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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的那些理由已统统不见了。
他为什么要像做错了事身上有污点似的，回避薇加呢？她给他治病的时候，岂不也想过什么？
当他提出异议，要求停止这种疗法的时候，她不是保持过沉默并退出镜头吗？
为什么不去呢？难道他们的关系不能进一步发展？为什么不能站得高些？难道他们不是人吗？就颔加来说，至少她有这个权利！
他已经在往车上挤了。站上聚集了那么多人，全都往这路车上涌！大家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而奥列格一只手上是军大衣，另一只手上是行李袋，没法抓住扶手。他被挤得团团转，先是被推上了踏板，然后被挤进了车厢。
从各个方向都在拼命挤他，他发现自己处在两个姑娘背后。她们的模样像大学生，一个皮肤白皙，一个黝黑。她们同奥列格靠得那么近，大概会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两手分别被夹得牢牢的，不仅无法掏钱给火气很大的女售票员，而且无论哪一只手都动弹不得。他仿佛用拿着军大衣的左手半搂着皮肤黝黑的那个姑娘。而整个身体压向皮肤白皙的那一个，以致从膝盖到下巴颌儿都触及到她，她也不可能不感觉到他。最强烈的情欲也不可能像车上这群人那样使他们贴得如此之紧。她的脖子、耳朵、头发圈儿与他靠拢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一切可以设想的界限。隔着自己那破旧的呢子军衣，他吸收看她的温暖、柔软和青春。黝黑的那个姑娘继续向她谈着学校里的事情，白皙的这一个却停止了答话。
在乌什一捷列克是没有电车的。像这样的挤法，先前只是在弹坑里才有过。但那里并不总是跟女人杂在一起。这种感受他几十年没有得到验证，没有得到充实，因而此时益发觉得强烈！
但这不是幸福。这是悲哀。这种感受有一道不能跨越的门槛，哪怕是受到内心的怂恿也不行。
要知道，有人曾预先告诉过他：里比多还会保留下来。这就是它！
如此过了两站。随后尽管还是挤，但来自后面的压力已不是那么厉害，奥列格有可能稍微松动一下。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脱出身来结束这痛苦的享受。此时此刻，别的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就那样再待会儿，再待上一会儿。哪怕电车现在开回老城！哪怕它发了疯似的，吱吱轧轧不靠站地直到深夜那么环行！哪怕它敢于去作环球旅行！——反正奥列格不想首先脱出身来！奥列格尽量延长这种幸福的时刻，比这更高的幸福他现在不配得到。与此同时，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记下了脑勺上的头发圈儿（而她的脸奥列格始终未能看到）。
皮肤白皙的姑娘脱出身来，开始往前面移动。
在把虚软、微屈的两膝站直的同时，奥列格明白了，去找滚加也必将以痛苦和欺骗为结局。
他去她那里，求之于她的必然会多于求之于自己。
他们曾如此崇高地一致认为，精神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都更为宝贵。但这座高高的桥由他俩的手搭起来之后，奥列格发现自己的手臂有点支撑不住了。他去找她，见了面会侃侃而谈，可内心里却痛苦地想着另一件事。等她一走，他一个人留在她房间里，他就会对着她的衣服、她的每一件小物品哀怨地哭起来。
不，应当比天真的小姑娘有头脑些。应当去火车站。
他没有往前去，从那两个女学生身旁经过，而是往后挤，从后面的门跳下了车，被什么人骂了一句。
电车站附近又有人在卖紫罗兰
太阳已快落下去了。奥列格穿上了军大衣，换车去火车站。这路电车已不像刚才那么挤。
在车站广场上挤了一阵，问了几次也没问出个名堂，最后他终于挤到一个类似带篷菜场那样的亭子跟前。那是卖远程火车票的地方。
售票的窗口共有4个，每个窗口前面都排有150至200人。暂时离开的人还不计算在内。
奥列格看到，火车站上一连几天几夜排队的这种景象，似乎还是老样子。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换了，青年人的作风也不一样了，但是排队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了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甚至想像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眼下他倒有一张证明，尽管说明不了其重要性，但是还能派上用场。
空气窒问，科斯托格洛托夫直冒汗，但他还是从行李袋里掏出了那顶很紧的皮帽子戴在头上，就像绷在帽值上似的。他把行李袋挂在一只肩上。他那神态让人觉得似乎他躺在手术台上由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给他开过刀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于是他带着极度虚弱的表情和暗淡无神的目光从长蛇阵的尾部向窗口那里一步一拖地挨近些。
那里也有一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并不往窗口那儿挤，也没有人打架，因为旁边站着一个民警。
在这里，奥列格当着众人的面，动作迟缓地从衣襟里边的斜兜里掏出了证明信，很信任地把它递给了民警同志。
民警是个留小胡子的乌兹别克人，英姿勃勃，像一位年轻的将军，他表情严肃地看了奥列格的证明，向排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宣布：
“这个人我们得让他排在前头。刚开过刀。”
说着，他指定奥列格排在第三个。
奥列格精疲力竭地看了一眼队伍中的新伙伴，甚至不打算挤进去，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一个上了年轻的乌兹别克胖子戴着一顶盘子似的棕色丝绒宽边帽，因而脸上有古铜色的阴影，他把奥列格往队伍里推了一下。
靠近售票处站着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得见女售票员往外扔车票的手，可以看得见旅客从暗兜里或从腰带缝兜里掏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的那些绰绰有余的血汗钱，可以听得见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显然，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不一会儿，轮到奥列格俯身往窗口里探头买票了。
“请给我一张到托陶的普通硬席票。”
“到哪里？”女售票员问。
“汗陶。”
“我似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她耸了耸肩膀，开始翻查一本厚厚的手册。
“你怎么啦，亲爱的，怎么要买普通的票呢？”排在后面的一个女人可怜他。‘们u开过刀，坐普通车厢行吗？爬上爬下，刀口会进型的。还是买卧铺吧！”
“没钱哪，”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话是真的。
“没有这么个车站！”女售票员大声说，随即把手册啪的一声合上了。“买到另一个站吧！”
“怎么会没有呢，”奥列格微微露出笑容。“这个站卖票有一年了，我自己就是从那里上车来的。早知道这样，我会把车票保存下来给您看看。”
“这我可毫无办法！既然手册上查不着，那就是说，没有这个站！”
“可是火车明明在那里停啊！”奥列格有点要争论的架势，声调似乎比一个刚开过刀的人来得激动一些。“那里还有售票处呢！”
“公民，您不买就走过去！下一个！”
“对，干吗耽搁时间？”后面的人开始嚷嚷了起来。“给你到哪儿的票就拿呀-才开过刀，可还磨磨蹭蹈。”
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据理力争啊！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让周围的人评评理，并要求旅客服务处的负责人和车站站长出来解决问题啊！懊，他可真想把这些木头脑袋狠敲一顿以伸张正义——尽管这只是一点点、可怜巴巴的正义，但毕竟是正义啊！至少在维护这点正义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
然而，供求关系的法则也好，运输计划的法则也罢，都是铁的法则！刚才劝奥列格买卧铺票的那个女人，已从他背后把钱往窗洞里塞了。而刚才让他插进队伍里去的那个民警，已经抬起了一只手，准备将他拉到旁边去。
“即使从汗陶下车我还得走30千米，而从另一个站我就得走70千米，”奥列格还在向窗口那儿诉苦，但这已经是按劳改营里的方式，以求可怜罢了。他自己急忙表示同意：“好吧，那就买到楚站。”
女售票员对于这一站倒是挺熟悉，票价也知道，而且也还有多余的票，巴不得赶紧卖给他。奥列格没有走远，就在那儿对着亮光核对了票上打的小孔，核对了车厢号码，核对了票价和找回来的零钱，这才慢慢地走去。
离开那些知道他开过刀的人远了，奥列格也就把腰直了起来，摘下那顶不像样子的帽子，将它塞回行李袋里。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衣兜里有了火车票后度过这段时间是会很愉快的。现在倒是可以庆祝一下了：吃一杯在乌什一捷列克再也吃不到的冰激凌。喝一杯在那里同样喝不上的清凉饮料克瓦斯。还得买一些黑面包路上吃。也不要忘记买点白糖。再就是耐心排队灌一瓶开水（随身带着饮水可是件大事情！），而咸鲜鱼无论如何不能带。哦，这可比乘坐递解犯人的车好多了！上车的时候不会搜身，不会把他带到闷罐似的车厢里，不会让坐在有押解人看守的地上，也不会让你两天两夜口渴难熬！还有，倘若能占到第三层的行李架，那就可以伸开腿躺在那里——管它是两个人合用还是3个人合用，反正一个人躺上再说！躺上之后，肿瘤的疼痛也感觉不到了。这岂不是幸福！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况且监督官还透露了有关大赦的消息
生活中久久期待和呼唤的幸福已经来了，终于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奥列格竟认不出它。
不过，归根结底，激加有一个“廖瓦”而且用“你”相称。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别的心上人。反正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生活中去势必会引起爆炸。
今天，他看到清晨的月亮时，曾怀有信心！可是，那月亮是亏缺的
现在必须早点到站台上去，尽快在那趟车开始放人上车之前赶到那里，越早越好。等到那一列空车靠在站台上，就得看准哪一节车厢，跑过去排在队伍的前头。奥列格去看了一下行车时刻表。有一趟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第七十五次列车——已经到了该上车的时候。这时，奥列格便装出万分焦急的样子，匆匆往门前挤，一边还逢人就问，就连站台检票员也不例外（捏在手里的车票只露出一点点）：
“75次已经开走了吗？75次已经开走了吗？”
他非常害怕赶不上那趟75次列车，检票员连车票也没核对，就推着他背上那只沉甸甸而又胀鼓鼓的行李袋将他放了过去。
到了站台上，奥列格不慌不忙地走了一会儿，随后就停了下来，把行李袋放到水泥地上。他回忆起另一次类似的可笑经历——1939年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奥列格应征入伍的前几天，当时同里宾特洛甫已经签订了条约，但莫洛托夫尚未发表讲话，对回9岁青年的动员令也还没有颁布。那年夏天，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伏尔加河上划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后他们把船卖了，因为得换乘火车回去上课。可是他们划船旅行带的东西很多，两个人勉勉强强拿得下，而且奥列格的朋友还在一个偏僻小镇的商店里买到一只扬声器——当时在列宁格勒很难买到这类东西。那只扬声器是圆锥形的大喇叭，又没有用匣子装，奥列格的朋友担心上车时会被挤扁。他们进到斯大林格勒车站时，马上发觉已是排在密密麻麻的长队末尾，整个大厅都塞满了手提箱、口袋、木箱，而要赶在上车之前挤到站台上去是不可能的，眼看着会有两宿找不到地方躺一躺的危险。提前进站，在当时是严格禁止的。奥列格马上灵机一动，对朋友说：“你自己能不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设法拖到车厢跟前，哪怕你落在最后？”他拿起扬声器，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车站工作人员出入的一个上了锁的通道。他隔着玻璃门郑重其事地向一位女值班员摆了摆扬声器。对方开了门。“还有这一只，我把它安上也就完事啦，”奥列格说。那女的点头会意，似乎知道他整天都在跟喇叭打交道。列车进站后，他赶在旅客上车之前头一个跳进车厢，占好了两个行李架。
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奥列格在站台上徘徊，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些狡猾的人，像他一样，不是上这趟车，而是混进来的，现在带着东西在等。这样的人有不少，但站台上毕竟比车站大厅和站前广场上空得多。这里也有万次列车上的旅客在悠闲地散步，他们衣着讲究，不慌不忙，因为座位是对号的，不怕被别人抢占。有拿着受赠花束的女人，有拿啤酒瓶的男人，有的人还在照相——对他来说，这是高不可攀而又可说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在温暖的春日黄昏里，这个长长的带顶盖的站台使他想起童年时代到过的南方的一个地方——也许是矿泉水城。1
这时，奥列格发现，车站邮政所是对着站台开的，甚至站台上还直接摆着一张有4个斜面的小桌子，供旅客写信。
他心中一下子烦乱起来，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而且最好马上就做，趁印象还没有模糊，还没有磨灭。
他带着行李袋挤进门去，买了一只信封，不，买了两只信封和两张纸，还买了一张明信片，随后又挤出来回到站台上。他在斜面小桌旁坐好，把装有熨斗和黑面包的行李袋夹在两腿中间，开始写信——先从最容易的明信片着手：
焦姆卡，你好！
我去过动物园啦！告诉你：真棒！这么好玩的地方我
还从未见过。一定要去。
那里有白熊，你能想像吗？有鳄鱼、老虎、狮子。你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好好看看，那里还有卖油炸包子的地方。
有捻角山羊，别漏了看。在它旁边站会儿，想一想，别急着离开它。要是看到羚羊，同样如此有很多猴子，你一定会笑个够。但少了一种动物：一个狠心人往猕猴眼睛里撒了烟末子，无缘无故地把它给弄瞎了。
火车快要开了，匆此。
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
代我向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问候！我相信他一定会恢复健康。
握你的手！
奥列格
信写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只是笔很不好用，笔尖不是歪的就是裂的，总是戳破纸张，像用铁锹在写似的。墨水缸里积着一些纤维渣滓，因此无论怎样小心谨慎，表面上看起来信是很可怕的：
小蜜蜂卓英卡：
您让我的嘴唇接触到真正的生活，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您。要是没有那几个晚上，我必定会感到自己完全——完全是个被偷之一空的人。
您比我明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能离开而不受良心的谴责。您邀请我到您家去，可我没有去。谢谢！不过我想：让我们保持已有的关系吧，不去破坏它。我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您的一切。
由衷地、诚挚地祝愿您婚姻美满幸福！
奥列格
这有点像在秘密监狱里的情形：在允许申诉的日子里也是给你这种满是纤维渣滓的墨水缸，给你跟这差不多的蘸水笔，而纸比明信片还小，墨水写上去湿得厉害，都透到纸背了。任你写给谁都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奥列格把信读了一遍，折好后放进信封里，打算封口（他从小就记得有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起因就在于信封的混淆），但事情不尽人意！本来，按国家标准规格，信封的斜口上应有一层胶水，可是现在那里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不消说，胶水是没有的。
于是，奥列格把3支笔都试了试，选出笔尖不算太坏的一支，把它擦干净了，考虑写最后一封信。刚才他还那么坚定，甚至脸上露出了笑容。可现在一切都晃动了起来。他曾拿定主意写“藏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结果写的是：
心爱的薇加！
（我一直想这样称呼您，此刻总算如愿了。）
我可以完全敞开。心扉给您写信了。我跟您交谈的时候从未这样坦率，但想像中不也是这样坦率吗？您主动提供自己的房间和床铺，这就是说，我并不只是您所接诊的一位病人，对吗？
今天我到您那里去过几次！有一次还真的走到了门口。我去找您的时候非常激动，简直像16岁的孩子似的，这对于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感到激动、羞怯、高兴、害怕。要知道，若不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还不可能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安排”！
然而，薇加！倘若我去时您正好在家，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不正常的、完全属于虚幻的事情！后来，我走在路上也就明白了：您不在家反倒更好。到目前为止，您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至少可以说出个缘由，可以表白！但是，我们之间所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对任何人都无法承认！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
我比您年长，这倒不是指岁数，而是就生活经历来说。
因此，请您相信我：您是对的，您在各个方面，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的！无论是在您的过去，还是在您的现在，都是如此，只是您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您尽可表示反对，但我敢预
言：您不用等深游到对一切都淡漠的老年，就会庆幸今日没有分担我的命运。（我根本不是指自己的流放生涯，现在甚至有风声说那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烧了自己的后半生吧！
现在，当我反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即使流放期告终，往后我也不会再到你们医院检查和进一步治疗了，这就是说，我们将从此分手），我要把自己的肾心袒露给您：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您的嘴唇！
这一点您尽可自己去分析。
现在，我不征求您的同意就此吻您。
第二只信封也是如此：斜口上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根本没有一层胶水。不知为什么奥列格总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便于检查。
可是一瞧背后（哎哟，他的整个计谋和花招全都落空了！），列车已经靠站了，人们都往那里跑！
他提起袋子，抓起信封，挤进了邮政所：
“胶水在哪儿？姑娘！你们这里有没有胶水？胶水！”
“因为老是有人拿走。”那姑娘大声解释。她看了奥列格一眼，犹豫不决地拿出一罐胶水：“拿去，就在我这儿用，粘吧！不要走开。”
在黑糊糊的很稠的胶水罐里有一柄小学生用的毛刷，整个刷子都沾满了新的和陈的干硬胶块，简直没祛捏住任何部位，涂胶水时只得把刷子柄横过来像拉锯似地在信封斜口上拉。然后用手指把多余的胶水抹去。封上口。再就是把挤出来的胶水用指头抹掉。
而人们都在往那里跑。
现在：把胶水还给姑娘，把行李袋拿起来（它始终被夹在两腿之间，免得被人顺手牵羊），把信投入邮箱，自己也往那儿跑！
尽管他筋疲力尽，似乎马上就会倒下来，可是说跑就跑！
奥列格绕过从正门涌出来的人群，拖着沉重的行李袋从站台上跳下去，跨越铁轨，再爬到另一个站台上，待他跑到自己的车厢前，大约排在第20名。就算前面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会加塞儿，那也会排在第对名左右。中层的铺位恐怕是不会有了，不过，反正他也不要那里的，因为他腿太长。然而，顶上的行李架却非占不可。
所有的旅客都带着式样相同的篮子，有的甚至还带着提桶——莫不是都盛着头一茬新鲜果蔬？会不会是运到恰雷所说的那个卡拉干达去纠正供销方面的错误呢？
列车员，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儿，嚷嚷着让大家沿着车厢站好，不要拥挤，说人人都有位子。但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并不那么有把握，而队伍却在奥列格后面越排越长。这时，奥列格立即发觉队伍里有点骚动，有人企图往车上冲，而这正是他所担心的。头一个企图钻过去的是个装疯卖假的家伙，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任其不排队上车，可是奥列格一眼就认出这个装成精神病患者的是从劳改营里出来的痞子，这种人常用这种伎俩去吓唬人。而一些本来在那里安分排队的人也跟在这个带头起哄者后面拥了过来，说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当然，奥列格也是能够那样往前钻的，那他就会毫不费力地占到行李架的位置，但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事他干得太多了，现在他希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行事，就像小老头儿列车员那样。
小老头儿终究没有放那装疯卖傻的家伙过去，而那家伙已经推搡着他的胸脯，满嘴脏话地骂娘，仿佛这是很普通的语言。这时队伍里已有人在咕哝，表示同情：
“让他过去算了！一个有病的人！”
就在这个当口，奥列格腾地离开原地，三脚两步跨到那家伙跟前，不管他的鼓膜能否承受得了，对着耳朵大喊：
“晦，晦！我也是从那里来的！”
那家伙朝后一仰，操了揉耳朵：
“从哪儿？”
奥列格知道自己赖以支持的是最后一点力气，现在打起架来恐怕吃不住，不过万一弄到那个地步，他的两条长胳膊还都空着，而装疯卖俊的家伙一只胳膊上却持着篮子。于是，他改换了方式，居高临下地对着那个家伙，声音极轻地一字一句对他说：
“那里哭的有四，笑的只有1个。”
排队的人不明白是什么治好了那家伙的疯癫，但见他冷静下来，眨了眨眼睛，对穿军大衣的高个儿说：
“我倒是没有意见，我不反对，你先上好了。”
但是奥列格仍站在那家伙和列车员旁边。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从这里也能挤上去。不过，那些跟着起哄的人开始散开排队去了。
“得了！”那家伙没趣地说。“等就等会儿吧！”
人们带着篮子、提桶走来。从盖在上面的布袋底下，有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壮的浅紫淡红色椭圆形小萝。从出示的车票来看，有三分之二的乘客是到卡拉干达。原来，奥列格是为这些人维持了队伍的秩序！正常的旅客也纷纷上车。有一个女人相当体面，罩一件蓝色短上衣。奥列格一上车，那个装疯卖傻的家伙也就稳步跟着上来了。
奥列格在车厢里快步走，发现不靠边的一个行李架差不多还空着。
“就这么样啦，”他宣布说。“我来把这篮子挪动一下。”
“往哪儿挪？干什么？”有人惊慌起来。此人是个瘸子，但看上去倒挺健康。
“不干什么！”科斯托格络托夫答话时已经爬上去了。“人家没地方躺下。”
他很快就在行李架上安顿停当：行李袋里的熨斗拿了出来，袋子就当作枕头；军大衣脱下来铺着，把上装也脱了——这里，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怎么都行。他躺下来歇会儿，凉快一下。他那穿44码靴子的两条腿，半个靴筒以下都悬在过道上方，但在那么高的地方并不妨碍任何人。
下面的旅客也在归置东西，脱衣凉快，互相认识。
那个瘸子颇好交际，他说过去当过兽医士。
“为什么不当了？”有人惊奇地问。
“这你怎么不懂！每死一只羊都得上被告席，与其这样，我倒宁愿作为残疾人退休，运运蔬菜！”瘸子大声解释。
“这倒也是！”罩蓝色短上衣的女人说。“在贝利亚掌权时，贩运蔬菜、水果的是要抓起来的。如今只有贩卖工业品的才抓。”
太阳想必只剩下最后一点余晖了，而这也被车站挡住映不过来。车厢里，下面还比较亮堂，可上面已暮沉沉。有包房的旅客和软卧旅客此时在站台上散步，而这里的人则坐在占到的位子上，安置行李。奥列格把整个身体伸直。多舒服啊！可蜷着腿在囚犯车厢里待两昼夜是很难受的。在那样的车厢小间里挤19个人很不是滋味。挤对个人情况就更糟。
其他一些人没活到今天。而他活下来了。瞧，癌症也没能置他于死地。如今，流放期也已经像鸡蛋壳儿裂开了缝。
他想起监督官劝他娶媳妇的事儿。不久大家都会这么劝他。
躺着可真好。真舒服。
只是在列车抖动了一下并开始启动的时候，他才感到心脏那里，或者说灵魂深处——胸中最重要的那个地方，突然往后收缩。这时，他翻了个身，俯卧在军大衣上，闭着眼睛，脸贴在装有面包的行李袋上。
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1963——1967
想到的那些理由已统统不见了。
他为什么要像做错了事身上有污点似的，回避薇加呢？她给他治病的时候，岂不也想过什么？
当他提出异议，要求停止这种疗法的时候，她不是保持过沉默并退出镜头吗？
为什么不去呢？难道他们的关系不能进一步发展？为什么不能站得高些？难道他们不是人吗？就颔加来说，至少她有这个权利！
他已经在往车上挤了。站上聚集了那么多人，全都往这路车上涌！大家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而奥列格一只手上是军大衣，另一只手上是行李袋，没法抓住扶手。他被挤得团团转，先是被推上了踏板，然后被挤进了车厢。
从各个方向都在拼命挤他，他发现自己处在两个姑娘背后。她们的模样像大学生，一个皮肤白皙，一个黝黑。她们同奥列格靠得那么近，大概会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两手分别被夹得牢牢的，不仅无法掏钱给火气很大的女售票员，而且无论哪一只手都动弹不得。他仿佛用拿着军大衣的左手半搂着皮肤黝黑的那个姑娘。而整个身体压向皮肤白皙的那一个，以致从膝盖到下巴颌儿都触及到她，她也不可能不感觉到他。最强烈的情欲也不可能像车上这群人那样使他们贴得如此之紧。她的脖子、耳朵、头发圈儿与他靠拢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一切可以设想的界限。隔着自己那破旧的呢子军衣，他吸收看她的温暖、柔软和青春。黝黑的那个姑娘继续向她谈着学校里的事情，白皙的这一个却停止了答话。
在乌什一捷列克是没有电车的。像这样的挤法，先前只是在弹坑里才有过。但那里并不总是跟女人杂在一起。这种感受他几十年没有得到验证，没有得到充实，因而此时益发觉得强烈！
但这不是幸福。这是悲哀。这种感受有一道不能跨越的门槛，哪怕是受到内心的怂恿也不行。
要知道，有人曾预先告诉过他：里比多还会保留下来。这就是它！
如此过了两站。随后尽管还是挤，但来自后面的压力已不是那么厉害，奥列格有可能稍微松动一下。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脱出身来结束这痛苦的享受。此时此刻，别的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就那样再待会儿，再待上一会儿。哪怕电车现在开回老城！哪怕它发了疯似的，吱吱轧轧不靠站地直到深夜那么环行！哪怕它敢于去作环球旅行！——反正奥列格不想首先脱出身来！奥列格尽量延长这种幸福的时刻，比这更高的幸福他现在不配得到。与此同时，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记下了脑勺上的头发圈儿（而她的脸奥列格始终未能看到）。
皮肤白皙的姑娘脱出身来，开始往前面移动。
在把虚软、微屈的两膝站直的同时，奥列格明白了，去找滚加也必将以痛苦和欺骗为结局。
他去她那里，求之于她的必然会多于求之于自己。
他们曾如此崇高地一致认为，精神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都更为宝贵。但这座高高的桥由他俩的手搭起来之后，奥列格发现自己的手臂有点支撑不住了。他去找她，见了面会侃侃而谈，可内心里却痛苦地想着另一件事。等她一走，他一个人留在她房间里，他就会对着她的衣服、她的每一件小物品哀怨地哭起来。
不，应当比天真的小姑娘有头脑些。应当去火车站。
他没有往前去，从那两个女学生身旁经过，而是往后挤，从后面的门跳下了车，被什么人骂了一句。
电车站附近又有人在卖紫罗兰
太阳已快落下去了。奥列格穿上了军大衣，换车去火车站。这路电车已不像刚才那么挤。
在车站广场上挤了一阵，问了几次也没问出个名堂，最后他终于挤到一个类似带篷菜场那样的亭子跟前。那是卖远程火车票的地方。
售票的窗口共有4个，每个窗口前面都排有150至200人。暂时离开的人还不计算在内。
奥列格看到，火车站上一连几天几夜排队的这种景象，似乎还是老样子。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换了，青年人的作风也不一样了，但是排队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了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甚至想像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眼下他倒有一张证明，尽管说明不了其重要性，但是还能派上用场。
空气窒问，科斯托格洛托夫直冒汗，但他还是从行李袋里掏出了那顶很紧的皮帽子戴在头上，就像绷在帽值上似的。他把行李袋挂在一只肩上。他那神态让人觉得似乎他躺在手术台上由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给他开过刀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于是他带着极度虚弱的表情和暗淡无神的目光从长蛇阵的尾部向窗口那里一步一拖地挨近些。
那里也有一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并不往窗口那儿挤，也没有人打架，因为旁边站着一个民警。
在这里，奥列格当着众人的面，动作迟缓地从衣襟里边的斜兜里掏出了证明信，很信任地把它递给了民警同志。
民警是个留小胡子的乌兹别克人，英姿勃勃，像一位年轻的将军，他表情严肃地看了奥列格的证明，向排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宣布：
“这个人我们得让他排在前头。刚开过刀。”
说着，他指定奥列格排在第三个。
奥列格精疲力竭地看了一眼队伍中的新伙伴，甚至不打算挤进去，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一个上了年轻的乌兹别克胖子戴着一顶盘子似的棕色丝绒宽边帽，因而脸上有古铜色的阴影，他把奥列格往队伍里推了一下。
靠近售票处站着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得见女售票员往外扔车票的手，可以看得见旅客从暗兜里或从腰带缝兜里掏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的那些绰绰有余的血汗钱，可以听得见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显然，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不一会儿，轮到奥列格俯身往窗口里探头买票了。
“请给我一张到托陶的普通硬席票。”
“到哪里？”女售票员问。
“汗陶。”
“我似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她耸了耸肩膀，开始翻查一本厚厚的手册。
“你怎么啦，亲爱的，怎么要买普通的票呢？”排在后面的一个女人可怜他。‘们u开过刀，坐普通车厢行吗？爬上爬下，刀口会进型的。还是买卧铺吧！”
“没钱哪，”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话是真的。
“没有这么个车站！”女售票员大声说，随即把手册啪的一声合上了。“买到另一个站吧！”
“怎么会没有呢，”奥列格微微露出笑容。“这个站卖票有一年了，我自己就是从那里上车来的。早知道这样，我会把车票保存下来给您看看。”
“这我可毫无办法！既然手册上查不着，那就是说，没有这个站！”
“可是火车明明在那里停啊！”奥列格有点要争论的架势，声调似乎比一个刚开过刀的人来得激动一些。“那里还有售票处呢！”
“公民，您不买就走过去！下一个！”
“对，干吗耽搁时间？”后面的人开始嚷嚷了起来。“给你到哪儿的票就拿呀-才开过刀，可还磨磨蹭蹈。”
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据理力争啊！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让周围的人评评理，并要求旅客服务处的负责人和车站站长出来解决问题啊！懊，他可真想把这些木头脑袋狠敲一顿以伸张正义——尽管这只是一点点、可怜巴巴的正义，但毕竟是正义啊！至少在维护这点正义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
然而，供求关系的法则也好，运输计划的法则也罢，都是铁的法则！刚才劝奥列格买卧铺票的那个女人，已从他背后把钱往窗洞里塞了。而刚才让他插进队伍里去的那个民警，已经抬起了一只手，准备将他拉到旁边去。
“即使从汗陶下车我还得走30千米，而从另一个站我就得走70千米，”奥列格还在向窗口那儿诉苦，但这已经是按劳改营里的方式，以求可怜罢了。他自己急忙表示同意：“好吧，那就买到楚站。”
女售票员对于这一站倒是挺熟悉，票价也知道，而且也还有多余的票，巴不得赶紧卖给他。奥列格没有走远，就在那儿对着亮光核对了票上打的小孔，核对了车厢号码，核对了票价和找回来的零钱，这才慢慢地走去。
离开那些知道他开过刀的人远了，奥列格也就把腰直了起来，摘下那顶不像样子的帽子，将它塞回行李袋里。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衣兜里有了火车票后度过这段时间是会很愉快的。现在倒是可以庆祝一下了：吃一杯在乌什一捷列克再也吃不到的冰激凌。喝一杯在那里同样喝不上的清凉饮料克瓦斯。还得买一些黑面包路上吃。也不要忘记买点白糖。再就是耐心排队灌一瓶开水（随身带着饮水可是件大事情！），而咸鲜鱼无论如何不能带。哦，这可比乘坐递解犯人的车好多了！上车的时候不会搜身，不会把他带到闷罐似的车厢里，不会让坐在有押解人看守的地上，也不会让你两天两夜口渴难熬！还有，倘若能占到第三层的行李架，那就可以伸开腿躺在那里——管它是两个人合用还是3个人合用，反正一个人躺上再说！躺上之后，肿瘤的疼痛也感觉不到了。这岂不是幸福！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况且监督官还透露了有关大赦的消息
生活中久久期待和呼唤的幸福已经来了，终于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奥列格竟认不出它。
不过，归根结底，激加有一个“廖瓦”而且用“你”相称。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别的心上人。反正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生活中去势必会引起爆炸。
今天，他看到清晨的月亮时，曾怀有信心！可是，那月亮是亏缺的
现在必须早点到站台上去，尽快在那趟车开始放人上车之前赶到那里，越早越好。等到那一列空车靠在站台上，就得看准哪一节车厢，跑过去排在队伍的前头。奥列格去看了一下行车时刻表。有一趟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第七十五次列车——已经到了该上车的时候。这时，奥列格便装出万分焦急的样子，匆匆往门前挤，一边还逢人就问，就连站台检票员也不例外（捏在手里的车票只露出一点点）：
“75次已经开走了吗？75次已经开走了吗？”
他非常害怕赶不上那趟75次列车，检票员连车票也没核对，就推着他背上那只沉甸甸而又胀鼓鼓的行李袋将他放了过去。
到了站台上，奥列格不慌不忙地走了一会儿，随后就停了下来，把行李袋放到水泥地上。他回忆起另一次类似的可笑经历——1939年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奥列格应征入伍的前几天，当时同里宾特洛甫已经签订了条约，但莫洛托夫尚未发表讲话，对回9岁青年的动员令也还没有颁布。那年夏天，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伏尔加河上划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后他们把船卖了，因为得换乘火车回去上课。可是他们划船旅行带的东西很多，两个人勉勉强强拿得下，而且奥列格的朋友还在一个偏僻小镇的商店里买到一只扬声器——当时在列宁格勒很难买到这类东西。那只扬声器是圆锥形的大喇叭，又没有用匣子装，奥列格的朋友担心上车时会被挤扁。他们进到斯大林格勒车站时，马上发觉已是排在密密麻麻的长队末尾，整个大厅都塞满了手提箱、口袋、木箱，而要赶在上车之前挤到站台上去是不可能的，眼看着会有两宿找不到地方躺一躺的危险。提前进站，在当时是严格禁止的。奥列格马上灵机一动，对朋友说：“你自己能不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设法拖到车厢跟前，哪怕你落在最后？”他拿起扬声器，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车站工作人员出入的一个上了锁的通道。他隔着玻璃门郑重其事地向一位女值班员摆了摆扬声器。对方开了门。“还有这一只，我把它安上也就完事啦，”奥列格说。那女的点头会意，似乎知道他整天都在跟喇叭打交道。列车进站后，他赶在旅客上车之前头一个跳进车厢，占好了两个行李架。
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奥列格在站台上徘徊，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些狡猾的人，像他一样，不是上这趟车，而是混进来的，现在带着东西在等。这样的人有不少，但站台上毕竟比车站大厅和站前广场上空得多。这里也有万次列车上的旅客在悠闲地散步，他们衣着讲究，不慌不忙，因为座位是对号的，不怕被别人抢占。有拿着受赠花束的女人，有拿啤酒瓶的男人，有的人还在照相——对他来说，这是高不可攀而又可说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在温暖的春日黄昏里，这个长长的带顶盖的站台使他想起童年时代到过的南方的一个地方——也许是矿泉水城。1
这时，奥列格发现，车站邮政所是对着站台开的，甚至站台上还直接摆着一张有4个斜面的小桌子，供旅客写信。
他心中一下子烦乱起来，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而且最好马上就做，趁印象还没有模糊，还没有磨灭。
他带着行李袋挤进门去，买了一只信封，不，买了两只信封和两张纸，还买了一张明信片，随后又挤出来回到站台上。他在斜面小桌旁坐好，把装有熨斗和黑面包的行李袋夹在两腿中间，开始写信——先从最容易的明信片着手：
焦姆卡，你好！
我去过动物园啦！告诉你：真棒！这么好玩的地方我
还从未见过。一定要去。
那里有白熊，你能想像吗？有鳄鱼、老虎、狮子。你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好好看看，那里还有卖油炸包子的地方。
有捻角山羊，别漏了看。在它旁边站会儿，想一想，别急着离开它。要是看到羚羊，同样如此有很多猴子，你一定会笑个够。但少了一种动物：一个狠心人往猕猴眼睛里撒了烟末子，无缘无故地把它给弄瞎了。
火车快要开了，匆此。
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
代我向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问候！我相信他一定会恢复健康。
握你的手！
奥列格
信写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只是笔很不好用，笔尖不是歪的就是裂的，总是戳破纸张，像用铁锹在写似的。墨水缸里积着一些纤维渣滓，因此无论怎样小心谨慎，表面上看起来信是很可怕的：
小蜜蜂卓英卡：
您让我的嘴唇接触到真正的生活，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您。要是没有那几个晚上，我必定会感到自己完全——完全是个被偷之一空的人。
您比我明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能离开而不受良心的谴责。您邀请我到您家去，可我没有去。谢谢！不过我想：让我们保持已有的关系吧，不去破坏它。我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您的一切。
由衷地、诚挚地祝愿您婚姻美满幸福！
奥列格
这有点像在秘密监狱里的情形：在允许申诉的日子里也是给你这种满是纤维渣滓的墨水缸，给你跟这差不多的蘸水笔，而纸比明信片还小，墨水写上去湿得厉害，都透到纸背了。任你写给谁都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奥列格把信读了一遍，折好后放进信封里，打算封口（他从小就记得有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起因就在于信封的混淆），但事情不尽人意！本来，按国家标准规格，信封的斜口上应有一层胶水，可是现在那里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不消说，胶水是没有的。
于是，奥列格把3支笔都试了试，选出笔尖不算太坏的一支，把它擦干净了，考虑写最后一封信。刚才他还那么坚定，甚至脸上露出了笑容。可现在一切都晃动了起来。他曾拿定主意写“藏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结果写的是：
心爱的薇加！
（我一直想这样称呼您，此刻总算如愿了。）
我可以完全敞开。心扉给您写信了。我跟您交谈的时候从未这样坦率，但想像中不也是这样坦率吗？您主动提供自己的房间和床铺，这就是说，我并不只是您所接诊的一位病人，对吗？
今天我到您那里去过几次！有一次还真的走到了门口。我去找您的时候非常激动，简直像16岁的孩子似的，这对于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感到激动、羞怯、高兴、害怕。要知道，若不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还不可能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安排”！
然而，薇加！倘若我去时您正好在家，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不正常的、完全属于虚幻的事情！后来，我走在路上也就明白了：您不在家反倒更好。到目前为止，您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至少可以说出个缘由，可以表白！但是，我们之间所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对任何人都无法承认！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
我比您年长，这倒不是指岁数，而是就生活经历来说。
因此，请您相信我：您是对的，您在各个方面，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的！无论是在您的过去，还是在您的现在，都是如此，只是您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您尽可表示反对，但我敢预
言：您不用等深游到对一切都淡漠的老年，就会庆幸今日没有分担我的命运。（我根本不是指自己的流放生涯，现在甚至有风声说那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烧了自己的后半生吧！
现在，当我反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即使流放期告终，往后我也不会再到你们医院检查和进一步治疗了，这就是说，我们将从此分手），我要把自己的肾心袒露给您：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您的嘴唇！
这一点您尽可自己去分析。
现在，我不征求您的同意就此吻您。
第二只信封也是如此：斜口上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根本没有一层胶水。不知为什么奥列格总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便于检查。
可是一瞧背后（哎哟，他的整个计谋和花招全都落空了！），列车已经靠站了，人们都往那里跑！
他提起袋子，抓起信封，挤进了邮政所：
“胶水在哪儿？姑娘！你们这里有没有胶水？胶水！”
“因为老是有人拿走。”那姑娘大声解释。她看了奥列格一眼，犹豫不决地拿出一罐胶水：“拿去，就在我这儿用，粘吧！不要走开。”
在黑糊糊的很稠的胶水罐里有一柄小学生用的毛刷，整个刷子都沾满了新的和陈的干硬胶块，简直没祛捏住任何部位，涂胶水时只得把刷子柄横过来像拉锯似地在信封斜口上拉。然后用手指把多余的胶水抹去。封上口。再就是把挤出来的胶水用指头抹掉。
而人们都在往那里跑。
现在：把胶水还给姑娘，把行李袋拿起来（它始终被夹在两腿之间，免得被人顺手牵羊），把信投入邮箱，自己也往那儿跑！
尽管他筋疲力尽，似乎马上就会倒下来，可是说跑就跑！
奥列格绕过从正门涌出来的人群，拖着沉重的行李袋从站台上跳下去，跨越铁轨，再爬到另一个站台上，待他跑到自己的车厢前，大约排在第20名。就算前面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会加塞儿，那也会排在第对名左右。中层的铺位恐怕是不会有了，不过，反正他也不要那里的，因为他腿太长。然而，顶上的行李架却非占不可。
所有的旅客都带着式样相同的篮子，有的甚至还带着提桶——莫不是都盛着头一茬新鲜果蔬？会不会是运到恰雷所说的那个卡拉干达去纠正供销方面的错误呢？
列车员，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儿，嚷嚷着让大家沿着车厢站好，不要拥挤，说人人都有位子。但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并不那么有把握，而队伍却在奥列格后面越排越长。这时，奥列格立即发觉队伍里有点骚动，有人企图往车上冲，而这正是他所担心的。头一个企图钻过去的是个装疯卖假的家伙，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任其不排队上车，可是奥列格一眼就认出这个装成精神病患者的是从劳改营里出来的痞子，这种人常用这种伎俩去吓唬人。而一些本来在那里安分排队的人也跟在这个带头起哄者后面拥了过来，说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当然，奥列格也是能够那样往前钻的，那他就会毫不费力地占到行李架的位置，但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事他干得太多了，现在他希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行事，就像小老头儿列车员那样。
小老头儿终究没有放那装疯卖傻的家伙过去，而那家伙已经推搡着他的胸脯，满嘴脏话地骂娘，仿佛这是很普通的语言。这时队伍里已有人在咕哝，表示同情：
“让他过去算了！一个有病的人！”
就在这个当口，奥列格腾地离开原地，三脚两步跨到那家伙跟前，不管他的鼓膜能否承受得了，对着耳朵大喊：
“晦，晦！我也是从那里来的！”
那家伙朝后一仰，操了揉耳朵：
“从哪儿？”
奥列格知道自己赖以支持的是最后一点力气，现在打起架来恐怕吃不住，不过万一弄到那个地步，他的两条长胳膊还都空着，而装疯卖俊的家伙一只胳膊上却持着篮子。于是，他改换了方式，居高临下地对着那个家伙，声音极轻地一字一句对他说：
“那里哭的有四，笑的只有1个。”
排队的人不明白是什么治好了那家伙的疯癫，但见他冷静下来，眨了眨眼睛，对穿军大衣的高个儿说：
“我倒是没有意见，我不反对，你先上好了。”
但是奥列格仍站在那家伙和列车员旁边。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从这里也能挤上去。不过，那些跟着起哄的人开始散开排队去了。
“得了！”那家伙没趣地说。“等就等会儿吧！”
人们带着篮子、提桶走来。从盖在上面的布袋底下，有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壮的浅紫淡红色椭圆形小萝。从出示的车票来看，有三分之二的乘客是到卡拉干达。原来，奥列格是为这些人维持了队伍的秩序！正常的旅客也纷纷上车。有一个女人相当体面，罩一件蓝色短上衣。奥列格一上车，那个装疯卖傻的家伙也就稳步跟着上来了。
奥列格在车厢里快步走，发现不靠边的一个行李架差不多还空着。
“就这么样啦，”他宣布说。“我来把这篮子挪动一下。”
“往哪儿挪？干什么？”有人惊慌起来。此人是个瘸子，但看上去倒挺健康。
“不干什么！”科斯托格络托夫答话时已经爬上去了。“人家没地方躺下。”
他很快就在行李架上安顿停当：行李袋里的熨斗拿了出来，袋子就当作枕头；军大衣脱下来铺着，把上装也脱了——这里，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怎么都行。他躺下来歇会儿，凉快一下。他那穿44码靴子的两条腿，半个靴筒以下都悬在过道上方，但在那么高的地方并不妨碍任何人。
下面的旅客也在归置东西，脱衣凉快，互相认识。
那个瘸子颇好交际，他说过去当过兽医士。
“为什么不当了？”有人惊奇地问。
“这你怎么不懂！每死一只羊都得上被告席，与其这样，我倒宁愿作为残疾人退休，运运蔬菜！”瘸子大声解释。
“这倒也是！”罩蓝色短上衣的女人说。“在贝利亚掌权时，贩运蔬菜、水果的是要抓起来的。如今只有贩卖工业品的才抓。”
太阳想必只剩下最后一点余晖了，而这也被车站挡住映不过来。车厢里，下面还比较亮堂，可上面已暮沉沉。有包房的旅客和软卧旅客此时在站台上散步，而这里的人则坐在占到的位子上，安置行李。奥列格把整个身体伸直。多舒服啊！可蜷着腿在囚犯车厢里待两昼夜是很难受的。在那样的车厢小间里挤19个人很不是滋味。挤对个人情况就更糟。
其他一些人没活到今天。而他活下来了。瞧，癌症也没能置他于死地。如今，流放期也已经像鸡蛋壳儿裂开了缝。
他想起监督官劝他娶媳妇的事儿。不久大家都会这么劝他。
躺着可真好。真舒服。
只是在列车抖动了一下并开始启动的时候，他才感到心脏那里，或者说灵魂深处——胸中最重要的那个地方，突然往后收缩。这时，他翻了个身，俯卧在军大衣上，闭着眼睛，脸贴在装有面包的行李袋上。
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1963——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