今天重演一幕“七擒七纵孟获”的好戏呢？蒋介石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把话说白了，如何借“追剿”红军收复当今的孟获龙云呢？蒋氏还不知该从何下手！再加之他已清楚龙云参与“追剿”红军的真实目的是：滇军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后果”。所以，蒋氏对龙云参与“追剿”红军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与红军打仗就行。结果，云南的问题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氏才密派爱将杜聿明发动昆明政变，囚龙云于山城重庆、南京。此乃后话。
正当蒋介石全部考虑成熟之时，他获悉红军于元月十九日主动撤离遵义，向着他所预计的黔北方向转移。因此，他于当天发布《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现摘抄如下：
甲、方针
一、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乙、指导要领
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往酉（阳）、秀（山），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源泉）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连合黔军，应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冈、湄潭、遵义、黔西之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户尤须控制重兵于兵团左翼，俾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
三、堵截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县，则由龙门场与泸县、纳溪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县）、叙（永）、毕（节）线；第二步，防堵于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与宜（宾）泸（县）大江之线。滇军应守滩头、盐津、毕节之线，衔接川军。防堵各部，应带完成各地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图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匪窜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蹑匪追剿。
四、徐源泉部，以一部协同湘军剿办萧、贺，一部如限速连接彭（水）、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夔（州）、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备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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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审核下达这则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之后，再次走到悬挂军事地图的大墙下边，不动声色地看了好一阵子那标有不同符号的地图，他的结论是：“除湘、鄂军在川湘边布置战略封锁线的部队及归薛岳直接控制于贵阳的机动预备部队约十个师兵力不计外，实际参加在黔北追截堵击的兵力大约十五万人以上。这对红军来说，兵力是多出五倍的绝对优势。就地形而言，川、滇、黔边，南有乌江，北有长江，西有横江、金沙江重重地障，比在湘江战役的困难减轻有限。”因此，他有些得意地笑了。而他这笑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看你红军如何逃出重围，再获新生？二、看你西南诸省实力派是怎样拜倒在我蒋某人的面前，主动接受中央的领导。但笔者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新出山的毛泽东，是如何打破蒋介石在长江南岸布好的‘围剿’计划的？……”
二
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向黔北挺进中，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与周等中央领导同志结伴北行，随时筹划与应对瞬息万变的军机大事。
读者一定还记得：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提出请毛泽东出山，重新指挥红军的建议之后，朱德、聂荣臻、李富春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其中“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然而，遵义会议的决定却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即使到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常委分工的会议上，结果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帮助者”。形成这些决定的经过和原因，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当事人都未谈及，也没留下任何文字史料。
笔者认为：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的行动”是出于公心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从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中，看到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路线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他不仅有勇气正视自己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执行错误路线的最高“三人团”决裂，大胆支持受到长期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促成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并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铺平了道路。另外，他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并把“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他作为一名“立党为公”、“相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主动“让贤”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在于：他光明磊落，绝不向所谓的强权、错误低头。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出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贵品质，而且还集纳着中国，尤其是楚文化孕育出的政治家重气节、文化人重名节的风范与传统。从他推崇屈子的赋到赞扬蹈海殉节的陈天华以及谭嗣同等，我们都会从中看出某些相承的脉系。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使他早期宁可受处分，也绝不当“八面美人”；使他晚年敢于与赫鲁晓夫决裂，表现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雄风。但是，当“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的被孤立的痛苦的磨炼，使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与博古、李德等人的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看到了“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因而，采取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办法。就是到了湘江血战之后，面对失败的局面，最高“三人团”已经束手无策，他还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步一步地“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对此，贺子珍曾这样说过：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错误，同时也看到了周恩来那种从不诿过于人、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更重要的是，毛还看到了周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以及周那种任劳任怨且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组织能力。换言之，毛认识到周所具备的政治品格与道德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把存有不同歧见的领导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渡过中国革命最为困难的时期。因此，周恩来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工作能力。时下，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的路线问题，而且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博古等同志，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仅对毛泽东有着难以消除的成见，而且还明确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斗争策略出发，还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是会同意自己做周恩来的助手的。
对此，周恩来作为政治家心里也是明白的。他曾经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过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另外，周恩来清楚博古、李德，当然也有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犯了路线错误，但他更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提军事路线错误是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对此，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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