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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哪里都一样，只要离开故乡就行。后来，当我传说一般地听到一种叫城市的地方时，我才恍然大悟，也许那种不断地点燃我逃离欲望的永恒的召唤就来自这样一个地方。有同龄的亲戚从城里下来过暑假，他们告诉我关于城里的事情，他们用悦耳的普通话与彬彬有礼的教养，为我描绘了一个天国一样的理想之地。那里没有晒得让人脱皮的毒太阳，没有灰尘与泥土，没有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但却不缺粮食，在平坦的路上，有来往的汽车开过，有高楼大厦，有连环画册……于是，城市成了我逃离的方向。在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它的时候，我的心里早已搭起了一座虚幻的城市。她很快变成了我的一种梦想，一种心灵的图景，一种无边的想象。她时常进入到我的梦境之中，撩拔着我的欲望。她也进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成为我忍受着超过与我年龄相符的劳动强度的强大理由。
***年，我被新余师范学校录取。当我捧着录取通知书时，我感觉自己不仅是要进城求学了，而是要走进梦中去了。转眼间，梦幻一般的城市已近在咫尺，我仿佛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向我敞开着它高贵的大门。那是梦想中的富贵温柔乡。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学会了飞翔的小鸟，终于可以远离老巢遨翔远方，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与畅快油然而生。我历尽艰险困苦，终于抵达了城市！现实的考虑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由林溪到城市的正当性。父母亲为我的升学在村里大办宴席。他们放下了三百六十五天从不曾放松的庄稼活儿，非常慷慨地用了一周的时间，将老屋收拾得干净整洁。摆放八仙桌时，母亲抬起头看着我，我看到她额头上晶莹的汗珠正在滚落，脸上写着从未有过的喜悦与荣耀。
我的户籍立即转到城里，户籍单上的“户籍性质”一栏上写着：非农。我竟然奇迹般地抵达了梦的对岸。我的抵达也是父母的抵达，也是林溪村人的另一种抵达。他们自己一生都沉陷在林溪村的泥淖中，和我们共同的祖先一样，在林溪的土地里不曾离开半步。对他们而言，林溪村的土地既是依靠，也是枷锁，不管林溪村贫瘠还是富饶，他们都已无法脱离。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农业税赋的加重，枷锁日益沉重。而我作为林溪村的一分子，我的成功逃离成了他们的荣耀，就像一个年届中年被命运之神遗弃的人，忽然看到自己的儿子摆脱命运的困厄而感到无比的荣耀。
对故乡一次次逃离的冲动，正好契合了我青春期的叛逆。师范毕业那年，我曾幻想远走他乡，并一度跑去向老师申请去遥远的新疆，因为那里是自己有可能抵达的最遥远的地方。我去找过老师，得到的是老师一脸的困惑、不解和规劝。我的梦想被“定向培训”所粉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强大原则根本就无视我这个看起来天真烂漫的声音。回到老家，在简家村教了两年小学之后，我再也受不了孤独寂寞的乡下生活，那个暑假，我只身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跑到广东惠州投奔做生意的叔叔……我不停地走，不断地寻梦，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只要离开故土就行，不管是荒漠戈壁还是天涯海角。
多年后的今天，青春的热情已经褪去，虚华落尽，漂泊的生活追求也悄悄被安稳的理想所替换，那份远离故土的冲动也已成为一种记忆。多年城市生活的磨砺，更使我对城市与乡村有了新的理解，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它们在我心目中所呈现的图景已经发现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常年不达健康标准的城市里，林溪村诸多美好的事物日益显现，日益成为我理想生活的一种投影。由远而近、然后又由近而远的城市生活，于我而言，再也不是梦想中的最美图景，它留在我价值坐标上的还有病态的发展、难以满足的物欲和永不肯消歇的闹腾。
当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城市，仅是为了逃离林溪；而今天我要逃离城市时，林溪却又在拆迁的阴影中走到了最后的时日。正像许多没有故乡的城市人一样，不久的将来，回家，也将成为我人生辞典中一个空洞的虚词。
如今，堂兄堂弟们已经是林溪村的主角，他们大多正处中年或青年，在家庭、在社会、在家族中，他们都是中坚者。他们其实是当年没有来得及的逃离者。他们没能像我一样“洗脚上岸”，土地拌住了他们的脚，他们就将脚一直踩在泥土中。其实他们一直在逃离。当土地渐渐变成一种束缚，甚至仅仅成为不堪承受的农业税赋的代名词时，逃离便成为一种必然、一种普遍的行为。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逃离。城市仍然是年轻人逃离的首选目的地。背起行囊，他们汇入了南下打工者的滚滚洪流，像他们一样的逃离者数以亿计，他们也许并不孤单。深圳、东莞、广州、温州、上海、宁波……那些原本十分遥远而无关的名字，因某个青年的关系，一夜之间就和林溪村形成了某种牵挂。正根在宁波踩了好几年黄包车，云德后来开上了出租车，大宝初中毕业后在深圳、珠海与东莞一带，八年之后才回到村里娶妻生子……但在008年春，这些在村里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都商量好似的，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林溪。林溪耐心地竖起耳朵，倾听着一个金融危机故事的N种传说。回来，也许是他们必然的命运，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最后的结局。他们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没两样，不是死去或堕落，就是回来。只不过，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他们以如此整齐的步伐回到了村里。可是，这样整齐的步伐与各自的返回又有什么两样呢？他们的土地还在，他们并没有真正地逃离过土地。城市，于他们而言，更是一种虚幻的影像。他们回来后只是说，我去过，我见过，从来不说拥有过。那里是别人的城市，别人的生活，哪怕待得再久，也要回到自己的老家，也要回到林溪。林溪才是他们的永久家园。阔别林溪八年的大宝，见了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敢叫我，他似乎成了村里的一个陌生人。他人样都变了，当年清瘦的一个小伙子，现在成了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但一张嘴，依然还是家乡地道的方言，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征地了。拆迁了。回到林溪，我听到的不仅仅是依依不舍的留恋与叹惋，也有热烈的欢呼。我知道，堂兄弟们与我不一样，他们与土地之间长久以来积淀下的恩怨并没有算清楚,感恩与仇恨，厌恶与留恋，各不相同。有人看到的是土地对生命的供养，有人看到的是土地对自己的束缚，有人急切地欢呼土地终于可以变现，而有人却沉静在对土地无尽的思恋和不可自拔的感情漩涡之中……
他们只是想进入城市。可他们前脚还没有迈进城市，后脚的土地就已经被人刨去。或者说，他们脚下的土地已经被人刨去，所以他们才不得不迈入城市。他们是“被城市化”的农民。这或许就是自己，在一些场合听到有人鼓吹用所谓“减少农民”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时怒不可遏的原因所在。（未完待续）
许哪里都一样，只要离开故乡就行。后来，当我传说一般地听到一种叫城市的地方时，我才恍然大悟，也许那种不断地点燃我逃离欲望的永恒的召唤就来自这样一个地方。有同龄的亲戚从城里下来过暑假，他们告诉我关于城里的事情，他们用悦耳的普通话与彬彬有礼的教养，为我描绘了一个天国一样的理想之地。那里没有晒得让人脱皮的毒太阳，没有灰尘与泥土，没有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但却不缺粮食，在平坦的路上，有来往的汽车开过，有高楼大厦，有连环画册……于是，城市成了我逃离的方向。在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它的时候，我的心里早已搭起了一座虚幻的城市。她很快变成了我的一种梦想，一种心灵的图景，一种无边的想象。她时常进入到我的梦境之中，撩拔着我的欲望。她也进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成为我忍受着超过与我年龄相符的劳动强度的强大理由。
***年，我被新余师范学校录取。当我捧着录取通知书时，我感觉自己不仅是要进城求学了，而是要走进梦中去了。转眼间，梦幻一般的城市已近在咫尺，我仿佛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向我敞开着它高贵的大门。那是梦想中的富贵温柔乡。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学会了飞翔的小鸟，终于可以远离老巢遨翔远方，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与畅快油然而生。我历尽艰险困苦，终于抵达了城市！现实的考虑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由林溪到城市的正当性。父母亲为我的升学在村里大办宴席。他们放下了三百六十五天从不曾放松的庄稼活儿，非常慷慨地用了一周的时间，将老屋收拾得干净整洁。摆放八仙桌时，母亲抬起头看着我，我看到她额头上晶莹的汗珠正在滚落，脸上写着从未有过的喜悦与荣耀。
我的户籍立即转到城里，户籍单上的“户籍性质”一栏上写着：非农。我竟然奇迹般地抵达了梦的对岸。我的抵达也是父母的抵达，也是林溪村人的另一种抵达。他们自己一生都沉陷在林溪村的泥淖中，和我们共同的祖先一样，在林溪的土地里不曾离开半步。对他们而言，林溪村的土地既是依靠，也是枷锁，不管林溪村贫瘠还是富饶，他们都已无法脱离。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农业税赋的加重，枷锁日益沉重。而我作为林溪村的一分子，我的成功逃离成了他们的荣耀，就像一个年届中年被命运之神遗弃的人，忽然看到自己的儿子摆脱命运的困厄而感到无比的荣耀。
对故乡一次次逃离的冲动，正好契合了我青春期的叛逆。师范毕业那年，我曾幻想远走他乡，并一度跑去向老师申请去遥远的新疆，因为那里是自己有可能抵达的最遥远的地方。我去找过老师，得到的是老师一脸的困惑、不解和规劝。我的梦想被“定向培训”所粉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强大原则根本就无视我这个看起来天真烂漫的声音。回到老家，在简家村教了两年小学之后，我再也受不了孤独寂寞的乡下生活，那个暑假，我只身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跑到广东惠州投奔做生意的叔叔……我不停地走，不断地寻梦，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只要离开故土就行，不管是荒漠戈壁还是天涯海角。
多年后的今天，青春的热情已经褪去，虚华落尽，漂泊的生活追求也悄悄被安稳的理想所替换，那份远离故土的冲动也已成为一种记忆。多年城市生活的磨砺，更使我对城市与乡村有了新的理解，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它们在我心目中所呈现的图景已经发现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常年不达健康标准的城市里，林溪村诸多美好的事物日益显现，日益成为我理想生活的一种投影。由远而近、然后又由近而远的城市生活，于我而言，再也不是梦想中的最美图景，它留在我价值坐标上的还有病态的发展、难以满足的物欲和永不肯消歇的闹腾。
当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城市，仅是为了逃离林溪；而今天我要逃离城市时，林溪却又在拆迁的阴影中走到了最后的时日。正像许多没有故乡的城市人一样，不久的将来，回家，也将成为我人生辞典中一个空洞的虚词。
如今，堂兄堂弟们已经是林溪村的主角，他们大多正处中年或青年，在家庭、在社会、在家族中，他们都是中坚者。他们其实是当年没有来得及的逃离者。他们没能像我一样“洗脚上岸”，土地拌住了他们的脚，他们就将脚一直踩在泥土中。其实他们一直在逃离。当土地渐渐变成一种束缚，甚至仅仅成为不堪承受的农业税赋的代名词时，逃离便成为一种必然、一种普遍的行为。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逃离。城市仍然是年轻人逃离的首选目的地。背起行囊，他们汇入了南下打工者的滚滚洪流，像他们一样的逃离者数以亿计，他们也许并不孤单。深圳、东莞、广州、温州、上海、宁波……那些原本十分遥远而无关的名字，因某个青年的关系，一夜之间就和林溪村形成了某种牵挂。正根在宁波踩了好几年黄包车，云德后来开上了出租车，大宝初中毕业后在深圳、珠海与东莞一带，八年之后才回到村里娶妻生子……但在008年春，这些在村里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都商量好似的，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林溪。林溪耐心地竖起耳朵，倾听着一个金融危机故事的N种传说。回来，也许是他们必然的命运，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最后的结局。他们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没两样，不是死去或堕落，就是回来。只不过，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他们以如此整齐的步伐回到了村里。可是，这样整齐的步伐与各自的返回又有什么两样呢？他们的土地还在，他们并没有真正地逃离过土地。城市，于他们而言，更是一种虚幻的影像。他们回来后只是说，我去过，我见过，从来不说拥有过。那里是别人的城市，别人的生活，哪怕待得再久，也要回到自己的老家，也要回到林溪。林溪才是他们的永久家园。阔别林溪八年的大宝，见了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敢叫我，他似乎成了村里的一个陌生人。他人样都变了，当年清瘦的一个小伙子，现在成了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但一张嘴，依然还是家乡地道的方言，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征地了。拆迁了。回到林溪，我听到的不仅仅是依依不舍的留恋与叹惋，也有热烈的欢呼。我知道，堂兄弟们与我不一样，他们与土地之间长久以来积淀下的恩怨并没有算清楚,感恩与仇恨，厌恶与留恋，各不相同。有人看到的是土地对生命的供养，有人看到的是土地对自己的束缚，有人急切地欢呼土地终于可以变现，而有人却沉静在对土地无尽的思恋和不可自拔的感情漩涡之中……
他们只是想进入城市。可他们前脚还没有迈进城市，后脚的土地就已经被人刨去。或者说，他们脚下的土地已经被人刨去，所以他们才不得不迈入城市。他们是“被城市化”的农民。这或许就是自己，在一些场合听到有人鼓吹用所谓“减少农民”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时怒不可遏的原因所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