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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奥列格不能怀着贪婪的心情一个劲儿地想她，但要是能像一条狗，能像一条挨了打的可怜巴巴的狗那样去躺在她的脚下，那倒是一种享受。躺在地板上，像一条狗似的嗅她的脚——这也许是可能设想的一切幸福中最大的幸福。
然而，他当然不能允许自己表现这种动物的纯真——去到她家乖乖地趴在她的脚下。他得说一些表示歉意的客气话，她也将说一些客气话，表示歉意，因为几千年来事情就是被搞得如此复杂化了。
即使现在他也似乎看到昨天她两颊泛起的红晕，当时她说：“您知道吗，其实您完全可以住在我那里！”这红晕必须用笑声来抵消，用笑声挡住它，阻止它，不能让她再感到窘迫，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想好最初的几句话，显得既有礼貌，又相当幽默，从而冲淡那不同寻常的境况：作为一个病人，他到自己的医生——个年轻的单身女人家里去借宿。要不然就什么话也别去想了，而只是在门口一站，望着她。不消说，应该立刻称她我加，对她说：“薇加！我来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跟她在一起——不是在病房里，不是在诊疗室里，而是在一间普通的居室里，随便谈谈什么，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福气的。他大概会犯错误，不少地方会弄巧成拙，因为他对人类的正常生活已经完全生疏了，不过，他倒是可以通过眼神表示：“可怜可怜我吧！求求你，可怜可怜我！没有你，我是那么不好受啊！”的确，他怎么能浪费这么多时间！他怎么能不去找颔加！他早就该去了！现在，他毫不犹豫，迈着大步往前走去，只担心见不到她。在城里逛了半天了，他已经弄清楚街道的位置，此时他知道该往哪儿走了。所以他一直往前走去。
只要他们互相怀有好感，只要他们在一起互相交谈觉得那么愉快，只要他有机会拉住她的两手，搂住她的肩膀，从近处温柔地望着她的眼睛——难道说这还不够吗？甚至还会远远超过以上所说的那些——难道说这还不够吗？
当然，如果对象是卓姬，那就不够了。可这是我加呀，是一头温顺的羚羊啊要知道，只要想到可以把她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胸中的弦就会绷紧，他就会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可到底够不够呢？
离她的家愈近，他的神经就愈紧张。这是不折不扣的恐惧！然而这种恐惧又使人感到幸福，又使人高兴得要死。单凭这种恐惧，他此刻就有一种幸福之感！
他一路往前走，只看所经过的那些街名，对商店、橱窗、电车、行人则根本不去注意。突然在拐角处，由于拥挤他一时未能绕过站在那里的一位老妇而猛醒过来，发现这老妇人在卖一束束紫色的小花。
在他那被磨灭和被改造之后重新适应的记忆里，即便找遍最偏僻的角落也见不到去造访女人必须带花这么一回事的影子！这一点已被他忘得干干净净，仿佛世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似的！他一直背着沉甸甸的有补丁的行李袋心安理得地走着，没有丝毫犹豫不决的样子。
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些鲜花。而且，这些鲜花是卖给人家派什么用场的。他皱起了眉头。模糊的回忆浮现于脑海，宛如溺死的尸体漂出浑浊的水面。对了，对了！在他青春时期那个遥远和近乎虚幻的世界里，有给女人赠送鲜花的惯例
“这——算是什么花儿？”他问卖花的老妇，有点难为情。
“紫罗兰，还能是什么！”她有点不高兴。“每束一个卢布。”
紫罗兰？这就是富有诗意的紫罗兰？不知为什么，他记得紫罗兰不是这样的。它们的茎秆该是更匀称些，更高些，而花朵本身也更像铃铛。不过，也许是他记不清了。也有可能这是本地的品种。至少说这里没有任何别的花儿可供选择。既然想起来了，那么不带鲜花去不仅不可以，而且还会感到羞愧：刚才他不带鲜花怎么竟心安理得地走来着。
可是，这该买多少呢？一束？看起来太少。两束？还是有点寒酸。3束？4束？太贵了。劳改营里的那种机灵似乎在他头脑里的某个地方卡喀一响，像计算器般地转动起来：要是还还价钱，两束花给一个半卢布，或者5束花给4卢布就能买得下来。不过，响起的这清晰的卡喀声对奥列格似乎不起作用。他掏出两个卢布，一声不响地给了卖花老妇。
他拿起两束紫罗兰。花儿很香，但也不是他青春时期紫罗兰的那种香味。
就这样，他拿着鲜花，边走边嗅倒还可以，而单独拿在手里，看上去一定十分可笑：一个有病的退伍士兵，帽子也不戴，背着行李袋，手拿紫罗兰。这两束花怎么也安置不好，索性塞进袖筒里得了，那样别人倒是看不见。
薇加家的门牌号码岂不对，就是这座房子！
她说过，先得走进院子。他进到院子里去，之后便向左拐。
（而心在突突地跳！）
一条公共的水泥长廊，有顶无墙，栏杆下面的斜栅是用树枝编的。栏杆上晒晾着一些被子、褥垫、枕头，拉在柱子之间的一根根绳子上还晾着床单和内衣。
从这一切来看，这里很不像额加住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很不像样子。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为此负责。再往前，在所有这些晾晒物的后面，马上就该出现她那带号码的房门，不消说，门内就是薇加一个人的天地了。
他从晾着的一条被单下面钻过去，找到了那扇房门。门是普普通通的门。浅褐色的油漆有的地方已经剥落。门上有一只绿色的信箱。
奥列格从军大衣袖筒里取出了紫罗兰。用手理了理头发。他心情激动，不过这是使他高兴的一种激动。她不穿白长衫，在家庭环境里，是什么样儿呢？。
不，他两条腿拖着沉重的靴子从动物园走来所经过的不只是这几个街区！他走的是祖国大地的漫长道路，走了两个7年！而现在，终于复员了，来到了这扇门前，那里一个女人默默地等了他14年。
就这样，他那中指的关节触到了门上。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敲门，门却自动地开了。（是不是她从窗子里先看见了他？）接着，从门内冲着奥列格推出一辆鲜女的摩托车，这车在狭门。门口显得特别庞大。推车的是一个大脸盘的小伙子，鼻子像被踩扁了似的。对奥列格的到来他甚至连问都不问——来干什么和来找谁，只顾往外推摩托车，似乎没有让路的习惯，于是奥列格往旁边闪了闪。
奥列格一时愣住了，弄不明白这个小伙子跟单身独居的额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从她家里出来？尽管经过了那么多年，但他毕竟不会完全忘记，人们一般都不是独家居住，而是合住公房！忘是不会忘记的，但也不见得完全记住了。在劳改营的营房里，自由被想像成与营房截然相反，决不会几户人家合住一套公房。是的，即使在乌什一捷列克，人们也都是独门独户，不知道什么是合住的公房。
“请问，”他对小伙子说。然而那小伙子把摩托车从晾着的被单下面推过去之后，已经顺着梯级往下去了，车轮落在梯级上发出哈哈的碰撞声。
而门他却任其敞开。
奥列格犹豫不决地往里走。此时，在晦暗的过道深处看得见还有一扇、两扇、三扇门——究竟是它们之中的哪一扇呢？昏暗中出现了一个女人，她灯也不开，立刻怀着敌意问道：
“您找谁？”
“我找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反常态，不好意思地说。
“她不在！”那女人不去敲门试试看，当即怀着反感以十分自信而生硬的口气把他顶了回去。她冲着科斯托格洛托夫走过来，迫使他后退让路。
“请您敲敲她的门，”科斯托格洛托夫镇定了下来。他是为了盼望见到额加才这样软下来的，否则对这位没好气的大邻居他也能以牙还牙。“她今天不上班。”
“这我知道。她不在家。起先在。后来走了。”额头很低、面颊有点歪斜的这个女人上下打量他。
她已经看见紫罗兰了。要藏起来已为时太晚。
如果手中没有这两束紫罗兰，此刻他还会有个人样儿，可以自己去敲门，坦然地谈话，继续问下去——她走了多久，是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甚至还可以留张条子给她。（说不定感加也留了条子给他？）
可是紫罗兰使他变成了一个求爱者、一个前来送礼物的人。一个痴情的傻瓜
于是，在这个面颊有点歪斜的女人的进逼下，他退到了长廊上。
而对方不仅把他从进攻基地赶走，还跟踪观察：这个流浪汉的背袋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直往外顶，可不能让他从这里顺手牵羊捞走了什么。
不带消音器的摩托车，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发出开枪似的啪啪声，有时突然中止，随后又响起来，接着又停止了。
奥列格不知所措。
女人怒气冲冲地盯着他。
薇加既然答应了，她怎么会不在家呢？是的，她本来在等他，可是后来出去了。多么不幸！这不是不巧，不是扫兴，而是不幸！
奥列格把拿着紫罗兰的那只手缩进了军大衣的袖子里，就像手被砍去了似的。
“请问，她很快就会回来还是上班去了？”
“她走了，”女人把字眼咬得很清楚。
不过，她并没回答问题。
可是，就这样站在她面前等着也很尴尬。
摩托车抽动起来，啪啪地喷吐着，放了一阵烟枪，随后又熄火了。
而栏杆上放着的是一些沉甸甸的枕头、褥垫和罩着被套的毯子。这都是被拿出来晾晒的。
“那您还等什么呢，公民？”
还由于这些床上用品所形成的庞大碉堡，奥列格怎么也想不出对策。
而那个女人则直盯着他，连思考的时间都不给他。
那辆该诅咒的摩托车始终发动不起来，简直把人心都撕成了碎片。
于是，奥列格从枕头碉堡那儿后退——循着来时的原路被撵得退了下去。
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一只角被揉皱，两只角像奶牛的乳房那样松垂，还有一只角像方尖碑似的耸立），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说不定他会想出办法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应该就那么干脆地走了。激加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很快就会回来！那时她也会感到遗憾！必定会感到遗憾！
然而，枕头、褥垫、带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帜似的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似乎都标志着一种稳定的、世世代代检验过的经验，此刻要将这种经验推翻，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尤其是现在。尤其是他。
一个单身汉，只要他心中燃烧着信念或强烈的追求，便能睡柴难，睡木板。囚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睡在光秃秃的硬板铺上。被强制与他分开的女囚犯也是如此。
不过，要是男人和女人约好了在什么地方待在一起，那么，这些松软的嘴脸就会信心十足地等着显示自己的威风。它们明白，自己的估计决不会错。
奥列格离开那个他自知无力攻克的要塞，背着沉甸甸的熨斗，缩着被砍去了似的手，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枕头碉堡则得意地用机枪朝他的背影射击。
那该诅咒的摩托车还是发动不起来！
到了大门外面，这些劣劈啪啪的响声减轻了些，奥列格也就停住了脚步又等了一会儿。
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等到薇加的希望。她要是回来，不可能不从这里经过。那时他们就会相对一笑，高兴地说：“您好！”
“您可要知道”“说起来也真可笑”
那时，他已不会马上把挤皱、变蔫了的紫罗兰从袖子里抽出来？
等到了就可以跟她一起重新返回院子里去。但是，他们又不得太经过那些松软而自信的碉堡！
碉堡不会放过他俩，决不会让他们在一起。
即使不是今日，总也会有那么一天，就连与世俗灰尘格格不入的、步态轻盈、热情洋溢和眼睛呈浅褐色的藏加，也会把自己那轻柔美好的被褥（但毕竟是被褥）搬出来晒在敞廊上。
鸟儿无巢不居，女人的生活离不开被褥。
就算你出污泥而不染，就算你崇高纯洁，但夜晚那不可避开的8小时你能躲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不睡下。
总不能不醒来。
滚出来了！鲜红的摩托车从大门内滚出来了，一路朝科斯托格洛托夫作最后的射击，而那塌鼻子的小伙子到了街上，神气得像个胜利者。
科斯托格洛托夫失败了，灰溜溜地走开去。
他把紫罗兰从袖子里移出来。过不了几分钟，这两束花便无法送人了。
迎面走来两个小姑娘——乌兹别克少先队员，她们拥同样的黑色发辫都是用电线扎紧的。奥列格的两手各拿一束花递给她们：
“拿去吧，小姑娘。”
她们诧异起来。先是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又看了看奥列格。她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了几句，认识到此人并不是喝醉了独，也不是要纠缠她们。也许，她们甚至还明白，这位士兵叔叔论鲜花送给她们是有其难言2苦的？
其中之一接过街来。点了点头。
另一个也接过花束，点了点头。
接着，她们快步往闹走，两个人肩头紧靠在一起，谈论得很起劲。
他的肩后只剩下肮脏、汗湿的行李袋了。
在哪儿过夜——这得重新考虑了。
旅馆里不行。
去卓娅那里不行。
找薇加不行。
不，可以，可以。薇加一定会感到高兴，尽管她不会让你看出来。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对奥列格来说，我加不在，整个这座美丽、富饶、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像背上的那只沉重的行李袋。说来也奇怪，今天早晨他还那么喜欢这个城市，想多待几天。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今天早晨他为什么那样高兴？而此时，他的痊愈却突然不再使他觉得是什么特别的喜事。
还没走完一条街区，奥列格就感觉到自己饥肠始辆，两腿疲软，周身乏力，觉得残余的肿瘤在体内滚动。这时他大概一心想着的是尽快离开这座城市。
然而，即使重返乌什一捷列克，这一前景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了，尽管现在去那里的路完全畅通。奥列格明白，如今到了那里，必会更受到苦闷的折磨。
是的，他简直想像不出，现在能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件事情能使他心情舒畅。
除非回到薇加身边。
他会扑到她的脚下，对她说：“不要撵我走，不要撵我走！这不能怪我啊。”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他看了看太阳。太阳开始往西偏了。想来已过了两点了。现在得拿个主意。
他看到一辆电车上的号码正是开往流放人员监督处方向的那趟车。于是他开始观察，看它在近处的什么地方靠站。
电车本身像患有重病似地载着他通过一条条铺着石头的狭窄街道，一路发出钢铁摩擦的轧轧声，拐弯处尤其刺耳。奥列格抓住电车吊环，弯下身来，想看看窗外有些什么。但这一带没有草木，没有林荫道，只有铺着石头的路和墙面褪色的房屋。闪过一张日场露天电影的海报。看看那是怎么放映的倒挺有意思，但不知为什么，他对世上的新奇事物已没有什么兴趣。
14年的孤独生活他挺了过来，以此而感到骄傲。但他不知道，像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下来会意味着什么
他认出自己要到的那一站，便下了车。从这里得沿着乏味的工厂区的一条没有树木、晒得发烫的宽阔大街步行三，500米左右。马路上不断有卡车和拖拉机来来往往，轰隆作响，而人行道顺着长长的砖墙延伸，然后跨过工厂的铁路轨道，接下来跨过一条煤渣路堤，经过一片挖了好多坑的空地，再次跨过铁轨，往前又是沿着墙边，最后终于见到几排单层木棚。这些棚子的正式名称是“临时民房”可是它们已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了。现在，尽管不像一月份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一次来找监督处时那样，雨下个不停，泥泞不堪，但终究是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泄气的路程，也很难让人相信，这条街跟那些环形林荫路、粗壮的橡树、挺拔的白杨和堪称奇观的红杏花开竟在同一个城市里。
无论他怎样压抑自己的感情，说应该那样，那样才对，那样才好，事后仍然会更为猛烈地进发出来。
主宰全市所有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如此神秘地设立在郊区究竟用意何在？瞧，反正它就在此地，在这些棚屋、泥泞的通道、玻璃打破后用胶合板钉死的窗户和到处都挂满了晾晒的床单和衣衫中间。
奥列格想起了那位连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惜的面部表情，想起当时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此时，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了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独立不羁、成竹在胸的面孔。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们露出笑脸，即使对方向他微笑。他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第一间屋子半明不暗，空无所有：只有两条瘸腿的长凳和栏杆后面的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月两次的注册圣典想必就在这里进行。
此时，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而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处”的一扇门敞开着。奥列格走过去往里面张望了一下，严肃地问道：
“可以进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表示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进去了。在整个光亮的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表情严肃让人琢磨不透的蠢货，而是面相和善、甚至书生气十足的亚美尼亚人坐在那里。此人一点架子也不摆，穿的也不是制服，而是一套颇为讲究的便装，显得跟这棚屋不大协调。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此和蔼地打量着奥列格，仿佛自己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并且欢迎奥列格这位好主顾的到来。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奥列格不可能对亚美尼亚人抱有太大的好感：在那里，亚美尼亚人为数不多，但相互拖成一团，总是占据存物处、面包房之类的好差使，有些差使甚至可说是肥缺。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罪他们：这些个劳改营不是他们发明的，这西伯利亚不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道理要他们不互相庇护，不做交易，成天用十字稿去刨士？
看到办公桌旁这位对他满面笑迎的亚美尼亚人，奥列格想到的正是亚美尼亚人不打官腔、讲究实际的特点，心头马上感到一种温暖。
监督官尽管很胖，听到奥列格报出了姓名并说明是临时登记注册，却马上从座位上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在一只柜子里翻查卡片。与此同时，他似乎是竭力不使奥列格觉得乏味，因此口中一个劲儿地念叨：要么是毫无意义的感叹词，要么是按纪律来说严格禁止念出来的一些卡片上的姓名：
“吼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卡里福吉季慷斯坦丁尼季好吧，请您坐一会儿库拉耶夫卡拉努利耶夫
哎哟，一个角给弄破了卡兹马戈马耶夫科斯托格洛托夫！”接着，他又完全忽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格规定，没有询问，就主动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和父称：“是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吧？”
“是的。”
“欧您是从1月23日开始在肿瘤医院里治病的”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灵活的。富有人情味的眼睛望着奥列格：“怎么样？您觉得好些了吗？”
奥列格深受感动，他甚至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有点硬住了。所需要的是多么少啊：只要让一些通情达理的人坐在这类可惜的桌子旁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奥列格的神经已松弛下来，很自然地回答：
“这怎么对您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了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坏了些”（坏了些？真是忘思负义！还有什么能比躺在医院的地板上只求一死时的状态更坏呢？）“总的来说是好了些。”
“嗅，那就好！”监督官为他感到高兴。“您干吗不坐下？”
哪怕是摊派戏票也得花一些时间的！得在什么地方盖上印戳，填写日期，还得往一本厚厚的簿册里注上些什么，还得从另一本簿册里注销什么。这位亚美尼亚人当即欣然办理了上述种种手续，把奥列格先前交来的获准外出证明从卷宗里取了出来，一边将它递给奥列格，一边含有深意地望着他，并且压低了声音，以完全不是谈公事的口吻说：
“您不必苦恼。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您指的是什么？奥列格十分惊异。
“这还用问？当然是指注册、流放、监督管制这类事情！”他无所顾忌地露出了笑容。（显而易见，他有另外一种比较愉快的工作可做。）
“什么？已经有了指示吗？”奥列格急于了解底细。
“指示倒还没有下达，”监督官叹了口气“不过已有那种苗头了。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一定会下达的！您要坚持住，把身体养养好，再回到人们中去。”
奥列格露出了苦笑：
‘堤啊，我已经被逐出了人间。”
“您有什么专长？”
“什么专长也没有。”
“结婚了吗？”
“没有。
“这倒也好！”监督官深信不疑地说。“在流放地结婚的，后来往往要离婚，这有一系列的麻烦事。而您恢复自由以后，回到家乡去，也就可以娶个媳妇儿！”
娶媳妇儿
“但愿如此，谢谢您，”奥列格站了起来。
监督官深表同情地向他点头作别，但毕竟没有伸出手去。
奥列格走过两间屋子时，一直在想：为什么来了这样一位监督官？他是生来如此，还是风气所致？他是固定在这里，还是临时的？还是如今特地要派这样的人来任职？弄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显然不宜回去。
奥列格又沿着工厂区的这条长街经过棚屋、铁轨、煤渣路堤急匆匆地走，脚步比较轻松，也比较平稳，很快就热得把军大衣脱了下来，监督官给他灌输的那一桶喜悦也渐渐地顺着血管流遍全身。这一切，他只是逐步领会到的。
奥列格之所以是逐步领会到的，是因为坐在那些办公桌旁的人早已失去了他的信任。战后初期，一些有大尉、少校头衔的官员特意散布谎言，说什么即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这事他怎能不记得呢？当时大家是多么相信他们！“是大尉亲自对我说的广其实，他们是奉命给情绪绝望的囚徒打气，让他们坚持服苦役！让他们完成定额！让他们至少有活下去的一个奔头！
然而，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果还可以对此作一些猜测的话，那么，就其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不可能摸到很深的底情。再说，奥列格自己根据报纸上的一些简短的消息，岂不也悟出了这一点？
我的天哪，要知道是时候到了！早该这样做了，难道不是吗！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
奥列格又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没有死。不久他就可以买张火车票去列宁格勒了。去到列宁格勒！莫非当真可以走到伊萨基大教堂那儿摸摸它的圆柱？
伊萨基的圆柱——那算什么！眼下的事情是，同薇加的一切都变了！简直令人头晕目眩！现在，如果真的伽果确实
要知道，这已不再是幻想！他可以在这里住下，跟她住在一起！
跟薇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只要想到这里，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要是马上到她那里去，把这一切告诉她，她会多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告诉她呢？为什么不去呢？倘若不告诉她，世上还有什么人更值得告诉呢？还有谁会更关心他的自由？
而他就在电车站上。此刻就得作出选择：去火车站呢，还是去滚加那里？而且，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她又会走开。太阳已经不那么高了。
他又激动了起来。心又要他飞向薇加！在去监督处的路上想到的那... -->>
现在，奥列格不能怀着贪婪的心情一个劲儿地想她，但要是能像一条狗，能像一条挨了打的可怜巴巴的狗那样去躺在她的脚下，那倒是一种享受。躺在地板上，像一条狗似的嗅她的脚——这也许是可能设想的一切幸福中最大的幸福。
然而，他当然不能允许自己表现这种动物的纯真——去到她家乖乖地趴在她的脚下。他得说一些表示歉意的客气话，她也将说一些客气话，表示歉意，因为几千年来事情就是被搞得如此复杂化了。
即使现在他也似乎看到昨天她两颊泛起的红晕，当时她说：“您知道吗，其实您完全可以住在我那里！”这红晕必须用笑声来抵消，用笑声挡住它，阻止它，不能让她再感到窘迫，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想好最初的几句话，显得既有礼貌，又相当幽默，从而冲淡那不同寻常的境况：作为一个病人，他到自己的医生——个年轻的单身女人家里去借宿。要不然就什么话也别去想了，而只是在门口一站，望着她。不消说，应该立刻称她我加，对她说：“薇加！我来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跟她在一起——不是在病房里，不是在诊疗室里，而是在一间普通的居室里，随便谈谈什么，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福气的。他大概会犯错误，不少地方会弄巧成拙，因为他对人类的正常生活已经完全生疏了，不过，他倒是可以通过眼神表示：“可怜可怜我吧！求求你，可怜可怜我！没有你，我是那么不好受啊！”的确，他怎么能浪费这么多时间！他怎么能不去找颔加！他早就该去了！现在，他毫不犹豫，迈着大步往前走去，只担心见不到她。在城里逛了半天了，他已经弄清楚街道的位置，此时他知道该往哪儿走了。所以他一直往前走去。
只要他们互相怀有好感，只要他们在一起互相交谈觉得那么愉快，只要他有机会拉住她的两手，搂住她的肩膀，从近处温柔地望着她的眼睛——难道说这还不够吗？甚至还会远远超过以上所说的那些——难道说这还不够吗？
当然，如果对象是卓姬，那就不够了。可这是我加呀，是一头温顺的羚羊啊要知道，只要想到可以把她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胸中的弦就会绷紧，他就会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可到底够不够呢？
离她的家愈近，他的神经就愈紧张。这是不折不扣的恐惧！然而这种恐惧又使人感到幸福，又使人高兴得要死。单凭这种恐惧，他此刻就有一种幸福之感！
他一路往前走，只看所经过的那些街名，对商店、橱窗、电车、行人则根本不去注意。突然在拐角处，由于拥挤他一时未能绕过站在那里的一位老妇而猛醒过来，发现这老妇人在卖一束束紫色的小花。
在他那被磨灭和被改造之后重新适应的记忆里，即便找遍最偏僻的角落也见不到去造访女人必须带花这么一回事的影子！这一点已被他忘得干干净净，仿佛世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似的！他一直背着沉甸甸的有补丁的行李袋心安理得地走着，没有丝毫犹豫不决的样子。
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些鲜花。而且，这些鲜花是卖给人家派什么用场的。他皱起了眉头。模糊的回忆浮现于脑海，宛如溺死的尸体漂出浑浊的水面。对了，对了！在他青春时期那个遥远和近乎虚幻的世界里，有给女人赠送鲜花的惯例
“这——算是什么花儿？”他问卖花的老妇，有点难为情。
“紫罗兰，还能是什么！”她有点不高兴。“每束一个卢布。”
紫罗兰？这就是富有诗意的紫罗兰？不知为什么，他记得紫罗兰不是这样的。它们的茎秆该是更匀称些，更高些，而花朵本身也更像铃铛。不过，也许是他记不清了。也有可能这是本地的品种。至少说这里没有任何别的花儿可供选择。既然想起来了，那么不带鲜花去不仅不可以，而且还会感到羞愧：刚才他不带鲜花怎么竟心安理得地走来着。
可是，这该买多少呢？一束？看起来太少。两束？还是有点寒酸。3束？4束？太贵了。劳改营里的那种机灵似乎在他头脑里的某个地方卡喀一响，像计算器般地转动起来：要是还还价钱，两束花给一个半卢布，或者5束花给4卢布就能买得下来。不过，响起的这清晰的卡喀声对奥列格似乎不起作用。他掏出两个卢布，一声不响地给了卖花老妇。
他拿起两束紫罗兰。花儿很香，但也不是他青春时期紫罗兰的那种香味。
就这样，他拿着鲜花，边走边嗅倒还可以，而单独拿在手里，看上去一定十分可笑：一个有病的退伍士兵，帽子也不戴，背着行李袋，手拿紫罗兰。这两束花怎么也安置不好，索性塞进袖筒里得了，那样别人倒是看不见。
薇加家的门牌号码岂不对，就是这座房子！
她说过，先得走进院子。他进到院子里去，之后便向左拐。
（而心在突突地跳！）
一条公共的水泥长廊，有顶无墙，栏杆下面的斜栅是用树枝编的。栏杆上晒晾着一些被子、褥垫、枕头，拉在柱子之间的一根根绳子上还晾着床单和内衣。
从这一切来看，这里很不像额加住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很不像样子。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为此负责。再往前，在所有这些晾晒物的后面，马上就该出现她那带号码的房门，不消说，门内就是薇加一个人的天地了。
他从晾着的一条被单下面钻过去，找到了那扇房门。门是普普通通的门。浅褐色的油漆有的地方已经剥落。门上有一只绿色的信箱。
奥列格从军大衣袖筒里取出了紫罗兰。用手理了理头发。他心情激动，不过这是使他高兴的一种激动。她不穿白长衫，在家庭环境里，是什么样儿呢？。
不，他两条腿拖着沉重的靴子从动物园走来所经过的不只是这几个街区！他走的是祖国大地的漫长道路，走了两个7年！而现在，终于复员了，来到了这扇门前，那里一个女人默默地等了他14年。
就这样，他那中指的关节触到了门上。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敲门，门却自动地开了。（是不是她从窗子里先看见了他？）接着，从门内冲着奥列格推出一辆鲜女的摩托车，这车在狭门。门口显得特别庞大。推车的是一个大脸盘的小伙子，鼻子像被踩扁了似的。对奥列格的到来他甚至连问都不问——来干什么和来找谁，只顾往外推摩托车，似乎没有让路的习惯，于是奥列格往旁边闪了闪。
奥列格一时愣住了，弄不明白这个小伙子跟单身独居的额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从她家里出来？尽管经过了那么多年，但他毕竟不会完全忘记，人们一般都不是独家居住，而是合住公房！忘是不会忘记的，但也不见得完全记住了。在劳改营的营房里，自由被想像成与营房截然相反，决不会几户人家合住一套公房。是的，即使在乌什一捷列克，人们也都是独门独户，不知道什么是合住的公房。
“请问，”他对小伙子说。然而那小伙子把摩托车从晾着的被单下面推过去之后，已经顺着梯级往下去了，车轮落在梯级上发出哈哈的碰撞声。
而门他却任其敞开。
奥列格犹豫不决地往里走。此时，在晦暗的过道深处看得见还有一扇、两扇、三扇门——究竟是它们之中的哪一扇呢？昏暗中出现了一个女人，她灯也不开，立刻怀着敌意问道：
“您找谁？”
“我找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反常态，不好意思地说。
“她不在！”那女人不去敲门试试看，当即怀着反感以十分自信而生硬的口气把他顶了回去。她冲着科斯托格洛托夫走过来，迫使他后退让路。
“请您敲敲她的门，”科斯托格洛托夫镇定了下来。他是为了盼望见到额加才这样软下来的，否则对这位没好气的大邻居他也能以牙还牙。“她今天不上班。”
“这我知道。她不在家。起先在。后来走了。”额头很低、面颊有点歪斜的这个女人上下打量他。
她已经看见紫罗兰了。要藏起来已为时太晚。
如果手中没有这两束紫罗兰，此刻他还会有个人样儿，可以自己去敲门，坦然地谈话，继续问下去——她走了多久，是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甚至还可以留张条子给她。（说不定感加也留了条子给他？）
可是紫罗兰使他变成了一个求爱者、一个前来送礼物的人。一个痴情的傻瓜
于是，在这个面颊有点歪斜的女人的进逼下，他退到了长廊上。
而对方不仅把他从进攻基地赶走，还跟踪观察：这个流浪汉的背袋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直往外顶，可不能让他从这里顺手牵羊捞走了什么。
不带消音器的摩托车，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发出开枪似的啪啪声，有时突然中止，随后又响起来，接着又停止了。
奥列格不知所措。
女人怒气冲冲地盯着他。
薇加既然答应了，她怎么会不在家呢？是的，她本来在等他，可是后来出去了。多么不幸！这不是不巧，不是扫兴，而是不幸！
奥列格把拿着紫罗兰的那只手缩进了军大衣的袖子里，就像手被砍去了似的。
“请问，她很快就会回来还是上班去了？”
“她走了，”女人把字眼咬得很清楚。
不过，她并没回答问题。
可是，就这样站在她面前等着也很尴尬。
摩托车抽动起来，啪啪地喷吐着，放了一阵烟枪，随后又熄火了。
而栏杆上放着的是一些沉甸甸的枕头、褥垫和罩着被套的毯子。这都是被拿出来晾晒的。
“那您还等什么呢，公民？”
还由于这些床上用品所形成的庞大碉堡，奥列格怎么也想不出对策。
而那个女人则直盯着他，连思考的时间都不给他。
那辆该诅咒的摩托车始终发动不起来，简直把人心都撕成了碎片。
于是，奥列格从枕头碉堡那儿后退——循着来时的原路被撵得退了下去。
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一只角被揉皱，两只角像奶牛的乳房那样松垂，还有一只角像方尖碑似的耸立），要不是还有这些枕头，说不定他会想出办法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应该就那么干脆地走了。激加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很快就会回来！那时她也会感到遗憾！必定会感到遗憾！
然而，枕头、褥垫、带被套的毯子以及像旗帜似的晾在绳子上的床单，似乎都标志着一种稳定的、世世代代检验过的经验，此刻要将这种经验推翻，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尤其是现在。尤其是他。
一个单身汉，只要他心中燃烧着信念或强烈的追求，便能睡柴难，睡木板。囚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睡在光秃秃的硬板铺上。被强制与他分开的女囚犯也是如此。
不过，要是男人和女人约好了在什么地方待在一起，那么，这些松软的嘴脸就会信心十足地等着显示自己的威风。它们明白，自己的估计决不会错。
奥列格离开那个他自知无力攻克的要塞，背着沉甸甸的熨斗，缩着被砍去了似的手，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枕头碉堡则得意地用机枪朝他的背影射击。
那该诅咒的摩托车还是发动不起来！
到了大门外面，这些劣劈啪啪的响声减轻了些，奥列格也就停住了脚步又等了一会儿。
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等到薇加的希望。她要是回来，不可能不从这里经过。那时他们就会相对一笑，高兴地说：“您好！”
“您可要知道”“说起来也真可笑”
那时，他已不会马上把挤皱、变蔫了的紫罗兰从袖子里抽出来？
等到了就可以跟她一起重新返回院子里去。但是，他们又不得太经过那些松软而自信的碉堡！
碉堡不会放过他俩，决不会让他们在一起。
即使不是今日，总也会有那么一天，就连与世俗灰尘格格不入的、步态轻盈、热情洋溢和眼睛呈浅褐色的藏加，也会把自己那轻柔美好的被褥（但毕竟是被褥）搬出来晒在敞廊上。
鸟儿无巢不居，女人的生活离不开被褥。
就算你出污泥而不染，就算你崇高纯洁，但夜晚那不可避开的8小时你能躲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不睡下。
总不能不醒来。
滚出来了！鲜红的摩托车从大门内滚出来了，一路朝科斯托格洛托夫作最后的射击，而那塌鼻子的小伙子到了街上，神气得像个胜利者。
科斯托格洛托夫失败了，灰溜溜地走开去。
他把紫罗兰从袖子里移出来。过不了几分钟，这两束花便无法送人了。
迎面走来两个小姑娘——乌兹别克少先队员，她们拥同样的黑色发辫都是用电线扎紧的。奥列格的两手各拿一束花递给她们：
“拿去吧，小姑娘。”
她们诧异起来。先是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又看了看奥列格。她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了几句，认识到此人并不是喝醉了独，也不是要纠缠她们。也许，她们甚至还明白，这位士兵叔叔论鲜花送给她们是有其难言2苦的？
其中之一接过街来。点了点头。
另一个也接过花束，点了点头。
接着，她们快步往闹走，两个人肩头紧靠在一起，谈论得很起劲。
他的肩后只剩下肮脏、汗湿的行李袋了。
在哪儿过夜——这得重新考虑了。
旅馆里不行。
去卓娅那里不行。
找薇加不行。
不，可以，可以。薇加一定会感到高兴，尽管她不会让你看出来。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对奥列格来说，我加不在，整个这座美丽、富饶、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像背上的那只沉重的行李袋。说来也奇怪，今天早晨他还那么喜欢这个城市，想多待几天。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今天早晨他为什么那样高兴？而此时，他的痊愈却突然不再使他觉得是什么特别的喜事。
还没走完一条街区，奥列格就感觉到自己饥肠始辆，两腿疲软，周身乏力，觉得残余的肿瘤在体内滚动。这时他大概一心想着的是尽快离开这座城市。
然而，即使重返乌什一捷列克，这一前景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了，尽管现在去那里的路完全畅通。奥列格明白，如今到了那里，必会更受到苦闷的折磨。
是的，他简直想像不出，现在能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件事情能使他心情舒畅。
除非回到薇加身边。
他会扑到她的脚下，对她说：“不要撵我走，不要撵我走！这不能怪我啊。”
然而，这说“不行”还不如说是“不准”
他看了看太阳。太阳开始往西偏了。想来已过了两点了。现在得拿个主意。
他看到一辆电车上的号码正是开往流放人员监督处方向的那趟车。于是他开始观察，看它在近处的什么地方靠站。
电车本身像患有重病似地载着他通过一条条铺着石头的狭窄街道，一路发出钢铁摩擦的轧轧声，拐弯处尤其刺耳。奥列格抓住电车吊环，弯下身来，想看看窗外有些什么。但这一带没有草木，没有林荫道，只有铺着石头的路和墙面褪色的房屋。闪过一张日场露天电影的海报。看看那是怎么放映的倒挺有意思，但不知为什么，他对世上的新奇事物已没有什么兴趣。
14年的孤独生活他挺了过来，以此而感到骄傲。但他不知道，像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下来会意味着什么
他认出自己要到的那一站，便下了车。从这里得沿着乏味的工厂区的一条没有树木、晒得发烫的宽阔大街步行三，500米左右。马路上不断有卡车和拖拉机来来往往，轰隆作响，而人行道顺着长长的砖墙延伸，然后跨过工厂的铁路轨道，接下来跨过一条煤渣路堤，经过一片挖了好多坑的空地，再次跨过铁轨，往前又是沿着墙边，最后终于见到几排单层木棚。这些棚子的正式名称是“临时民房”可是它们已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了。现在，尽管不像一月份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一次来找监督处时那样，雨下个不停，泥泞不堪，但终究是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泄气的路程，也很难让人相信，这条街跟那些环形林荫路、粗壮的橡树、挺拔的白杨和堪称奇观的红杏花开竟在同一个城市里。
无论他怎样压抑自己的感情，说应该那样，那样才对，那样才好，事后仍然会更为猛烈地进发出来。
主宰全市所有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如此神秘地设立在郊区究竟用意何在？瞧，反正它就在此地，在这些棚屋、泥泞的通道、玻璃打破后用胶合板钉死的窗户和到处都挂满了晾晒的床单和衣衫中间。
奥列格想起了那位连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惜的面部表情，想起当时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此时，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了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独立不羁、成竹在胸的面孔。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们露出笑脸，即使对方向他微笑。他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第一间屋子半明不暗，空无所有：只有两条瘸腿的长凳和栏杆后面的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月两次的注册圣典想必就在这里进行。
此时，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而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处”的一扇门敞开着。奥列格走过去往里面张望了一下，严肃地问道：
“可以进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表示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进去了。在整个光亮的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表情严肃让人琢磨不透的蠢货，而是面相和善、甚至书生气十足的亚美尼亚人坐在那里。此人一点架子也不摆，穿的也不是制服，而是一套颇为讲究的便装，显得跟这棚屋不大协调。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此和蔼地打量着奥列格，仿佛自己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并且欢迎奥列格这位好主顾的到来。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奥列格不可能对亚美尼亚人抱有太大的好感：在那里，亚美尼亚人为数不多，但相互拖成一团，总是占据存物处、面包房之类的好差使，有些差使甚至可说是肥缺。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罪他们：这些个劳改营不是他们发明的，这西伯利亚不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道理要他们不互相庇护，不做交易，成天用十字稿去刨士？
看到办公桌旁这位对他满面笑迎的亚美尼亚人，奥列格想到的正是亚美尼亚人不打官腔、讲究实际的特点，心头马上感到一种温暖。
监督官尽管很胖，听到奥列格报出了姓名并说明是临时登记注册，却马上从座位上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在一只柜子里翻查卡片。与此同时，他似乎是竭力不使奥列格觉得乏味，因此口中一个劲儿地念叨：要么是毫无意义的感叹词，要么是按纪律来说严格禁止念出来的一些卡片上的姓名：
“吼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卡里福吉季慷斯坦丁尼季好吧，请您坐一会儿库拉耶夫卡拉努利耶夫
哎哟，一个角给弄破了卡兹马戈马耶夫科斯托格洛托夫！”接着，他又完全忽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格规定，没有询问，就主动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和父称：“是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吧？”
“是的。”
“欧您是从1月23日开始在肿瘤医院里治病的”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灵活的。富有人情味的眼睛望着奥列格：“怎么样？您觉得好些了吗？”
奥列格深受感动，他甚至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有点硬住了。所需要的是多么少啊：只要让一些通情达理的人坐在这类可惜的桌子旁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奥列格的神经已松弛下来，很自然地回答：
“这怎么对您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了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坏了些”（坏了些？真是忘思负义！还有什么能比躺在医院的地板上只求一死时的状态更坏呢？）“总的来说是好了些。”
“嗅，那就好！”监督官为他感到高兴。“您干吗不坐下？”
哪怕是摊派戏票也得花一些时间的！得在什么地方盖上印戳，填写日期，还得往一本厚厚的簿册里注上些什么，还得从另一本簿册里注销什么。这位亚美尼亚人当即欣然办理了上述种种手续，把奥列格先前交来的获准外出证明从卷宗里取了出来，一边将它递给奥列格，一边含有深意地望着他，并且压低了声音，以完全不是谈公事的口吻说：
“您不必苦恼。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您指的是什么？奥列格十分惊异。
“这还用问？当然是指注册、流放、监督管制这类事情！”他无所顾忌地露出了笑容。（显而易见，他有另外一种比较愉快的工作可做。）
“什么？已经有了指示吗？”奥列格急于了解底细。
“指示倒还没有下达，”监督官叹了口气“不过已有那种苗头了。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一定会下达的！您要坚持住，把身体养养好，再回到人们中去。”
奥列格露出了苦笑：
‘堤啊，我已经被逐出了人间。”
“您有什么专长？”
“什么专长也没有。”
“结婚了吗？”
“没有。
“这倒也好！”监督官深信不疑地说。“在流放地结婚的，后来往往要离婚，这有一系列的麻烦事。而您恢复自由以后，回到家乡去，也就可以娶个媳妇儿！”
娶媳妇儿
“但愿如此，谢谢您，”奥列格站了起来。
监督官深表同情地向他点头作别，但毕竟没有伸出手去。
奥列格走过两间屋子时，一直在想：为什么来了这样一位监督官？他是生来如此，还是风气所致？他是固定在这里，还是临时的？还是如今特地要派这样的人来任职？弄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显然不宜回去。
奥列格又沿着工厂区的这条长街经过棚屋、铁轨、煤渣路堤急匆匆地走，脚步比较轻松，也比较平稳，很快就热得把军大衣脱了下来，监督官给他灌输的那一桶喜悦也渐渐地顺着血管流遍全身。这一切，他只是逐步领会到的。
奥列格之所以是逐步领会到的，是因为坐在那些办公桌旁的人早已失去了他的信任。战后初期，一些有大尉、少校头衔的官员特意散布谎言，说什么即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这事他怎能不记得呢？当时大家是多么相信他们！“是大尉亲自对我说的广其实，他们是奉命给情绪绝望的囚徒打气，让他们坚持服苦役！让他们完成定额！让他们至少有活下去的一个奔头！
然而，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果还可以对此作一些猜测的话，那么，就其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不可能摸到很深的底情。再说，奥列格自己根据报纸上的一些简短的消息，岂不也悟出了这一点？
我的天哪，要知道是时候到了！早该这样做了，难道不是吗！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
奥列格又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没有死。不久他就可以买张火车票去列宁格勒了。去到列宁格勒！莫非当真可以走到伊萨基大教堂那儿摸摸它的圆柱？
伊萨基的圆柱——那算什么！眼下的事情是，同薇加的一切都变了！简直令人头晕目眩！现在，如果真的伽果确实
要知道，这已不再是幻想！他可以在这里住下，跟她住在一起！
跟薇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只要想到这里，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要是马上到她那里去，把这一切告诉她，她会多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告诉她呢？为什么不去呢？倘若不告诉她，世上还有什么人更值得告诉呢？还有谁会更关心他的自由？
而他就在电车站上。此刻就得作出选择：去火车站呢，还是去滚加那里？而且，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她又会走开。太阳已经不那么高了。
他又激动了起来。心又要他飞向薇加！在去监督处的路上想到的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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