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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有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
因此，周恩来接受党中央的委托：“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赞成中央政治局的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心照不宣的。也正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这样博大的政治家的胸怀，在以后长征路上的合作，从军事指挥到政治方向都是十分默契的。
或许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吃够了所谓路线斗争的苦头，因此，遵义会议的新的中央，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包括博古、凯丰等拒不承认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一律采取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的态度。同时，对于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毛泽东力主平反，且越快越彻底越好。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一大批“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到了‘赦免’”。其中，曾和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罗明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博古等人把罗明打成“罗明路线”，实质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把毛泽东打倒。因此，一大批毛泽东的拥护者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受迫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邓小平、萧劲光等同志了。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已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立即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同志宣布道：“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这就是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的支持”。结果，“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是最负盛名的战略家，也是蒋介石军事集团最为害怕的军事家。但是，自从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了。因此，当他重新回到指挥岗位——虽然“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他的心情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深切地知道：红军中的绝大多数指战员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同时博古等少数同志还持冷眼相观的态度。其中，凯丰还公然地说道：“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如果说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分外重视初战必胜的话，毛泽东就更格外看重他出山后的“亮相”之战了！为此，他在行军中与周恩来等人于元月二十日草拟了《渡江作战计划》。该计划在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提出的作战方针为：
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
根据该作战方针，又较详细地规定了中央红军如下的作战任务：
一、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区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二、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的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及脱离尾随与侧击之敌。
三、在尾随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能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为了确保作战方针的实施，并在给中央红军规定了具体的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又明确规定了如下的战术要点：
A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
B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
C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面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D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则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E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渡船……
我们从以上《渡江作战计划》所确定的作战方针、作战任务以及战术要点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力争改变博古、李德等所倡行的正规战，使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完成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同时，我们还可从字里行间看出毛、周——主要是毛在用兵时的慎重态度。该计划不仅在作战任务中规定了红军的进退，而且在战术中对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还作了科学的评估，并预先设想出了应变措施。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心态。
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了确保北渡长江的成功，要求红二、六军团“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在电告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的详细战略措施之后，明令指示：“在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故要求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着，我中央红军以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前进。我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于元月二十四日进抵土城，因黔敌刘翰吾部已成惊弓之鸟，闻风即弃城逃窜，我红一军团不战而占土城。同一天，红九军团进抵东皇殿。红一军团继续北进，为全军打开进军川南的通道，并很快形成对赤水县城的包围之势。而红九军团经太平场、长嵌沟前往官渡，意在占领合江县城；我左路纵队红三军团在完成殿后任务之后，以急行军的速度于元月二十七日进抵土城。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负责同志随军委纵队经桐梓，于元月二十五日进抵东皇殿。也就是在这期间获悉，刘湘为坚阻中央红军渡过长江派部南下，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与红军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毛泽东在由东皇殿向土城行进之中，有意边走边察看地形，发现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人孤军深入，进到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合围歼灭敌人。
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进驻土城。这时，我有关情报部门截获的消息是：“从温水向我尾追之郭勋祺部三个团（一说四个团）约六千余人，正向土城方向前进”。且必经“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这时，如能利用有利的地形设伏，出奇兵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不仅对红军的士气是一个鼓舞，而且对阻我红军北上的川军也是一个下马威。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土城以东发起土城战役。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集了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下达了作战指示：“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翌日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旺隆场之红一师相继夺取赤水城；以三军团之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之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岗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而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之白马庄作预备队。”或许是总部首长都看到了土城战役的重要性，“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军团四师指挥，刘伯承总参谋长到五军团督战”。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表了如下这段讲话：
“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
我中央红军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组织发起土城战役的。如果我们所截获的敌人情报是准确的，土城战役无疑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我们所截获的情报与敌人的实力相距甚远，因此，土城战役敌我死伤人数相当，用毛泽东事后的话说是打了败仗的。另外，由于个人记述的文字与实际又有很大的差距，故笔者简述如下：
郭勋祺，原名郭祺，祖籍四川华阳永兴乡，于一**五年生于一个自耕农家庭。早年从军，投效潘文华部。因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潘的器重，至一九二一年升任潘任第四师师长的第七旅旅长。不久，他与由法国归来的陈毅结为好友，后又与川中名将刘伯承等相稔熟。接着，他又与四川早期党员吴玉章、杨阎公等为友，并参加其活动，为此被刘湘撤掉旅长之职。在这期间，他曾掩护陈毅等人出川，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湘再次起用郭勋祺，参与军阀角逐。迨至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令刘湘拒红军于长江之南，刘湘决定派郭勋祺等三旅人马南下黔北。他的用意是：“郭对自己很忠实；同时，郭同情共产党，让他去执行‘围剿’又‘存共’的任务，能相机行事，可以放心。于是，刘湘在重庆李子坝私邸召见郭，要他率全旅并指挥潘佐入黔。”郭于一月二十日率部到达贵州温水，尾随中央红军主力向良村前进。
此时，郭勋祺官至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旅长、川南“剿匪军”总预备队指挥。许多专著说他是模范师师长不确，这是在他打完土城战役之后，蒋介石下令“卒将顽敌击溃，忠勇可嘉，着晋升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以资鼓励”。
土城之战，我方由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统一指挥，于元月二十八日晨五时在青岗坡打响。我红三、五军团虽从南北两侧高地夹攻敌人，“但敌后续部队源源涌进增援，在炮火猛烈支援下，抢占高地，向前推进”。至此，“军委领导同志察觉对敌情判断有误，原来以为只有郭（勋祺）部三个团，实际是还有潘佐的第四旅三个团，共计六个团一万余人，另有两个旅在后面跟进，其武器装备与战斗力均比黔军强得多”。由于敌军兵力比预计的多一倍以上，我军不但未能全歼敌人，而且随着战时的推移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五军团的北侧高地被敌郭勋祺攻占，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敌军用炮火支持，向土城镇逼近，一直打到白马山中央军委指挥所的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背水作战，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面对这危厄的战局，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电令北上奔袭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停止前进，急速返回增援。
朱德总司令心如火焚，他见毛泽东蹙着眉头，大口地吸着纸烟，遂沉吟了片时，突然走到毛泽东的面前，以请战的口吻说道：
“老毛，在这紧急关头，唯有指挥员的决心才是稳定战局的精神力量。为此，我决定赶到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朱总司令的决定不仅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就是同在中革军委指挥所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也闻之愕然。但是，他们心里似乎都清楚：朱德总司令能否披甲亲征，完全决定于毛泽东。因此，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吸完一支纸烟又点着一支纸烟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着这激战的枪炮声，他已经没有勇气看上一眼伫立在自己面前的老搭档——朱德总司令。因为他心里清楚：在这样不利的态势下，朱总司令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是凶多吉少，万一有个闪失，他怎么向三万多红军指战员交代啊！像他这样敢作敢为的战略家，此刻也只有一支接着一支吸纸烟了！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等到毛泽东吸完第三支纸烟并准备再点燃新的纸烟的时候，朱德把军帽取下，急切地说道：
“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危。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我朱德的！”
毛泽东听后感动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听后也都感动了。当毛泽东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与朱德充满信心的眼神相遇时，他极力控制住自己那滚动欲出的泪水，沉重地点了点头。片刻后，他肃然说道：
“恩来，我们为朱老总上前线送行。”
“好！我赞成。”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在场的同志们的表情，又补充说道，“为了给朱总司令一壮行色，我们列队送行！”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带动下，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领导同志以及军委纵队的部分同志二百多人，列队站在大路两边，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上前线送行。朱德一看这阵势，分外激动且又不安地说道：“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毛泽东一听朱德这憨厚的话，顿时又想起了他和朱德这些年来的战斗友谊，遂当即说道：
“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接着，周恩来等送行人员相继说道：“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瞬间，大道两边响起了“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的喊声。
朱德被这送行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他以一位老战士的身份，戴上军帽，双腿并拢，冲着“老伙计”毛泽东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又向着送行的人群大声说道：“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遂转身朝着激战的前线大步走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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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有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
因此，周恩来接受党中央的委托：“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赞成中央政治局的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心照不宣的。也正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这样博大的政治家的胸怀，在以后长征路上的合作，从军事指挥到政治方向都是十分默契的。
或许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吃够了所谓路线斗争的苦头，因此，遵义会议的新的中央，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包括博古、凯丰等拒不承认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一律采取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的态度。同时，对于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毛泽东力主平反，且越快越彻底越好。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一大批“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到了‘赦免’”。其中，曾和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罗明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博古等人把罗明打成“罗明路线”，实质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把毛泽东打倒。因此，一大批毛泽东的拥护者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受迫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邓小平、萧劲光等同志了。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已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立即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同志宣布道：“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这就是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的支持”。结果，“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是最负盛名的战略家，也是蒋介石军事集团最为害怕的军事家。但是，自从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了。因此，当他重新回到指挥岗位——虽然“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他的心情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深切地知道：红军中的绝大多数指战员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同时博古等少数同志还持冷眼相观的态度。其中，凯丰还公然地说道：“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如果说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分外重视初战必胜的话，毛泽东就更格外看重他出山后的“亮相”之战了！为此，他在行军中与周恩来等人于元月二十日草拟了《渡江作战计划》。该计划在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提出的作战方针为：
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
根据该作战方针，又较详细地规定了中央红军如下的作战任务：
一、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区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二、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的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及脱离尾随与侧击之敌。
三、在尾随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能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为了确保作战方针的实施，并在给中央红军规定了具体的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又明确规定了如下的战术要点：
A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
B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
C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面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D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则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E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渡船……
我们从以上《渡江作战计划》所确定的作战方针、作战任务以及战术要点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力争改变博古、李德等所倡行的正规战，使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完成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同时，我们还可从字里行间看出毛、周——主要是毛在用兵时的慎重态度。该计划不仅在作战任务中规定了红军的进退，而且在战术中对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还作了科学的评估，并预先设想出了应变措施。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心态。
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了确保北渡长江的成功，要求红二、六军团“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在电告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的详细战略措施之后，明令指示：“在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故要求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着，我中央红军以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前进。我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于元月二十四日进抵土城，因黔敌刘翰吾部已成惊弓之鸟，闻风即弃城逃窜，我红一军团不战而占土城。同一天，红九军团进抵东皇殿。红一军团继续北进，为全军打开进军川南的通道，并很快形成对赤水县城的包围之势。而红九军团经太平场、长嵌沟前往官渡，意在占领合江县城；我左路纵队红三军团在完成殿后任务之后，以急行军的速度于元月二十七日进抵土城。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负责同志随军委纵队经桐梓，于元月二十五日进抵东皇殿。也就是在这期间获悉，刘湘为坚阻中央红军渡过长江派部南下，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与红军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毛泽东在由东皇殿向土城行进之中，有意边走边察看地形，发现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人孤军深入，进到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合围歼灭敌人。
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进驻土城。这时，我有关情报部门截获的消息是：“从温水向我尾追之郭勋祺部三个团（一说四个团）约六千余人，正向土城方向前进”。且必经“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这时，如能利用有利的地形设伏，出奇兵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不仅对红军的士气是一个鼓舞，而且对阻我红军北上的川军也是一个下马威。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土城以东发起土城战役。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集了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下达了作战指示：“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翌日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旺隆场之红一师相继夺取赤水城；以三军团之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之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岗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而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之白马庄作预备队。”或许是总部首长都看到了土城战役的重要性，“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军团四师指挥，刘伯承总参谋长到五军团督战”。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表了如下这段讲话：
“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
我中央红军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组织发起土城战役的。如果我们所截获的敌人情报是准确的，土城战役无疑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我们所截获的情报与敌人的实力相距甚远，因此，土城战役敌我死伤人数相当，用毛泽东事后的话说是打了败仗的。另外，由于个人记述的文字与实际又有很大的差距，故笔者简述如下：
郭勋祺，原名郭祺，祖籍四川华阳永兴乡，于一**五年生于一个自耕农家庭。早年从军，投效潘文华部。因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潘的器重，至一九二一年升任潘任第四师师长的第七旅旅长。不久，他与由法国归来的陈毅结为好友，后又与川中名将刘伯承等相稔熟。接着，他又与四川早期党员吴玉章、杨阎公等为友，并参加其活动，为此被刘湘撤掉旅长之职。在这期间，他曾掩护陈毅等人出川，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湘再次起用郭勋祺，参与军阀角逐。迨至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令刘湘拒红军于长江之南，刘湘决定派郭勋祺等三旅人马南下黔北。他的用意是：“郭对自己很忠实；同时，郭同情共产党，让他去执行‘围剿’又‘存共’的任务，能相机行事，可以放心。于是，刘湘在重庆李子坝私邸召见郭，要他率全旅并指挥潘佐入黔。”郭于一月二十日率部到达贵州温水，尾随中央红军主力向良村前进。
此时，郭勋祺官至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旅长、川南“剿匪军”总预备队指挥。许多专著说他是模范师师长不确，这是在他打完土城战役之后，蒋介石下令“卒将顽敌击溃，忠勇可嘉，着晋升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以资鼓励”。
土城之战，我方由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统一指挥，于元月二十八日晨五时在青岗坡打响。我红三、五军团虽从南北两侧高地夹攻敌人，“但敌后续部队源源涌进增援，在炮火猛烈支援下，抢占高地，向前推进”。至此，“军委领导同志察觉对敌情判断有误，原来以为只有郭（勋祺）部三个团，实际是还有潘佐的第四旅三个团，共计六个团一万余人，另有两个旅在后面跟进，其武器装备与战斗力均比黔军强得多”。由于敌军兵力比预计的多一倍以上，我军不但未能全歼敌人，而且随着战时的推移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五军团的北侧高地被敌郭勋祺攻占，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敌军用炮火支持，向土城镇逼近，一直打到白马山中央军委指挥所的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背水作战，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面对这危厄的战局，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电令北上奔袭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停止前进，急速返回增援。
朱德总司令心如火焚，他见毛泽东蹙着眉头，大口地吸着纸烟，遂沉吟了片时，突然走到毛泽东的面前，以请战的口吻说道：
“老毛，在这紧急关头，唯有指挥员的决心才是稳定战局的精神力量。为此，我决定赶到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朱总司令的决定不仅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就是同在中革军委指挥所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也闻之愕然。但是，他们心里似乎都清楚：朱德总司令能否披甲亲征，完全决定于毛泽东。因此，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吸完一支纸烟又点着一支纸烟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着这激战的枪炮声，他已经没有勇气看上一眼伫立在自己面前的老搭档——朱德总司令。因为他心里清楚：在这样不利的态势下，朱总司令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是凶多吉少，万一有个闪失，他怎么向三万多红军指战员交代啊！像他这样敢作敢为的战略家，此刻也只有一支接着一支吸纸烟了！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等到毛泽东吸完第三支纸烟并准备再点燃新的纸烟的时候，朱德把军帽取下，急切地说道：
“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危。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我朱德的！”
毛泽东听后感动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听后也都感动了。当毛泽东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与朱德充满信心的眼神相遇时，他极力控制住自己那滚动欲出的泪水，沉重地点了点头。片刻后，他肃然说道：
“恩来，我们为朱老总上前线送行。”
“好！我赞成。”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在场的同志们的表情，又补充说道，“为了给朱总司令一壮行色，我们列队送行！”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带动下，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领导同志以及军委纵队的部分同志二百多人，列队站在大路两边，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上前线送行。朱德一看这阵势，分外激动且又不安地说道：“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毛泽东一听朱德这憨厚的话，顿时又想起了他和朱德这些年来的战斗友谊，遂当即说道：
“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接着，周恩来等送行人员相继说道：“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瞬间，大道两边响起了“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的喊声。
朱德被这送行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他以一位老战士的身份，戴上军帽，双腿并拢，冲着“老伙计”毛泽东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又向着送行的人群大声说道：“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遂转身朝着激战的前线大步走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