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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看看那些拥挤的拆迁安置房，再去看看那些宽敞得足以跑马的厂房，你就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五
如果说，林溪村东面与西面的土地征去了，只是抽去了她的靠山，让林溪孤立无援、腹背受敌，使她从此没有了后方；那么，真正的、最大的威胁则来自林溪村西面与南面那大片的水田被征去。这无疑一下子要去了林溪村的生命、断了林溪村源源的血脉。
水田是林溪的衣食父母，是林溪的守护神。
林溪西面与南面都是水田，这是村庄所有粮食的产地，一年两季，源源不断地为林溪的村民提供口粮，也提供不多的经济收入。我八岁那年，父亲指着屋子里一堆比我个头还高的金黄谷子对我说：卖掉这些谷子，就可以给你们几兄妹交学费了。这一年我开始上学，识字、明礼、释惑，从此改变命运，我从一个村娃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我常常感谢父母亲给了我改变人生轨迹的铺垫，对他们怀着没有任何条件的、无法终结的敬意与感恩。而其实，我还得感谢那些谷子，是它们与我的父母共同铺就了我的人生道路。我读书十四年，花费了父母多少谷子！如果堆起来，它一定是一座山！而这些谷子，都从这些水田里来，它们是水田的果实，是水田的奉献。每年两季对汗水的回报，不仅让我们殷实而免于饥馑，还给了我超越的最初动力。要不是它们，我又如何能摆脱强大的社会惯性走出乡村，又如何能从遮蔽之中走向敞开的世界？
现代化无一例外地从城市的方向往农村蔓延。繁华的城市在林溪村的西面，与林溪村遥相呼应。几年前，它还远远地、隐隐约约地在天际线上；但现在，“现代化”已经到了林溪村的家门口了。006年，林溪村南面一百多亩上等的水稻良田随着村长大笔一挥，全部征给了一个工厂。高大的围墙已经筑到了村庄的院门口，似乎紧挨着人们的鼻梁骨。围墙内是宽敞的空地、球场、厂房和宿舍。
种了一辈子土地的村民终于无农活可干了。他们获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假日——长得没有尽头的假日。他们在村口谈笑风生，脸上写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我知道，这种快感对他们原先无法看到尽头的劳作而言，是多么金贵！他们轻松地谈论今后的生活，谈论工作，谈论城市生活，谈论村干部的腐败，也谈论镇政府干部的骄横跋扈。有的人座上了麻将桌，墨绿色的自动麻将机曾经是多么地诱人！有的人终于还清了一笔笔大小不一的旧债，这让他们的腰杆挺起了一些。他们开始盘算着去治疗多年的老病了——以前他们觉得治疗这些不会直接丧命的病根本就没有必要。他们学会了与那些外来的人赌博，他们因为有能力支付赌资而感觉拥有了自尊。他们口袋里揣着从未拥有过的如此数量众多的钞票，第一次获得了人生沉甸甸的踏实感。
我从城里回来，带着妻儿去看望父母。在村口路边上迎头遇上表弟零根。这些年他一直做泥工，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一年到头都穿着那身溅满泥痕的灰色泥工装。眼下，他身着光滑面料的西服，双腿架在摩托车上远远地与我搭话。他看上去有些悠闲，我听出了他话底下那种短暂的满足感。他说最近买了一台冰箱，问我是不是名牌。镇里小店的老板告诉他那是世界名牌，可这个我从没听过的“世界名牌”，只是与国内某种名牌的名字有点相似而已。
工厂一直在膨胀。又两年，村庄南面和西面的所有旱地与水田全部征去了。村长签字的第二天，一道四米高的围墙就开始在村舍与水田之间的水圳边上垒起来。做围墙的泥工是林溪村的村民。他们为自己从工厂老板那里揽到了垒围墙的生意而兴奋——他们常常能从工厂那揽到一些水沟之类的附属建设工程。我路过时，看到他们一边砌墙，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笑，可我怎么都有把自己卖了还在帮人数钱的感觉，心里不由堵得慌。
六
围墙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而农业文明的象征则是篱笆。围墙是冰冷的、坚硬的，而篱笆是柔和的、敦厚的；围墙是一种严格的界限，是一种绝对的禁忌，而篱笆则是松散的边界，透着一种暖意的邀约。围墙内外，一边是村庄，屋舍树木，鸡鸭猫狗；一边是厂区，机器轰鸣，透着钢铁的冰冷无情或工业塑料的刺鼻气息。
村庄所有的水田全部没有了，篱笆全部变成了围墙。
林溪，这个没有了庄稼、没有了土地的村庄，已经没有了生命力，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庄了。虽然人们还照样住在村庄里，但白天的村庄异常安静。偶尔几个带孩子晒太阳的老人还在墙角悠闲地消歇着。年轻的男人、女人陆续进了周边的工厂。纺织厂、机械厂、电子厂、太阳能厂，在宽阔的开发区一路排过去。做普工，每月工资**百，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生活方式正悄然发生变化，家里的猪、牛、鸡、鸭没有时间看管了，于是不再饲养。菜蔬也种不了，顶多伙还在村前屋后栽点葱与蒜，但大多是去买，毕竟有了工资。水田征去了，村庄就断了血脉，她无法养活自己了。宠江山上的安置小区兴起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有蔬菜、鱼肉出售，慢慢又有了自动麻将桌、小超市、手机话费店。
哥哥原先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卖猪饲料，九十年代以来一直生意兴隆，凭的就是乡里乡亲的熟人关系。家家户户养猪，生意自然就好。随着开发区的扩张，村民们都住进了安置小区，养猪不再是每家每户那么普遍了，哥哥的生意也日见冷清，最后终于关门大吉，改行去了城市。
四面楚歌、没有田地、只留下孤零零的房屋的村庄，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村庄了。她的根基已断，她没有自我再生的能力，无法靠自己的产出养活土地上的人们。我想到了“宰割”这个词。林溪成了一头等待死亡降临的牲畜，随时准备让自己并入开发区无限膨胀的版图，掩埋在推土机翻卷起的新鲜红壤之下。
七
征地之后是拆迁。村庄拆迁的重重阴影，像一团浓重的浮云，让林溪陷入了等待最后判决的焦躁不安之中。
村口那间破旧的碾米房的矮墙上，张贴了一道告示：拆迁在即，村民不得建房，不得栽树。
这无疑成了村庄自我了断的格杀令。但，它似乎并没有遭遇到村民的多少异议与抵抗。村民从邻近那些已经消失的村庄，学会了接受这样的规则，或者说，他们已经从那些村庄的失败经验中，学会了放弃与妥协。
风，像过往一样又一次掀开了老屋的青瓦屋顶。青瓦掉在地上，老屋房檐留下一个豁口。只是，现在再也没有人爬上去修补，任由风雨在老屋上来去自由。
雨水冲刷的泥土堵塞了老屋房前的排水沟，泥水漫漶到了村道上。过往的人见了，只是绕过去或跨过去，他们才懒得去疏浚，哪怕只是举手之劳。
村里的泥路烂了，坑坑洼洼积满了泥水，除了几只没有池塘可去的鸭子，再也没有任何人去理会了。
几户人家的小洋楼刚刚土建完工，外墙只粉刷一半就停工了，留下半面裸露的砖墙在外头，也无人理会了，就让它一直不好看。
昔日的家园，正在被人们遗弃，被一种衰败之气所笼罩，正在一步步逼近死亡。我仿佛看到高大轰鸣的推土机已经开到了院子门外，要举起它那巨大的铲斗随时敲开我家的房门。而我和我的亲人们，则将成为这千百年居住地的最后一批居住者。
泥水匠小根的楼房刚做完第一层，平顶现浇屋顶，夏天热得屋里无法睡觉。小根要加盖早已计划的第二层，将申请书与两包芙蓉王香烟递给了村长，陈述了实情。村长摇摇头，说没办法，开不得口子，一开口子，自己都堵不住，上面怪罪下来，谁都吃不消。再说，每家每户建了多少房子，镇里早已经用录相机录下了，再多建，拆迁时也不会补，还是忍一忍吧。话说得很委婉很动听，态度也好，小根无可奈何。但不建房怎么住？小根心一横，不批老子照建。他运来砖、沙、水泥，请来帮工自己做。房子还没做到一半，开发区来人了，城管执法大队的，穿着制服，噼里扒拉掀翻了建房的摊子。“恢复原样！”制服们丢下了一句重话。房子建不成，小根成了一户重复上访户，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每逢重大节假日来临，都有镇干部来陪着在屋子里过。
八
春节过后，我又一次回老家。原想正一天天破落的村庄，这次却给了我一个惊喜。我竟然看到了一生没见过的最美的林溪：房前屋后，圳头塘边，篱笆旁、空地上，密密匝匝地栽上了桃树，千万朵粉红桃花一起绽放，一树树伫立着，空气中浮动着馥郁的芳香，蜂蝶乱舞，整个村庄在桃花的掩映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跨入村庄的第一步，我以为自己恍然入梦。我印象中的林溪，村貌虽然不算糟糕，但却从没有以如此唯美的面目昭示过我，她总是以非常务实的姿态在我的面前，将那些美的事物视为超然之物。在她的眼中，泥土才是最具价值的东西，而鲜花却过于飘浮，不适合在村庄里奉为理想。可眼前这突然多起来的桃花又是事实。是什么让林溪村一下子从实用主义的田地扑到了唯美主义的怀抱？
父亲点亮一枝烟，用他那缓慢的语调为我揭开了谜底。父亲说：不是为了果实，不是为了美化环境，不是为了引蜂惹蝶，而是为了补偿费。桃树生长快，挂果早，只要挂了果的树，拆迁时每树赔偿七十元；不只在屋场里，在田岗上，凡是能栽树的地方今年都栽了密密麻麻的桃树，像插禾苗一样，惟恐不能多栽。父亲是多年的村委干部，在村里算是见了些世面的人，即使现在退下来了，也对诸如贪小便宜的事一向嗤之以鼻。但这回，他还是跟随了大流，在禁山上的荒地里栽了五百多棵桃树，美滋滋地等待拆迁时赔偿一大笔钞票。“不栽白不栽。”父亲像一个终于觉悟了的老人，语言很肯定。但不久，镇里就组织了数十名干部浩浩荡荡来到村里，连夜将山岗上成片的桃树全部拔了。一时，整个林溪村宛如刚刚被龙卷风扫荡过，山岗上，拔下后折断的桃树随处可见，狼藉一片。父亲的几百块钱树苗费打了水漂。林溪在哭泣！
父亲说，镇干部来拔树，还带来了电视台记者，当天晚上，电视新闻中就报道了镇干部维护开发区秩序、集中整治违法栽树活动。父亲笑着说，这是我们村第一次上电视。
留下的只有村前屋后的桃树。是足够的宽容，让他们对栽在村前屋后的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或许觉得犯不着与老百姓拼命？这才有了村庄最美的一刻。我一直想，难道林溪村也如一个行将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在上帝收回他的生命契约之前总是让生命作一次最后的回光返照？这美，的确不过是林溪消失前的一次回光返照。拆迁在即，林溪以自己最美的面容迎接那最后的毁灭。（未完待续）
要去看看那些拥挤的拆迁安置房，再去看看那些宽敞得足以跑马的厂房，你就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五
如果说，林溪村东面与西面的土地征去了，只是抽去了她的靠山，让林溪孤立无援、腹背受敌，使她从此没有了后方；那么，真正的、最大的威胁则来自林溪村西面与南面那大片的水田被征去。这无疑一下子要去了林溪村的生命、断了林溪村源源的血脉。
水田是林溪的衣食父母，是林溪的守护神。
林溪西面与南面都是水田，这是村庄所有粮食的产地，一年两季，源源不断地为林溪的村民提供口粮，也提供不多的经济收入。我八岁那年，父亲指着屋子里一堆比我个头还高的金黄谷子对我说：卖掉这些谷子，就可以给你们几兄妹交学费了。这一年我开始上学，识字、明礼、释惑，从此改变命运，我从一个村娃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我常常感谢父母亲给了我改变人生轨迹的铺垫，对他们怀着没有任何条件的、无法终结的敬意与感恩。而其实，我还得感谢那些谷子，是它们与我的父母共同铺就了我的人生道路。我读书十四年，花费了父母多少谷子！如果堆起来，它一定是一座山！而这些谷子，都从这些水田里来，它们是水田的果实，是水田的奉献。每年两季对汗水的回报，不仅让我们殷实而免于饥馑，还给了我超越的最初动力。要不是它们，我又如何能摆脱强大的社会惯性走出乡村，又如何能从遮蔽之中走向敞开的世界？
现代化无一例外地从城市的方向往农村蔓延。繁华的城市在林溪村的西面，与林溪村遥相呼应。几年前，它还远远地、隐隐约约地在天际线上；但现在，“现代化”已经到了林溪村的家门口了。006年，林溪村南面一百多亩上等的水稻良田随着村长大笔一挥，全部征给了一个工厂。高大的围墙已经筑到了村庄的院门口，似乎紧挨着人们的鼻梁骨。围墙内是宽敞的空地、球场、厂房和宿舍。
种了一辈子土地的村民终于无农活可干了。他们获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假日——长得没有尽头的假日。他们在村口谈笑风生，脸上写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我知道，这种快感对他们原先无法看到尽头的劳作而言，是多么金贵！他们轻松地谈论今后的生活，谈论工作，谈论城市生活，谈论村干部的腐败，也谈论镇政府干部的骄横跋扈。有的人座上了麻将桌，墨绿色的自动麻将机曾经是多么地诱人！有的人终于还清了一笔笔大小不一的旧债，这让他们的腰杆挺起了一些。他们开始盘算着去治疗多年的老病了——以前他们觉得治疗这些不会直接丧命的病根本就没有必要。他们学会了与那些外来的人赌博，他们因为有能力支付赌资而感觉拥有了自尊。他们口袋里揣着从未拥有过的如此数量众多的钞票，第一次获得了人生沉甸甸的踏实感。
我从城里回来，带着妻儿去看望父母。在村口路边上迎头遇上表弟零根。这些年他一直做泥工，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一年到头都穿着那身溅满泥痕的灰色泥工装。眼下，他身着光滑面料的西服，双腿架在摩托车上远远地与我搭话。他看上去有些悠闲，我听出了他话底下那种短暂的满足感。他说最近买了一台冰箱，问我是不是名牌。镇里小店的老板告诉他那是世界名牌，可这个我从没听过的“世界名牌”，只是与国内某种名牌的名字有点相似而已。
工厂一直在膨胀。又两年，村庄南面和西面的所有旱地与水田全部征去了。村长签字的第二天，一道四米高的围墙就开始在村舍与水田之间的水圳边上垒起来。做围墙的泥工是林溪村的村民。他们为自己从工厂老板那里揽到了垒围墙的生意而兴奋——他们常常能从工厂那揽到一些水沟之类的附属建设工程。我路过时，看到他们一边砌墙，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笑，可我怎么都有把自己卖了还在帮人数钱的感觉，心里不由堵得慌。
六
围墙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而农业文明的象征则是篱笆。围墙是冰冷的、坚硬的，而篱笆是柔和的、敦厚的；围墙是一种严格的界限，是一种绝对的禁忌，而篱笆则是松散的边界，透着一种暖意的邀约。围墙内外，一边是村庄，屋舍树木，鸡鸭猫狗；一边是厂区，机器轰鸣，透着钢铁的冰冷无情或工业塑料的刺鼻气息。
村庄所有的水田全部没有了，篱笆全部变成了围墙。
林溪，这个没有了庄稼、没有了土地的村庄，已经没有了生命力，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庄了。虽然人们还照样住在村庄里，但白天的村庄异常安静。偶尔几个带孩子晒太阳的老人还在墙角悠闲地消歇着。年轻的男人、女人陆续进了周边的工厂。纺织厂、机械厂、电子厂、太阳能厂，在宽阔的开发区一路排过去。做普工，每月工资**百，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生活方式正悄然发生变化，家里的猪、牛、鸡、鸭没有时间看管了，于是不再饲养。菜蔬也种不了，顶多伙还在村前屋后栽点葱与蒜，但大多是去买，毕竟有了工资。水田征去了，村庄就断了血脉，她无法养活自己了。宠江山上的安置小区兴起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有蔬菜、鱼肉出售，慢慢又有了自动麻将桌、小超市、手机话费店。
哥哥原先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卖猪饲料，九十年代以来一直生意兴隆，凭的就是乡里乡亲的熟人关系。家家户户养猪，生意自然就好。随着开发区的扩张，村民们都住进了安置小区，养猪不再是每家每户那么普遍了，哥哥的生意也日见冷清，最后终于关门大吉，改行去了城市。
四面楚歌、没有田地、只留下孤零零的房屋的村庄，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村庄了。她的根基已断，她没有自我再生的能力，无法靠自己的产出养活土地上的人们。我想到了“宰割”这个词。林溪成了一头等待死亡降临的牲畜，随时准备让自己并入开发区无限膨胀的版图，掩埋在推土机翻卷起的新鲜红壤之下。
七
征地之后是拆迁。村庄拆迁的重重阴影，像一团浓重的浮云，让林溪陷入了等待最后判决的焦躁不安之中。
村口那间破旧的碾米房的矮墙上，张贴了一道告示：拆迁在即，村民不得建房，不得栽树。
这无疑成了村庄自我了断的格杀令。但，它似乎并没有遭遇到村民的多少异议与抵抗。村民从邻近那些已经消失的村庄，学会了接受这样的规则，或者说，他们已经从那些村庄的失败经验中，学会了放弃与妥协。
风，像过往一样又一次掀开了老屋的青瓦屋顶。青瓦掉在地上，老屋房檐留下一个豁口。只是，现在再也没有人爬上去修补，任由风雨在老屋上来去自由。
雨水冲刷的泥土堵塞了老屋房前的排水沟，泥水漫漶到了村道上。过往的人见了，只是绕过去或跨过去，他们才懒得去疏浚，哪怕只是举手之劳。
村里的泥路烂了，坑坑洼洼积满了泥水，除了几只没有池塘可去的鸭子，再也没有任何人去理会了。
几户人家的小洋楼刚刚土建完工，外墙只粉刷一半就停工了，留下半面裸露的砖墙在外头，也无人理会了，就让它一直不好看。
昔日的家园，正在被人们遗弃，被一种衰败之气所笼罩，正在一步步逼近死亡。我仿佛看到高大轰鸣的推土机已经开到了院子门外，要举起它那巨大的铲斗随时敲开我家的房门。而我和我的亲人们，则将成为这千百年居住地的最后一批居住者。
泥水匠小根的楼房刚做完第一层，平顶现浇屋顶，夏天热得屋里无法睡觉。小根要加盖早已计划的第二层，将申请书与两包芙蓉王香烟递给了村长，陈述了实情。村长摇摇头，说没办法，开不得口子，一开口子，自己都堵不住，上面怪罪下来，谁都吃不消。再说，每家每户建了多少房子，镇里早已经用录相机录下了，再多建，拆迁时也不会补，还是忍一忍吧。话说得很委婉很动听，态度也好，小根无可奈何。但不建房怎么住？小根心一横，不批老子照建。他运来砖、沙、水泥，请来帮工自己做。房子还没做到一半，开发区来人了，城管执法大队的，穿着制服，噼里扒拉掀翻了建房的摊子。“恢复原样！”制服们丢下了一句重话。房子建不成，小根成了一户重复上访户，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每逢重大节假日来临，都有镇干部来陪着在屋子里过。
八
春节过后，我又一次回老家。原想正一天天破落的村庄，这次却给了我一个惊喜。我竟然看到了一生没见过的最美的林溪：房前屋后，圳头塘边，篱笆旁、空地上，密密匝匝地栽上了桃树，千万朵粉红桃花一起绽放，一树树伫立着，空气中浮动着馥郁的芳香，蜂蝶乱舞，整个村庄在桃花的掩映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跨入村庄的第一步，我以为自己恍然入梦。我印象中的林溪，村貌虽然不算糟糕，但却从没有以如此唯美的面目昭示过我，她总是以非常务实的姿态在我的面前，将那些美的事物视为超然之物。在她的眼中，泥土才是最具价值的东西，而鲜花却过于飘浮，不适合在村庄里奉为理想。可眼前这突然多起来的桃花又是事实。是什么让林溪村一下子从实用主义的田地扑到了唯美主义的怀抱？
父亲点亮一枝烟，用他那缓慢的语调为我揭开了谜底。父亲说：不是为了果实，不是为了美化环境，不是为了引蜂惹蝶，而是为了补偿费。桃树生长快，挂果早，只要挂了果的树，拆迁时每树赔偿七十元；不只在屋场里，在田岗上，凡是能栽树的地方今年都栽了密密麻麻的桃树，像插禾苗一样，惟恐不能多栽。父亲是多年的村委干部，在村里算是见了些世面的人，即使现在退下来了，也对诸如贪小便宜的事一向嗤之以鼻。但这回，他还是跟随了大流，在禁山上的荒地里栽了五百多棵桃树，美滋滋地等待拆迁时赔偿一大笔钞票。“不栽白不栽。”父亲像一个终于觉悟了的老人，语言很肯定。但不久，镇里就组织了数十名干部浩浩荡荡来到村里，连夜将山岗上成片的桃树全部拔了。一时，整个林溪村宛如刚刚被龙卷风扫荡过，山岗上，拔下后折断的桃树随处可见，狼藉一片。父亲的几百块钱树苗费打了水漂。林溪在哭泣！
父亲说，镇干部来拔树，还带来了电视台记者，当天晚上，电视新闻中就报道了镇干部维护开发区秩序、集中整治违法栽树活动。父亲笑着说，这是我们村第一次上电视。
留下的只有村前屋后的桃树。是足够的宽容，让他们对栽在村前屋后的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或许觉得犯不着与老百姓拼命？这才有了村庄最美的一刻。我一直想，难道林溪村也如一个行将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在上帝收回他的生命契约之前总是让生命作一次最后的回光返照？这美，的确不过是林溪消失前的一次回光返照。拆迁在即，林溪以自己最美的面容迎接那最后的毁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