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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服务员讲，隔壁这间房里的客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港客，和冯世民一样，也没让歌厅的小姐来陪。看来，潘小伟正是在这两个港客的接应下，穿过夜间无人的厨房走道，从运货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厦的底层，从卸货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冯世民是死于何人之手呢，是潘小伟还是隔壁那两位港客？
吕月月：当时我们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伟手上。
海岩：可潘小伟没有枪啊。你们刚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打手不是还搜过你们的身吗？
吕月月：在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夜总会男卫生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迹，水箱里有一个空着的黑色油布包，箱盖上有潘小伟的指纹。
潘小伟是在天龙帮那两个打手检查小提琴时进的卫生间，显然他进去以后，就在这个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取出预先被人放在这里的，用油布包密封好的手枪。由此也可以判断，冯世民饮弹而亡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他可能是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的诱杀计划，潘小伟本人也可能是参与了这个杀人预谋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结束以后，夜总会的那位矮胖经理还是被我们带走了。他走时有些神志混乱，叨叨不停地要我们通知他的律师，刘保华问：“谁是你律师？”他又张三李四口齿不清说不明白。
处长、队长，一直到下面的每一个刑警，人人脸上都像打了一层灰灰的霜，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
海岩：不过小提琴总算拿到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把琴拿到手，就是胜利。
吕月月：琴是假的，经过鉴定确认，这不过是一只复制品，不过复制得很讲究，粗粗一看，可以乱真。
海岩：啊，这就闹大了。当时你怎么想？
吕月月：我都蒙了，潘小伟，潘小伟，他是那样一个天真幼稚，浑身都透着一股孩子气的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那么鲁莽直率，既无所顾忌又缺乏经验地坦白爱情怎么又突然杀人潜逃，连一点诀别之意都没有暗示给我呢？莫非是梦？
在勘查美高夜总会杀人现场的同时，处长派人组成另外一组，去亚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伟住的房间。潘小伟随身衣服物品，一样没少。酒店的服务员已经为他开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摆放着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温盒里，暖着茶
这房间里舒适温馨的情调丝毫预示不出主人将一去不返了。
局里很快下达了命令，当晚封锁了首都机场，授权机场公安，如果发现潘小伟企图登机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关区县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车站和各长途汽车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这么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线四通八达，查得过来吗？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柘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不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潘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第17次谈话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损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哝：“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就都不爱惜了”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日，我们估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
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日我们在“亚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做戏吗？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
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
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赤裸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他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日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
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
“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呃——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
“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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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服务员讲，隔壁这间房里的客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港客，和冯世民一样，也没让歌厅的小姐来陪。看来，潘小伟正是在这两个港客的接应下，穿过夜间无人的厨房走道，从运货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厦的底层，从卸货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冯世民是死于何人之手呢，是潘小伟还是隔壁那两位港客？
吕月月：当时我们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伟手上。
海岩：可潘小伟没有枪啊。你们刚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打手不是还搜过你们的身吗？
吕月月：在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夜总会男卫生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迹，水箱里有一个空着的黑色油布包，箱盖上有潘小伟的指纹。
潘小伟是在天龙帮那两个打手检查小提琴时进的卫生间，显然他进去以后，就在这个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取出预先被人放在这里的，用油布包密封好的手枪。由此也可以判断，冯世民饮弹而亡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他可能是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的诱杀计划，潘小伟本人也可能是参与了这个杀人预谋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结束以后，夜总会的那位矮胖经理还是被我们带走了。他走时有些神志混乱，叨叨不停地要我们通知他的律师，刘保华问：“谁是你律师？”他又张三李四口齿不清说不明白。
处长、队长，一直到下面的每一个刑警，人人脸上都像打了一层灰灰的霜，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
海岩：不过小提琴总算拿到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把琴拿到手，就是胜利。
吕月月：琴是假的，经过鉴定确认，这不过是一只复制品，不过复制得很讲究，粗粗一看，可以乱真。
海岩：啊，这就闹大了。当时你怎么想？
吕月月：我都蒙了，潘小伟，潘小伟，他是那样一个天真幼稚，浑身都透着一股孩子气的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那么鲁莽直率，既无所顾忌又缺乏经验地坦白爱情怎么又突然杀人潜逃，连一点诀别之意都没有暗示给我呢？莫非是梦？
在勘查美高夜总会杀人现场的同时，处长派人组成另外一组，去亚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伟住的房间。潘小伟随身衣服物品，一样没少。酒店的服务员已经为他开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摆放着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温盒里，暖着茶
这房间里舒适温馨的情调丝毫预示不出主人将一去不返了。
局里很快下达了命令，当晚封锁了首都机场，授权机场公安，如果发现潘小伟企图登机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关区县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车站和各长途汽车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这么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线四通八达，查得过来吗？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柘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不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潘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第17次谈话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损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哝：“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就都不爱惜了”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日，我们估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
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日我们在“亚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做戏吗？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
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
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赤裸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他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日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
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
“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呃——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
“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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