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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至晚方才散席。
传旨的太监走了以后，寇准便前往雷州。
丁谓挤走了寇准、李迪这两个眼中钉，倚仗着与刘太后的联盟，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他与太监相勾结，把持朝纲，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为所欲为。
其实，丁谓与刘太后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此后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赵恒驾崩后，陵寝还没有建成，尸体还未下葬。刘太后命丁谓兼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共同操办赵恒的葬事。
判司天监邢中和对雷允恭道：“山陵上百步的地方，实是个好地穴，照地理法则判断，一定宜子孙，像汝州秦王坟一样，但下面有石头，可能有水。”
雷允恭说：“先帝只得一个子嗣，如果能够像秦王坟墓那样使后世多子孙，不妨将原来选定的地穴改动一下，上移百步如何？”
邢中和说，山陵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要重新踏勘，还要上报批准，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赶不及七月的葬期。
雷允恭叫邢中和先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向上移百步，他自己去向太后奏明。
雷允恭是小人得志，气焰嚣张，没有人敢违拗他的意思，邢中和只得按他的意见办，在没有得到朝廷正式批文的情况下，擅自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位置向上移了百步。
雷允恭赶回京城，向刘太后奏明改筑陵穴的事。刘太后吃惊地说：“这是一桩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更改呢？”
雷允恭讨好地说，能够使先帝宜子孙，这是件大好事，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
刘太后没有当场表态，叫雷允恭去与山陵使丁谓商议后再确定。雷允恭出宫后找到丁谓，向他说了改动真宗寝陵位置的事情。
丁谓正想讨好雷允恭，连忙称赞地说：“都监说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雷允恭又进宫去奏复刘太后，说山陵使丁谓也赞同改动寝陵位置。
刘太后这才批准了。
雷允恭命监工夏守恩领工徒数万人开始挖山，前两天，挖出的都是一些石头，到了第三天，突然挖出了一个泉眼，清清的泉水哗地一下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地穴顿时变成了大池塘。
夏守恩见了，知道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作为地穴了。因为没有人会把墓地选在一个大水塘里，何况是皇帝的陵寝呢？他命令立即停工，赶紧向雷允恭汇报，请他定夺。
雷允恭立即找丁谓商量，说陵寝挖到泉眼上，地穴变成了大水塘，娄子捅大了。
丁谓有心庇护雷允恭，有些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向太后报告这件事。丁谓也是奸诈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大事情是蒙混得过去的吗？
恰好内使毛昌达从陵墓的工地上回来，见丁谓还没有把墓基透水的事故奏报太后，便直接向刘太后奏明了墓基透水的事情。
刘太后立即召见丁谓，责问他陵墓透水为何不上奏。丁谓不能再隐瞒了，奏请太后派人去踏勘，重新选址。
刘太后派人前去勘察，派去的人回来说，还是原先勘定的墓地最好。刘太后不放心，诏命王曾亲自去一趟。
王曾是位忠臣，对丁谓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扰乱朝纲的作为，一直不满，早就想除掉丁谓这个奸佞，只是苦于丁谓权势太重，加之又深得太后的信任，没有办法击倒他。他一直在等机会，除掉这大奸之臣。
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王曾的机会来了。他奉命去了一趟墓地，回来请求单独见太后，在刘太后面前狠狠地参了丁谓一本。他对太后说，他奉旨到山陵去勘察后发现，原先选定的陵墓地穴位置本来就很好，是不能改动的，改动后的墓穴正在泉眼上，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水坑，根本就不能作为墓地了。他指控丁谓包藏祸心，指使雷允恭把先皇墓穴移入绝地，是怀有险恶的用心。
刘太后听后大怒，立即传召冯拯，命他即刻捕拿丁谓、雷允恭等一众更改先皇陵墓建造图纸的人，一并交大理寺治罪。
冯拯听谕后吓得目瞪口呆，有心要庇护丁谓，不由得迟疑起来。刘太后怒斥道：“怎么这等迟疑！你也想与丁谓同谋吗？”
冯拯脑子转得快，连忙说道：“臣怎敢与丁谓同谋呢？只是以为，皇上初承大统，先帝尚未入土为安，现诛除大臣，恐天下震动，故此稍有犹豫，想筹得个较宽大的办法。”
刘太后怒意稍解，便叫冯拯先拘捕雷允恭等人再说。
冯拯遵旨退出，立即派发兵丁逮捕了雷允恭、邢中和等人。
皇帝的陵寝事关祖庙，事关国体，陵寝出了问题，是惊天大案。案情重大，情况也不复杂，审理案件也只是走过场。一审过后，雷允恭、邢中和便判了极刑：杖死，没收家产。
3、丁谓的好运到头了
丁谓的好运估计要到头了，他正在为改动陵寝建造计划躲过一劫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另一项罪行又爆发了。
刑部在查抄雷允恭的家产时，竟然抄出丁谓委托雷允恭命后苑工匠打造金酒器的密书，以及雷允恭请丁谓荐保管辖皇城司暨三司衙门的书信。抄家的人抄出了这些来往书信后，直接送进宫中。
刘太后见了这些证据，暴跳如雷，立即召见王曾，将丁谓、雷允恭两人的来往书信交给他看。
王曾看过书信后，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常听群臣议论，说丁谓与太监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扰乱朝纲，臣尚且不信，今天看了这几封书信，果然所言非虚。”他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外臣与太监相勾结，狼狈为奸，祸起萧墙，祸国殃民啊！丁谓视群臣于无物，将太后玩弄于股掌，欺辱皇上，欺辱太后啊！”刘太后听了王曾的说辞，决然地道：“丁谓实在是个乱臣贼子。如果正直忠纯，怎肯交结宦官，做此等不法的事呢？如果不立即重办，怎么能整肃朝纲呢？”
次日，皇上临朝，太后垂帘听政，只听太后在帘后对群臣说：“丁谓身为宰相，与宦官相勾结，人格卑污至极。他以前同雷允恭向中宫奏事，都说已与大臣们讨论过了，所以本宫一概诏允，现在对证起来，竟都是他一人所为。营办先帝陵寝、擅自改动陵墓的建造计划，如果不是枢密使王曾前去察看明白，几乎误了大事。这样的乱臣贼子，真是罪不容诛！”
刘太后的口谕，给群臣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丁谓要倒霉了。
冯拯、曹利用等人过去是丁谓的铁哥们，这时候担心丁谓的案子牵连到自己，立即站出来与丁谓划清界限，跪下表态，说自先帝仙逝以后，所有的政事都是由丁谓、雷允恭两人议定的，但对群臣都说是宫中的决定，臣等也分辨不清，到底是宫中的意见，还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只要是他说的，我们都遵照执行。幸亏太后圣明，察觉到丁谓胡作非为，这是社稷的幸福啊！
任中正仍然想保丁谓，站出来说：“丁谓虽然有罪，但是受着先帝顾托的重任，还是要请求依律议功才是。”
王曾冷笑一声，驳斥道：“丁谓真忠，就不应该得罪宗庙，这样的人还能议功吗？”
王曾这是步步紧逼，下定决心要将丁谓这个奸佞从宰相之位拉下来。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太后传下口谕，命中书舍人草谕，罢免丁谓的宰相之职，降为太子少保，撵到西京洛阳去了。任中正也没有幸免，逐出京城，出知郓州。
提拔王曾同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枢密使。
吕夷简是吕蒙正的侄子，从前赵恒封岱祀汾，两过洛阳，都住在吕蒙正的家里，当时他就问吕蒙正，他的几个儿子中是否有可堪大用之人。吕蒙正答说，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唯侄子吕夷简有宰相之才。赵恒回京之后，即召吕夷简进京做官，直至提拔为知开封府，颇有政声。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博学能文，与杨亿、刘筠齐名，曾任翰林学士兼枢密副使。
鲁宗道曾为右正言，刚直无私，赵恒常称他为鲁直。
王曾即请太后匡辅新君，每日垂帘听政，太后也同意了。自此，朝廷进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
了，至晚方才散席。
传旨的太监走了以后，寇准便前往雷州。
丁谓挤走了寇准、李迪这两个眼中钉，倚仗着与刘太后的联盟，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他与太监相勾结，把持朝纲，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为所欲为。
其实，丁谓与刘太后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此后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赵恒驾崩后，陵寝还没有建成，尸体还未下葬。刘太后命丁谓兼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共同操办赵恒的葬事。
判司天监邢中和对雷允恭道：“山陵上百步的地方，实是个好地穴，照地理法则判断，一定宜子孙，像汝州秦王坟一样，但下面有石头，可能有水。”
雷允恭说：“先帝只得一个子嗣，如果能够像秦王坟墓那样使后世多子孙，不妨将原来选定的地穴改动一下，上移百步如何？”
邢中和说，山陵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要重新踏勘，还要上报批准，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赶不及七月的葬期。
雷允恭叫邢中和先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向上移百步，他自己去向太后奏明。
雷允恭是小人得志，气焰嚣张，没有人敢违拗他的意思，邢中和只得按他的意见办，在没有得到朝廷正式批文的情况下，擅自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位置向上移了百步。
雷允恭赶回京城，向刘太后奏明改筑陵穴的事。刘太后吃惊地说：“这是一桩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更改呢？”
雷允恭讨好地说，能够使先帝宜子孙，这是件大好事，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
刘太后没有当场表态，叫雷允恭去与山陵使丁谓商议后再确定。雷允恭出宫后找到丁谓，向他说了改动真宗寝陵位置的事情。
丁谓正想讨好雷允恭，连忙称赞地说：“都监说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雷允恭又进宫去奏复刘太后，说山陵使丁谓也赞同改动寝陵位置。
刘太后这才批准了。
雷允恭命监工夏守恩领工徒数万人开始挖山，前两天，挖出的都是一些石头，到了第三天，突然挖出了一个泉眼，清清的泉水哗地一下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地穴顿时变成了大池塘。
夏守恩见了，知道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作为地穴了。因为没有人会把墓地选在一个大水塘里，何况是皇帝的陵寝呢？他命令立即停工，赶紧向雷允恭汇报，请他定夺。
雷允恭立即找丁谓商量，说陵寝挖到泉眼上，地穴变成了大水塘，娄子捅大了。
丁谓有心庇护雷允恭，有些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向太后报告这件事。丁谓也是奸诈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大事情是蒙混得过去的吗？
恰好内使毛昌达从陵墓的工地上回来，见丁谓还没有把墓基透水的事故奏报太后，便直接向刘太后奏明了墓基透水的事情。
刘太后立即召见丁谓，责问他陵墓透水为何不上奏。丁谓不能再隐瞒了，奏请太后派人去踏勘，重新选址。
刘太后派人前去勘察，派去的人回来说，还是原先勘定的墓地最好。刘太后不放心，诏命王曾亲自去一趟。
王曾是位忠臣，对丁谓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扰乱朝纲的作为，一直不满，早就想除掉丁谓这个奸佞，只是苦于丁谓权势太重，加之又深得太后的信任，没有办法击倒他。他一直在等机会，除掉这大奸之臣。
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王曾的机会来了。他奉命去了一趟墓地，回来请求单独见太后，在刘太后面前狠狠地参了丁谓一本。他对太后说，他奉旨到山陵去勘察后发现，原先选定的陵墓地穴位置本来就很好，是不能改动的，改动后的墓穴正在泉眼上，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水坑，根本就不能作为墓地了。他指控丁谓包藏祸心，指使雷允恭把先皇墓穴移入绝地，是怀有险恶的用心。
刘太后听后大怒，立即传召冯拯，命他即刻捕拿丁谓、雷允恭等一众更改先皇陵墓建造图纸的人，一并交大理寺治罪。
冯拯听谕后吓得目瞪口呆，有心要庇护丁谓，不由得迟疑起来。刘太后怒斥道：“怎么这等迟疑！你也想与丁谓同谋吗？”
冯拯脑子转得快，连忙说道：“臣怎敢与丁谓同谋呢？只是以为，皇上初承大统，先帝尚未入土为安，现诛除大臣，恐天下震动，故此稍有犹豫，想筹得个较宽大的办法。”
刘太后怒意稍解，便叫冯拯先拘捕雷允恭等人再说。
冯拯遵旨退出，立即派发兵丁逮捕了雷允恭、邢中和等人。
皇帝的陵寝事关祖庙，事关国体，陵寝出了问题，是惊天大案。案情重大，情况也不复杂，审理案件也只是走过场。一审过后，雷允恭、邢中和便判了极刑：杖死，没收家产。
3、丁谓的好运到头了
丁谓的好运估计要到头了，他正在为改动陵寝建造计划躲过一劫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另一项罪行又爆发了。
刑部在查抄雷允恭的家产时，竟然抄出丁谓委托雷允恭命后苑工匠打造金酒器的密书，以及雷允恭请丁谓荐保管辖皇城司暨三司衙门的书信。抄家的人抄出了这些来往书信后，直接送进宫中。
刘太后见了这些证据，暴跳如雷，立即召见王曾，将丁谓、雷允恭两人的来往书信交给他看。
王曾看过书信后，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常听群臣议论，说丁谓与太监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扰乱朝纲，臣尚且不信，今天看了这几封书信，果然所言非虚。”他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外臣与太监相勾结，狼狈为奸，祸起萧墙，祸国殃民啊！丁谓视群臣于无物，将太后玩弄于股掌，欺辱皇上，欺辱太后啊！”刘太后听了王曾的说辞，决然地道：“丁谓实在是个乱臣贼子。如果正直忠纯，怎肯交结宦官，做此等不法的事呢？如果不立即重办，怎么能整肃朝纲呢？”
次日，皇上临朝，太后垂帘听政，只听太后在帘后对群臣说：“丁谓身为宰相，与宦官相勾结，人格卑污至极。他以前同雷允恭向中宫奏事，都说已与大臣们讨论过了，所以本宫一概诏允，现在对证起来，竟都是他一人所为。营办先帝陵寝、擅自改动陵墓的建造计划，如果不是枢密使王曾前去察看明白，几乎误了大事。这样的乱臣贼子，真是罪不容诛！”
刘太后的口谕，给群臣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丁谓要倒霉了。
冯拯、曹利用等人过去是丁谓的铁哥们，这时候担心丁谓的案子牵连到自己，立即站出来与丁谓划清界限，跪下表态，说自先帝仙逝以后，所有的政事都是由丁谓、雷允恭两人议定的，但对群臣都说是宫中的决定，臣等也分辨不清，到底是宫中的意见，还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只要是他说的，我们都遵照执行。幸亏太后圣明，察觉到丁谓胡作非为，这是社稷的幸福啊！
任中正仍然想保丁谓，站出来说：“丁谓虽然有罪，但是受着先帝顾托的重任，还是要请求依律议功才是。”
王曾冷笑一声，驳斥道：“丁谓真忠，就不应该得罪宗庙，这样的人还能议功吗？”
王曾这是步步紧逼，下定决心要将丁谓这个奸佞从宰相之位拉下来。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太后传下口谕，命中书舍人草谕，罢免丁谓的宰相之职，降为太子少保，撵到西京洛阳去了。任中正也没有幸免，逐出京城，出知郓州。
提拔王曾同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枢密使。
吕夷简是吕蒙正的侄子，从前赵恒封岱祀汾，两过洛阳，都住在吕蒙正的家里，当时他就问吕蒙正，他的几个儿子中是否有可堪大用之人。吕蒙正答说，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唯侄子吕夷简有宰相之才。赵恒回京之后，即召吕夷简进京做官，直至提拔为知开封府，颇有政声。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博学能文，与杨亿、刘筠齐名，曾任翰林学士兼枢密副使。
鲁宗道曾为右正言，刚直无私，赵恒常称他为鲁直。
王曾即请太后匡辅新君，每日垂帘听政，太后也同意了。自此，朝廷进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