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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端不平的一碗水
乌台诗案前后，赵顼并没有停止改革进程，除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进行调整、继续推行新法外，还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
宋初的官制是沿袭唐朝的旧制，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很少设置。
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宫中设置中书、枢密院，中书管朝政，枢密院管军事，称为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御史台主管纠察弹劾，
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都不设专官，由其他官员兼任。
知制诰起草对外诏书，称外制；翰林学士起草对内诏书，称内制，合称为两制。
修史由三馆负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副相任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分领三馆。
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但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这个职位，一旦获得学士职位，便成为名流。还有殿阁等官，也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但没有定员，大多由其他官员兼领虚名。
元丰三年（1080年），赵顼决定对官制进行改革，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两人负责这件事。九月，出台新的官制，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等等。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
北宋初年，朝廷官员的派系之争并不很明显。其原因在于，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在群臣当中，只要有结朋党的苗头，都会遭到惩罚，或罢官，或逐出京城。例如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欧阳修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以表示对范仲淹的支持。结果，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四人被认为是朋党，一齐被逐出京城，贬到地方去了。使得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
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朝廷的官员就分为新旧两派，或称新旧两党。
新派以王安石为首，王珪、蔡确的政治观念继承了王安石的衣钵，属于新派。
旧派是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
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旧派相同，都是主张守旧。世称胡瑗做安定先生；孙复做泰山先生，周敦颐做濂溪先生；邵雍做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程灏、程颐为道学二程。
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极不相容，打破了宋初无朋党的格局。新派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有皇帝赵顼撑腰，而且还长期占据宰相之位。因此，在气势上，新派压过了旧派，旧派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很多旧派人物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贬出京城。
赵顼改革了官制后，有意在新旧两派之间一碗水端平，适当引用被压制的旧派人物，并向新派人物王珪、蔡确表达了起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的想法。司马光目前赋闲在西京洛阳。
王珪、蔡确听赵顼说要用司马光，非常惊慌，因为司马光重新出山，势必使旧派人物得到重用，这样就会减弱新派的势力，动摇新派的政治地位。
吴充此时已经退职，王珪位居首相。他退朝之后，担心司马光出任御史大夫后会削弱新派的地位，便找蔡确商量对策。
为了阻止司马光进京，为了个人的利益，蔡确竟然不顾国家利益，想出了一个收复灵州的办法，以转移赵顼的工作重心，借以阻止司马光入朝。
赵顼欲端平一碗水，平衡新、旧两派的力量，竟然被王珪、蔡确从中捣鬼，引发了一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
2、不该发生的战争
王珪采用蔡确的建议，向朝廷推荐俞充出任庆州知州，随后，指使俞充向朝廷上平西夏的策略。好大喜功的赵顼看了俞充的奏表，果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西夏一战的问题上，无暇顾及司马光的问题。
赵顼仍然命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下令百姓养马，准备西征。
薛向认为养马会给百姓带来不便，建议取消这项政策，以致遭到御史舒亶的弹劾，被贬往颍州做了知州。冯京也请求离职了。赵顼便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熙宁四年（1081年）四月，俞充又从庆州传来消息，说西夏出现内乱，梁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国主秉常，处死了亲宋的夏将李清，夺取了西夏政权。他建议朝廷乘机出兵，攻占西夏。
赵顼认为征伐西夏的机会来了，立即诏令熙河经制李宪等人，召集陕西、河东的五路兵马，准备征伐西夏，并命鄜延副总管种谔立即进京汇报情况。
种谔是一个夸夸其谈，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熙宁初年，他曾擅自向西夏开战，点燃了宋西面的火药桶而受到朝廷的处罚。他在边廷接到诏命后，立即快马加鞭地赶往汴梁。当他得知赵顼欲西征的意图，并向他探听西夏虚实的时候，立即来了精神，认为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到了。他不假思索，口若悬河地说，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梁太后篡政后，西夏是女人当国，人心不稳，宋军一到，即可踏平西夏，活捉李秉常。言下之意，宋军征讨西夏犹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
赵顼听了种谔的奏对，更加坚定了征伐西夏的决心。他以为西夏不足畏，取西夏犹如到自家菜园摘菜一样容易。
熙宁初年，赵顼曾向老宰相富弼询问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当时曾经告诫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七年（1074年），宋、辽因边界问题出现纠纷，赵顼欲兴兵伐辽，当时太皇太后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辽国如果容易征服，太祖、太宗皇帝早就早收复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其实，太皇太后的这句话，放到现在仍然适用。可惜，赵顼将富弼与太皇太后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发动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第二天，赵顼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宣布了西征的决定。尽管遭到了孙固和吕公著的极力劝谏，仍然没有改变他西征的决定。
赵顼下达了出征命令：李宪从熙河、种谔从鄜延、高遵裕从环庆、刘昌祚从泾原、王中正从河东，兵分五路，同时向西夏进军。并诏命吐蕃首领董毡带兵一起出征。
孙固见朝廷命李宪为帅，非常吃惊，他认为李宪是个宦官，根本就不会领兵打仗，不能胜任西征军统帅之职。
“宦官不能为帅吗？”赵顼反问。
“当然不行。”孙固肯定地说“出兵打仗是军国大事，以一个阉人为帅，难道说朝中无将、中国无人吗？前线将士，能听一个阉人的命令吗？”
赵顼不耐烦地说：“这是朕的命令，谁敢不听？”
孙固见赵顼铁了心要命李宪为帅，只好不再说这件事，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五路出兵，谁统一指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人，在战场上会乱套的。”
“朕岂不知要有总帅吗？”赵顼说“只是还没人能胜任总帅之职。”
吕公著附和着说：“如此重大军事行动，当然要有一个总指挥，既然无人能胜任总指挥的职务，就不要出兵吧！”
孙固接口说：“公著所言极是，请陛下三思！”
赵顼沉着脸说：“朕意已决，你们不要多说了。”
孙固、吕公著撞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退朝之后，赵顼刚刚坐定，高太后打发人请他立即进宫，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赶进宫，见过礼之后，高太后劈头盖脸地问：“听说皇帝分兵五路征伐西夏，可有此事？”
“是！”赵顼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高太后问道：“高遵裕为其中一路的主帅？”
赵顼点点头，表示有这么回事。
“不行！”高太后断然说“这一路军马要撤回来，不然要误大事。”
赵顼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高遵裕是我的伯父，我对他的为人最清楚。”高太后说“他对朝廷的忠心无话可说，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气度太小，贪功，命他镇守边关可以，命他领兵打仗不行，不但不能建功，恐怕还要误事。”
“母后不必多虑。”赵顼说“经略使（高遵裕）在环庆威声很高，不会临阵失机！何况是五路兵马并进，他既然容不得别人战功高过他，打起仗来肯定是不甘人后，这正可以促成他争建战功。”
高太后知道赵顼个性刚愎，听不进劝告，只得说：“我可把话说前头，到时出了事，不要说母后没有提醒你。”说罢，退入后宫去了。
西夏的密探打探到宋廷分兵五路征伐西夏，立即将军情报告西夏国母。
梁氏得此情报，急忙召集众将商量防御之策。西夏众将得知宋兵来犯，个个摩拳擦掌，他们说李宪是一个宦官，不懂带兵打仗，种谔是西夏的败将，不可足勇，宋廷无将，那些带兵的人，都是酒囊饭袋，是来送死的。并说如今秋高马肥，正是打仗的好时候，都主张分兵迎敌。
有一位老将却力排众议，他主张坚壁清野，以避宋军的锐气；在灵州、夏州集聚重兵，以逸待劳；再派精兵截断宋军的粮道。这样，宋军就会不战自乱，到时，数十万宋兵别说打仗，退兵恐怕都来不及。待到宋军溃退之时，诸位将军要怎么杀就怎么杀，人人都可以杀个痛快。
老将的谋略，得到了众人的赞同。梁氏便采纳了这员老将的建议，传令众将依计而行。
宋军兵分五路向西夏境内挺进，一路上，西夏的军队略为抵抗后，便向西夏的纵深后撤，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
在宋军眼里，西夏军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在夏军的心里，这是诱敌深入。两军将士各怀心事，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猫，对方是老鼠。
李宪统领熙、秦七军和吐蕃首领董毡的三万兵马，杀入西夏境内，攻占了西市新城，袭取女遮谷，收复古兰州，一路连捷，居然在开幕筑城，设置帅府。
种谔率鄜延九万三千兵，出绥德城攻占了米脂城。直逼夏州，驻军于索家坪。
王中正率河东兵攻占宥州。
高遵裕这一路，率领步兵骑兵八万七千，出庆州杀奔西夏，收复清远军。
刘昌祚这一路，领兵马五万六千，出泾原杀奔西夏，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逃往灵武。
五路军纷纷告捷，赵顼在京城得到捷报，欣喜若狂，下令李宪统领五路军，直捣夏都。
宋军将士见攻入夏境之后，一路顺风顺水，连连告捷，以为西夏不过如此，其实，他们正在朝一个死亡的陷阱里跳。
种谔从米脂城出发，攻克石堡城，驻军索家坪，直指夏州。准备粮草一到，便起兵攻打夏州。正在此时，突然接到后军来报，说押运粮草的部队遭到夏军伏击，粮草辎重全被夏军劫走。
士兵们听说粮草被劫，顿时骚动起来。大校刘归仁听说粮草被劫，心中恐惧起来，自知这个仗已没法打了，也没与种谔打招呼，带领自己的士兵逃跑了。宋军本来就军心已动，见有军撤退，以为是要撤退了，便一窝蜂地跑，种谔的命令已经失去了作用。恰在此时，又下起了漫天大雪，可怜宋军人马，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途中还遭到夏军的截杀，退回鄜延，剩下不足三万人马。
王中正从宥州出发，进军至奈王井，粮食耗尽，后面的粮道被夏军切断，无奈之下，也只得撤军，退回庆州，计点人马，冻饿死亡者接近一半。
刘昌祚率兵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向灵州败退，宋军追到灵州城下，将灵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刘昌祚命令部队向灵州城发起猛烈攻击，眼看破城在即，突然接到高遵裕停止攻城的命令。刘昌祚是高遵裕的部属，不得不服从军令，只好下令停止攻城。
原来，高遵裕在进军途中，得知刘昌祚正在攻打灵州。他担心刘昌祚攻破灵州，独建不世之功，立即传令停止攻城。一念之差，使宋军丧失了破城良机。高太后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高遵裕三天之后才赶到灵州，此时，刘昌祚军的士气已泄，高遵裕的部队长途奔驰，也是疲惫之师，而灵州城中的夏兵经过休整部署，防御更加严密，守卫更加顽强，宋军连续围攻十八天，灵州城固若金汤，宋军难越雷池一步。
正在两军酣战之时，夏军的一支人马悄然决开黄河七级渠，滔滔的黄河水，以泰山压顶之势奔向宋军。
高遵裕、刘昌祚只顾攻城，没有防到夏人这一招，顷刻间，数万宋军身陷汪洋之中，淹死过半，此时正是隆冬天气，气候奇冷，有幸没有淹死的人，因衣服被水湿透，又冻死了二万多人，侥幸逃得性命，又遭到夏军的追杀，高遵裕一路逃回庆州，刘昌祚一路逃回泾原，所剩残军，仅一万三千余人。
李宪这一路，因有收复古兰州之功，加之是他最先向朝廷报捷，赵顼命他为五路大军的总指挥，直捣夏都。
李宪领兵东上，在天都山下安下营寨，焚烧了西夏的南牟内殿，毁坏馆库，杀败夏军，进驻葫芦河。当他得知其余各路失败的消息，不敢再进，立即班师。
五路大军，全线溃败。当时有一位随军出征的官员写了一首西征诗，记录了灵州城下的惨状：
青岗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
宋夏双方战事的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五路大兵，出兵时约定到灵... -->>
1、端不平的一碗水
乌台诗案前后，赵顼并没有停止改革进程，除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进行调整、继续推行新法外，还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
宋初的官制是沿袭唐朝的旧制，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很少设置。
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宫中设置中书、枢密院，中书管朝政，枢密院管军事，称为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御史台主管纠察弹劾，
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都不设专官，由其他官员兼任。
知制诰起草对外诏书，称外制；翰林学士起草对内诏书，称内制，合称为两制。
修史由三馆负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副相任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分领三馆。
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但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这个职位，一旦获得学士职位，便成为名流。还有殿阁等官，也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但没有定员，大多由其他官员兼领虚名。
元丰三年（1080年），赵顼决定对官制进行改革，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两人负责这件事。九月，出台新的官制，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等等。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
北宋初年，朝廷官员的派系之争并不很明显。其原因在于，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在群臣当中，只要有结朋党的苗头，都会遭到惩罚，或罢官，或逐出京城。例如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欧阳修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以表示对范仲淹的支持。结果，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四人被认为是朋党，一齐被逐出京城，贬到地方去了。使得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
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朝廷的官员就分为新旧两派，或称新旧两党。
新派以王安石为首，王珪、蔡确的政治观念继承了王安石的衣钵，属于新派。
旧派是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
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旧派相同，都是主张守旧。世称胡瑗做安定先生；孙复做泰山先生，周敦颐做濂溪先生；邵雍做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程灏、程颐为道学二程。
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极不相容，打破了宋初无朋党的格局。新派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有皇帝赵顼撑腰，而且还长期占据宰相之位。因此，在气势上，新派压过了旧派，旧派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很多旧派人物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贬出京城。
赵顼改革了官制后，有意在新旧两派之间一碗水端平，适当引用被压制的旧派人物，并向新派人物王珪、蔡确表达了起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的想法。司马光目前赋闲在西京洛阳。
王珪、蔡确听赵顼说要用司马光，非常惊慌，因为司马光重新出山，势必使旧派人物得到重用，这样就会减弱新派的势力，动摇新派的政治地位。
吴充此时已经退职，王珪位居首相。他退朝之后，担心司马光出任御史大夫后会削弱新派的地位，便找蔡确商量对策。
为了阻止司马光进京，为了个人的利益，蔡确竟然不顾国家利益，想出了一个收复灵州的办法，以转移赵顼的工作重心，借以阻止司马光入朝。
赵顼欲端平一碗水，平衡新、旧两派的力量，竟然被王珪、蔡确从中捣鬼，引发了一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
2、不该发生的战争
王珪采用蔡确的建议，向朝廷推荐俞充出任庆州知州，随后，指使俞充向朝廷上平西夏的策略。好大喜功的赵顼看了俞充的奏表，果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西夏一战的问题上，无暇顾及司马光的问题。
赵顼仍然命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下令百姓养马，准备西征。
薛向认为养马会给百姓带来不便，建议取消这项政策，以致遭到御史舒亶的弹劾，被贬往颍州做了知州。冯京也请求离职了。赵顼便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熙宁四年（1081年）四月，俞充又从庆州传来消息，说西夏出现内乱，梁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国主秉常，处死了亲宋的夏将李清，夺取了西夏政权。他建议朝廷乘机出兵，攻占西夏。
赵顼认为征伐西夏的机会来了，立即诏令熙河经制李宪等人，召集陕西、河东的五路兵马，准备征伐西夏，并命鄜延副总管种谔立即进京汇报情况。
种谔是一个夸夸其谈，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熙宁初年，他曾擅自向西夏开战，点燃了宋西面的火药桶而受到朝廷的处罚。他在边廷接到诏命后，立即快马加鞭地赶往汴梁。当他得知赵顼欲西征的意图，并向他探听西夏虚实的时候，立即来了精神，认为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到了。他不假思索，口若悬河地说，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梁太后篡政后，西夏是女人当国，人心不稳，宋军一到，即可踏平西夏，活捉李秉常。言下之意，宋军征讨西夏犹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
赵顼听了种谔的奏对，更加坚定了征伐西夏的决心。他以为西夏不足畏，取西夏犹如到自家菜园摘菜一样容易。
熙宁初年，赵顼曾向老宰相富弼询问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当时曾经告诫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七年（1074年），宋、辽因边界问题出现纠纷，赵顼欲兴兵伐辽，当时太皇太后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辽国如果容易征服，太祖、太宗皇帝早就早收复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其实，太皇太后的这句话，放到现在仍然适用。可惜，赵顼将富弼与太皇太后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发动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第二天，赵顼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宣布了西征的决定。尽管遭到了孙固和吕公著的极力劝谏，仍然没有改变他西征的决定。
赵顼下达了出征命令：李宪从熙河、种谔从鄜延、高遵裕从环庆、刘昌祚从泾原、王中正从河东，兵分五路，同时向西夏进军。并诏命吐蕃首领董毡带兵一起出征。
孙固见朝廷命李宪为帅，非常吃惊，他认为李宪是个宦官，根本就不会领兵打仗，不能胜任西征军统帅之职。
“宦官不能为帅吗？”赵顼反问。
“当然不行。”孙固肯定地说“出兵打仗是军国大事，以一个阉人为帅，难道说朝中无将、中国无人吗？前线将士，能听一个阉人的命令吗？”
赵顼不耐烦地说：“这是朕的命令，谁敢不听？”
孙固见赵顼铁了心要命李宪为帅，只好不再说这件事，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五路出兵，谁统一指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人，在战场上会乱套的。”
“朕岂不知要有总帅吗？”赵顼说“只是还没人能胜任总帅之职。”
吕公著附和着说：“如此重大军事行动，当然要有一个总指挥，既然无人能胜任总指挥的职务，就不要出兵吧！”
孙固接口说：“公著所言极是，请陛下三思！”
赵顼沉着脸说：“朕意已决，你们不要多说了。”
孙固、吕公著撞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退朝之后，赵顼刚刚坐定，高太后打发人请他立即进宫，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赶进宫，见过礼之后，高太后劈头盖脸地问：“听说皇帝分兵五路征伐西夏，可有此事？”
“是！”赵顼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高太后问道：“高遵裕为其中一路的主帅？”
赵顼点点头，表示有这么回事。
“不行！”高太后断然说“这一路军马要撤回来，不然要误大事。”
赵顼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高遵裕是我的伯父，我对他的为人最清楚。”高太后说“他对朝廷的忠心无话可说，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气度太小，贪功，命他镇守边关可以，命他领兵打仗不行，不但不能建功，恐怕还要误事。”
“母后不必多虑。”赵顼说“经略使（高遵裕）在环庆威声很高，不会临阵失机！何况是五路兵马并进，他既然容不得别人战功高过他，打起仗来肯定是不甘人后，这正可以促成他争建战功。”
高太后知道赵顼个性刚愎，听不进劝告，只得说：“我可把话说前头，到时出了事，不要说母后没有提醒你。”说罢，退入后宫去了。
西夏的密探打探到宋廷分兵五路征伐西夏，立即将军情报告西夏国母。
梁氏得此情报，急忙召集众将商量防御之策。西夏众将得知宋兵来犯，个个摩拳擦掌，他们说李宪是一个宦官，不懂带兵打仗，种谔是西夏的败将，不可足勇，宋廷无将，那些带兵的人，都是酒囊饭袋，是来送死的。并说如今秋高马肥，正是打仗的好时候，都主张分兵迎敌。
有一位老将却力排众议，他主张坚壁清野，以避宋军的锐气；在灵州、夏州集聚重兵，以逸待劳；再派精兵截断宋军的粮道。这样，宋军就会不战自乱，到时，数十万宋兵别说打仗，退兵恐怕都来不及。待到宋军溃退之时，诸位将军要怎么杀就怎么杀，人人都可以杀个痛快。
老将的谋略，得到了众人的赞同。梁氏便采纳了这员老将的建议，传令众将依计而行。
宋军兵分五路向西夏境内挺进，一路上，西夏的军队略为抵抗后，便向西夏的纵深后撤，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
在宋军眼里，西夏军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在夏军的心里，这是诱敌深入。两军将士各怀心事，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猫，对方是老鼠。
李宪统领熙、秦七军和吐蕃首领董毡的三万兵马，杀入西夏境内，攻占了西市新城，袭取女遮谷，收复古兰州，一路连捷，居然在开幕筑城，设置帅府。
种谔率鄜延九万三千兵，出绥德城攻占了米脂城。直逼夏州，驻军于索家坪。
王中正率河东兵攻占宥州。
高遵裕这一路，率领步兵骑兵八万七千，出庆州杀奔西夏，收复清远军。
刘昌祚这一路，领兵马五万六千，出泾原杀奔西夏，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逃往灵武。
五路军纷纷告捷，赵顼在京城得到捷报，欣喜若狂，下令李宪统领五路军，直捣夏都。
宋军将士见攻入夏境之后，一路顺风顺水，连连告捷，以为西夏不过如此，其实，他们正在朝一个死亡的陷阱里跳。
种谔从米脂城出发，攻克石堡城，驻军索家坪，直指夏州。准备粮草一到，便起兵攻打夏州。正在此时，突然接到后军来报，说押运粮草的部队遭到夏军伏击，粮草辎重全被夏军劫走。
士兵们听说粮草被劫，顿时骚动起来。大校刘归仁听说粮草被劫，心中恐惧起来，自知这个仗已没法打了，也没与种谔打招呼，带领自己的士兵逃跑了。宋军本来就军心已动，见有军撤退，以为是要撤退了，便一窝蜂地跑，种谔的命令已经失去了作用。恰在此时，又下起了漫天大雪，可怜宋军人马，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途中还遭到夏军的截杀，退回鄜延，剩下不足三万人马。
王中正从宥州出发，进军至奈王井，粮食耗尽，后面的粮道被夏军切断，无奈之下，也只得撤军，退回庆州，计点人马，冻饿死亡者接近一半。
刘昌祚率兵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向灵州败退，宋军追到灵州城下，将灵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刘昌祚命令部队向灵州城发起猛烈攻击，眼看破城在即，突然接到高遵裕停止攻城的命令。刘昌祚是高遵裕的部属，不得不服从军令，只好下令停止攻城。
原来，高遵裕在进军途中，得知刘昌祚正在攻打灵州。他担心刘昌祚攻破灵州，独建不世之功，立即传令停止攻城。一念之差，使宋军丧失了破城良机。高太后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高遵裕三天之后才赶到灵州，此时，刘昌祚军的士气已泄，高遵裕的部队长途奔驰，也是疲惫之师，而灵州城中的夏兵经过休整部署，防御更加严密，守卫更加顽强，宋军连续围攻十八天，灵州城固若金汤，宋军难越雷池一步。
正在两军酣战之时，夏军的一支人马悄然决开黄河七级渠，滔滔的黄河水，以泰山压顶之势奔向宋军。
高遵裕、刘昌祚只顾攻城，没有防到夏人这一招，顷刻间，数万宋军身陷汪洋之中，淹死过半，此时正是隆冬天气，气候奇冷，有幸没有淹死的人，因衣服被水湿透，又冻死了二万多人，侥幸逃得性命，又遭到夏军的追杀，高遵裕一路逃回庆州，刘昌祚一路逃回泾原，所剩残军，仅一万三千余人。
李宪这一路，因有收复古兰州之功，加之是他最先向朝廷报捷，赵顼命他为五路大军的总指挥，直捣夏都。
李宪领兵东上，在天都山下安下营寨，焚烧了西夏的南牟内殿，毁坏馆库，杀败夏军，进驻葫芦河。当他得知其余各路失败的消息，不敢再进，立即班师。
五路大军，全线溃败。当时有一位随军出征的官员写了一首西征诗，记录了灵州城下的惨状：
青岗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
宋夏双方战事的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五路大兵，出兵时约定到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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