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笔趣阁 www.ddbiquge.co,这才是宋史2·真宗英宗仁宗神宗卷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1、苏轼犯案
元丰二年(1079年),是苏轼最黑暗的岁月。这一年,他调任湖州太守,这已经是他自熙宁三年(1070年)离开京城后第四个任职的地方。此前,他在杭州任满之后,调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满后调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满后再调任湖州太守。
按照惯例,官员调任,都要礼节性地向皇帝上表致谢,内容无非是谢主隆恩之类的客套话。苏轼却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之事,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俗话说,祸从口出,苏轼吐得多了,给人留下把柄的机会也就多了,何况还有很多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从他身上挑出一点材料修理他呢!这一次,苏轼就因为他的臭脾气,给人落下了话柄。他在谢恩表中有这样一句话:
陛下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苏轼在这里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在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某种气味,便将其中的“新进”、“生事”等语摘引下来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关于“新进”、“生事”的出处,还有一段背景。
“新进”一词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生事”一词出自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他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变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词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苏轼的谢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报全文刊载,他是名士,其手笔照例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谢恩表刊出之后,那些“新进”们自然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御史中丞李定,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当年因隐瞒母丧,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苏轼在赠朱寿昌的诗中,也曾影射过他,故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报复。他从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弹劾苏轼,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要求对苏轼严加查办。
然而,单凭苏轼谢恩表上的一两句话,是不足以扳倒苏轼的。凑巧当时出版了一本名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苏轼犯罪证据的机会。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断章取义,作为弹劾苏轼的证据。
苏轼因对新法不满而贬杭州,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在这段时期内,他随感而发,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诗可以抒情,诗可以言志,苏轼在他的诗中,难免会吐露自己的心声,抒发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满情绪,进而讥讽朝政。
李定等人将苏轼的这些诗搜集起来,断章取义地作为苏轼攻击朝廷的犯罪证据。
比如咏青苗的两句: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的两句: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的两句: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的两句: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这些诗句,都是诗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且在当时还被传诵一时。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这些诗句作为苏轼讥讽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特别是咏桧树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更是说成是影射皇帝,他们说:“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在九泉下对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赵顼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下诏将苏轼就地免职,逮捕押送进京,交御史台审讯。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由于苏轼这次是因诗而获罪的案子,是由几名御史一手制造,后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在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2、拘捕
李定欲置苏轼于死地,他挑选一个名叫皇甫遵的官员到湖州传达圣旨,免去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们向皇帝请示,说苏轼在押回京师途中,每天夜晚必须关进监狱里过夜。赵顼没有答应御史的请求,因为自始至终,他并无杀害苏轼之意,案子既然有人控告,他必须依法办事,但他更愿意给苏轼一个解释的机会。
苏轼有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就是他印刷的,当他得知诗集给苏轼惹来大祸的消息后,赶忙派人去给身在南部的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立即派人告诉苏轼。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一次赛跑。
朝廷使者带两名御史台的衙役和儿子前往湖州拘捕苏轼。在靖江因事耽误了半天行程,结果是苏辙派的使者先到湖州。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达湖州,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也不敢出来,他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并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两名差官一个手执御史台的公文,一个手提包裹,包裹中的刀剑隐约可见,他们面容冷漠,一言不发,气氛非常紧张。苏轼开口打破僵局,说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死无疑。请求回家与家人告别,然后随上差赴京伏法。
皇甫遵淡淡地说:“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
祖通判谦恭地说:“请上差出示公文。”
皇甫遵问明了祖通判的身份后,便命随行衙役将御史台的公文正式移交给祖通判。祖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职务,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皇甫遵同意了苏轼向家人告别的请求。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觐见皇帝。
皇帝问道:“朕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说:“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因为他抵死不愿做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说:“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了这首诗,破涕为笑,心里稍安。是否真的有这个故事,或由苏轼现编借以安慰家人,不得而知。
苏轼辞别家人上路的时候,湖州太守衙门的人都吓得不知所措,个个躲躲闪闪,倒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后来据苏轼回忆,说皇差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有人说苏轼在赴京途中曾想自杀,在扬州渡江时,就有过跳江自尽的念头。他不知道自己要判什么罪,并且担心案子会牵涉到很多朋友,而且还会牵涉到弟弟苏辙,因为苏辙提前给他通风报信。思之再三,他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平安地到达京城。
苏轼进京后,被关进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3、审讯
苏轼七月底被拘捕,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苏轼被关进大牢后,一方面,要随时接受讯问,另一方面,要他自己交待问题。
御史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到处搜集苏轼的犯罪证据。到九月份,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诗词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受牵连的有三十九人,无论哪首诗,只要有疑问,苏轼都得作出解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供认不讳,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苏轼在受审期间,也有很多人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上表,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轻视魏武帝曹操。曹操虽然疑心重,但却能容忍祢衡,陛下难道就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也替苏轼解辩,他说,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是不会以言语来惩罚人的,苏轼是一个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碌碌如此,不免有些失望和怨愤,吟风咏月,发发牢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作了几首诗而获罪入狱,甚至杀头,恐怕后世的人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
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苏轼就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出京城。当他听说苏轼获罪入狱之后,竟然也上书赵顼,说圣朝不宜诛杀名士。可见,王安石是个君子,只可惜他所重... -->>
1、苏轼犯案
元丰二年(1079年),是苏轼最黑暗的岁月。这一年,他调任湖州太守,这已经是他自熙宁三年(1070年)离开京城后第四个任职的地方。此前,他在杭州任满之后,调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满后调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满后再调任湖州太守。
按照惯例,官员调任,都要礼节性地向皇帝上表致谢,内容无非是谢主隆恩之类的客套话。苏轼却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之事,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俗话说,祸从口出,苏轼吐得多了,给人留下把柄的机会也就多了,何况还有很多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从他身上挑出一点材料修理他呢!这一次,苏轼就因为他的臭脾气,给人落下了话柄。他在谢恩表中有这样一句话:
陛下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苏轼在这里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在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某种气味,便将其中的“新进”、“生事”等语摘引下来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关于“新进”、“生事”的出处,还有一段背景。
“新进”一词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生事”一词出自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他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变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词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苏轼的谢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报全文刊载,他是名士,其手笔照例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谢恩表刊出之后,那些“新进”们自然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御史中丞李定,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当年因隐瞒母丧,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苏轼在赠朱寿昌的诗中,也曾影射过他,故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报复。他从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弹劾苏轼,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要求对苏轼严加查办。
然而,单凭苏轼谢恩表上的一两句话,是不足以扳倒苏轼的。凑巧当时出版了一本名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苏轼犯罪证据的机会。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断章取义,作为弹劾苏轼的证据。
苏轼因对新法不满而贬杭州,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在这段时期内,他随感而发,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诗可以抒情,诗可以言志,苏轼在他的诗中,难免会吐露自己的心声,抒发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满情绪,进而讥讽朝政。
李定等人将苏轼的这些诗搜集起来,断章取义地作为苏轼攻击朝廷的犯罪证据。
比如咏青苗的两句: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的两句: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的两句: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的两句: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这些诗句,都是诗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且在当时还被传诵一时。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这些诗句作为苏轼讥讽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特别是咏桧树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更是说成是影射皇帝,他们说:“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在九泉下对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赵顼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下诏将苏轼就地免职,逮捕押送进京,交御史台审讯。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由于苏轼这次是因诗而获罪的案子,是由几名御史一手制造,后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在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2、拘捕
李定欲置苏轼于死地,他挑选一个名叫皇甫遵的官员到湖州传达圣旨,免去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们向皇帝请示,说苏轼在押回京师途中,每天夜晚必须关进监狱里过夜。赵顼没有答应御史的请求,因为自始至终,他并无杀害苏轼之意,案子既然有人控告,他必须依法办事,但他更愿意给苏轼一个解释的机会。
苏轼有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就是他印刷的,当他得知诗集给苏轼惹来大祸的消息后,赶忙派人去给身在南部的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立即派人告诉苏轼。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一次赛跑。
朝廷使者带两名御史台的衙役和儿子前往湖州拘捕苏轼。在靖江因事耽误了半天行程,结果是苏辙派的使者先到湖州。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达湖州,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也不敢出来,他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并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两名差官一个手执御史台的公文,一个手提包裹,包裹中的刀剑隐约可见,他们面容冷漠,一言不发,气氛非常紧张。苏轼开口打破僵局,说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死无疑。请求回家与家人告别,然后随上差赴京伏法。
皇甫遵淡淡地说:“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
祖通判谦恭地说:“请上差出示公文。”
皇甫遵问明了祖通判的身份后,便命随行衙役将御史台的公文正式移交给祖通判。祖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职务,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皇甫遵同意了苏轼向家人告别的请求。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觐见皇帝。
皇帝问道:“朕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说:“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因为他抵死不愿做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说:“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了这首诗,破涕为笑,心里稍安。是否真的有这个故事,或由苏轼现编借以安慰家人,不得而知。
苏轼辞别家人上路的时候,湖州太守衙门的人都吓得不知所措,个个躲躲闪闪,倒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后来据苏轼回忆,说皇差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有人说苏轼在赴京途中曾想自杀,在扬州渡江时,就有过跳江自尽的念头。他不知道自己要判什么罪,并且担心案子会牵涉到很多朋友,而且还会牵涉到弟弟苏辙,因为苏辙提前给他通风报信。思之再三,他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平安地到达京城。
苏轼进京后,被关进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3、审讯
苏轼七月底被拘捕,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苏轼被关进大牢后,一方面,要随时接受讯问,另一方面,要他自己交待问题。
御史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到处搜集苏轼的犯罪证据。到九月份,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诗词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受牵连的有三十九人,无论哪首诗,只要有疑问,苏轼都得作出解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供认不讳,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苏轼在受审期间,也有很多人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上表,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轻视魏武帝曹操。曹操虽然疑心重,但却能容忍祢衡,陛下难道就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也替苏轼解辩,他说,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是不会以言语来惩罚人的,苏轼是一个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碌碌如此,不免有些失望和怨愤,吟风咏月,发发牢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作了几首诗而获罪入狱,甚至杀头,恐怕后世的人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
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苏轼就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出京城。当他听说苏轼获罪入狱之后,竟然也上书赵顼,说圣朝不宜诛杀名士。可见,王安石是个君子,只可惜他所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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