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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弊如山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线的范仲淹、韩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调令，皇上要调他们回京师，进入朝廷中枢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任职。
范仲淹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留在西北镇守边关，朝廷一直不批准。六月中旬，他们两人办完了交接手续，极不情愿地离开泾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范仲淹、韩琦回京的时候，宋与西夏的和约只是草签，还没有盖上国印互换和约。赵祯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将他们二人从西北前线召回来呢？这要从当时的国情说起。
当时的宋，已经是积弊如山，危机四伏，国家财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费。
冗兵。宋代采取终身兵役制，无复员一说，致使军队总数逐年增加。太祖皇帝开国时军队总数为二十万，太宗皇帝统一中国时达到六十余万，至赵祯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达一百二十五万。
冗官。官吏的增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取仕，科举制度创立初年，每年取进士不过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多达七百余人，而且成为惯例执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国的进士累计多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至此，进士应试才改为三年一次。几十年来，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二是世袭。宋代选拔官吏，除科举外还有“侥幸法”即世袭。例如宋代规定“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广甚至达到了多及异姓宗亲甚至以门客充数的地步。
冗兵冗吏，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赵祯朝中央财政收入虽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财政状况从太宗时的盈余大半恶化到了财政赤字的地步。加之西北战事，宋疲于用兵，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赵祯急召范仲淹、韩琦二人进京，是要借助他们二人在抵御西夏入侵的声望和才智，组建一个新的中枢机构，以“振兴起弊”刷新朝政。
在范仲淹、韩琦奏请留任、滞留西北办理交接手续的过程中，国内又出现了一次暴乱。京东禁军士卒王伦在沂州结伙四五十人，杀掉巡检使，揭竿造反的事情发生。王伦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
王伦作乱，朝野震动，以欧阳修为首的年轻官员们纷纷上表，要求朝廷开放言路，揭露腐败之政，呼吁进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机。
赵祯也有志改革，便应欧阳修等人的请求，亲自提拔王素、欧阳修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蔡襄为秘书中丞知谏院。这四大谏官中，欧阳修、余靖、蔡襄三人在景祐年间，被吕夷简视为范仲淹朋党，现在身为谏官，言权在握，他们大张旗鼓地相互配合，不仅揭露弊政、荐举贤才，而且对保守无为的中枢班子展开攻击，呼吁范仲淹、韩琦进入中枢班子，对朝政进行改革。
赵祯听从了谏官们的建议，从四月到七月，三次改组中枢班子：罢吕夷简首相之职，夏竦刚被提拔为枢密使即被免职，罢王举正首相职，其中夏竦被黜，完全是欧阳修几个言官给拉下来的。
欧阳修他们弹劾夏竦的理由是：夏竦在西北战场上损兵折将，无所作为，且为人奸诈，这样的人，实在不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至七月，朝廷中枢班子组建完成：章得象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晏殊为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兼陕西安抚使，韩琦为枢密副使代范仲淹宣抚陕西、富弼为枢密副使。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乱哄哄、毫无准备的情势下，卷进了这场政治改革之中。
2、庆历新政
范仲淹回京后，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入内，赐座、赐纸笔，以最高、最隆重的礼遇，要求他们将朝廷当前的急务写出来，不要有顾虑，也不得回避。
这是一种近乎于囚禁逼索的行为，但也反映了赵祯心情的急迫和对他们两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将，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多年，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平时对朝政很是留意，虽然事先没有准备，经过一番思考，对积存在脑海里多年的关于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当场疾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献于赵祯。富弼也上陈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十条措施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没有信心，他常具忧国忧民之心，心中早有蓝本，但并没有公开提出来，这是在赵祯的逼迫下才将其写出来列奏。
赵祯对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深有同感，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这次改革，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开联席会议，选拔各路的转运使。
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人就一笔勾去，推荐讨论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精锐之士。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选，笑着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样报之以笑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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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弊如山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线的范仲淹、韩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调令，皇上要调他们回京师，进入朝廷中枢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任职。
范仲淹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留在西北镇守边关，朝廷一直不批准。六月中旬，他们两人办完了交接手续，极不情愿地离开泾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范仲淹、韩琦回京的时候，宋与西夏的和约只是草签，还没有盖上国印互换和约。赵祯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将他们二人从西北前线召回来呢？这要从当时的国情说起。
当时的宋，已经是积弊如山，危机四伏，国家财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费。
冗兵。宋代采取终身兵役制，无复员一说，致使军队总数逐年增加。太祖皇帝开国时军队总数为二十万，太宗皇帝统一中国时达到六十余万，至赵祯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达一百二十五万。
冗官。官吏的增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取仕，科举制度创立初年，每年取进士不过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多达七百余人，而且成为惯例执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国的进士累计多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至此，进士应试才改为三年一次。几十年来，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二是世袭。宋代选拔官吏，除科举外还有“侥幸法”即世袭。例如宋代规定“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广甚至达到了多及异姓宗亲甚至以门客充数的地步。
冗兵冗吏，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赵祯朝中央财政收入虽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财政状况从太宗时的盈余大半恶化到了财政赤字的地步。加之西北战事，宋疲于用兵，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赵祯急召范仲淹、韩琦二人进京，是要借助他们二人在抵御西夏入侵的声望和才智，组建一个新的中枢机构，以“振兴起弊”刷新朝政。
在范仲淹、韩琦奏请留任、滞留西北办理交接手续的过程中，国内又出现了一次暴乱。京东禁军士卒王伦在沂州结伙四五十人，杀掉巡检使，揭竿造反的事情发生。王伦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
王伦作乱，朝野震动，以欧阳修为首的年轻官员们纷纷上表，要求朝廷开放言路，揭露腐败之政，呼吁进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机。
赵祯也有志改革，便应欧阳修等人的请求，亲自提拔王素、欧阳修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蔡襄为秘书中丞知谏院。这四大谏官中，欧阳修、余靖、蔡襄三人在景祐年间，被吕夷简视为范仲淹朋党，现在身为谏官，言权在握，他们大张旗鼓地相互配合，不仅揭露弊政、荐举贤才，而且对保守无为的中枢班子展开攻击，呼吁范仲淹、韩琦进入中枢班子，对朝政进行改革。
赵祯听从了谏官们的建议，从四月到七月，三次改组中枢班子：罢吕夷简首相之职，夏竦刚被提拔为枢密使即被免职，罢王举正首相职，其中夏竦被黜，完全是欧阳修几个言官给拉下来的。
欧阳修他们弹劾夏竦的理由是：夏竦在西北战场上损兵折将，无所作为，且为人奸诈，这样的人，实在不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至七月，朝廷中枢班子组建完成：章得象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晏殊为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兼陕西安抚使，韩琦为枢密副使代范仲淹宣抚陕西、富弼为枢密副使。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乱哄哄、毫无准备的情势下，卷进了这场政治改革之中。
2、庆历新政
范仲淹回京后，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入内，赐座、赐纸笔，以最高、最隆重的礼遇，要求他们将朝廷当前的急务写出来，不要有顾虑，也不得回避。
这是一种近乎于囚禁逼索的行为，但也反映了赵祯心情的急迫和对他们两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将，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多年，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平时对朝政很是留意，虽然事先没有准备，经过一番思考，对积存在脑海里多年的关于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当场疾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献于赵祯。富弼也上陈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十条措施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没有信心，他常具忧国忧民之心，心中早有蓝本，但并没有公开提出来，这是在赵祯的逼迫下才将其写出来列奏。
赵祯对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深有同感，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这次改革，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开联席会议，选拔各路的转运使。
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人就一笔勾去，推荐讨论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精锐之士。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选，笑着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样报之以笑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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