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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规，犹如抡起的大铁锤，锤锤砸在官场那些贪渎者、不法者、狡诈者、懒惰者、昏庸者的头上，使他们寝食不安。而“择宫长”择出的数百名都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带着刑狱之剑，勘察审问，囚禁抄家，更使他们心惊胆战。
范仲淹的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八个月，在这期间，他重定了三班审官院流内铨条贯，通令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派出数百名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查处撤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昏庸无为的官员，按新法保举了一批清正廉洁的人士，颁布新规，取消公费宴会、赐宴、聚书和补贴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风。
新政给天下带来了一股新颖之风，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希望。可蛰伏于新政背后的旧势力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伺机而动，图谋卷土重来，给新政、给倡导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新政对于积弱的宋室，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剂猛药。
3、积弊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枢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员的升迁权，他订立新章，规定宗邑局务任期三年，不许谋求连任。宦官对这个规定非常不满，怀恨在心。
被罢去宰相职位的吕夷简看准了这个机会，动员其党羽，再次掀起朋党谣言。
被罢去枢密使的夏竦乘机出来配合，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吕夷简更是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密告朋党之危，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就是人们说的四贤，他们这几个人拉帮结派，结为朋党，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据了朝廷的要害部门，握持朝政，误国迷朝，假公济私，胡作非为，没有人与其争锋。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景祐年间，吕夷简就是以朋党为错口，将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们时刻呆在皇帝的身边，说话方便，做小动作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蓝元震的奏疏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了赵祯的疑心。他立即召见范仲淹，问道：“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他在边疆带兵打仗的时候，勇敢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共同杀敌。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这就要靠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是没有害处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
正在这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
赵祯一直对朋党存有戒心，他对欧阳修呈上的朋党论似乎很不满意，在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的情况下，赵祯对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个政坛上的老油条，他敏锐地觉察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差的就是没有下诏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是兖州人，时年三十九岁，任太子中允，在集贤院当值。曾作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个大奸臣。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辣得到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书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说，愿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皇帝，做一番大事业。
夏竦有一个家奴叫萧娘，此人是位才女，夏竦命她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致富弼的密信，信中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质完全变了。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意即要像西汉权臣霍光那样任意废立皇帝，同时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好的废立皇帝的诏书。
夏竦及其党羽拿着伪造的书信到处张扬，诬陷富弼和石介；吕夷简及其党羽发起了对富弼的声讨，并诬陷范仲淹不忠。
宦官们将伪书上呈赵祯，并以石介的亲笔与伪书相对照，笔迹完全相同。赵祯虽然连说不相信，但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范仲淹到此时才预感到处境的险恶。他虽然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但又拿不出证据。如果这件案子坐实了，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是灭九族之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夏竦、吕夷简等人的阴险、诡诈、凶狠和残忍，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已经起了疑心，要想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更斗不过吕夷简、夏竦一伙人。他的改革之心彻底死了。
正在这时，西夏与契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范仲淹自请以河东、陕西安抚使的身份离开京师，重返西北边境。
赵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富弼以河北宣抚使离开京师；欧阳修早已奉使去了河东，余靖也自请放外任。改革派被迫退却了。
范仲淹等人虽然被贬出了京城，京城的那帮人似乎还不想放过他们。
庆历五年（1045年）初，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同时宣布废除新法。十一月，罢范仲淹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流放邓州。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积弊难返的北宋，咽不下一剂猛药。
新政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规，犹如抡起的大铁锤，锤锤砸在官场那些贪渎者、不法者、狡诈者、懒惰者、昏庸者的头上，使他们寝食不安。而“择宫长”择出的数百名都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带着刑狱之剑，勘察审问，囚禁抄家，更使他们心惊胆战。
范仲淹的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八个月，在这期间，他重定了三班审官院流内铨条贯，通令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派出数百名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查处撤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昏庸无为的官员，按新法保举了一批清正廉洁的人士，颁布新规，取消公费宴会、赐宴、聚书和补贴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风。
新政给天下带来了一股新颖之风，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希望。可蛰伏于新政背后的旧势力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伺机而动，图谋卷土重来，给新政、给倡导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新政对于积弱的宋室，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剂猛药。
3、积弊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枢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员的升迁权，他订立新章，规定宗邑局务任期三年，不许谋求连任。宦官对这个规定非常不满，怀恨在心。
被罢去宰相职位的吕夷简看准了这个机会，动员其党羽，再次掀起朋党谣言。
被罢去枢密使的夏竦乘机出来配合，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吕夷简更是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密告朋党之危，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就是人们说的四贤，他们这几个人拉帮结派，结为朋党，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据了朝廷的要害部门，握持朝政，误国迷朝，假公济私，胡作非为，没有人与其争锋。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景祐年间，吕夷简就是以朋党为错口，将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们时刻呆在皇帝的身边，说话方便，做小动作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蓝元震的奏疏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了赵祯的疑心。他立即召见范仲淹，问道：“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他在边疆带兵打仗的时候，勇敢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共同杀敌。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这就要靠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是没有害处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
正在这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
赵祯一直对朋党存有戒心，他对欧阳修呈上的朋党论似乎很不满意，在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的情况下，赵祯对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个政坛上的老油条，他敏锐地觉察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差的就是没有下诏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是兖州人，时年三十九岁，任太子中允，在集贤院当值。曾作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个大奸臣。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辣得到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书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说，愿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皇帝，做一番大事业。
夏竦有一个家奴叫萧娘，此人是位才女，夏竦命她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致富弼的密信，信中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质完全变了。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意即要像西汉权臣霍光那样任意废立皇帝，同时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好的废立皇帝的诏书。
夏竦及其党羽拿着伪造的书信到处张扬，诬陷富弼和石介；吕夷简及其党羽发起了对富弼的声讨，并诬陷范仲淹不忠。
宦官们将伪书上呈赵祯，并以石介的亲笔与伪书相对照，笔迹完全相同。赵祯虽然连说不相信，但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范仲淹到此时才预感到处境的险恶。他虽然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但又拿不出证据。如果这件案子坐实了，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是灭九族之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夏竦、吕夷简等人的阴险、诡诈、凶狠和残忍，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已经起了疑心，要想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更斗不过吕夷简、夏竦一伙人。他的改革之心彻底死了。
正在这时，西夏与契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范仲淹自请以河东、陕西安抚使的身份离开京师，重返西北边境。
赵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富弼以河北宣抚使离开京师；欧阳修早已奉使去了河东，余靖也自请放外任。改革派被迫退却了。
范仲淹等人虽然被贬出了京城，京城的那帮人似乎还不想放过他们。
庆历五年（1045年）初，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同时宣布废除新法。十一月，罢范仲淹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流放邓州。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积弊难返的北宋，咽不下一剂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